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澤東：應否與希、斯並列？ 中國在1958——1962年發生的大饑荒，其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在海內外眾多人士多年的努力下，特別是最近楊繼繩 先生的大作《墓碑》發表後，各方估算的差距正在縮小。其上限是四千萬，下限是三千萬，大體上已獲得基本共識。這一駭人聽聞的大饑荒並非源於自然災害或前蘇 聯逼債，也為各界所承認。但是，對於這起慘絕人寰的災禍，毛澤東個人應當承擔多大責任，則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人們注意到，海內外有部分學者，仍不願把 毛澤東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譬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教授Maurice Meisner，（馬思樂）就認為： “……不能使毛成為和希特勒與斯大林並列的大屠殺犯，而現在如此描繪毛成了一種時髦。毛澤東並沒有消滅一部分農民的意圖……政治行動無意造成的不可預見的後果，不管多麼恐怖可怕，與精心及故意製造的大屠殺，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差別。混淆這一差別無助於了解 人類史上殺人最多的這一世紀的可怕的道德困惑。“（1） 這裡涉及兩個重要問題，需要分別澄清： 第一，對政治人物而言，“責任倫理”與“意圖倫理”孰輕孰重？ 第二，毛澤東是否沒有實施“故意製造的屠殺”？ 責任倫理與意圖倫理 第一點，對政治人物的評判，由於其行為關乎公眾的利益乃至生命，故有其更嚴的特殊的倫理標準，上世紀以來大多數人士 幾乎對此不抱異議。這通常是指馬克斯。韋伯（M. Weber， 1864-1920）所說的政治人物的“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其精髓在於，掌握政治權力者除了承擔一般的公民義務之外，還需承擔更多的由權力引出的責任，且這種責任與權力的遞增成正 比：權力越大，責任越重。 簡言之，判斷政治人物的倫理準則，首要是“責任倫理”。 與之對照，傳統的“意圖倫理”（亦譯信念倫理，ethic of conviction），則強調個體行為的倫理價值在於行動者的信念及其意圖，強調只要動機是美好的，意圖是正確的，目標是正義的，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並且，拒絕對後果負責。 對一個典型的政治人物毛澤東，馬思樂據以（減輕或）豁免其罪行的倫理準則，基本上屬於“意圖倫理”。我必須說，這是 “倫理標準的誤置”。作為一個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必須依照責任倫理去行動。這意味着本着對後果負責的態度行動，以履行“天職”的責任心去應承日常生活的當 下要求；至於其主觀意圖，則是第二位的。試想，在毛的那個變幻莫測的頭腦里的意圖究竟是A還是B，對於因他的政策而餓死的三千多萬中國民眾，難道有什麼區 別 只有毛的政策是相關因素，其意圖則是非相關因素（irrelevant）。 無意後果還是蓄意屠殺？ 第二，讓我們姑且退一步，即使我們假設，在旁觀者（非餓死者）的倫理直覺中，“故意製造的大屠殺”與“偶然失手未曾預料的”政策後果導致的大規模死亡，在道德上有所差別，我們仍然要追問：毛澤東是否真的沒有實施過“故意製造的屠殺”？ 在這裡，需要分兩個層面來考察： 其一為，在那場人為大饑荒中，有沒有由毛“故意製造的死亡”？ 其二為，在毛統治中國的全時段，有沒有由毛“故意製造的屠殺”？ 毛的蓄意屠殺史 我們先考察第二點：故意屠殺的問題。實際上，在毛統治時期，他曾多次在黨國重大會議上，肆無忌憚地大談“殺人”經，殺了多少，殺與不殺……從歷次運動殺人策略談到原子大戰死一半無所謂。暴戾乖張，殺氣重重。 這裡必須強調的一個基本點是，在毛統治時期由毛政權實施的屠殺之背景，既非戰爭狀態，也非源於自己生命或政權存亡受 到威脅，而是在承平時期的大批殺戮。屠殺對象均為非武裝的馴服平民。如，前政府的中低級官員、地主、富農、思想異己分子等等。特別是上世紀中葉發生在湖南 道縣和廣西等地對地富家庭老弱婦孺滿門屠殺，令人髪指。在世界史上是罕見的。 中共建政之初的“鎮反”運動，是彰顯毛澤東屠殺手段最突出的運動。在他親自策劃和指揮下，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明 顯的濫殺傾向。在毛心中，是沒有存在絲毫“法治”觀念的。譬如，“鎮反運動”從1950年3月就開始了，但是直到7月23日，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布 《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就是說，殺戮在先，殺戮的規定在後。到1951年2月21日，也就是在鎮反運動已經開始將近一年以後，在數萬、甚至數十萬 人已經人頭落地以後，中國政務院（國務院）才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告訴民眾誰是“反革命”。（2） 北大楊奎松教授在《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一文描述了毛澤東如何給一些地方下達具體的殺人指標。在“鎮反” 中“毛澤東的‘大殺幾批’，……為了使各地主要負責人切實了解他的想法，同時進一步督促和鼓動各地抓緊這千載一時之機，他不得不開始分別給各地具體下達處 決人犯的指標了。……1月21日，他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當中，明確告訴後者：”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 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布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1 月22日，他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面負責人稱：”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屆時看情況再定下一步的鎮 壓計劃。