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教授談：我們如何選擇中國學生

發表在《福布斯中文網》美國常春藤教育 2014-06-12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教授康毅濱先生，負責該系在中國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中國學生（其中絕大部分是清華、北大、復旦、中科大等國內知名學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國教育的扭曲給學生帶來的困擾。

“中國學生聰明，勤奮，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較重，妨礙了他們的長遠發展。”康毅濱在接受《星期日新聞晨報》訪問時說。

什麼樣的學生被淘汰？每年一月底，康毅濱就要從系裡抱回一大包資料仔細看——裡面是所有申請普林斯頓生物分子系的中國學生的材料。

(以下文字引自星期日新聞晨報）

每年，該系每年大約招收25名本科學生攻讀博士，系裡給康毅濱的“中國額度”4個，而他收到的申請約有七八十份。4％左右的“成功率”。每個“申請包”主要有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績單，托福和GRE的考分，個人陳述,以及推薦信。康毅濱把它們分成“定量”和“非定量”兩類。分數他看得很仔細，但那些“非定量”的東西卻能告訴他更多。

問：“個人陳述”有什麼用？

康毅濱：就是說說你為什麼想成為一個分子生物學家，為什麼想來普林斯頓。

問：你看過幾百份“個人陳述”，從裡面看到了些什麼？

康毅濱：中國學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出來，他們寫的“陳述”經常千篇一律，缺乏特點。

問：他們給你什麼印象？

康毅濱：不清楚為什麼要來普林斯頓，或者過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實的自己。

問：真實鮮活的“陳述”是怎樣的？"

康毅濱：有個學生是這麼寫的：他以前的專業是電子工程，後來才慢慢發現真正感興趣的是生物。他申請轉了系，儘管絕大多數人反對，因為沒有基礎，讀得有些吃力，但他還是很高興。因為每一學期都會比上一學期進步一些。他的“陳述”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因為它展示了一個人在尋找和實現夢想過程中的困惑和欣喜。去年我們還錄取了一名學生，她在“陳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的問題：她很遺憾本科四年沒有接受更為全面的教育。你可以看到她的渴望。第一輪篩選，從80份申請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選人”。

2月初，康毅濱開始電話面試。雖然並不直接和學生面對面，但大洋彼岸傳來的聲音，會告訴他對方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生。

問：你會問些什麼問題？

康毅濱：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語能力、科研經歷、隨機應變的能力，以及學生的一些背景狀況。

問：接到電話的學生，會很緊張吧？

康毅濱：電話面試大約一個小時，45分鐘說英語，15分鐘用中文。就算英語不是特別好，學生還是可以完整地表達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國學生會把它看作一個“考試”，而不是一個“對話”，所以有些會很緊張。

問：你聽出了什麼？

康毅濱：有些學生聽得出來他（她）事先在紙上寫好回答，照着念，或者是背出來。還有是“排練過度”，說得非常溜，像演講一樣，但並沒有針對我的提問。

問：他們會給你留下什麼印象？

康毅濱：那些答非所問的學生，我想可能沒有自己做過真正獨立的研究，或者對自己沒對信心。我希望學生是展現一個真實的自我，而不是一個過度包裝的、失去了真實性的“加工成品”。

問：或者是我們的教育沒有告訴他們，說實話是最好的回答。

康毅濱：我們要挑選的，是真的熱愛科學、而且誠實的人。去年，我幾乎是在申請截止前的最後一刻才收到了一個學生的材料，條件很好，我就給他打電話。他老老實實,告訴我,雖然他很早就進實驗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為什麼，實驗總不是很順利。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實驗中遇到的問題，和為解決問題所作出的種種嘗試。表面上看，他的科研並不成功，但我能感受他的認真、誠實、努力，這已經具備了一個科學家、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

電話面試並不是最終的決定。之後，康毅濱要在候選人中反覆地掂量、比較。在這個過程中，分數高低往往不是決定因素，而是從細微處看到的非智力因素。

問：分數不重要？

康毅濱：分數很重要，但不是一個絕對因素。申請普林斯頓的學生都是國內名牌大學的尖子，經過高度選擇過的人，智力都沒有問題。我會仔細看每一門的成績，但並不是分數高就能入選，相反，我認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實力並不相差太遠。錄取與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我們系錄取過一個河南的學生，家在農村，初中就獨自在縣城,住校讀書，吃過不少苦。在電話和電郵里，我感覺到她為人謙和，沒有一些被寵慣的尖子生的趾高氣昂。還有個學生，他會和老師“套瓷”，但不是恭維，套近乎，而是自己的確做過研究，對老師有真正的了解，提問很專業，很深入。這樣的學生，不油嘴滑舌,讓人感覺到懂得認真負責，尊重機遇。但有的學生過於自信，甚至有些傲慢，覺得自己不是去普林斯頓，就能去哈佛，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很難給人留下好印象。

