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有人在共識網就“政教分離”進行了幾個回合的激烈辯論；其中一位是李雲飛阿訇（兼任清真寺昭元師範教師，伊斯蘭教歷史學者）。另一位是徐進博士（法學），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有意思的是，自稱“中共黨員，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相信科學”的徐進博士明顯地不認同伊斯蘭的信仰；李雲飛阿訇則打着“批判極左”或“宗教自由/依法治國”的旗號，以及引用西方歷史/美國人的某些觀念等。特此把這些文章copy在本人的博客，以供繼續反思。】

轉帖共識網就“政教分離”的辯論之三：不能用極左思維理解“政教分離”（李雲飛）http://wap.21ccom.net/index.php?&a=show&catid=26&typeid=26&id=5607

　　共識網給筆者發來一篇徐進先生題為《必須正確理解中國的“政教分離”原則》的文章，說是對拙文《“政教分離”如何被濫用》的反駁。筆者也見到了其他一些反駁的文章和言論，但相比而言，徐先生更有對話的必要，故撰此文。

　　筆者之所以拿“南橘北枳”的例子，就因為對中國的“政教分離”有所認識，知其與西方的相同與相異之處，所以並不存在徐文標題所言的“必須正確理解中國的“政教分離”原則”的問題;這句話應該對站在徐文立場上的同志們去講，尤其是那些持極左思想看待“政教分離”和我國宗教政策的人。

　　徐文稱，“西方國家實施政教分離是基於16-17世紀痛苦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的教訓”，“是為了防止宗教對政府和政治的干涉”。這是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上對歷史的推論和想象，是以歷史來作為驗證唯物主義和發揚無神論思想的工具，與事實不符，也與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歷史的認知不同。

　　西方政教分離的歷史，是近代西方歷史進程的一環，當其在16世紀末肇端的時候，並不存在對當下社會“現代性”內容的預設;現代社會及其特質，比如對宗教的反動、“祛魅”、無神論，都是後續歷史發展中自然演化出的形式，並非政教分離時期就設定好的奮鬥目標。相反，西方如果沒有宗教，近代以來所有對人類史起決定性作用的社會運動，我們都不會看到。如“文藝復興”，在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人看來，這是個反宗教的文化運動，是歷史“進步”的象徵。實則，“文藝復興”時期眾多偉大的作品都是為宗教而作，該時期出現的眾多重量級的人文學者並不反對宗教。

　　“宗教改革”更不是反宗教的社會運動，改革的目的是反教會，改革的動機是基於虔誠的宗教信仰。如馬丁·路德、加爾文等新教先驅，他們與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傳統主義是一致的，在宗教上的操守甚至比天主教徒還要嚴格，所不同之處僅在於對羅馬天主教會的態度。至於後來的新教徒在信仰上的分化，比如“自由主義”對“現代性”的屈從，是歷史演進的結果，另當別論。

　　“三十年戰爭”也不是“為了防止宗教對政府和政治的干涉”而打，當時參戰諸侯，不是天主教國家就是新教國家，沒有現代所謂的“世俗政權”。戰爭中當然充斥着利益和霸權，這是政治的基本特徵，但總體上是為了爭取宗教自由，為了“教隨國立”，即二百二十四個諸侯國能夠自行決定各自轄區的宗教，以及新教徒能夠在以天主教為國教的諸侯中享有宗教自由。

　　徐文對西方社會在實行“政教分離”後列舉的，“許多國家規定不得按宗教信仰來組織政黨，不得在選舉中打出宗教口號，未經允許在公共場所不得舉行宗教儀式或實施宗教行為(比如傳教)，不得穿着帶有宗教意味的特定服飾”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出身於基督教民主聯盟黨(CDU)，該黨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最大的政黨之一。美國總統在演講中常用的一句台詞是：“願上帝保佑美利堅合眾國。”在美國，傳教是自由的。與徐文這種反宗教思維完全不同的是，在實行政教分離的民主國家，任何宗教行為都受“宗教自由”原則的保護，對其做出任何限制都是非法的。

　　徐文將現代各國政府奉行的“宗教自由”，理解為“是世俗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宗教信徒的宗教行為”，並不認為這是在保護基本人權。這種言論及思維，正是《聯合國人權宣言》在開篇中所批判並宣示的：“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徐文稱：“中國政府干涉的是個人的宗教行為，而不是個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但沒有實施宗教行為的自由;而政府有干涉個人宗教行為的權利和權力，但沒有干涉個人宗教信仰的權利和能力。”照此說來，我國的宗教自由，僅僅是在人民腦海中想象的自由，而無實踐和行動可言。這種言論，將是美國政府“中國2016年人權報告”的最好素材，授他國攻擊我國政府不尊重人權、干涉宗教的口實。

　　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宗教觀早已從“鴉片論”、“長期論”、“相適論”走到今天的“依法治國”。馬克思主義與宗教作為一種世界觀的對立已被擱置，取而代之的是在政治行動上“可以而且必須結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共同奮鬥的統一戰線”。

    借用徐玉成先生對徐文的一段點評來結束拙文：“仍然以宗教鴉片論作為中國宗教政策的立論基礎，停留在德國俾斯麥時代和蘇聯東歐30年以及中國的文革時代。向一切宗教宣戰的意味很濃。文章結尾的豪言壯語，令人感到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這種普魯士社會主義的空想應該緩行。”

    （李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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