張愛玲的小說讀得少。現在《色.戒》炒得熱火朝天，也拿來讀讀。讀後有一個感覺，談出來和讀者討論。這個感覺，就是張的人性化，文學化主題對峙於政治和道德主題，引起死水微瀾。何以如此說法，我們注意到，一般評者沒有注意到的小說文後的落款："1950年"。疏於考證，不知道張先生此著在何處出版？大陸？香港？台灣？不管在哪裡出版，都涉及到各自不同的政制背景。這個背景，在大陸，當然是上海解放；在香港，是岌岌可危的大限臨近；在台灣，更是五味雜糅，本土化和中國化，日本化的交織對抗。小說既然是寫抗戰，當然不能躲過那個政治和戰爭背景。那麼，她搬動抗日時期蔣汪鬥爭之背景，有何用意?我以為是涉及和對比一個更新的背景，就是上海解放。這個背景和那個背景的對照，當時讀者，定會產生感受，除去那些較為木然的讀者。她為什麼要建設這個背景和背景的無意識對比，在於她試圖超越"政治正確說"，回歸到我們所言之文學主旨和人性分解。這個人性分解的文本，一如很多在我們看來訴諸人性無解之主題的，古往今來的文學作品；這些或者那些作品，人們耳熟能詳，卻很少訴諸一個政治正確說，以結其果。近說，如，有人提到之蘇俄電影《第四十一個》，《一個人的遭遇》；遠一點的歐美著作，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馬斯.曼的著作，他們在小說里醜化和抨擊了自由主義者（《卡拉馬卓夫兄弟》，《魔山》）；現代文本里，主張沒有政治正確的文本很多。帕默克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就企圖顛覆西方文明的藝術觀而恢復和拯救阿拉伯文化和藝術觀，且涉及到他對人性定位，以排除西方個人主義。他在咀嚼阿拉伯文明的衰落和復興之間，用盡了腦筋，並不呈現西方文明和文本一貫正確說。張氏文本的此類顯示，當然不很明顯，單一。她的文本，其實，起到了一種質疑背景政治的作用。這個作用，隱含很深。這個作用，又是什麼呢？我以為，就是她對於中國政治時代的厭惡和躲避。

中國在1950年發生一些什麼事情，無需贅言。退一步說，如果按照當時萬眾歸心於黨文化，這個現象而言，張氏，本來當然要寫這個背景後面的細節，如，《秧歌》。那裡直接呈現了土改的一節節，一幕幕——她可以反對之，絕不擁護之。但是，張對此沒有很多興趣。這個無趣之表現，在此文本中，就是運用另外一種背景，來影射之。於是，50年的背景，錯動到抗日時期。抗日時期的背景，是不是也有一個"正確說"呢？當然有。這個正確說，我們知道，有國防文學和大眾文學以及其他文學之爭，但是，抗日一說，不可更動，否則就是漢奸文學——但是，張氏偏偏要介入汪偽政權，且以犧牲一個花齡少女，作為對於抗日英雄類的比照——這個用心很尖刻，很複雜；有人說，這當然是在以個人角度，圓場或者反思其個人經歷和愛情，其中牽涉到胡蘭成。這個解釋，已經介入到私人成分，我們後面細說之。我們的意思是，在張氏文本呈現汪精衛時代背景的時候，作為文學家和著名文學家的張，她是秉承政治文學分解和解構說，以達到她的文學智性和政治反諷。她的主導依據，就是我們所言之區隔政治文學的主旨，以司其道。這個道，又是什麼呢？就是政治，文學的分道揚鑣。

我們認為，文學之道，是訴諸終極人性和人性之悖論的，也就是說，文學主旨，並不會因為某種政治建構，而消除人性之永恆悲劇；而政治之道，則要求在最大的範圍內，消除人為悲劇和制度悲劇，政治變革或可消除此類悲劇——也就是說，悲劇和悲劇，是不一樣的。中國近代歷史上，俄國和法國革命中發生的，都不是人性永恆的悲劇，而是可以啟動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而消滅之的悲劇——文學悲劇，則不同，他不會因為某種政治制度的建立而消除——這就是我們所言之文學訴諸人性終極悲劇的原因。這個悲劇與世皆存，幾乎是永恆的悲劇。這個悲劇，在張氏和很多卓越文學家文本里，有所展現。張氏文本，就此展開的文學邏輯，是不是非常有說服力，也許見仁見智，但是，起碼，她對此有所意識，是沒有問題的。