進入普林斯頓後，他們會遇到什麼樣的困擾？

來上海之前，康毅濱在福建老家待了十多天。每天陪父親、侄子去爬山。讀五年級的侄子告訴他，在他們學校，老師讓每個學生都要在班上找一個“對手”。每次考試下來，贏得多的同學受表揚，輸得多的要被批評。在這樣的氛圍中，班上學習好的同學也不大願意花時間幫助成績不好的同學。讓康毅濱震驚的是，目前中國基礎教育到處可見這樣的“激勵”方式。普林斯頓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學校，但對最終被普林斯頓錄取的中國學生來說，與其說已經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說真正的競爭剛剛開始。

而這時候，中國教育從小學——不，從幼兒園——就開始灌輸的狹隘的競爭意識，清楚地烙在這些留學生的身上，困擾着他們。

問：中國學生到了普林斯頓後，會遇到哪些問題？

康毅濱：有些學生進入普林斯頓後，心態急，享受不了科學研究的樂趣，而把實驗看作“計件勞動”，急於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頭喪氣。有些學生進來後發現，自己辛辛苦苦讀了那麼多年書考上來，但這並不是自己喜歡的、擅長的，很迷茫。還有，他們往往在人際關係上會遇到問題，覺得不受歡迎，孤單。

問：為什麼會這樣？

康毅濱：普林斯頓相信學習是一個探索的過程，是一個認識自我，發現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麼、熱愛什麼的過程，但國內教育系統出來的學生，常常是另一種心態：最好一進學校，就有人指定給他（她）一個課題，而且是一個保證可以做出來成果的課題。就像解一道數學題，一定會有答案，做出來了就能拿高分。然後呢，就想靠這個課題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們基礎紮實，學習勤奮，上進心強，應試能力強，成績優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比較弱，功利心比較強。

問：其實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態。

康毅濱：我們系有過一個中國學生，來普林斯頓不久，我發現他並不真正喜歡研究。後來他告訴我，其實早就發現自己並不熱愛科研，但從小學到大學，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指望他考上美國一流大學。他是為了別人的期待考普林斯頓的。其實這個學生小時候對生物很有興趣，只是後來成人世界把他的實驗成功與否過早地和名利、和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而在這一行業真正成功的人，往往並不以出人頭地為目的（如果只是為了這些，還有其它很多更簡捷的路可走），而是享受探索的過程，包括其中許許多多的失敗和得來不易的成功。

問：你剛才說的中國學生在人際關係上的麻煩，也是功利心造成的？

康毅濱：你看，我小侄子從小就被這麼“教育”，從這樣的思維里出來的學生，對競爭的理解會很狹隘，認為把別人踩在腳下就是勝利，把別人壓下去就是成功。實驗室是一個團隊工作，有人發表論文，本來是大家一起高興的時候，但一些中國學生往往有些悶悶不樂,似乎別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失敗。有時科研項目八字還沒一瞥，就想“分家”，好算作自己一個人的成果……有些中國學生特別想快速成名。這樣的心態，學校和家庭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在美國，成績是一個人的隱私，不會公布出來，分數就不會造成那麼大的壓力。他們提倡團隊的合作，互相幫助，共同提高。

問：兩種意義上的競爭，就會產生矛盾。

康毅濱：這樣的競爭意識過強，就會缺乏團隊精神，以自我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和他人關係的緊張。比如,老生周末帶新生開車購物，晚到了幾分鐘會被人埋怨，而新生卻可以理所當然地在超市慢條斯理地貨比三家，讓老生在外面等幾個鐘頭。還有學生問我：為什麼去年邀請他去家裡過節的那些美國人今年不再邀請他了呢……

有時候我會想，他們恐怕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從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飯的碗筷，換下來的髒衣服……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幫他們處理好了，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自然會覺得理所當然。而多數美國學生的確比較有“公共意識”。實驗室的垃圾通常他們處理得比較多。生物系有許多做後勤工作的員工，包括老鼠房負責日常餵養的工人，運送實驗用品的搬運工和收發員，打掃實驗室的清潔工等。每年到了聖誕節，我實驗室的美國學生會牽頭一起湊份子，每人出個五塊十塊，買個小禮物送給那些工人，以表示對他們平時工作的感激。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個學生從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將來他在事業上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