1月29日，見到公安部對中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逮捕19823人，在省級機關內亦逮捕160人，擔心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的 恐慌與思想波動的報告時，他亦明確告誡公安部稱：”湖北做得很對，不要去潑冷水。“2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報告，兩個月已捕500多人，並處決了500 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執行鎮反計劃，一定求穩，批准殺人一律在省上“，毛對此卻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 可。（3） 由於沒有統一的標準，各地方數字差異很大，而且多數實際仍舊達不到毛澤東的要求。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報的處決人犯計劃之後，毛澤東很快就計算出了一個各地應處決人犯的比例數來了。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4） 1951年1月，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進展較為順利，毛澤東“鎮反 ”的膽氣大了起來。他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說：“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來說，還未認 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 織的巢穴，必須有計劃地布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5） 這一年的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6）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千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千人。 在鎮反運動中，1951年3月30日，毛澤東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改變。”（7）。 而到1958年，毛的這一作派變本加厲了。當赫魯曉夫在毛恐嚇下同意軍援中共，毛勒 索蘇聯成功後，立即停止炮轟金門，並寫信給赫魯曉夫說，他為中國能單獨與美國打核戰感到很高興。他說，“為了我們最後的勝利，為了完全消滅帝國主義，我國 人民願意承受美國的首次核打擊。這不過是死一大堆人罷了。” 毛的確有敢於叫中國人去死的宏偉氣魄，他對中國人生命的冷漠令人驚詫莫名。而且，在事實上，通過鎮反等各次運動，他確實親自下令殺死了無數前政府官員和平民。 諸案種種，已不難看出，在毛統治中國的全時段，毛澤東個人的確是在非常具體地指揮一 場場的屠殺，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從殺人比例到具體數位。上述中國民眾所以被屠殺的唯一原因，僅僅因為他們是毛政權意識形態的昔日對手，或原政府的中 低層人員。用毛的話來說，即，反動分子、反革命、地富分子等等，甚至，根本無須這些身份，就可殺死“一大堆”平民。而毛，鐵板釘釘，正是一場場“精心及故 意製造的大屠殺”的主要責任者。在那場大饑荒前後，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證據，坐實了毛作為的“精心及故意製造的大屠殺”罪魁禍首的身份。有鑑於此，即使是撇 開大饑荒這一亙古未有之大罪，把毛澤東與二十世紀的另外兩名劊子手希特勒與斯大林並列，也是實至名歸，毫無遜色的。 大饑荒中故意製造的死亡 回溯到第一點，我們來考察，就在那場人為大饑荒中，有沒有由毛“故意製造的死亡”？ 從目前已公開的資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並不知道飢餓已經開始。因為當 年夏天他確實有著名的一問：糧食多了怎麼辦？1958年8月4日，毛公開指示說：“應該考慮到生產了這麼多糧食怎麼辦的問題。”（8）接着，他去了河北徐 水，縣委書記張國忠報告說，今年全縣要拿到十二億斤糧食。毛澤東高興地睜大眼睛：“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糧食多了怎麼辦？”他 把這一“幸福的夢囈”投射到全國。於是，高徵收、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紛紛出籠。 但是，這種縣委書記的拍馬浮誇帶來的泡沫式亢奮沒有持續多久，毛的情報系統很快發揮 了作用，飢餓的端倪已經開始顯露出來，而毛也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雲南省向毛報告省里因腫病兒大批死人。腫病就是吃不飽造成的。 毛的批示是拿下級做替罪羊：“雲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於縣級幹部。”（9）毛已經意識到大的荒謬政策的後果了——飢餓乃至死亡。三天之後，他談到了“中國 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碳、運輸、加工工業、化學 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毛明白這樣說話太露骨了，猶抱琵琶半 遮面地說：“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要撤，頭也成問題。”