換言之，張氏展開的政治背景，也許是非常必要的，也許是非常不必要的；一如有評論指出，其中王小姐，似乎也是可以轉換政治背景的，她可以成為汪甚至毛的特務——這是張氏邏輯的廣延發展嗎？她是否依然可以成立？我們並無把握；但是，我們可以把握的是，張氏小說企圖說明和狀寫的情節，傾向和風格，無論她是不是苟簡和留白，總之，她是顯示文本空間的大手筆，大寫意者。如果她狀寫易，王二人，且進入帕默克所謂西方客觀主義，他們的背景準確性，反倒會變得岌岌可危和缺乏說服力哩！因為，如果她和他的獸性和人性交織過程，被細節描述和剖析；如果易的殘忍和虛偽，像俄國寫實主義小說一樣，不被刪節和省略；如果，不管王氏是經過訓練，還是沒有經過訓練，她的人性素質，被老陀或者契克夫或者莫泊桑一樣深析，幾乎所有細節，就要坍塌和崩潰了。此文本細節描述所在，僅僅是麻將桌，女人服侍和企圖槍殺易奸的那家首飾店，而且，確實也顯得惜墨如金。正像一些評者所言，如果汪精衛政權的種種顯形，種種惡跡，被鋪排在易奸身上，王氏之陰道之路，將會閉塞；如果易對面有某種政治正確的人物，比如《青春之歌》裡的共黨英雄，國軍英雄等，易奸男性美，也會輕易破碎——按照當時的主流社會和青年取向，張氏塑造的王氏，並無正面意義——而潛在反對"正面"和進步甚至愛國異議的，正好是張氏所極度厭惡和躲閃的政治，1950年？故此，她矯枉過正地拿出一個漢奸男子美，來懾服一個國民黨特務小女子，且全然不顧蔣介石正面抗日的理據和現實——其寫作目的，自然不是為了證明汪精衛之正確，而是抵抗共產黨意識形態正確說和泛意識形態正確說。由此及彼，以避開炮製很多黨文化和愛國主義文學垃圾。

這是我們參透，或者尚未參透之張氏謀篇布局的、非意識形態文學構思所在。這個看法，當然可以討論。但是，有一點是顯見的——凡是愛情小說或者悲劇文本，所有這些結構的延續和發展，勢必配合所謂時代和背景。凡此種種，在無數次宗教衝突，種族衝突，階級衝突，國家衝突，集團衝突中，像是羅米歐和朱麗葉式結構的文本，不勝枚舉；文學情節的構思，如果說是一種0度寫作，即無法逃脫背景因素帶來的文本邏輯——而這個邏輯，其實就是上述各種背景中，政黨派系和宗族集團的衝突，在人性和個人層面的反射；如果我們認可張氏小說也是這樣的文本，那麼，這個文本，幾乎就是全無意義的——但是，文學分析和人物分析，有他超越背景和時代的一面，而變成時代和背景與之脫離的獨立存在——這時候，不管是貝多芬，還是倫伯朗，都會成為某種超然入聖的所在——而且，這個超然，即便經過瑪格麗特或者艾舍爾的反諷和德理達和福科的解構/結構，其個性存在，依然是不無可能的，甚至成為純個性化對象——當我們欣賞音樂和繪畫，悲劇和小說的時候，接受美學帶來的某種審美，可以超越時代，化為私人之物。我們在這個層面上關照張氏，就不會因為她的殊於一般文本而感到不滿足。於是，就像易奸和王氏一樣，我們也可以容納一種看不見的道德訴求。這個訴求，完全是每個讀者自做主張的那種標準。我們說，張氏"政治不正確"，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道德層面和性愛層面

其實，排除政治層面的文學層面，往往就是道德和人性層面，只是如何估量這個道德尺度作用於情愛和性愛之上。其間的關係，往往是歷史和道德之審美標準的交織和糾纏，當然包含政治標準。近代以來，反對道德主義，成為西方人新道德和反道德訴求的歷史之時髦。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道德。這個道德存在和不存在論，逐漸演化成為對於舊時道德方式和範式的反抗。這個反抗，帶來革命道德和對於道德本身的顛覆；例如，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之區隔，主要表現在他們的革命和保守，道德的守舊和道德的革命——以後又是復辟。我們不便贅呈這樣的歷史表述。張氏小說的道德訴求，或者說反道德訴求，雖然無法附和西方革命背景，但是，她對於中國革命帶來的道德滑坡，卻不可能不了解，必為感同身受。她的小說《色.戒》，恰好是對革命和愛國道德的反播和抗爭，用她自身的感情糾葛和小說人物的幻化，推演出來一本反抗道德的非意識形態文本。此文本中，她通過現在人們已經耳熟能詳的著名句子得到宣泄："陰道"論；"權利"論（"權勢是一種春藥"），"茶壺"論；等等。

