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瞧着我的窘態，攤販女人咧開嘴笑了起來。我更加狼狽，甚至有點兒噁心。她那裂了縫的黃牙讓我聯想到紙盤裡撒了辣椒麵，油漬漬的土豆，我剛在上邊咬了一大口。

　　“你臉紅啦，小伙子！好吃嗎？再來點辣椒？”

　　我試着微笑，至少她叫我小伙子，這個稱呼讓我，一個15歲的少年，多少感覺到幾分尊重。“唔，不錯，太辣。多謝，不要辣椒了。”

　　她的笑聲更大了。“哈！哈哈！我敢打賭你討厭這裡，對不，城裡人？想家了吧。哦，我知道了，你是個海龜，對不對？你覺得我們這裡好不好？”

　　那是在虎跳峽入口外面。沒錯，就是那峽谷里聽着象有老虎的意思，身臨其境你就知道為什麼這麼叫了，中國人很喜歡這種浮華的名字。虎跳峽是長江上游的一段天險，在雲南，離我要去義診的村子還有一天的路。這一路上，我差不多一直能掩蓋我“美國製造”的牌子。可惜，中國人特別會識別外國貨，我被認了出來。伸手到兜里掏錢買吃的，我手上出現的是喬治華盛頓安詳的臉，大概也是露餡的原因。

　　好在虎跳峽是個相當著名的旅遊景點(黃頭髮在這種地方不至於引起騷動)，沒人留意一條老街上的攤販和她滿臉漲紅的顧客。儘管如此，受着她的嘲弄還是使我又感覺到了每次去中國都躲不掉的排外感。

　　“再來點，海龜？要不就嘗嘗這個？啊？”她拿起來穿成一串的一種黃色的什麼小果子。我開始擔憂我的消化系統。

　　“不要。謝謝。”我趕緊起身離開。

　　“可要再來呀，海龜！哈！”

　　對於中國人有一點誰都應該知道：不用張嘴說話，我們聞都能聞出來誰是外國人。就是在中國人之間也有很多別人看不出來的特徵，我們卻能分辯出來他是中國哪裡人。中國人喜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然後區別對待，大概跟這個本事很有關係。所以，中國人要是瞧見個真外國人一般都會發生混亂。

　　“喂，mister，來看這裡！喜歡珠寶嗎？我很多，獨此一家，中國到處都搶手！”

　　密司脫們立刻上了當，搶着恨不得什麼都買。

　　“謝謝，我來個這個，再要個那個…哎，那是什麼？“

　　密司脫的手現在指着的是一塊綠石頭，賣主顯然正在設法讓那塊石頭上吸引他的注意力。

　　“Mister 好眼睛！這高質量真玉，華夏之石，可以拿回家給朋友炫耀！看這色澤，這質地！我家傳家寶，要不是急等錢，我不賣！“

　　密司脫哪架得住這些，高興的買下了“玉”。

　　“Thank you, 謝謝”

　　可是，這種輕佻的人格跳躍，洋涇浜英語只是在白皮膚或是黑皮膚的“老外”面前才會見到。美國生的中國人受到的完全是另一種待遇，一種被嘲弄式的排外。我運氣還算好：我沒有口音，我頭髮和皮膚的顏色都沒有與眾不同。我可能會被認做本地人，大部分時候。

　　“嗨，你從哪兒來？”

　　有一次在北京秀水我正跟一個攤販討價還價，他突然問我。我沒搭碴，只是要他再降點價。

　　“聽不懂嗎？我說英文。哈羅，什麼名字？哈羅！”

　　“我會說中文，多謝。”

　　“那你從哪來，海龜？”

　　“哪兒來的不要緊。聽着，30塊，不賣我就走！”

　　2．

　　我的雲南之行和我往常去中國有點不同。要說此行，得先講“海龜”。

　　外籍“華”人，比如我的父母和我，常被稱為“海龜”。沒錯兒，就是大海里的烏龜。海龜總是穿洋過海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中國人很會借用邏輯。我父母就甭說了：他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他們的母語是中文。我卻不一樣：我生來就是海龜。年年跟着我父母去中國探親訪友，可每次我都能感覺到空氣里的緊張成分。我的叔姑舅姨們，好多其實只是我父母的朋友，可我也得像家人一樣稱呼他們，他們總會跟我父母說我是多麼好運，在美國受教育，不用參加中國高考。不管住在誰家，總把最好的房間給我。這種歡迎事實上離間了我和我的親朋。我的表兄妹們，其中一個在中國最有名的大學裡讀書，還有一個是個非常棒的工程師，他們從不跟我談論他們的生活，也從不問我的。好像有一種默契，我也沒有點破。

