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民族和解

蘆笛

一、 “亡國三段論”

在2000年台海危機中，我在《多維新聞網》發表了《化干戈為玉帛》一文，提出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兩個平等的加盟共和國聯合組成“中華聯邦共和國”的九點方案。提出這個主張，是想尋找用和平與理性的問題解決台灣問題的途徑，探索一種介乎美國和英聯邦的模式，即讓事實上的兩個中國既保持事實上的獨立，又結成一個共存共榮、不可分離的實體。為此，兩國將沒有退出聯邦的自由，但也不得互相損害。這個方案照顧了中國人的“大一統”情結，不要求中共立即還政於民，也照顧了台灣渴求與大陸平等的心理，沒有對台灣的實際利益造成任何損害。如果中共真的以民族利益為種，應該說這是一種解開死結的辦法。

此文發表後，引起了普遍的強烈反對。反對者們指出，這個方案是“兩個中國”的翻版。此話不錯，但兩個中國已是既成事實，採取“不承認主義”，堅持沒有現實可能的“一個中國”政策，使用文攻武嚇，只會逼上梁山，最終弄出個“一中一台”來。自“一國兩制”提出以來，中共已經這麼幹了二十多年，干出了個李登輝，干出了個陳水扁，越干台灣離大陸越遠。如果再不迷途知返，繼續襲用老譜，莫非當真要不見棺材不掉淚，要干到“台灣共和國”真的成立那一天？實行“一個聯邦下的兩個中國”，無論是和現狀相比，還是和辛大戰略家的“打爛了重建”的前景相比，豈不是一大進步？何況這個方案還為將來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建立美國或瑞士式的聯邦政府鋪平了道路。

反對者們也正確地指出，實行這個方案會引起香港、澳門、西藏、新疆、內蒙的效尤，最終導致“七個中國”的出現。自李登輝提出“七個中國”說，凡大陸人無不切齒銜骨，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其實我倒覺得，李登輝此說，其實是給我們國家結構的良性演化提供了一條新思路。

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組成，無非是兩種模式：一種是瑞士式的聯邦，由講四種語言的不同民族在自願平等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統一國家；一種是帝國，如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大日本帝國、蘇聯帝國等。到過西方的人都知道，所謂帝國（empire），並不一定有個皇帝作國家元首，它指的是暴力建成並維持的多民族國家。近代法國一直是共和國，但我們仍會常常看到“法蘭西帝國”這個詞，它指的是法國本部及海外殖民地的總和。帝國一般由某個強勢民族用武力征服多個使用不同語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地區後建成並用武力維持。世界歷史已經反覆證明，只有聯邦才能長治久安，而帝國無論怎樣盛極一時，遲早都要崩潰。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帝國主義已成昨日黃花時的、世界歷史上最後一個帝國，因此她的最終解體也就是必然的。

正視現實的人都得承認，新疆、西藏、內蒙地區，在歷史、語言、文化、生活制度、風俗習慣等諸方面，與漢族居住區域幾乎沒有什麼聯繫和共同點。秦朝在北韓和北越就已設郡（相當於省）。這兩個國家在以後兩千年的大部分時間內或作藩屬，或處於直接統治下，完全被漢文明同化，接受了孔孟之道，使用同樣文字，建立了包括開科取士在內的與中國一模一樣的政治制度，甚至使用中國姓氏和地名。但最後它們還是獨立出去了。新疆、西藏、內蒙人民對中華文明的認同程度，比起日本來還遠遠不如。在毫無共同文化背景提供民族內聚力的情況下，我們究竟有什麼理由認為他們會永遠心甘情願地跟我們呆在一起？連同文同種的台灣弟兄都還要鬧分家，何況那些“非我族類”的“蠻子”？

如果說台灣之於大陸猶如澳大利亞之於英國，新疆、內蒙、西藏就如同當年大英帝國中的印度、緬甸。所不同的只是英國人沒有在緬甸造過中共那樣的孽。他們沒有廢除人家的宗教，沒有搗毀人家的神廟，沒有燒掉人家的經書，沒有剝奪人家的私產，沒有強迫人家放棄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生活方式，沒有“破除迷信，移風易俗”、強迫喇嘛還俗、回民養豬，更沒有“鎮暴平叛”，殺得血流漂杵。罄南山之竹，寫不盡中共作的孽；傾東海之波，洗不去漢族的恥辱！