在意識形態大腦指揮和左右人們行為的時候，人們的身體和精神，已經本末倒置，因為他們沒有發現一種確實"正確"的思索方式。張氏不可能對此毫無感受，相反，她肯定有着很多很強的感受。於是，在摘除了抗日正確說以後，其人性訴求，就轉變成為對於人性感情的非道德性愛說。這個性愛說，又是以這樣不可思議的方式表達出來。這裡，我們認為，她首先去除的，是接近道德的愛情並將這個很是承重的大詞幻化為一種舉重若輕的把戲。王氏說，她知道了"他是愛我的……"；易奸說，"她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那麼，王氏想法經得起常識考驗嗎？僅僅一枚戒指，就確信了愛情之存在嗎？對此，無論如何簡筆抒之，留有餘地，也感其艱巨，難堪。但是，小說作者和很多讀者，卻完全信服這樣的"點睛之筆"，從而認定王氏已然墮入情網。這個細節，也許可以被顛覆，但是，張氏這種迴避當時流行的革命道德論之反抗姿態，在今天，還是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得到很多讀者的信任和信服。究其原因，就是他們的道德破產觀和張氏面對上海易幟，革命戰勝道德，以及用革命道德代替道德本身，這樣一種歷史荒誕的反射和阻抗——這個反對式，用在小說里，就是張氏用來解構愛國道德，任聽本能主義，摘除正統假面；雖是用心良苦，而且含混不清，卻是故意為之的一種伎倆。這個伎倆，卻在中外文學史上比比皆是。只是我們要說，本能主義和自然主義，可以用於某種反抗當中，但是，他的得體運用還是要附和某種潮流——就連《尤利西斯》，也要考量愛爾蘭人的某種正統之愛國主義和反對英國的潮流——用思想指揮本能，本是歷史上很多作家和思想者的慣用武器；完全摒除正確思想，往往導致的不是思想除蔽而是思想的重新作祟。有時候，當強勢的政治勢力，迫使人們無法使用大腦的時候，當性愛在某種程度上解構了思想正統的時候，當浪漫主義——像白璧德和阿諾德一樣批判的——超越了人性的道德底線和實用把握的時候，赤裸裸的情色勢，必成為那個時代文字訴求的手段甚至目的。這個周而復始的過程，出現在半個世紀以前的張氏小說里——現在，又出現在李安順乎商業的情色轉調之上——而那些本來在小說里非常隱蔽和含蓄的所在，被惡意膨脹起來，已經完全誘惑化，意淫化；這裡，根本沒有顧及張氏本人不願意如此赤裸於茲的種種考量。小說里，她寧願對此保持優雅的距離，而不是要展覽陰道。這個展覽會圖畫，我們只能認為，是電影的某種爛俗化和商業化。

在"權利"是不是"春藥"這個問題上，回復，應該是非常簡單的。設想希特勒的愛娃，毛氏的情人——其實，是性人，性工具——難道缺少對於權利的傾慕和瘋癲嗎？反而觀之，希特勒和毛氏，是不是因此而獲得了他們的魅力而摘除了女人的所有防禦和甄別了呢？稍有常識者，自然不會如此做答。陰道主義和"操我"一類寡廉鮮恥的女性變型自白，究竟是一種無可如何，還是一種什麼審美變異，筆者不甚了了。但是，當權利和性相系而在的時候，我們看到，她已經違反了古往今來、一切道德文章和榜樣文本的慣常範本。所有超越階層和階級，甚至皇室和平民之間的愛情故事，宣揚的，是一種權利之解構而非權利是春藥——這樣的觀念，人們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在這個課題上，張氏究竟要如何說話和塑造人物為其（她和胡蘭成）辯解，我就完全不能了解了。

