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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60年的獨立與和平遭受到嚴重威脅，政治亂倫在道義上把中國變成了世界公敵，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乃至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譴責中國鞭撻中國甚至欺辱中國，從劉xx到菲律賓到日本再到美國，無論任何國家任何人侵犯和損害中國利益，都會立刻獲得全世界在政治上、道義上和軍事上的全面支持。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xx就是一個典型標誌。按說美國操縱把諾貝爾和平獎發給劉xx， 並在中國總理訪美期間宣布要和日本聯手隨時對中國進行軍事打擊，中國政府應該表示憤怒才對，可是事實卻恰恰相反，美國國防部長剛剛說完要對中國進行軍事打 擊，立刻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訪華邀請。家裡的寵物被揣一腳後還會躲在角落裡生氣半天，可是中國無論被美國怎麼揣怎麼踢怎麼打，都一如既往地在美國面前盡情撒 嬌，最大的不滿表示也就是撅着嘴撒嬌。日本侵占了中國釣魚島，中國政府領導人見到日本首相仍然表示希望中日友好，當中國政府領導人繼續嘮叨“釣魚島是中國 固有領土”時，連日本首相菅直人忍不住都笑了，因為此刻日本軍艦正在釣魚島海域列隊巡航，而中國海軍卻連一隻小舢板都不敢靠近本國的“固有領土”。所以， 當日本首相菅直人聽到中國政府領導人關於“固有領土”的絮叨時，如同拳王泰森聽到一個三歲孩子的挑戰，十分輕鬆地笑了。

這就是當今中國政治亂倫的沉重代價。

一 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與一個家庭一樣，必須具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逾越的絕對禁忌和倫理底線。一個男人再沒有女人，也不能把母親姐妹當女人，一個 女人再怎麼艱難，也不能把父親兄弟當嫖客，這就是至死不可跨越的倫理底線，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跨越。對於國家和政黨而言，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跨越的政治禁忌 和政治倫理，就是絕對不能與漢奸共舞。這是造成世界各國孰強孰弱的最根本區別。慈禧太后的治國才能和對大清國土的熱愛，並不亞於日本天皇；蔣介石對中國的熱愛，也不亞於東條英機對日本、希特勒對第三帝國的熱愛。最終造成日本天皇能夠打敗中國皇太后，東條英機能夠打敗蔣介石，希特勒能夠打敗歐洲的，絕不僅僅是社會制度和個人品質問題，更主要的是政治倫理問題。無 論是當初日本和第三帝國的崛起，還是當今美國和俄羅斯的強大，其共同特點就是：都具有堅定不移的政治理想和始終如一的政治節操，絕不為任何眼前利益所動 搖，國家和民族利益至高無上，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容許勾結外敵，人權適用於所有政敵，唯獨不適用於“漢奸”，叛國是絕對不能觸犯的政治禁忌，絕不能“與漢 奸共舞”是最基本的政治倫理。

蘇 聯社會制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分裂的資本主義國家，其中不變的就是，社會主義的前蘇聯是一個強大國家，資本主義復辟後的俄 羅斯仍然是一個強大國家。強國地位之所以沒有改變，就在於“絕不能與漢奸共舞”的政治倫理沒有改變，社會主義時期“不與漢奸共舞”，資本主義時期仍然“不 與漢奸共舞”。俄羅斯擁有上千個政黨，其中沒有一個勾結外資損害本國利益；俄羅斯數萬家媒體，其中沒有一家散布“漢奸言論”。美國兩黨之間斗得你死我活， 但是始終圍繞着如何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而斗，絕對不會有任何美國人敢提出“犧牲美國人民的住房、醫療、教育和保障來購買中國的國庫券”，“把耗費美國資 源、污染美國環境生產的三分之二產品送往中國”。曾經有人問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為什麼能夠和政敵奧巴馬和諧共處，希拉里十分乾脆地回答說：“很簡單，因為 我們兩個人都深深熱愛着自己的國家”。這就是現代國家基本的政治倫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損害國家利益。縱觀歐美國家歷史就會發現，工業社會數百年以來，儘管社會制度和政治文明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有一條始終沒有改變，就是絕不寬恕叛國罪，懲處叛國賊始終不受任何法律約束。

反 觀中國情況則恰恰相反，像李鴻章、汪精衛這些公開通敵的買辦漢奸暫且不論，單就代表國家法統力量的政府首腦來說，除了毛澤東時代之外，絕大多數都沒有任何 政治操守和倫理約束，完全奉行極端實用主義的婊子原則，先是慈禧太后的“寧予友邦，不予家奴”，聯合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後來又是蔣介石的“奢言抗日者， 殺無赦”，把東北丟給日本人也要抽調軍隊圍剿紅軍，抗戰勝利後又勾結日本人、聯手美國人發動內戰；到鄧小平時代，這種極端實用主義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極 端地步，公開提出“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有奶就是娘，誰有錢就和誰上床。中國倫理道德的極端墮落，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抓住了機會，很快就把中 國推到了自然資源和道德資源瀕臨崩潰的災難邊緣，建立起足以把中國百代子孫鮮血吸乾的“中美國”經濟體，在此基礎上又要建立“中美共治”的政治體制，把漢 奸力量打造成為中國社會的主導力量。方舟子案就是檢驗這種漢奸主導力量的政治大演習。像方舟子這樣一個連國籍身份都不明不白的無業游民，絕不可能調動全國 媒體力量和警方力量為其服務，能夠把全國媒體和警方調動起來為方舟子服務的，只能是美國資本集團和中國普世價值派。所以，方舟子案反映了中國普世價值派不 僅控制了買辦媒體、漢奸媒體和右翼媒體，甚至控制了包括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在內的主流媒體。作為國家法統力量、道統力量和正統力量代表的中央電視台和人 民日報，與南方系報刊、炎黃春秋等漢奸媒體共舞，已經完全跨越了政治倫理的基本底線，屬於典型的政治亂倫行為。對於現代國家來說，這種致命的政治亂倫行 為，是最終導致國將不國、衰弱不堪、動亂不斷的根本原因。