上面這些話，我寫在《要帝國，還是要聯邦》一文里。此文一出，又是群情洶洶，眾口嘈嘈。老蘆但聽得一片叫罵，卻沒有見到任何跡象表明咒罵者們看懂了我的文章。為此，我寫了《“黨同伐異”論》第一稿，用演繹法的“三段論”將我的意思清晰醒目地總結於下：

大前提：一切帝國都要崩潰解體，
小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帝國，
結論：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遲早要解體。

並說：“要批駁老蘆，就得或者否定我的大前提，或者推翻我的小前提。也就是或證明帝國可以萬年不老，或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一個由暴力建成並維持的多民族國家。這才是受過教育的文明人應該作的事。”

二、反駁

這個“亡國三段論”掛出去請天下人痛駁，至今已經快有兩年之久。說來可嘆的是，大多數討伐者們似乎只證明了自己的愛國熱情有多高，水平就有多低。他們的反應大致說來有四種：

第一類是與那三段論毫無關係，專門針對本人的各式各樣噪音和惡毒咒罵。文明者說老蘆是玩票的外行，沒資格就此專門問題發言；說老蘆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狀況一無所知；說老蘆是本行的“二把刀”；說老蘆“偏激”。不文明的就什麼好聽的都罵了出來，使用國罵來代替標點符號，以增強說服力。

最有趣的是一位文明網友，他在公共論壇上苦苦逼我承認是“台獨”、“疆獨”、“藏獨”分子，似乎我一旦低頭認罪，認下這幾頂帽子，那“亡國三段論”也就立刻不攻自破，冰消瓦解。我知道那位先生也沒有什麼惡意，只是腦袋封閉得太久，消受不了我這種“駭人聽聞的常識”。面對他的苦苦追逼，出於同情，我有幾次都想回答“是的！我就是X 獨分子！”好讓他大獲全勝而歸。

第二種倒是針對著老蘆的觀點而來的，否認中國是帝國，認為中國的民族問題解決得比美國還好。可惜這些網友忽略了我指出的“解放”後我黨在民族地區造的孽。有意思的是，沒幾天一位蒙族網友就在《多維網》上發表文章怒斥漢族，鼓吹“蒙獨”。我當然不贊成他文中流露出來的對漢族的仇恨與鄙視。但有這種情緒存在這個事實本身，就足以說明我黨民族政策的偉大成果。敝人孤陋寡聞，不知道美國的黑人是否也如此“偏激”，準備分家出去另過。

說句公道話，共產黨人從來不是民族主義者。老毛的名言是：“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鬥爭的問題。”他們眼中只有階級，沒有民族，執政後也沒有奉行民族歧視的政策。少數民族受過的罪，漢族也同樣受過。但正如俗話說：“家雞打得團團轉，野雞打得滿天飛”，漢族再受罪也不會想分家。少數民族跟我們本來就沒有什麼共同文化背景，人家本來就難得認同你是一家人，何況受盡你的糟害？人家又怎管你中共是不是代表整個漢族，人家只知道漢人來了就過上了祖祖輩輩沒過過的好日子。

更嚴重的是，漢族一般來說只有迷信，沒有宗教意識。你毀了內地的寺廟，關了內地的和尚不要緊，咱們頂多找不到一個求子求“888 ”的受賄機構。可你在佛國、伊斯蘭國這麼幹，就比掘了漢人的祖墳還讓人痛恨。何況還有“平叛”、“內人黨”那些幾十年也無法消弭的民族創傷！根據《華夏文摘》上有關“內人黨”冤案的回憶錄，共干們向牧民們逼供時竟大叫：“講人話！（按：指漢話）不許講牲口話！（按：指蒙古話）”為了當年外灘公園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我們仇恨帝國主義到今天。將心比心，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指望少數民族弟兄來擁抱咱們？

第三種反應是默認中國是帝國，但認為那是應該的，因為少數民族的文明落後，必須由漢族領導。而且認為我們有百萬雄師駐在那裡，少數民族造不了反。對此說法，我只想指出兩條事實：論文明的差異，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差別恐怕沒有英國和津巴布韋之間的大；論煌煌武功，我們恐怕連前蘇聯的一個小腳趾都比不上。這兩個帝國如今在哪兒呢？時至21世紀，我們中間竟然還有人效法當年欺負咱們的英國殖民者，恬不知恥地宣稱漢族文明比少數民族的“優越”、“先進”。倘若這也算個道理，中國有什麼資格收回香港？難道我們的文明比人家先進？

