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芦笛

一、 “亡国三段论”

在2000年台海危机中，我在《多维新闻网》发表了《化干戈为玉帛》一文，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平等的加盟共和国联合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九点方案。提出这个主张，是想寻找用和平与理性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探索一种介乎美国和英联邦的模式，即让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既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又结成一个共存共荣、不可分离的实体。为此，两国将没有退出联邦的自由，但也不得互相损害。这个方案照顾了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不要求中共立即还政于民，也照顾了台湾渴求与大陆平等的心理，没有对台湾的实际利益造成任何损害。如果中共真的以民族利益为种，应该说这是一种解开死结的办法。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普遍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们指出，这个方案是“两个中国”的翻版。此话不错，但两个中国已是既成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坚持没有现实可能的“一个中国”政策，使用文攻武吓，只会逼上梁山，最终弄出个“一中一台”来。自“一国两制”提出以来，中共已经这么干了二十多年，干出了个李登辉，干出了个陈水扁，越干台湾离大陆越远。如果再不迷途知返，继续袭用老谱，莫非当真要不见棺材不掉泪，要干到“台湾共和国”真的成立那一天？实行“一个联邦下的两个中国”，无论是和现状相比，还是和辛大战略家的“打烂了重建”的前景相比，岂不是一大进步？何况这个方案还为将来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美国或瑞士式的联邦政府铺平了道路。

反对者们也正确地指出，实行这个方案会引起香港、澳门、西藏、新疆、内蒙的效尤，最终导致“七个中国”的出现。自李登辉提出“七个中国”说，凡大陆人无不切齿衔骨，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其实我倒觉得，李登辉此说，其实是给我们国家结构的良性演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组成，无非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瑞士式的联邦，由讲四种语言的不同民族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国家；一种是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苏联帝国等。到过西方的人都知道，所谓帝国（empire），并不一定有个皇帝作国家元首，它指的是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近代法国一直是共和国，但我们仍会常常看到“法兰西帝国”这个词，它指的是法国本部及海外殖民地的总和。帝国一般由某个强势民族用武力征服多个使用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地区后建成并用武力维持。世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只有联邦才能长治久安，而帝国无论怎样盛极一时，迟早都要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帝国主义已成昨日黄花时的、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因此她的最终解体也就是必然的。

正视现实的人都得承认，新疆、西藏、内蒙地区，在历史、语言、文化、生活制度、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与汉族居住区域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和共同点。秦朝在北韩和北越就已设郡（相当于省）。这两个国家在以后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或作藩属，或处于直接统治下，完全被汉文明同化，接受了孔孟之道，使用同样文字，建立了包括开科取士在内的与中国一模一样的政治制度，甚至使用中国姓氏和地名。但最后它们还是独立出去了。新疆、西藏、内蒙人民对中华文明的认同程度，比起日本来还远远不如。在毫无共同文化背景提供民族内聚力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会永远心甘情愿地跟我们呆在一起？连同文同种的台湾弟兄都还要闹分家，何况那些“非我族类”的“蛮子”？

如果说台湾之于大陆犹如澳大利亚之于英国，新疆、内蒙、西藏就如同当年大英帝国中的印度、缅甸。所不同的只是英国人没有在缅甸造过中共那样的孽。他们没有废除人家的宗教，没有捣毁人家的神庙，没有烧掉人家的经书，没有剥夺人家的私产，没有强迫人家放弃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没有“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强迫喇嘛还俗、回民养猪，更没有“镇暴平叛”，杀得血流漂杵。罄南山之竹，写不尽中共作的孽；倾东海之波，洗不去汉族的耻辱！

上面这些话，我写在《要帝国，还是要联邦》一文里。此文一出，又是群情汹汹，众口嘈嘈。老芦但听得一片叫骂，却没有见到任何迹象表明咒骂者们看懂了我的文章。为此，我写了《“党同伐异”论》第一稿，用演绎法的“三段论”将我的意思清晰醒目地总结于下：

大前提：一切帝国都要崩溃解体，
小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帝国，
结论：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迟早要解体。

并说：“要批驳老芦，就得或者否定我的大前提，或者推翻我的小前提。也就是或证明帝国可以万年不老，或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由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这才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应该作的事。”

二、反驳

这个“亡国三段论”挂出去请天下人痛驳，至今已经快有两年之久。说来可叹的是，大多数讨伐者们似乎只证明了自己的爱国热情有多高，水平就有多低。他们的反应大致说来有四种：

