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经济困难，现在领导人最担心学生就业问题。一般院校的学生，即使就业起始工资也不高于民工。

文革时农村的困境是后来人难以想象的。一位朋友在北京附近山区插队，一天收入低于三分钱。他所在的村就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被迫害致死。
当时中央指令割“资本主义尾巴”，砍掉农民赖以生存的的果树，限制禽畜饲养。
农民的粮食被政府限量远低于知青的定额。农民的鸡蛋只允许卖给国家，所以常偷偷拿鸡蛋与知青换粮票，但公社派人在车站把守检查。

我在的地方好一些，日收入在5、6角。与我较熟的大队一级的党员干部无一不说解放前生活好，说不要相信刚去时听的忆苦思甜报告。农民干部的政治敏锐度往往比城里人还高。四人帮刚倒台时，刘少奇并未平反。有一次一个公社干部与一个知青争吵，知青说：
“你说不对？这可是毛主席说的。”
这位干部说：“四人帮都到了，毛主席说的不一定就对了，刘主席说的不一定就不对了。”
当时城里人都不敢说这话。后来据说这位干部曾被邀请在北京电台讲改革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