第四種反應是認為老蘆建立聯邦的建議是速禍之道，只能導致中國解體，陷入內戰。雖然此論仍然毫未批駁我的基本觀點，好歹也算是一種批駁。不過，如果我那個三段論成立，國家解體就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事。我們可以作的，只能是努力化解民族仇恨，將帝國和平過渡為民主的聯邦，避免將來中共突然垮台後造成政治真空，觸發前南斯拉夫那樣的民族間的大屠殺。

直到最近《海納百川》網成立，為網友們提供了一個理性討論的園地，我才見到了一些水平較高的質疑，大致有以下三種：

第一類網友說，古代中國也是“用暴力建成並維持的多民族國家”，但一個朝代動輒延續幾百年，可見我“凡是用暴力建成並維持的多民族國家都要崩解”的說法不能成立。

第二類網友說，“亡國三段論”不錯，但忽略了時間坐標。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延續幾百年，我們現在何必操這個心？

第三類網友同意我那個三段論，但認為我以聯邦取代帝國的主張是自殺，只能加速中國解體。與上面第四種反駁的提出者不同的是，這類網友建議咱們應趁帝國還沒垮，趕快向少數民族地區大量移民，使當地民族在當地也變成少數。這樣，少數民族地區變成了漢族地區，多民族的帝國也就成了單一民族的國家。

和過去那些毫不講理的辱罵不同，這些質疑都是理性的，全都瞄準了本人的觀點而不是墮落到去潛心研究論敵的人品，還要為提出“人品第一”的政治審稿標準而沾沾自喜。能和這樣的讀者心平氣和地討論，是老蘆的榮幸。要答覆這些質疑，就得從那個“亡國三段論”的出發點說起。

三、“王道”與“霸道”

上面所說的第一類網友提出來的疑問，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確，古代中國確實是以暴力建成的多民族國家，但動輒就延續幾百年，直到人口嚴重超載或外敵入侵傾覆了它為止。這是怎麼回事呢？

從某個意義上來說，古代中國統治術的設計，反映了老祖宗的聰明。儒家在漢代被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不是偶然的。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使用法家主張的嚴刑竣法治國，企圖用暴力維持一個歷萬世而不朽的偉大帝國，結果二世而亡，成了歷史上歷時最短的朝代。這個教訓一直為後來的統治者記取。此後他們採用的治國之道，便是漢武帝說的“霸、王道雜用之”，亦即文武兩手。文的一手（亦即“王道”），是用孔孟之道去給子民洗腦，把每個人的“反抗基因”閹割了，變成只知服從權威的俯首貼耳的奴才。這就是所謂的“教化”；武的一手（亦即“霸道”）即用武力鎮壓去懾服反抗者。它只起到輔助和補充的作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一般只在王道失靈時才使出來。這就是“崇文”與“宣武”的真實涵義。因此，秦朝以後，中國歷代王朝的確是用暴力建成的，但並不純粹靠暴力維持，主要還是靠“德治”，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服人。

必須承認，對統治者而言，這是一個偉大發明。除了近現代的蘇聯帝國，外國的帝國建立者們似乎從來也就沒想出這聰明的一手，以此維持帝國的長治久安。而蘇式共產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國獲得空前成功，在我看來也主要是靠這個中國特色。老祖宗發明的王道，在毛時代變成了“思想改造”和“用毛澤東思想育人”，一直發展到後來的“三忠於四無限”，而霸道則成了“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兩手被偉大領袖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那時的中國也的確成了“萬方樂奏有于闐”的空前團結的多民族國家。

這裡面的道理是一目了然的：光動用武力恐嚇鎮懾，當然行之有效，然而正如偉大領袖指出的：“壓服只能壓而不服”，以力服人只能讓人口服心不服。被鎮壓恐嚇者雖然一時不敢起來反抗，但怨氣無從宣泄，仇恨便只會越積越深。等到中央權威削弱之日，便是變生大澤鄉之時。如果人民反抗造成全國大亂或是極度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力，邊隅地區就一定會趁機獨立出去。直到一個新生的強有力中央政府形成，再用武力去把那些失去了的地域搶回來。從歷史上來看，這就是反覆在中國發生的事：在歷史上，越南和朝鮮就曾為中國多次失而復得，得而復失。