但他沒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責任推給他們：“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 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10） 話雖這樣說，毛畢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有些心虛了，因而準備在廬山會議上不着痕跡 地“糾偏”、反左，從而把經濟政策悄悄地扳回正常軌道。然而，彭德懷出現了。彭的《意見書》雖然委婉卻認真指出了大躍進的問題。1959年7月16日毛澤 東印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給會議。當時在廬山的中共高幹，。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的占多數。這就極深地刺激並惹怒了毛。在他看來，這是對其權威的 挑戰，也就是對其權力的威脅。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突然襲擊，發動猛烈批判。他聲色俱厲地說，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 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打游擊，造反。在他的帝王式的要挾下，廬山會議就此轉向反右，而彭德懷的《意見 書》則是其“導火索”。毛堅持要清洗彭德懷，是要表明他對“正確性”的壟斷權，任何人不容置喙。為了自己的權威與權力，他堅持恢復禍國殃民的政策，哪管飢 民相食，餓殍遍野。 據毛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餓死人的絶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一九六0年二月，國務院中共中央派到河南信陽的調查組就已發現，該地餓死的人高達百萬。 對大量餓死人現象，毛澤東的反應是硬着頭皮頂住，然後指鹿為馬，竟敢於謊稱饑荒的原因是：“從縣到基層都混進一批反、壞分子，幹部隊伍不純是發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11） 毛在1960年3月，中國餓死人最嚴重的時刻，他在杭州會議上還要號召：實現“城鄉 公共食堂普遍化”，緊接着，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在那怨聲載道的歲月，毛對自己的名聲極其敏感，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發軍 隊的一份檔中親筆寫道：＂特別是領導幹部，一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毛也將外國左派歌頌他的資料批轉給中央和省級負責幹部閱讀。他采 取進攻姿態，大講階級鬥爭，居然正式把餓死大批同胞的大饑荒最後正式歸結為子虛烏有的“地主階級復辟”，（12）而廣大的地主們，此時正奄奄一息坐以待斃 呢。很顯然，在毛澤東明明清楚已經餓死人的情勢下，他的“硬着頭皮頂住”和“指鹿為馬”，就是故意製造死亡。 同時，正如貝克先生在其《餓鬼》一書中指出的：就是在飢餓高峰的“一九六0年，中國 當局相繼邀請一些國際”友好人士“訪華。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在中國政府精心照顧下週遊全國。他們 訪華後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發生饑荒，沒有人餓死。。。。。。。“貝克說：”中國政府嚴峻而輕蔑地拒絶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絶了一些中立的國際組織，如 國際紅十字會的援助。中國紅十字會致電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稱：。。。。。。‘在我國沒有發生饑荒。’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餓殍遍野之際，毛竟對 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中國人不缺糧食，吃得好”（這篇談話已經解密）（13）。毛竟然如此封鎖信息以謊言杜絕國外以糧食援助瀕臨絕境的饑民，無以名 之，我們只能如實地稱之為是不折不扣的“故意製造死亡”。 因此，就連馬思樂先生也不得不承認：“毛個人的政治考慮，最終證明要比農民的生命具 有壓倒性。正是在廬山會議上，毛堅持要清洗彭德懷，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他堅持恢復被彭所批評的激進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經批判過的‘ 共產風’，重新高漲，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巨大的人類慘劇，毛必須為此承擔主要責任。”（14） 尤為觸目驚心的，是毛及其政治體系對那些奄奄一息的農民的殘忍。歷史上，有讓人餓死的，但還沒聽說過不准逃荒逃難逃 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來了。毛澤東當年的公社幹部，實際上是他的獄卒，他們遵循毛的政策，把農民死死封鎖在他們的村子裡。中國傳統上老百姓遇到天災 人禍還可以有“逃荒”一條生路，毛政權把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嚴禁，有農民這樣痛訴：“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們哪都跑不 掉，活活在家餓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15）這種殘酷，難道不能與卡廷事件中斯大林殺波蘭軍人相媲美？ 斯大林殺人也不過如此。