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司机是那年离开Cal Tech的？


亦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二三）

（4） 为了陈章良，方舟子不惜出大丑、现大眼

　　

　　我们已经知道，方舟子在科唬转基因问题时，信口雌黄，错误百出，“无知得让天下学人蒙羞”。同样，方舟子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陈章良“当辩护律师”，也是开口即错，大出其丑。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分析他为恐龙蛋事件辩护时，就已经简单地证明过了。下面再举一例来深入地证明这一点。

　　前面提到，《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一文的目的是要“为陈章良说几句公道话”，其矛头针对的是《江山辈有庸才出，各损风气多少年》的作者周求义，因为方舟子认为周文是“网上对陈章良的指责”的来源。可是，方舟子对周文中关于陈章良的文字无从下口，无法“为陈章良说几句公道话”，於是就只好改成 “为谈家桢说几句公道话”，以此来证明周求义的文章“充满不实之词，极不负责任”，是“造谣、诽谤文章”。对於谈家桢，周求义在《江山辈有庸才出，各损风气多少年》是这么说的：

　　“第三个例子是老一辈的谈家桢。如果因为尊老使我们从不能言明老一辈中也有缺点，那我们就不能彰显老一辈中有真才实学的，也不能避免老一辈仍然对现在造成问题。谈家桢是三十年代就留学美国得的博士学位，是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杜布占斯基的学生。回国后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长期任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谈家桢的主要贡献是五十年代坚持摩尔根遗传学说，反对从苏联引入的伪遗传学，我们要肯定他这一点功不可没。他一生主要是从事遗传学教学，在科学研究上没有重要发现，所以在他同代的科学家中他不被认为是优秀的科学家，比如，他是八十年代才主要靠资历而不是靠研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但他比多数同代优秀科学家在大众中要有名的多，因为他虽然英文论文写的不多不好，但在中文报刊中谈话却多，一辈子自称是摩尔根的学生，年轻人崇拜老师说说也无不可，一个人一辈子怎么可以以某某的学生为‘成就’一般来标榜呢？何况摩尔根还不是他的导师，而是他导师的导师。谈家桢最近争取经费要建‘摩尔根－谈中心 ’，俨然把自己与摩尔根并列了，要是谈家桢一生有科学贡献可以使他这样作，那我们中国也真可以自豪了，可是，实际情况怎么能避免外国同行笑话我们呢？谈家桢对现代遗传学懂的也有限，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经常提建议。他向高层领导写信，推动中国开展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国开始投入数以亿计的经费做人类基因组，据说要分析人类基因组的百分之一，以免百分之百被外国人拿了去做专利，外行听过去好像一回事。实际上，一问内行，国外已经开始近十年，不久就要完成，而百分之一的目标就象没做一样，何况百分一也难逃脱是别人已经做过的部份。他提倡中国从事这种研究，也完全不顾全中国没有多少人正式受过现代人类遗传学研究训练的事实，鼓励中国用现阶段有限财力中大量的经费去追国外就要结束的课题，最后不管有没有效果都通过新闻去炒作、哄外行和百姓。”

　　对於这段文字，方舟子说：

　　“此人摆出一副内行的样子训斥一位老一辈遗传学家，却是地地道道的‘哄外行和百姓’，几乎每一句话都有问题。不过我也犯不着一一指正，只挑出几点：……”

　　方舟子一共从周文中挑出了三点来进行“指正”。第一点就是针对“谈家桢……是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杜布占斯基的学生” 这句话。方舟子说：

　　“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而是俄国遗传学家、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菲利普琴科的学生。他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先在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实验室当研究员（Rockefeller Fellow），第二年随摩尔根搬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摩尔根和他是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谈家桢1934年到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1936年获博士学位，虽然他受的是杜布赞斯基的指导，但杜布赞斯基在当时还未独立，仍属于摩尔根实验室（也就是所谓二老板），所以谈家桢如果自称摩尔根的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妥。如果我是谈家桢，我更乐意自称杜布赞斯基的学生。杜布赞斯基的名气虽然不象摩尔根那么大（摩尔根在外行中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对生物学的贡献却并不比摩尔根小。”

　　不明真相的人在看过这段文字之后，一定会对方舟子的博学叹服得五体投地。你看他，从俄国到美国，从杜布赞斯基到菲利普琴科，从摩尔根到米丘林，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再听听他那句“如果我是谈家桢”，这口气，就好象他和谈家桢在成就和地位上可以称兄道弟似的。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方舟子上面的这段文字，包括英文单词和阿拉伯数字，总共280个字，陈述了以下十个“事实”：