因此，為了維持帝國，推行“教化”就不能不是第一位的大事，而這就要求高度的民族融合，讓少數民族漢化，起碼得“化”到能懂漢語，可以接受“再教育”的程度。老祖宗們確實也在中國腹地做到了這一點。從種族的角度上來說，所謂漢族完全是個大雜燴。“五胡亂華”不必說，就連中東來的白人甚至猶太人也讓咱們“化”在那醬缸里了。英國人呤利曾在《太平天國親歷記》中觀察到中國人在外貌上的歧異，並指出李秀成的面孔看上去頗像白人。

但“化胡”的前提是讓他們和腹地的漢人擁擠地生活在一起，而這對北部的游牧民族來說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縱觀歷史，清朝以前，老祖宗們從來也沒能解決這個問題，反倒不時被北方的勇猛兇悍的蠻子打得頭破血流，只是在對付西南部的少數民族比較成功。因為那些地方漢族稀少，無法推行有效“教化”，老祖宗們便想出了類似西方今日聯邦的政治設計。看過《三國志》或《三國演義》的讀者想來都記得，諸葛亮征服南蠻後，文武百官曾就如何治理雲南辯論過。諸葛亮最後決定朝廷不設官，作出的論證大概可以算是最早的聯邦制合理性論證的經典範例。此後一直有所謂“流”與“土”兩種政策之爭。所謂“流”，就是由朝廷派官，像內地一樣地實行統治；而所謂“土”，就是讓當地的土司去統治，中央政府不加干涉，只要求該地區名義上接受朝廷的君臨（reign, not rule）就行。

儘管如此，從大體而言，古代中國基本上只是一個漢族國家，直到我大清入主中原，才真正變成了一個多民族國家。大清統治者的高明，是突破了以孔孟之道作為唯一“教化”方式的既定框框，把這“教化”推廣到“旁門左道”上去。不管白貓黑貓，能讓老百姓安分守己的就是好貓。於是大清便在實際上成了一個一國多制的聯邦：蒙古由當地王公統治，西藏由活佛統治，真正實行“流”、由朝廷命官治理的只有漢族地區。除了新疆的回部一直是個問題，每個民族基本上都能崇拜自己想崇拜的東西：漢族有孔孟之道，蒙藏有藏傳佛教，而大清皇帝為了維持民族和睦，所有這些教都信。於是漢族官員統統成了天子門生，而蒙藏的活佛們也在北京備受禮遇。北京的雍和宮不必說，就連承德也有個“外八廟”。這種氣度恢宏的大手筆，也只有不受愚昧虛驕的大漢族主義影響的少數民族皇帝才能施展出來。清朝之所以是中國疆土最遼闊的時代，也是民族政策最成功的時代，我看和統治者是少數民族這一點分不開。有趣的是，“漢家制度，霸、王道雜用之”本是漢人的發明，卻在“蠻子”的手上達到了最高最活的頂峰。

可惜，王道為主、霸道為輔的統治方式的實施前提，是國家必須是一個封閉系統，不受系統外的“王道”或“霸道”影響，才能去推廣全民洗腦的“教化”或“思想改造”。大清統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中國當時在地理上的孤立，而毛澤東的空前而短暫的成功，也正是因為他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密封罐頭。等到國門一開，這一套就再也行不通了，官方意識形態馬列主義毛思想化作了一錢不值的蛛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教材”，何以“化胡”？而如果“化”不了“胡”，“王道”那手沒有了，就只剩下了以力服人的“霸道”，如此而能長治久安，豈非痴人說夢？

後毛時代的統治者們想出來的彌補辦法更使形勢雪上加霜。他們用所謂“民族主義”取代毛思想，用誰也沒見過的黃帝的照片，悄悄地換下了天安門上的主席像。這麼做確實能喚起漢族人民的同仇敵愾之心，刺激出他們對政府一時的效忠之情。可惜，這所謂“民族主義”也者，其實是“漢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中讓漢族同胞血液沸騰的“民族驕傲”，根本就打不動少數民族的心──人家跟你那四大發明有何相干？知道張衡、祖沖之姓甚名誰？

不僅如此，這“民族主義”宣傳反倒對他們施加了強大的離心排斥力。毛澤東思想能“化胡”，是因為它只講“階級”，不講民族，所以放之各族而有效。可這“民族主義”的強調重點恰好是“民族”，等於是鼓吹“漢族優越”論。在一個重組的大家庭里，作家長的如果只吹親生兒女怎麼怎麼了不起，非親生的兒女心裡好受嗎？