也許，張氏和我們在毛氏旗幟下成長過來的一代人，迄今隔閡依舊。在理論上，權利本來就等同於政治腐敗和宣傳的強勢，但是，在小說文本上，她怎麼可以宣布權利等於春藥呢？這並不是人性或者性愛的泛反抗存在。其實，這個陰道主義和鑽戒、和男性美、和胡蘭成的才華等等，都是建築在本能主義立場上的。我理解這個主義及其與自然主義的接近甚至接軌，但是，排除一切大的背景說，我們依然很難在細微末節上，看到這個項目勢必成立的理據。一般而言，無法無天，是歷史上莎樂美主義的翻版；要殺死施洗約翰，和摩西之不許殺人，背道而馳——她們訴求的，是完全的、真正的反道德、反正統主義，而不是傾慕權利意識（當然，莎樂美利用了權利，她以性格抬高了女性的權利：身體，舞蹈和咒語——而王小姐，卻是屈服於權利和易奸之人，被權利屈辱了性別；和莎樂美剛剛相反）。這個權利意識的無解，在我看來，正好和張氏小說的反道德論，背道而馳——如果可以說她訴諸反道德。有一點可以理解，張氏本人，無論是對於共黨易幟，還是漢奸上台，都得出一個女性遭殃的說法，且貢獻身體力行的經驗——在此意義上，我們就會轉換對於那句"權利就是春藥"說法的含義。這當然也就是張氏小說帶來的獨到魅力。她的所帶含蓄的文本，卻要和她驚世駭俗的語出驚人，赤裸相系，其中鬱悶和發泄同在，不滿和反抗共存，只是，她的反抗，給人很多犬儒和抗爭共構的疑惑和不解。然而，張氏小說的總體效果，還是可以啟動人們的思索。我們不知道是否一如別林斯基所言，評家言論，往往為作家所不覺——我們所道之政治和文學，道德和性愛層面，究竟是不是張氏隱約感到的課題，還是她僅僅是一個性情中人，並不了解如此眾多的思維贅物，只要乾淨一個文本，就好。問題是，究竟是我們帶了緊箍咒，還是張氏滑入了自戕和自虐，亦不好說也！

瘋癲與懲戒

《色.戒》無疑包含了福科所謂"瘋癲與懲戒"的中國內涵。色，就是瘋癲；這個瘋癲，不是來自精神失常，抑或有意或者無意間尋求的終極體驗，而是涉及到世界上整體理性和非理性，無理性之間的博弈。這個價值取向的是非，迄今並無結論。理性像是非理性一禍害人類而迄今不絕。根據這個傾向，人們往往抬出詩歌和藝術，以醫治所謂的泛理性主義和泛科學主義。在此意義上說，懲戒方，是理性，權勢和正統；瘋癲方，則一直在野，處於邊緣狀態，成為懲戒對象。這就是福科主義的要旨。但是，這個終極體驗的呈現，卻還是以變形的方式，出現在小說文本和人物角色里。因為王小姐和易奸，都是某種瘋癲和懲戒，色與戒的主觀追求者。易奸，最終代表了懲戒方，而王小姐成為被懲戒方，也就是瘋癲為之最終付出代價方。這個理據很是不讓人舒服。他們的色慾固然不同，卻也分別在不同的主觀間性中得到彰現。一個，是善良者的失身，一個，是政客的操弄。這種寫作方式，給出張氏文本不便說明的某種理據，也許，也是她自身身世的一種寫照和回憶，自道和醒悟。她的省悟方式，不是無跡可尋，而是有跡可查；她整體的小說構思，布局，傾向，已經將此意志合盤托出，卻依然不為人察，不為人鑒。很多評述不搭邊際，自相矛盾，沒有把握住張氏小說謀篇布局的深刻用心。這個用心，究竟又是如何？我們通篇觀察，她的人物塑造和情節取捨，即可得出一二。小說從麻將桌子開始寫起，其中，且涉及關於女人戒石和服侍等的描寫；最後，在結尾處，這張桌子和女人們重新出現，只是缺少了一個王氏。這個安排看似簡單，其實個中深意已在。小說發展線索，在刺殺場地出現的一系列進行時，往往帶出情節和邏輯的交代，是全篇進入懸念而不可苟簡之處；以後，王氏放人和再以後的易姦殺人，都是簡單筆墨，交代一下，並不鋪敘。我們看到，關於陰道主義和茶壺主義等等居間話語，都是張氏為了交代王氏思維而做出的溫火狀述，並無要發揚光大之須。最後，在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中，讀者看到，王氏已除，天下歸安，牌照打，戲猶唱，易奸，好像趕走了一隻蒼蠅般無情動。這是什麼布局？

