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形成﹑固定化与加强的过程对于日本政治直接的改造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除对美关系外与战前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日本统治阶层[1]。不过﹐我们也不能由此说﹐这个统治阶层主要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力的[2]。作为掌握日本国家权力的政治统治阶层﹐它首先为日本的统治阶级整体服务﹐为此，在战后的条件下它不得不调整对美政策﹑以追随美国的统治阶层[3]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理解日本主动配合﹑推动美日军事同盟的关键。

一﹑增加军事同盟的“相互性”

1955年8月3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日本外相重光发表共同声明﹕“双方一致认为日本必须在不断合作的基础上努力确立条件﹑尽快承担防卫日本国土的首要责任﹐并且[4]对维护西太平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双方一致认为在实现上述条件后﹐应该用相互性更强的条约代替现在的安全保障条约”。日本的“相互性”愿望是追求与美国更平等的地位，特别是要求归还冲绳﹐进而独自与中﹑苏交涉；但美国的“相互性”要求只在于推动日本的再军备化﹑分担美国的军事战略。虽然日本已经计划在两年内扩张自卫队到18万人﹐美国政府认为不够﹐美军联合参谋长要求扩张到35万人﹐杜勒斯进一步逼问日本是否已经准备好派兵海外。日本政府本身并不反对美国的要求﹐但它不得不顾忌普通日本民众与所有亚洲民众的感情﹐只能在以后机会成熟时利用“外压”[5]通过相关法令逐步实现与美国在军事同盟关系方面的 “相互性”。

赐与日本独立后，美国仍然在日本维持大量驻军。1957年3月31日(日本政府预算年度的最后一天)防卫设施厅[6]向国会报告美军在日本仍然占有457个专用设施(基地)﹑占地1005平方公里[7]。继承占领军地位的在日美军不断与日本住民发生冲突﹐例如﹐1957年1月3日﹐美军士兵在群马县相马原射击场故意把活人作为靶子练习，当场射死一位拾物的农妇。从1955年秋天以来﹐反对美军扩建基地的东京都砂川町住民﹑学生等支持者与在警视厅机动队支持下的测量队反复发生冲突﹐曾一次造成上千人负伤。日本政府不得不要求美国政府有所收敛。

1957年6月21日﹐岸信介首相赶到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等会谈。美日两国首脑在射死农妇事件上达成协议﹐其结果是﹕在明确美国有优先审判权的条件下﹐美国最高法院放弃审判权﹐由日本地方法院审判。日本前桥地方法院审判并判处美军士兵三年徒刑(缓期四年执行)﹐但两周以后﹐此犯人士兵被放回美国。会谈后发表的 “美日共同声明”宣布：1951年的安全保障条约是暂时的措施﹐美军将实行包括撤离全部陆军在内的大幅度削减﹐将设立政府间委员会讨论包括所有关于安全保障条约的问题。[8]

美国政府通过驻日大使在1958年7月30日与日本外相讨论修订安全保障条约时提出两个方案﹕(1) 在现行条约基础上附加补充条文﹐(2) 在不违背日本宪法的前提下重新制订相互防卫条约。对于美国而言﹐所有美日关系的法律其实都是其外交政策的一种选择而已﹔对于日本而言﹐几乎所有重要的美日关系法律都涉及包括宪法在内的日本政治体制。如何修改安全保障条约﹐取决于日本的政治﹑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也被当时担任日本总理的个人立场所影响。

当然﹐日本毕竟不是美国的殖民地[11]，战争已经结束十多年﹐和平宪法中的民主﹑人权广泛普及﹐经历过战争体验的民众记忆犹新﹐一个胆敢派兵海外的政府不可能为民众接受。实际上﹐与日本政府推行扩军政策针锋相对斗争的不是议会反对党﹐而首先是日本教职员工会(简称日教组)。1958年4月社会党在国会中反对岸信介内阁不承认中国商务代表团的升旗权利﹐国会解散重新选举。但新的选举的结果并没有改变自民党与社会党的议会席位分配﹐岸信介再次组阁﹐并充满了自信﹐一意孤行﹐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安全保障条约修订中也不会遇到多大的抵抗。

日教组的“决不再把学生送上战场”方针与其民主主义“偏向”一直是日本政府﹑自民党与右翼势力的眼中钉。1956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新教育委员会法案﹐着手实施带有政治管制色彩的管理教员的工作评定规定，遭到绝大多数教职员的激烈反抗。工作评定最终在全日本(除了京都以外)靠警察与右翼的压制得以实施﹐教职员中有 108人被起诉﹑70人被解雇、42人被休职﹑99人被停职﹑6万人受到减薪等各种处分。[12]

岸信介要强制地修订安全保障条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步骤是获得能够自由调动警察的权力。1948年7月制定的警察职务执行法(警职法)作为对战前警察权力滥用的教训的反省﹐从市民自由与人权优先的角度限制了警察的权限。岸信介从抵抗教职员工作评定斗争的激烈程度中预见到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将遇到更强烈的反对﹐打算趁胜利之际﹐一举强化国内的镇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