他殺死了大批白俄以及蘇聯的高級軍官和幹部，毛澤東同樣殺死了大量國民黨軍人和共產黨幹部。 這兩種屠殺之罪無分軒輊。而最為世人切齒痛恨斯大林殺害波蘭軍官的卡廷事件，與毛澤東明知餓殍盈野，仍鐵石心腸堅持禍國殃民的（三面紅旗）暴政，堅不開倉 濟民，堅不允許逃荒要飯之賜死，二者的殘忍也是相當的。 況且，毛還並未有過像斯大林那樣領導全國性反法西斯戰爭的功績。 仔細審閱毛的著作及其講話，筆者愈益確定地意識到，“大饑荒”實際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臠。餓死如此空前數量的國人， 持續達四、五年之久的慘絕人寰的悲劇，毛居然隻字不提。他從未公開談及“大饑荒”的死人問題，其內心之恐懼，忌諱之森嚴，可見一斑。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一 九九八年發表文章，談到其父劉少奇六二年當面對毛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當時無言以對。但是他記住了劉的這 句話。為這句話，毛就認定，劉少奇必須下台，必須去死。果然，血的代價，幾年後就付出了。 毛，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萬中國人，已經罪不可恕；但他因為要掩飾這一罪行，鞏固權力，又蓄意延長了該罪惡政策 以及饑荒的時間，如此，又故意屠殺了更多的中國人。之後，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蓄謀殺害了另外一些知道真相併意圖追究責任的人，彭德懷案、劉少奇案就是其 中最著名的例子。而為了掩飾這一罪行，他又無中生有的號召其黨-國“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從而把中國拖入更深的“文革”等大血泊之中。這種殺人滅口的 罪孽，這種不惜以千萬人身家性命為自己殉葬的暴君行為，雙倍殘忍，雙倍暴虐！如果這不是故意屠殺，什麼才是？如果這還不足稱為道德惡棍，何人才是？以毛的 環環相扣層層擴展的暴行，比斯大林、希特勒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三人，暴行昭彰，犯下了二十世紀最大的群體滅絕罪。因此，使毛澤東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為 二十世紀最大屠夫，鑄進史冊，是伸張歷史正義，祭奠千萬中國亡魂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我們必須時刻謹記的千秋大業。 權責相應，功罪同當 最後，想考察一下中共對毛的評價問題。筆者注意到，其中存在一個“賞罰不對稱”的問題。 中共論述毛澤東，有一個基本傾向：功勞一人獨攬，錯誤大家分攤。談及毛澤東對於中共的功勞，北京當局往往不遺餘力地 歌功頌德、把它幾乎全部歸功於毛個人的天才、睿智和高瞻遠矚，決策的成功似乎與中共的其它成員沒有什麼關係，一切都算在毛的身上。如葉劍英在六十年代曾說 過：“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就是典型的中共評估毛的句式。然而談及毛（對於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雖然很多中共領袖都看到了甚至刻 骨銘心地感受到了，但是，他們為維護這個龐大的集團的根本利益，他們因為害怕承擔類似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的“罪名”，卻又往往把毛的罪過平攤，大家有份。 譬如，對大饑荒的罪過，鄧小平就說過：三年大饑荒“不能全部算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最起碼，我自己也有責任，當時政治局常委中，只有陳雲沒有表態和舉手， 而鄧小平、周恩來等其它常委們對於毛澤東是贊同的，如果講因為大躍進造成了三年自然災害的後果——死了諸如3000萬人的話，帳不能全部算在毛澤東一個人 身上”云云。 中共似乎對於其中邏輯的荒誕熟視無睹。如果前者對（致勝因毛主導），則後者就錯（致罪是眾人責）；反之，如果前者 錯，則後者才可能對。事實上，一個政治領袖對他的黨，乃至他掌控的國家政權而言，正如權力與責任必須相應一樣，功勞與罪過也是對稱的。如果說，在毛掌控中 共的時期，他對中共的正面的業績在多大程度上歸於他，則所犯下的罪過，也在同等程度上應當歸於他。簡言之，“權責相應，功罪同當”，這是一個普遍的倫理原 則。中共對於毛澤東，不能機會主義的加以粉飾，而無視其對中國人所犯下的滔天罪孽。如此，不僅有失公允，有失正義，而且，還堵死了該黨未來脫胎換骨、斷尾 自新的可能前路。何去何從？這是值得中共主事者深思的。 注釋： （1）（14）馬思樂：《毛澤東與大饑荒》，Maurice Meisner ，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3rd Ed.， The Free Press，1999，pp. 236-238 （2）（4）（5）（6）美國之音記者李肅2007年11月4日華盛頓報導 （3）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 （7）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p.285 （8）同上p.374， （9）同上p.375 （10）同上pp.383-384 （11）（12）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13）《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賈斯柏。貝克着，姜和平譯，紐約明鏡出版社，2005 （15）《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p.380 （本文是為《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北京之春首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