第一类是与那三段论毫无关系，专门针对本人的各式各样噪音和恶毒咒骂。文明者说老芦是玩票的外行，没资格就此专门问题发言；说老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一无所知；说老芦是本行的“二把刀”；说老芦“偏激”。不文明的就什么好听的都骂了出来，使用国骂来代替标点符号，以增强说服力。

最有趣的是一位文明网友，他在公共论坛上苦苦逼我承认是“台独”、“疆独”、“藏独”分子，似乎我一旦低头认罪，认下这几顶帽子，那“亡国三段论”也就立刻不攻自破，冰消瓦解。我知道那位先生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脑袋封闭得太久，消受不了我这种“骇人听闻的常识”。面对他的苦苦追逼，出于同情，我有几次都想回答“是的！我就是X 独分子！”好让他大获全胜而归。

第二种倒是针对著老芦的观点而来的，否认中国是帝国，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得比美国还好。可惜这些网友忽略了我指出的“解放”后我党在民族地区造的孽。有意思的是，没几天一位蒙族网友就在《多维网》上发表文章怒斥汉族，鼓吹“蒙独”。我当然不赞成他文中流露出来的对汉族的仇恨与鄙视。但有这种情绪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我党民族政策的伟大成果。敝人孤陋寡闻，不知道美国的黑人是否也如此“偏激”，准备分家出去另过。

说句公道话，共产党人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老毛的名言是：“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他们眼中只有阶级，没有民族，执政后也没有奉行民族歧视的政策。少数民族受过的罪，汉族也同样受过。但正如俗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汉族再受罪也不会想分家。少数民族跟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文化背景，人家本来就难得认同你是一家人，何况受尽你的糟害？人家又怎管你中共是不是代表整个汉族，人家只知道汉人来了就过上了祖祖辈辈没过过的好日子。

更严重的是，汉族一般来说只有迷信，没有宗教意识。你毁了内地的寺庙，关了内地的和尚不要紧，咱们顶多找不到一个求子求“888 ”的受贿机构。可你在佛国、伊斯兰国这么干，就比掘了汉人的祖坟还让人痛恨。何况还有“平叛”、“内人党”那些几十年也无法消弭的民族创伤！根据《华夏文摘》上有关“内人党”冤案的回忆录，共干们向牧民们逼供时竟大叫：“讲人话！（按：指汉话）不许讲牲口话！（按：指蒙古话）”为了当年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仇恨帝国主义到今天。将心比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指望少数民族弟兄来拥抱咱们？

第三种反应是默认中国是帝国，但认为那是应该的，因为少数民族的文明落后，必须由汉族领导。而且认为我们有百万雄师驻在那里，少数民族造不了反。对此说法，我只想指出两条事实：论文明的差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恐怕没有英国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大；论煌煌武功，我们恐怕连前苏联的一个小脚趾都比不上。这两个帝国如今在哪儿呢？时至21世纪，我们中间竟然还有人效法当年欺负咱们的英国殖民者，恬不知耻地宣称汉族文明比少数民族的“优越”、“先进”。倘若这也算个道理，中国有什么资格收回香港？难道我们的文明比人家先进？

第四种反应是认为老芦建立联邦的建议是速祸之道，只能导致中国解体，陷入内战。虽然此论仍然毫未批驳我的基本观点，好歹也算是一种批驳。不过，如果我那个三段论成立，国家解体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我们可以作的，只能是努力化解民族仇恨，将帝国和平过渡为民主的联邦，避免将来中共突然垮台后造成政治真空，触发前南斯拉夫那样的民族间的大屠杀。

直到最近《海纳百川》网成立，为网友们提供了一个理性讨论的园地，我才见到了一些水平较高的质疑，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类网友说，古代中国也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但一个朝代动辄延续几百年，可见我“凡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都要崩解”的说法不能成立。

第二类网友说，“亡国三段论”不错，但忽略了时间坐标。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延续几百年，我们现在何必操这个心？

第三类网友同意我那个三段论，但认为我以联邦取代帝国的主张是自杀，只能加速中国解体。与上面第四种反驳的提出者不同的是，这类网友建议咱们应趁帝国还没垮，赶快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使当地民族在当地也变成少数。这样，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汉族地区，多民族的帝国也就成了单一民族的国家。

和过去那些毫不讲理的辱骂不同，这些质疑都是理性的，全都瞄准了本人的观点而不是堕落到去潜心研究论敌的人品，还要为提出“人品第一”的政治审稿标准而沾沾自喜。能和这样的读者心平气和地讨论，是老芦的荣幸。要答覆这些质疑，就得从那个“亡国三段论”的出发点说起。

三、“王道”与“霸道”

