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經濟困難，現在領導人最擔心學生就業問題。一般院校的學生，即使就業起始工資也不高於民工。

文革時農村的困境是後來人難以想象的。一位朋友在北京附近山區插隊，一天收入低於三分錢。他所在的村就有一個地主的兒子被迫害致死。
當時中央指令割“資本主義尾巴”，砍掉農民賴以生存的的果樹，限制禽畜飼養。
農民的糧食被政府限量遠低於知青的定額。農民的雞蛋只允許賣給國家，所以常偷偷拿雞蛋與知青換糧票，但公社派人在車站把守檢查。

我在的地方好一些，日收入在5、6角。與我較熟的大隊一級的黨員幹部無一不說解放前生活好，說不要相信剛去時聽的憶苦思甜報告。農民幹部的政治敏銳度往往比城裡人還高。四人幫剛倒台時，劉少奇並未平反。有一次一個公社幹部與一個知青爭吵，知青說：
“你說不對？這可是毛主席說的。”
這位幹部說：“四人幫都到了，毛主席說的不一定就對了，劉主席說的不一定就不對了。”
當時城裡人都不敢說這話。後來據說這位幹部曾被邀請在北京電台講改革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