　　美國中國之間6000多英里的距離是很長的路，無論讓什麼動物去走，人或是龜。這次來雲南之前我已經快兩年沒去中國了。兩年時間如果作為“假期”之間的間隔不能算很長，可對於我父母卻早已經長得受不了了。非常耗時的夏令營再加上我進入高中，一次又一次地從我的日程上淘汰掉橫跨太平洋的旅行。至少，找個藉口多少能使我那蒙在鼓裡、思鄉病發作的父母心裡好受點。事實是，我不想回中國，我不想被當作一個外人，一個出走的家人，一個成功之子。我在盡力逃避我和我在中國的親人之間無力的關係。我是個懦夫，我用學習轉移注意力，學習有時甚至努力到近乎強制。累過之後，我又控制不住懶惰與無所事事的發作，然後又因為浪費時間而後悔自責，這種抑鬱與亢奮相間發作讓我的父母既困惑又煩心。

　　這些表現也許是雙重人格的症狀。但請放心，在我頭腦里某個地方紙老虎在不停地咆哮，炮仗在不停地燃放。其實更好的解釋是，我很希望贏得我家人的接受。如果把我許多家人的經歷編成小說，其中陰冷的基調與讓人不忍心聽下去的簡單的殘酷能讓海明威的作品頓時黯然失色。我父親當年單身赴美，手裡只有一張機票和他母親的祝福。異國他鄉，身無分文，操着初級英語，他投身學業，義無反顧的用了10年時間使自己成為美國醫生。他重新用英文掌握了幾乎看不到頭的醫學詞彙，居然還能騰出時間來跟我美麗的媽媽戀愛，還修了學位。他的父親，我的爺爺，本是讀書人卻幾乎被逼着做了一輩子體力活。我爺爺死於文化大革命中的集中營，可家屬卻被告知是因病而所有醫院都關門造成的。也許這件事促成了我父親學醫？真如此苦難之中卻還多少有了一絲益處。我的小舅簡直就是個天才，在我印象中好像世界上沒有他不會的東西。從股票中發了大財，他毫不吝嗇地與朋友們分享財物，精心照顧他的妻子和與他一樣聰明的女兒。股票泡沫，他一夜間變得一無所有。他的朋友們立刻都再沒有了音訊，他的妻子跟她離了婚。他沒完地跟我姥姥吵架，而我姥姥聽力和記憶力都已經大幅度減退。我小舅的女兒，我的小表姐，放棄了她遺傳的數學天賦，起早摸黑的學習法文，因為她覺得法文將來能幫她找份好工作，那樣也許能讓她爸爸高興。

　　我能說什麼？我是故事的下一章。

　　3．

　　我在洛杉磯登機，飛越太平洋上空，兩手冒汗，兩眼發紅地落在了北京。待了一星期，又一架更小也更加不穩（我很害怕飛行）的飛機把我送到昆明——雲南省的中心。從那兒，同樣顛簸的車拉着我到了大理。在大理設有中加心臟監查的總部，這是一家為整個雲南偏遠山區村民提供義診的組織。接下來，我跟將近20名實習生一起搭乘一輛貌似豪華的汽車來到黎明。黎明其實算是個新開發的地質公園，可能因為小，黎明獨特的冰河地貌，山川秀色尚不為人知。後來，快散了架的幾輛小麵包車好像慢動作的搖滾過山車一樣，沿着蜿蜒的山路把我們運到目的地山村。最後這段旅行前，我搖搖晃晃地一頭栽到床上，睡掉前幾天連續旅行帶給我的一身倦怠。

　　山中清晨寒冷的空氣在我的肺里像氣泡一般地膨脹，重新帶給我清醒和使命感。我起身穿衣，走出院子，跳進了等着的汽車。這是我們臨床活動的第一天。

　　我也說不清那次是什麼促使我決定回到中國。可能有許多原因。我知道我不必在北京待很長時間，所以不用去忍受許多不接受不行的好客。當然，我也想離開家。暑假過去幾周，假日陽光已經開始煩人，好萊塢山上字牌新刷的白油漆閃閃發光，激動着的遊人給本地居民卻只帶來了煩躁。開學還是遙遙無期，我父母日益堅定送我回中國的態度也影響我的決定。也許，我也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我心中其實很願意去中國。