我們說過，如果按照一種類似西方均衡主義小說的謀篇布局，此文本看來幾乎無法成立；像一些評論所言，如果均衡到小說給出易奸一些真實殺戮之寫照，很多陰道主義和性愛都會付之東流，根本無法拱上檯面。但是，出於角色和情節的瘋癲和懲戒之慮，之察，張氏只好將此結構如此建構和如此處理。她至少把握住一個冷酷的現實——也許是對她本人，哀莫大於心死的生活和觀念坦白——易奸，自始至終，在小說文本里，在人物角色的邏輯構成里，都成為一個生殺自如，來去無礙的男性和權勢世界中人——也許，也是那個時代，某種"權利春藥"的掌握者，衣冠禽獸的真面揭示。他的存在，不單單可以以其正統或者掌控的權利，把女人玩弄於鼓掌之上，還可以同樣操控某種政治層面和民族層面的生殺予奪之權——這個權勢的解讀，可以是汪偽政權，也可以是蔣政權，也可以是毛政權——這個哀莫大於心死，是非常深刻而廣泛的悲觀主義甚至是宿命主義。如果參出這個玄機，此小說文本的魔力和魅力，盡可迸射而出。這裡無須平衡布局，相反，如果使用平均布局，使用背景或者人物，場景，性格和對話，以期展現整體，小說家懸念和玄念的移用，將會因為整體展現而自動塌陷。反倒是，如果張氏不這樣寫，她的言外意圖，將有所所展現，且完成她本人對於易奸或者胡蘭成的深度厭惡。這裡，王小姐的身份，同樣完成為一個易奸掌控局勢，要挾天下的輔助人性構成。這樣的構成對於張氏，也許是極為痛心的安排，但是，由於各種可以言表或者不可以言表的感情和思索，她只能以這樣一種深文周納，不落聲色之剪裁達到心機。其意，盡在文本言說之外。這個小說布局，是她用來詛咒胡蘭成的悲苦用心。上述幾種背景之存在，有、無交織，對、錯交織，人、獸交織，成就為一種罕見的文本留白方式。其間，她訴諸的道德剝離，語系斷裂，背景取捨，性格走勢，愛情和性愛，無恥和成功，比比反襯了她對於邪惡的斥責和鞭撻，造就一個活脫脫張愛玲方式和張愛玲現象。如此等等，都是天才張愛玲深刻掌握的胸中成竹，府中城池和情中思索。她不是不懂1950年，不是不懂1940年代，或者更早時代那些政治背景，含，上海或者香港的萬人萬象。她作為一個觀察者和寫作者，居然以一種沉默的方式，把這個短篇的言外之意，傳達到很深，很遠。這是她的天才顯示。於是，我們說，我們看重此文本之整體效果的驚心動魄之處。這個魄力，呈現在小說高妙的結構和取捨藝術中。

那麼，張氏小說有無不為人道的某種矛盾和隱蔽、隱私之處呢？這樣的矛盾比比皆是。如果按照藝術構思而言，張氏可能在細節上，故意違反邏輯一致的要求，抬出很多驚世駭俗之言，造成一種反叛效應——但是，這樣的效應，恰恰和她的反叛世界觀，形成深刻齟齬和矛盾。"春藥"說，就是。還有，好像是辜宏銘提出的"茶壺"說，也是。戲謔而言，如果張氏是站在汪精衛立場上，他的政治正確缺失，就是理所當然。但是，這個叛逆之王氏，僅僅對於易奸要送她的一枚鑽戒，就出賣黨性，這個事情，是沒有普遍性的。反之，如果王氏根本就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愛國主義，她自當線人的潛伏狀態，也根本無法成立——抑或像是好萊塢電影，普遍狀寫的妓女政治和政治妓女那樣，惟利是圖，惟色是圖，那也就沒有什麼好說。我們現在常說的《竊聽者》之道德發現，可以和此文本反向對比。在小說里，王氏像是沒有經過任何訓練的性情中人，這個塑造，違背常理，難於成立。人們搬出一打理由，來論證性愛的遮蔽效應，說，性愛本身就是高於家、國和政權的；美人計的歷史，就一直以來存乎於歷史上；但是，常識說，特務們和妓女們的道同之處，就是他們已經充分完成了非人化的過程，即便有良心發現，也很快就會枉道從勢。於是，剛剛說過，張氏除去造就她的易奸角色以外，也許不自覺地，也要為王氏——有人說是她自己——來說幾句話；不然，這個胡蘭成情節壓在她身上，化之不開，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