方舟子案，是美國和中國普世價值派實行“中美共治”政改革方案跨出的第一步，也是中國邁向動亂深淵的關鍵性一步。美國等西方國家如果沒有方舟子案的勝券在握，也就不會給劉xx頒發諾貝爾和平獎，就不會有日本侵占中國釣魚島，就不會有東盟十國搶占中國南海資源，就不會有美國國會的“人民幣法案”，就不會有美國在中國周邊的頻繁軍演，就不會有人打着政改旗號準備發動政變。方舟子案與劉xx案、趙東民案不同，劉xx案和趙東民案，反映的只是國家政權性質的問題，而方舟子案，反映的則是國家存在能力的問題。如果說丟失釣魚島標誌着國家正在喪失抵禦外侮的能力，必將會招致越來越大規模的外患，那麼方舟子案，則標誌着漢奸已經具備了控制國家的能力，必將招致越來越大規模的內亂。一個國家，無論是窮人政權，還是富人政權，無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都有可能實現穩定發展。但是，無論什麼樣的國家，一旦讓漢奸勢力坐大，結果必然是動盪和禍亂。

然而，隨着石景山法院一聲判決，宣告了中國漢奸勢力的歷史性勝利，宣告了普世價值派的歷史性勝利。這個歷史性勝利標誌着普世價值派已經完全具備了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輿論控制能力，他們擁有的政治資源已經完全超過了中國共產黨，推翻中國共產黨絕不會比蘇聯東歐更加困難。如果說去年的劉xx案，是中國共產黨國家自主意識的體現，那麼如今的方舟子案則徹底摧毀了中國共產黨的國家自主意識，中國共產黨終於遇到了建黨以來第一個生死大坎，這個歷史大坎的兇險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1927年“4.12政變”。今年恰逢是中國共產黨建黨89年，國民黨就是在建黨89年時丟掉執政黨地位的，共產黨能否跨過這個生死大坎，關鍵就要看接下來的趙東民案了。在國內普世價值派與西方資本集團已經聯合起來的歷史情況下，單憑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力量，根本沒有能力應付即將爆發的街頭政變。只有走黨群一體化道路，依靠人民大眾的力量，才能跨越當前的生死大坎，戰勝國內外任何分裂勢力，實現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新生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可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唯一的正確選擇，就是實現由黨官一體化向黨群一體化轉變，恢復共產黨的人民性質和政治基礎，重新激發起人民大眾的理想激情和奮發精神，由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一起，迎接整個世界大眾政治時代的到來。

當 今中國的事情仍然取決於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取決於其它任何政治力量。一個國家統治集團的政治品格，往往就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品格。只要中國共產黨能夠恢復純 潔的政治品格，堅持理想主義的政治操守，放棄貓論原則，決不為眼前利益違背政治倫理，中國就充滿希望，中華民族就充滿希望，中國人民就一定能夠過上人人有 房住、人人有學上、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人人有（四大）自由的幸福生活。

所 有這些，將取決於共產黨的歷史選擇。方舟子案表明，離開人民大眾的支持和參與，共產黨已經沒有能力對付普世價值派代表的漢奸勢力，唯有依靠人民大眾，共產 黨才能走出危局、擺脫困境。方舟子案已經將無數失望的民眾推入了普世價值派的政變行列，接下來的趙東民案不能再讓更多民眾失望了，如果最後仍然是親者痛仇 者快的結果，那麼，將會有更多民眾倒向普世價值派。最近普世價值派關閉左派網站、封殺左派博客、抓捕左派人士，所需要的就是這個結果。目前，極端右翼勢力 近年來一直呼籲和策劃的“左右合流，推翻共產黨”的戰略，已經在左派內部產生了巨大效應，如果在趙東民等案件上繼續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人民大眾趕向普 世價值派一邊，中國的分裂和肢解將不可避免。到時候，就不僅僅是什麼“中美共治”，而肯定是許多西方列強“共治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到了必須清醒， 清醒，再清醒的時候了。現在不僅是中華民族到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同樣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最終形成的“中美國”這個現代經濟寄生體，是改革之初沒有預料到的話，那麼，建立“中美共治”的政治體制，則是目前政治體制改革尚未開始，美國和普世價值派就已經明確宣布的改革目標。如果說前者是無意落入了陷阱，那麼現在就不能再主動跳入深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