　　不管怎麼樣，我們來到了一個破爛的小山村，準確地說這是一組建在一起的木窩棚。這些窩棚約略圍成個小四方場院。雞群跑來跑去忙着在地上啄食，弄得我不敢隨便落腳只怕踩着一隻。場院一頭有一大堆樹枝樹葉堆起來一座小山。這座有機山丘里充滿生機，稍走近點就能看見數不清的昆蟲在它們的花果山水簾洞裡積極地蠕動。窩棚本身簡單而普通，不過是一些破舊但卻足以遮風蔽雨的容身之所，散落點綴在山野之中。窗戶上沒有玻璃，沒有窗框，只是幾個牆上掏出來的方孔。從這些窗戶里不時有人探出頭來，窺伺着十來個淺色皮膚的外國人魚貫地從汽車裡現身的奇異景象。

　　地面上看上去最為結實的建築是公共廁所，水泥地基與石灰牆使之與眾不同。除了蹲坑，地面向中央傾斜，中央是個大洞以便沖走任何代謝廢物。

　　另一座重要的建築就是學校，我們將在那裡把聽診器和訓練時學來的醫學知識技術一個挨一個地運用在每一個學生身上。學生都是7-11歲的孩子，他們絕對不知道聽診器是什麼東西。所以，他們都很害怕。

　　“來，別怕。不疼…”

　　瑞秋，實習生之一，試着讓一個掙扎着的二年級學生接受聽診。她的英語，儘管柔聲細語，卻無法傳達她的善意，只是增加着孩子的恐懼。

　　“喂，喬治，能不能過來幫個忙？這孩子嚇壞了。”

　　“當然，瑞秋，稍等一下。”匆匆跟我正要檢查的小姑娘說了聲“馬上回來！”，我走向瑞秋那隊學生。

　　“怎麼了？”

　　“你得讓他靜下來，”她說着，用下頜指指她身前撅着嘴的孩子。

　　“好吧。”我坐在瑞秋身邊，對視着孩子的眼睛。孩子剛剛停下哭聲，臉上還掛着淚。他滿臉畫着恐懼，嘴唇鼻周都成了青紫色。我模糊地記起，哭鬧引起紫疳是先天性心臟病的特徵。

　　“嘿，小伙子，你叫什麼名字？我是喬醫生。”我覺得此時冒充一下醫生應該更能讓他放心。

　　過了有半分鐘，他低聲的說，“郭黎生。”

　　“郭黎生，生在黎明？好吧，小郭。”小，加在名字前面以表示對這個人的關心。

　　“聽着，小郭，你看這個。這叫聽診器，聽-診-器。這東西很好玩，能聽見心臟。瞧，一點也不疼。”  我把聽筒按在自己胸上，微笑着把聽頭放到他的耳朵上。

　　他極好奇地瞪着聽筒好幾秒鐘，然後說，“好吧。”

　　我沖瑞秋擠擠眼，把聽筒放在了孩子的胸前。

　　4．

　　下午，迪特拉諾教授，我們項目的頭兒，指着超聲波機器屏幕，要我們注意小郭心跳的圖像。

　　“看這兒，這些白色的東西，這就是心肌組織。現在，看見這條中間分界線嗎？這就是室間隔，分開右心和左心。這團黑色，”他敲着屏幕上的一個地方，“就是室間隔缺損，VSD。簡單說就是個窟窿，使得藍色的靜脈血混入紅色的動脈血。很危險。”說着，他打開了多普勒信號，那個VSD洞上紅色藍色的信號混雜着閃現。“你看，這個分流就造成了你聽到的雜音。喬治，幹得漂亮。”

　　我們在那所學校篩查了300多個孩子，大部分學生不是本村人。那所學校是周圍一大片山區唯一的學校，學生們來自周圍幾個村莊，有的要爬兩座大山，走幾小時才能來上學。所幸，小郭是唯一心臟有毛病的孩子。