更嚴重的是，這“民族主義”思潮，使許多漢人變成了不可救藥的種族主義者。不將少數民族視為“亞人類”，起碼也要把人家看成是二等公民。這種種族歧視態度，日後必將遭到慘酷報應。不幸的是，這報應不會落在那些遠在內地甚至國外的法西斯主義者頭上，而只會落在千千萬萬邊疆漢族人民的頭上。

於是，維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唯一手段，便只剩下了兩手：武力威嚇和金錢收買。我黨現在的民族政策，就是一面以鐵腕鎮壓少數民族騷亂，一面向少數民族地區大量傾倒金錢，想通過改善少數民族的生活來贏得他們的歡心。這種作法在西藏特別明顯，全國哪個省接受的中央財政資助也沒有那兒的多。但如果這能奏效，老美也不會被人家從越南和伊朗趕出去了。論錢包的容量和出手的大方，有史以來還沒誰能和那個金元帝國比。不幸的是，在許多情況下，金錢只能買來仇恨。當初咱們舉全國之力，如孝敬父母似的贍養越南和阿爾巴尼亞，最後卻買來了對方的刻骨仇恨。

四、中國需要民族和解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目前面臨的內外危機是何等嚴重。外部危機是“民族自決”的文明世界共識已經越來越普及，而中國已經不再是昔日的封閉系統，“境外敵對勢力”如達賴集團特別是中東的原教旨主義者的聲音再也無法隔斷。總之，今日的世界已經不再是帝國主義時代，強大的帝國崩解於旦夕之間已經不再是危言聳聽，簡直就成了一種時代潮流，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國家分崩離析就是證明。這種時代潮流，構成了帝國覆滅的“國際大氣候”。

比起外部危機來，更嚴重的是內部危機。這首先是意識形態危機，它導致各民族失去了原來由官方意識形態提供的粘結力。其次是國家潛在的社會政治經濟危機，諸如土地和資源再也無法承受的人口壓力、國有經濟垮杆、下崗工人已逾千萬、農村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沒有出路而形成“盲流”大軍、官僚機構的極度腐敗引起的民怨沸騰……。總之，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已經無處不顯示出王朝末年的一切跡象。一旦戰爭、大饑荒、嚴重經濟危機等危及中央政權生存的事件爆發，民族間積下的血海深仇就要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而無辜的廣大漢族人民，特別是居留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那些人，就得為中共償債，變成任人屠宰的羔羊。

因此，那種“帝國能長期延續下去”的樂觀估計，我認為並不符合實際國情。就算帝國能撐過我們這輩子去，那積累下來的報應只會更慘。我們總不能像法國國王路易十五那樣，“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總得為子孫後代想想吧？

那麼我們能不能按某些網友建議的那樣，趁帝國還沒垮，趕快大量向邊疆，使當地少數民族稀釋到安全程度呢？在我看來，撇開道義不講，光從權術上來說，這方略也毫無可行性。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得確定稀釋到何種地步才到達安全值。據我所知，塞族在前南斯拉夫諸民族人口最多，但照樣沒能避免血腥屠殺。因此，要保證少數民族不起來造反，必須做到三條：第一，漢族人口比例必須達到壓倒比例，即數量得超過當地所有少數民族的總和。第二，漢族必須全面占領少數民族地區，不能只是集中在大城市等幾個容易被包圍的點上。也就是說，這種占領，不能是唐朝對西域的那種點和線狀的占領，而是面狀占領。第三，必須確保邊疆地區與內地的交通線在任何情況下都暢通無阻，使當地漢族在緊急情況下能及時得到內地的人力物力增援。而這最後一點要求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存在，但這個前提本身就否定了我們討論問題的前提，即內地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喪失了權力。

依我看，以上諸要求中，咱們連一條都做不到。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主要是蒙、藏、疆。內蒙似乎不是太大問題，因為當地漢族人口比例似已超過蒙族，而且民族融合也比較理想，蒙漢通婚率大概只低於滿漢通婚的比例。多事之區是藏與疆。這兩個地區都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矛盾最尖銳的地區，不但基本沒有像內蒙那樣的民族間通婚，而且漢族極度鄙視當地民族，引起當地民族的痛恨。更嚴重的是，新疆當地民族信奉的是伊斯蘭教，很容易受到境外原教旨主義者煽惑而以恐怖手段爭取獨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的恐怖分子在國內搞過多次爆炸案，甚至在北京都得手了幾次，而且伊寧地區數次發生騷亂。西藏就更不用說了，大部分藏民不但在59年起來武裝反抗中共統治，在後毛時代該地區也多次發生騷亂，以至一度實行軍管。凡是對這兩個地區的民情稍有點認識的人都能想見，未來中國不亂則已，一亂這兩個地區首先就要獨立。

