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書的作者楊繼繩，曾任中國新華社高級記者和編輯35年。書名《墓碑》，副標題“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記實”，上下兩卷共1100頁，香港天地出版社發行。

在正文之前，我得先說一下為什麼我如此重視《墓碑》。1988年，我在哈佛大學作Roderick MacFarquhar（馬若德）的助教，協助他——西方世界研究中國“文革”的頭號學者——教“中國文化大革命”一課，他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在西方主要學府里專為“文革”開課的人。迄今，這門已開了整整20年的課，成了哈佛富有盛名的傳統課程。他強調“大躍進”的失敗是促發“文革”最大的因素。這段助教經歷讓我對這方面的研究專著一直很關注。後來，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時，也給研究生講過這方面的內容。

現在言歸正傳，談談這本值得尊敬的書。西方學術界通常對中文學術著作不太關注，然而，這本書卻不同。它的首次發行是今年5月，但在書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學者圈中傳開了。實際上，我首先是從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幾家大報刊即用嚴肅書評予以反應。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書評了，對它評價極高。

儘管我剛回香港，諸事繁忙，但十幾天來，一直在看這本書，看得非常慢、非常吃力。我之所以要在FT“三十年回顧”專欄中談這本書，是因為它是我20年來所讀到的那麼多研究“大躍進”的著述（既包括中文也包括英文）中，最全面、最實證、有最多第一手資料和最多細節的一部傑作。儘管20年來，我一直關注這方面的資料，但這部書依然讓我吃驚——有些細節我都看不下去，時常要放下來，喘一口氣，因為裡面的內容太沉重了。

我相信，這本書在學界的影響將會愈加顯著。作者從1990年代初就投入精力做研究，成書至少是花了15年的時間。作者以前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有在全國採訪的機會，他搜集的資料的紮實程度，在我所見過的這方面的著作中，無與倫比。據作者自己介紹，在寫這部書前，他也曾讀過相當多的翻譯自外國學者、海外華人寫的相關著作。他的感覺是：這些研究者遠離中國，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的內部資料，所以他讀這些海外研究成果時，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那些作者無法像他到處調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地區進行全面調研的時間和條件。因此，楊繼繩雖未經過社會科學的系統訓練，但他的方法卻符合現代社會科學基本的要求。

作者1960年代畢業於清華大學，基礎紮實。該書對資料的整理、對數據的比較，非常細緻。在長達十幾年的研究期間，作者在全國饑荒最嚴重的幾個省，包括西北、西南、華北、華東、東北、華南等地的省區收集了大量資料，並面對面地採訪了100多名當事人。他收集的資料多達千萬字，僅訪談當事人的記錄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書中提供的那些細節，讓你看起來非常累，每頁上的數據都是大串大串的。

楊繼繩在研究中，還比較了幾個外國學者對中國大饑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個是美國的資深人口學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個是美國的人口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國人口學研究所的所長卡洛（Gerard Calot）。這三位國際學者都是從中國三年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化，來推算那段時間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三位學者的統計均是從1958年底開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統計的死亡人數是2987.1萬人；科爾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數是2481萬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萬人。楊繼繩對這三位學者的研究做了仔細的比較，在此基礎上，又比較了中國國內三位學者金輝、王維志、曹樹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讀很少，而曹的《大饑荒——1959至1961年的中國人口》那部書在國際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訪問學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獨特的，以清代中國“府”的歷史人口資料為基準，測算大躍進期間的餓死人數。

三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及專業背景不一樣，王是做統計學的，曹是做歷史人口學的，但三人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即死亡人數在3250萬-3500萬之間。楊繼繩認為，他們在計算時，沒有把在饑荒最嚴重階段的之前和之後，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後的死亡人數包括進去。所以，他的研究把這兩個數據也包括進去了，因此結論是近4年中，中國總共餓死的人應該在3500萬-3700萬人之間；在這部書中，楊取的是中間數3600萬。

這些數字非常重要，因為中國這場大饑荒中死亡的人數，不但在中國史無前例，而且在全人類文書記載上都是空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裔學者森（Amartya Sen），曾把中國的大饑荒死亡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指出這大大超過了印度40年裡所有饑荒加起來的死亡總數。森的結論很有名：中國如此規模的大饑荒能延續那麼長時間，絕不可能是天災造成的，只會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顧世界近代以來的饑荒史可以發現，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從未發生過長時期的大饑荒，因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儘快反應，採取措施。所以森強調，導致中國大饑荒死亡數千萬人的根本原因，是錯誤的政策被延續了三年以上，在此過程中沒有得到及時糾正，因為沒有議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選舉，正是因為缺少了對執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錯誤政策儘管每年導致上千萬人死亡，也仍然強制推行下去。森在《發展與自由》中論證，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沒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普通百姓參與的自由、言論的自由，那麼這個發展的過程一定會被扭曲，一定不會產生對普通民眾和社會基層生活狀況持續改善的效果。

從某種意義上講，楊繼繩1100頁密密麻麻的研究成果，是以詳細的數據資料論證了森從經濟學上得出的結論。楊書中用的那麼多細節，超出我的想象，儘管在這方面我以前看了相當多資料，然而讀這部書，常常目瞪口呆。

舉個例子。以前人們總認為死人是從1959-1960年大躍進進入高峰時才開始，楊繼繩調查發現，其實從1958年下半年起，就有餓死人的現象，也有人試圖反映。但這種反映往往到了地區一級就被壓下去了。楊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好幾個重點省——河南、安徽、四川、甘肅等，12個省。餓死人現象，第一波最狠的是從河南開始。

饑荒蔓延，甚至連“糧倉”江蘇，也有部分地區餓死人。楊繼繩還跑了山西、廣西，福建等省的幾個地區，發現饑荒在這些省區也有。餓死人，河南信陽是一個典型，因為這裡是“大辦人民公社”的樣板地區。據統計，信陽僅在1958—1959年期間，餓死人按當地公安局的口徑是40萬人。後來的調查證實，實際上當地掌握的數據超過了100萬人。多數幹部不敢講，而敢於向上反映問題的基層幹部被省委書記吳芝圃等上級打成右傾分子，受到批鬥。楊繼繩採訪過一對反覆遭打壓的信陽幹部，張樹藩夫婦，都是為了反映這個問題受到嚴重迫害。今天張樹藩已去世，夫人李瑞英還健在。接受楊採訪時，她提到一個細節，那時信陽路邊常看見餓死的人，基層還上報死人屍體被吃掉的事件。這些細節讓人看了受不了——哪一個村子大概被吃了多少人，誰吃誰，包括吃路邊人的屍體，吃自己家的死人，甚至包括自己家把自己家的小孩殺死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