上面所说的第一类网友提出来的疑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确，古代中国确实是以暴力建成的多民族国家，但动辄就延续几百年，直到人口严重超载或外敌入侵倾覆了它为止。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古代中国统治术的设计，反映了老祖宗的聪明。儒家在汉代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不是偶然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使用法家主张的严刑竣法治国，企图用暴力维持一个历万世而不朽的伟大帝国，结果二世而亡，成了历史上历时最短的朝代。这个教训一直为后来的统治者记取。此后他们采用的治国之道，便是汉武帝说的“霸、王道杂用之”，亦即文武两手。文的一手（亦即“王道”），是用孔孟之道去给子民洗脑，把每个人的“反抗基因”阉割了，变成只知服从权威的俯首贴耳的奴才。这就是所谓的“教化”；武的一手（亦即“霸道”）即用武力镇压去慑服反抗者。它只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一般只在王道失灵时才使出来。这就是“崇文”与“宣武”的真实涵义。因此，秦朝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确是用暴力建成的，但并不纯粹靠暴力维持，主要还是靠“德治”，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服人。

必须承认，对统治者而言，这是一个伟大发明。除了近现代的苏联帝国，外国的帝国建立者们似乎从来也就没想出这聪明的一手，以此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而苏式共产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空前成功，在我看来也主要是靠这个中国特色。老祖宗发明的王道，在毛时代变成了“思想改造”和“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三忠于四无限”，而霸道则成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手被伟大领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那时的中国也的确成了“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空前团结的多民族国家。

这里面的道理是一目了然的：光动用武力恐吓镇慑，当然行之有效，然而正如伟大领袖指出的：“压服只能压而不服”，以力服人只能让人口服心不服。被镇压恐吓者虽然一时不敢起来反抗，但怨气无从宣泄，仇恨便只会越积越深。等到中央权威削弱之日，便是变生大泽乡之时。如果人民反抗造成全国大乱或是极度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边隅地区就一定会趁机独立出去。直到一个新生的强有力中央政府形成，再用武力去把那些失去了的地域抢回来。从历史上来看，这就是反复在中国发生的事：在历史上，越南和朝鲜就曾为中国多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因此，为了维持帝国，推行“教化”就不能不是第一位的大事，而这就要求高度的民族融合，让少数民族汉化，起码得“化”到能懂汉语，可以接受“再教育”的程度。老祖宗们确实也在中国腹地做到了这一点。从种族的角度上来说，所谓汉族完全是个大杂烩。“五胡乱华”不必说，就连中东来的白人甚至犹太人也让咱们“化”在那酱缸里了。英国人呤利曾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观察到中国人在外貌上的歧异，并指出李秀成的面孔看上去颇像白人。

但“化胡”的前提是让他们和腹地的汉人拥挤地生活在一起，而这对北部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纵观历史，清朝以前，老祖宗们从来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反倒不时被北方的勇猛凶悍的蛮子打得头破血流，只是在对付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比较成功。因为那些地方汉族稀少，无法推行有效“教化”，老祖宗们便想出了类似西方今日联邦的政治设计。看过《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的读者想来都记得，诸葛亮征服南蛮后，文武百官曾就如何治理云南辩论过。诸葛亮最后决定朝廷不设官，作出的论证大概可以算是最早的联邦制合理性论证的经典范例。此后一直有所谓“流”与“土”两种政策之争。所谓“流”，就是由朝廷派官，像内地一样地实行统治；而所谓“土”，就是让当地的土司去统治，中央政府不加干涉，只要求该地区名义上接受朝廷的君临（reign, not rule）就行。

尽管如此，从大体而言，古代中国基本上只是一个汉族国家，直到我大清入主中原，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大清统治者的高明，是突破了以孔孟之道作为唯一“教化”方式的既定框框，把这“教化”推广到“旁门左道”上去。不管白猫黑猫，能让老百姓安分守己的就是好猫。于是大清便在实际上成了一个一国多制的联邦：蒙古由当地王公统治，西藏由活佛统治，真正实行“流”、由朝廷命官治理的只有汉族地区。除了新疆的回部一直是个问题，每个民族基本上都能崇拜自己想崇拜的东西：汉族有孔孟之道，蒙藏有藏传佛教，而大清皇帝为了维持民族和睦，所有这些教都信。于是汉族官员统统成了天子门生，而蒙藏的活佛们也在北京备受礼遇。北京的雍和宫不必说，就连承德也有个“外八庙”。这种气度恢宏的大手笔，也只有不受愚昧虚骄的大汉族主义影响的少数民族皇帝才能施展出来。清朝之所以是中国疆土最辽阔的时代，也是民族政策最成功的时代，我看和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这一点分不开。有趣的是，“汉家制度，霸、王道杂用之”本是汉人的发明，却在“蛮子”的手上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