難是難在這兩個地方都是不毛之地。新疆除了少數地方外，基本是寸草不生的大漠，誰願移民上那兒去？當初我黨動員內地支邊，許多熱血青年踴躍報名到了那兒搞軍墾，結果“獻完青春獻子孫”，不但自己一輩子得呆在那個鬼地方，就連子孫都永無出頭之日。後毛時代便再沒人上當。前段三峽移民，動員人家上那兒去，結果人家領了安置費，上那兒看一眼又跑回內地來作盲流，政府一點辦法都沒有。的確，“人往富處走，水往低處流”乃人之常情。不到繁華城市去淘金，卻去戈壁灘上受苦，這種流動誰願干？從長遠來看，中國的人口流向跟江河也差不多，因為西高東低，西貧東富，於是便江河滔滔，盲流滾滾，盡皆“大江歌罷掉頭東”。

西藏的問題就更嚴重。因為生理條件限制，大多數漢人根本就沒法適應那兒的惡劣生存環境。要漢人上那世界屋脊上去永久定居，其希望比動員人家去新疆落戶的希望還渺茫。後毛時代進藏的漢人主要是商人，打的並不是永久移民的主意。

這些無情的現實，決定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漢族不可能變成這兩個地區的主要居民。咱們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讓漢人集中住在拉薩、烏魯木齊這些大城市，而那些地方在全國大亂時便成了必然陷落的孤島。那兒居住的漢人越多，無辜的犧牲者也就越多，如此而已。

其實，少數民族對漢族移民非常敏感而且反感，新疆鬧了幾次事，理由就是反對漢族向那兒移民，達賴也多次抗議漢族移民。所以，移民不但是杯水車薪，反倒不必要地激化民族矛盾。如果真要實行漢人對邊疆的全面占領，恐怕立刻就要激起民變，不光是少數民族，就連被強制移民的漢人，恐怕也要起來反抗。

退一步說，假定我們成功地大量移民，把邊疆少數民族稀釋到了安全程度，恐怕也是“可憐無補費精神”。在這方面，科索沃的教訓值得注意。如所周知，阿族在當地是多數居民，但如果不是北約插手，恐怕早就統統作了米洛塞維奇“種族淨化”政策的犧牲品。新疆的少數民族如維族和哈族，和周圍鄰國居民在種族、宗教、語言文化上的同源性很高。當地居民收看收聽的都是境外的電視電台，看的讀物都是境外流布進來的。就算漢族全面占領了那塊地方，如果全國大亂，人家為了趕走和他們沒有什麼文化聯繫的漢人，完全可以宣布和鄰國合併，使漢族立刻成了少數民族，延頸等待境外開進來的“民族解放軍”的屠宰。

這就是現實，不管咱們喜歡不喜歡，有沒有漢奸出來捅破那層窗戶紙，它都照樣存在。採取鴕鳥政策，使用不承認主義，只能為來日的慘禍積蓄大難。真正的現實主義者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和政治智慧來解開這一團亂麻。

在這種情況下，唯一能想出來的補救辦法便是實行民族和解，採取措施，逐步地、平穩地化帝國為聯邦，讓那些地區實行真正的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只派出駐軍負責國防和治安，剩下的一切事務由人家自己去作主。這裡的關鍵是民族自治，並不一定非要用“聯邦”這個名稱，在實施也必須非常慎重，採用逐步過渡的平緩辦法，否則一定會反而觸發大亂。

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定得迅速放棄禍國殃民的“民族主義”宣傳，唾棄在漢族中盛行的種族主義態度，放棄形形色色的過時的“王道”與“霸道”，向美國學習，用真正先進的生活方式和繁榮發達的國民經濟來提供吸引力，以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來產生民族間的內聚力，把中國變成美國那樣的各民族的大熔爐。如果我們真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就算最後努力不成功，國家解體了，也能極大地消弭、減輕民族間瘋狂屠殺的慘禍。

2002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