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斥责西方形而上学为“鬼话”，看中国读书人虚伪心态

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个带有双重形象的人物：一方面，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却常常在关键处戛然而止，不愿触碰更深的哲学根基。他曾在一次演讲和文章中断言：西方形而上学不过是“鬼话”（nonsense），不必浪费时间。表面上看，这是“反空谈”的实用态度；实则，这种轻率否定折射出中国读书人长期根深蒂固的一种虚伪心态——既不愿面对终极追问，又要以科学和实用的姿态掩盖这种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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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境：胡适“鬼话论”的历史背景

胡适是在留美归国后提出这种看法的。当时的中国，五四运动余温尚在，知识界普遍期待“科学救国”“民主救国”。胡适在美国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回国后便将这种思想作为“唯一现代哲学”，强调经验、实验、可验证性，对任何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问题都持否定态度。

他的“鬼话论”不仅是哲学立场的选择，更是顺应当时舆论与政治安全的结果：

1. 五四后的知识风潮——反传统、反形而上学被当作“现代”的象征，否定哲学抽象思辨成了时髦姿态。

2. 政治环境的安全感考量——谈科学、谈实用总是安全的；而探讨存在、本质、真理等问题，很容易被扣上“玄虚”“迂腐”甚至“反动”的帽子。

3. 急功近利的救国心理——社会急需见效的改革思想，抽象理论被视为“浪费国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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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形而上学”的虚伪逻辑

胡适的态度在知识分子中迅速获得共鸣，因为它符合一种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

1. 自诩务实，实为浅薄

所谓“务实”，其实是拒绝面对复杂性。形而上学的确晦涩，但它试图回答“为什么”的根本问题——科学方法本身离不开这些前设。否定形而上学，却享受其提供的逻辑与世界观基础，是思想投机。

2. 选择性批判

胡适敢斥西方形而上学为“鬼话”，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形而上但无逻辑支撑的观念，如“天命”“无为而治”“阴阳五行”等，多采取回避或轻描淡写态度。这种“双重标准”背后是文化上的自我保护与政治上的谨慎。

3. 以科学之名，反科学之实

科学离不开形而上学假设——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因果律的必然性、逻辑一致性等。如果真完全抛弃形而上学，科学本身也失去了理论根基。中国读书人往往只要成果，不问原理，这本质是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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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伪心态的文化成因

这种心态并非始于胡适，而是历史深层结构的延续：

科举功利传统：几千年来的“学而优则仕”，使得读书成为通向利益与地位的工具，而非追求真理的路径。

政治高压下的思想自我审查：终极问题容易触碰权威禁区，安全起见，不如先否定其重要性。

表面西化：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思想的吸收多是功利性的，急于找“救国药方”，而不是平等的深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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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真正的勇气

胡适的“鬼话论”并未真正解放思想，反而在不知不觉间固化了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浅尝辄止的习气。表面上，他们反对“空谈”，实则害怕在思想上直面根本问题；表面上，他们拥抱科学，实则不愿承认科学的形而上学根基。

这种虚伪，使得中国知识人虽手握大量实用知识，却难以在哲学高度上与世界平等对话。缺乏面对终极问题的勇气，最终会让一个民族的思想现代化停留在表层——技术可以引进，制度可以模仿，但文明的根基依然空洞。

只有当读书人不再将“形而上学”当作笑柄，而是以诚实、平等的态度去探问“存在”“真理”“价值”等根本问题，中国思想才可能真正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