可惜，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统治方式的实施前提，是国家必须是一个封闭系统，不受系统外的“王道”或“霸道”影响，才能去推广全民洗脑的“教化”或“思想改造”。大清统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中国当时在地理上的孤立，而毛泽东的空前而短暂的成功，也正是因为他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密封罐头。等到国门一开，这一套就再也行不通了，官方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思想化作了一钱不值的蛛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教材”，何以“化胡”？而如果“化”不了“胡”，“王道”那手没有了，就只剩下了以力服人的“霸道”，如此而能长治久安，岂非痴人说梦？

后毛时代的统治者们想出来的弥补办法更使形势雪上加霜。他们用所谓“民族主义”取代毛思想，用谁也没见过的黄帝的照片，悄悄地换下了天安门上的主席像。这么做确实能唤起汉族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刺激出他们对政府一时的效忠之情。可惜，这所谓“民族主义”也者，其实是“汉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中让汉族同胞血液沸腾的“民族骄傲”，根本就打不动少数民族的心──人家跟你那四大发明有何相干？知道张衡、祖冲之姓甚名谁？

不仅如此，这“民族主义”宣传反倒对他们施加了强大的离心排斥力。毛泽东思想能“化胡”，是因为它只讲“阶级”，不讲民族，所以放之各族而有效。可这“民族主义”的强调重点恰好是“民族”，等于是鼓吹“汉族优越”论。在一个重组的大家庭里，作家长的如果只吹亲生儿女怎么怎么了不起，非亲生的儿女心里好受吗？

更严重的是，这“民族主义”思潮，使许多汉人变成了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不将少数民族视为“亚人类”，起码也要把人家看成是二等公民。这种种族歧视态度，日后必将遭到惨酷报应。不幸的是，这报应不会落在那些远在内地甚至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者头上，而只会落在千千万万边疆汉族人民的头上。

于是，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唯一手段，便只剩下了两手：武力威吓和金钱收买。我党现在的民族政策，就是一面以铁腕镇压少数民族骚乱，一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倾倒金钱，想通过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来赢得他们的欢心。这种作法在西藏特别明显，全国哪个省接受的中央财政资助也没有那儿的多。但如果这能奏效，老美也不会被人家从越南和伊朗赶出去了。论钱包的容量和出手的大方，有史以来还没谁能和那个金元帝国比。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金钱只能买来仇恨。当初咱们举全国之力，如孝敬父母似的赡养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最后却买来了对方的刻骨仇恨。

四、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外危机是何等严重。外部危机是“民族自决”的文明世界共识已经越来越普及，而中国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封闭系统，“境外敌对势力”如达赖集团特别是中东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声音再也无法隔断。总之，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时代，强大的帝国崩解于旦夕之间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简直就成了一种时代潮流，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分崩离析就是证明。这种时代潮流，构成了帝国覆灭的“国际大气候”。

比起外部危机来，更严重的是内部危机。这首先是意识形态危机，它导致各民族失去了原来由官方意识形态提供的粘结力。其次是国家潜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诸如土地和资源再也无法承受的人口压力、国有经济垮杆、下岗工人已逾千万、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而形成“盲流”大军、官僚机构的极度腐败引起的民怨沸腾……。总之，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无处不显示出王朝末年的一切迹象。一旦战争、大饥荒、严重经济危机等危及中央政权生存的事件爆发，民族间积下的血海深仇就要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而无辜的广大汉族人民，特别是居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那些人，就得为中共偿债，变成任人屠宰的羔羊。

因此，那种“帝国能长期延续下去”的乐观估计，我认为并不符合实际国情。就算帝国能撑过我们这辈子去，那积累下来的报应只会更惨。我们总不能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样，“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总得为子孙后代想想吧？

那么我们能不能按某些网友建议的那样，趁帝国还没垮，赶快大量向边疆，使当地少数民族稀释到安全程度呢？在我看来，撇开道义不讲，光从权术上来说，这方略也毫无可行性。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确定稀释到何种地步才到达安全值。据我所知，塞族在前南斯拉夫诸民族人口最多，但照样没能避免血腥屠杀。因此，要保证少数民族不起来造反，必须做到三条：第一，汉族人口比例必须达到压倒比例，即数量得超过当地所有少数民族的总和。第二，汉族必须全面占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只是集中在大城市等几个容易被包围的点上。也就是说，这种占领，不能是唐朝对西域的那种点和线状的占领，而是面状占领。第三，必须确保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通线在任何情况下都畅通无阻，使当地汉族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得到内地的人力物力增援。而这最后一点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存在，但这个前提本身就否定了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即内地发生动乱、中央政府丧失了权力。