　　我心裡因為我的診斷很產生了幾分自豪。要不是我讓小郭安靜下來，我們就根本沒法聽診，他的哭鬧會使心跳加快，很難聽得出雜音。現在，他可以去大理的醫院，接受可以拯救他生命的手術，然後他就能和其他孩子一樣地正常生活。這麼想着，第二天見到小郭很是讓我意外。他坐在我們駐紮的村舍門前的台階上。我打了聲招呼，徑自走進迪教授的房間。

　　“教授，小郭什麼時候才去醫院？”

　　他一臉不解的看着我，“去醫院？”

　　“是呀，不對嗎？去做VSD手術呀。”

　　迪教授臉上的表情從困惑轉為理解再轉為憂愁。“小郭去不了醫院。唔，… ，現在還不行。”

　　“什麼？！”我差點跳了起來。

　　“他得去昆明或是北京的醫院。他沒錢。我們也沒有。”

　　我的腦子一片混亂，理解與難以置信交織纏鬥。“那我們交的錢呢？”

　　“機票，住宿，交通。對不起，喬治，我以為你知道。每年我們只能送不多的幾個孩子去手術。”

　　“啊。”理解占了上風，我退了出來。

　　路過前門，我只想悄悄溜回我的房間，小郭和他的父母卻迎着我站起身來說，“你好，喬醫生，謝謝你！”

　　我的中文卡了殼，只能用英文咕嚕了一聲“早上好”，一頭鑽回了我的房間。

　　謝謝？謝什麼？謝我讓你知道你的情況沒有希望，你的心臟是顆定時炸彈？我的心掙扎在內疚與自我反感之中。聽到小郭的心臟雜音，我曾經很是激動，聽了幾百個正常心臟我已經煩了，沒了興趣，所以小郭心音咚-嗒以外的雜音一下子讓我精神倍增。可對於小郭，讓我激動的發現卻是他和他父母的災難。小郭只有十歲，可他有什麼能讓他期盼？我抬頭看着窗外的山峰，心情驟然低落，湧起了一陣羞恥，對自己說，“你什麼也幹不了。”

　　三周后我回到美國，把我買書買歌的錢都寄給了迪特拉諾教授。

　　回到洛杉磯過了三個多月，我瀏覽着我的facebook時，看到了中加心臟網頁上的通告：

　　11歲的郭黎生，一個雲南納西族孩子，被送到昆明接受心臟缺損治療。先天的或是遺傳性心臟病在雲南地區很常見。我們需要您的幫助，以資助孩子們的手術。

　　還好，小郭擠進了不多幾個的境界。

　　5．

　　九月份開學，學校仍像以往一樣嗜睡與張狂兼半。差不多每個學生眼睛下面都掛着眼袋，顏色就像他們用最後一兩天趕完暑假作業時所用各種墨水的混雜。也有的學生背包上色彩斑斕，點綴着假日旅遊得來的紀念品。

　　被問道我夏天做了些什麼，我只是簡單地回答，“我去了中國。”問話的人們聽了都點點頭。

　　我不再相信人應該有特徵身份。也許聽着有問題，可我這麼說完全都是出自好意。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病人在診室，在病床上，或是在復健所，在治療完成以後都要對他們的醫生說，“謝謝你”。在那種時刻，或是那條路上，我們其實全都一樣，無論海龜或是別的什麼。難道不是嗎？我們在美國用英文學來的醫學知識不需要任何改動就可以應用在太平洋彼岸一個中國山區孩子的身上，在聽診器的聽筒和聽頭連接下，我們其實只是簡單一個人與另一個人。要是每一個人都跟其他別人完全切割，那人類就肯定會滅亡。沒有別人，誰也無法存在。無論出自一個群體的幸福，還是一顆孤獨的心裡的苦痛，都應該能夠讓我們體會出互相的重要。小郭的感激或者我心中被排外的感覺都只是一種一時人情作用之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我仍然不是很了解我的家族，我仍然沒法總能理解我的父母，我甚至仍然說不清中國或美國哪裡才算我的家鄉。但那沒有關係。下次再受到我在中國的家人給我的遙遠的歡迎，我會奔上前去，抹消距離。只有那時，他們才再不會將我視為海龜，而是接受我這個人。

　　6．

　　即使是個海龜也沒關係，整個的太平洋都是我的家。

（作者現居美國洛杉磯，1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