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眾多境外網媒熱捧為自由鬥士、中國良心的人，一直引起幾許好奇，但我太草根了，估計此生無幸接近，然自從拜讀其所力薦的零八憲章後，從中不難窺探出其內心的陰暗面，加之今天看到劉曉波在北京被判刑的報道，我也來說上兩句，湊個熱鬧。

所謂的“憲章”，從頭到尾除了重複一些自由、民主等空洞的口號，根本置中國百年的近代史及國情於不顧，盲目斧鑿歐美發達國家的憲章，結果自然是形是神非，顛倒黑白，不過也不難解釋這種現象，個人認為並不是起草者的認知不夠，而是起草者包裹着一個不可告人的陰謀，就象多維網上給零八憲章的定義：就是從形式到作用都刻意模仿、追隨捷克的“七七憲章”。該“憲章”問題太多，在此處也點評點評，了表一些個人看法，不到之處歡迎拍磚。

其一：缺乏主流民意的認同，是先天性腦殘。說這話，也許會引起不少精英的反對，其實到現在為此，即使不排除網上簽名的真偽，按照國外有關媒體的統計也只有數百人，這點人數放到13億國人中，就說明了所有問題。再說，改革開放30年，中國在人權、民主等方面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

其二：完全漠視歷史事實，是“目盲”。該“憲章”在前言部分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我想只要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清楚，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都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以當時的中央政府為例：在63名中央政府委員中，民主黨派和無黨人派民主人士就達30人，6位中央副主席就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3人：宋慶齡、李濟深、張瀾3，當時的政務院（即現在的國務院）4名副總理中就有2名民主黨派和無黨人士郭沫若、黃炎培，而在中央直屬34個部級機構的109個負責人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就達49人，在此，就不一一點名了。這些材料都是有據可查，有史可考的，請問如此多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如此重要的政府內任職，能說這是黨天下？

其三：不傾聽民眾的心聲，是耳聾。該“憲章”還指出“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首先，毛時代的中國所謂“普遍貧困”是相對於現在還是相對於當時呢，起草者並未明示？若相對現在，明顯有失偏頗；若放在當時，中國與被西方稱為亞洲民主楷模的印度經濟也不相上下。起草者單單只聽到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卻對新中國建立和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民族獨立、社會進步的歡呼聲充耳不聞，這不是耳聾是什麼？

其四：將所有社會問題歸咎於制度問題，犯了政治幼稚病。該“憲章”指出“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着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這話感覺“體制”簡直是太上老君的金丹，包治百病。倘若這樣，這些精英分子最該到非洲取經去，因為非洲在體制上完全符合他們的要求，不過不知他們有沒有這個勇氣去？其實，很多問題的解決是不能超脫現實國情和歷史源淵的，脫離現實的體制非但不能安邦興國，反而成為禍國殃民的根源，現代非洲諸國就是最好的佐證。

試想一下，一個先天性腦殘、目盲、耳聾、政治幼稚病患者能開出一貼濟世良方嗎？所以零八憲章也好，民主鬥士也罷——除了空洞乏味，更多的只是一種政治攤牌﹐卻無操作性，有的只是誤國誤民，也許再次映證了一句古話：人如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