依我看，以上诸要求中，咱们连一条都做不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蒙、藏、疆。内蒙似乎不是太大问题，因为当地汉族人口比例似已超过蒙族，而且民族融合也比较理想，蒙汉通婚率大概只低于满汉通婚的比例。多事之区是藏与疆。这两个地区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不但基本没有像内蒙那样的民族间通婚，而且汉族极度鄙视当地民族，引起当地民族的痛恨。更严重的是，新疆当地民族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很容易受到境外原教旨主义者煽惑而以恐怖手段争取独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的恐怖分子在国内搞过多次爆炸案，甚至在北京都得手了几次，而且伊宁地区数次发生骚乱。西藏就更不用说了，大部分藏民不但在59年起来武装反抗中共统治，在后毛时代该地区也多次发生骚乱，以至一度实行军管。凡是对这两个地区的民情稍有点认识的人都能想见，未来中国不乱则已，一乱这两个地区首先就要独立。

难是难在这两个地方都是不毛之地。新疆除了少数地方外，基本是寸草不生的大漠，谁愿移民上那儿去？当初我党动员内地支边，许多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到了那儿搞军垦，结果“献完青春献子孙”，不但自己一辈子得呆在那个鬼地方，就连子孙都永无出头之日。后毛时代便再没人上当。前段三峡移民，动员人家上那儿去，结果人家领了安置费，上那儿看一眼又跑回内地来作盲流，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确，“人往富处走，水往低处流”乃人之常情。不到繁华城市去淘金，却去戈壁滩上受苦，这种流动谁愿干？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口流向跟江河也差不多，因为西高东低，西贫东富，于是便江河滔滔，盲流滚滚，尽皆“大江歌罢掉头东”。

西藏的问题就更严重。因为生理条件限制，大多数汉人根本就没法适应那儿的恶劣生存环境。要汉人上那世界屋脊上去永久定居，其希望比动员人家去新疆落户的希望还渺茫。后毛时代进藏的汉人主要是商人，打的并不是永久移民的主意。

这些无情的现实，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汉族不可能变成这两个地区的主要居民。咱们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让汉人集中住在拉萨、乌鲁木齐这些大城市，而那些地方在全国大乱时便成了必然陷落的孤岛。那儿居住的汉人越多，无辜的牺牲者也就越多，如此而已。

其实，少数民族对汉族移民非常敏感而且反感，新疆闹了几次事，理由就是反对汉族向那儿移民，达赖也多次抗议汉族移民。所以，移民不但是杯水车薪，反倒不必要地激化民族矛盾。如果真要实行汉人对边疆的全面占领，恐怕立刻就要激起民变，不光是少数民族，就连被强制移民的汉人，恐怕也要起来反抗。

退一步说，假定我们成功地大量移民，把边疆少数民族稀释到了安全程度，恐怕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在这方面，科索沃的教训值得注意。如所周知，阿族在当地是多数居民，但如果不是北约插手，恐怕早就统统作了米洛塞维奇“种族净化”政策的牺牲品。新疆的少数民族如维族和哈族，和周围邻国居民在种族、宗教、语言文化上的同源性很高。当地居民收看收听的都是境外的电视电台，看的读物都是境外流布进来的。就算汉族全面占领了那块地方，如果全国大乱，人家为了赶走和他们没有什么文化联系的汉人，完全可以宣布和邻国合并，使汉族立刻成了少数民族，延颈等待境外开进来的“民族解放军”的屠宰。

这就是现实，不管咱们喜欢不喜欢，有没有汉奸出来捅破那层窗户纸，它都照样存在。采取鸵鸟政策，使用不承认主义，只能为来日的惨祸积蓄大难。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来解开这一团乱麻。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想出来的补救办法便是实行民族和解，采取措施，逐步地、平稳地化帝国为联邦，让那些地区实行真正的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只派出驻军负责国防和治安，剩下的一切事务由人家自己去作主。这里的关键是民族自治，并不一定非要用“联邦”这个名称，在实施也必须非常慎重，采用逐步过渡的平缓办法，否则一定会反而触发大乱。

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得迅速放弃祸国殃民的“民族主义”宣传，唾弃在汉族中盛行的种族主义态度，放弃形形色色的过时的“王道”与“霸道”，向美国学习，用真正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繁荣发达的国民经济来提供吸引力，以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来产生民族间的内聚力，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各民族的大熔炉。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算最后努力不成功，国家解体了，也能极大地消弭、减轻民族间疯狂屠杀的惨祸。

2002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