　　1、 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

　　2、 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

　　3、 菲利普琴科是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

　　4、 杜布赞斯基在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

　　5、 杜布赞斯基最初在摩尔根实验室当研究员；

　　6、 杜布赞斯基在1928年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

　　7、 杜布赞斯基是摩尔根实验室的二老板；

　　8、 摩尔根的名气来自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

　　9、 杜布赞斯基对生物学的贡献不比摩尔根小；

　　10、 谈家桢不是摩尔根的学生。

　　事实是，这十大陈述，都是方舟子分泌出来的无知。下面分别讨论。

　　第一个问题：杜布赞斯基真的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吗？答案：不是。

　　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Grygorovych Dobzhansky，1900-1975) 1921年毕业于基辅大学，1924年到列宁格勒大学遗传学系给系主任菲利普琴科(Philipchenko，也做 Filipchenko，1882-1930)当助手（assistant），一直到1927年底去美国。虽然从学术承传和个人关系上讲，他们二人有师生之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是师生关系，而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详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New York, 1973。这本书根据杜布赞斯基的口述自传写成。)方舟子之所以说“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很可能是根据维基百科“Dobzhansky”词条中的这句话：“He then moved to Leningrad, Russia, to study under Yuri Filipchenko”。其实，在这里，“study”不过是研究的意思。另外，杜氏确实说过菲氏是自己的“mentor”。mentor者，“a wise and trusted counselor OR teacher”也，并不一定是老师。

　　第二个问题：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吗？答案：是。

　　杜布赞斯基之所以能够到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的实验室去，是受菲利普琴科的派遣，到那里去“学习”（study）的。当美国领事问杜布赞斯基要到美国去干什么时，他回答说：“I want to learn from Professor Morgan the latest knowledge about U. S.”(见：Stebbins, G. L. Recollections of a Coauthor and Close Friend. In Genetics of Natural Populations: the Continuing Importance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Ed. L. Lev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5, p7-13.) 因此，美国领事向他颁发了学生(student)签证。另外，杜布赞斯基在俄国的最高学历只是本科毕业，习惯于在他人手下做研究，因此他到了美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摩尔根指示他应该做什么。(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从上面这两点来看，杜布赞斯基与摩尔根的关系才更象是师生关系。也许方舟子会狡辩说，师生关系要根据学校的登记注册才能够建立。假如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方舟子说“杜布赞斯基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就是大错特错。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能够成立的话，“ 杜布赞斯基不是摩尔根的学生”就不能成立。反之亦然。方舟子之所以犯这样的逻辑错误，当然可能是他的狡辩本能在作怪，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对历史的无知。

　　第三个问题：菲利普琴科是“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吗？答案：不是。

　　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根据维基百科，“its primary founders were Sewall Wright, J. B. S. Haldane and R. A. Fisher, who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related discipline of quantitative genetics.”也就是说，在“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中，根本就没有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这个名字。实际上，笔者翻遍手头的Population Genetics书籍，也找不到关于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的片言只语。摩尔根的首席大弟子Alfred Henry Sturtevant撰写的的A History of Genetics (Harper & Row，New York, 1965) 中有专门的一章(第十七章)讲Population Genetics and Evolution的历史(p107-116)，其中也没有提到Philipchenko或Filipchenko。著名科学史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迈尔 (Ernst Mayr) 在其名著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Belknap Press, Cambridge, MA. 1982.) 中有一节专门讲“进化遗传学的进展”（群体遗传学是遗传学与进化论的综合），其中提到S. Wright, J. B. S. Haldane和R. A. Fisher，以及前苏联遗传学家切特维尼可夫（Sergei S．Chetvegikov，1880－1959），但是也没有提到Philipchenko (见：p550-559)。(迈尔在正文中提到杜布赞斯基曾与他工作过，“he worked with Philipchenko in Leningrad”，但在该书的index中没有Philipchenko。)即使是杜布赞斯基自己，在他的名著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也只是顺便地提了一下菲利普琴科的工作，并且仅此一次：“Equally good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Philiptchenko (1934) on quantit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strains of the cultivated species of wheat.”(Dobzhansky, Theodosius Grigorievich. 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37. p76.)

　　那么，方舟子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菲利普琴科对群体遗传学的值得一提的贡献，就是在1927年发明了macroevolution 和microevolution这两个术语。十年后，杜布赞斯基在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提到了这两个新概念，首次把它们介绍到了英美学术界(菲氏的文章用德文发表)。但是，杜布赞斯基在引入这两个概念之时，第一，他没有提到菲氏的名字；第二，他是在反驳菲氏的观点。按照菲氏，macroevolution是指物种之间以及分类等级在种以上的生物进化，而microevolution是指物种之内的进化。菲氏认为，物种内的进化机制是“选择”，但物种以上的进化机制却并非选择。与之相反，莫斯科的切特维尼可夫学派的观点与菲氏不同，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杜氏的观点与切特维尼可夫学派相同，他的原文是：“……we are compelled at the present level of knowledge reluctantly to put a sign of equality between the mechanisms of macro- and microevolution.”(见该书第12页)。也就是说，杜氏认为，在进化机制上，并不存在macroevolution 和microevolution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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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于2000年4月的《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遗传学痛史》中，方舟子写道：“虽然俄国拥有切特维里科夫、菲利普琴科（这两位大师的群体遗传学方法在他们的学生杜布赞斯基于1927年移民美国后传播到了西方，为综合进化论的创建起了关键作用）……。”这几乎是胡诌了。杜布赞斯基既不是菲利普琴科的学生，更不是切特维里科夫的学生。菲利普琴科对群体遗传学的贡献(如果有的话)，及对杜布赞斯基的影响，主要是在观念上，而不是在方法上。另外，综合进化论(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创建”于三十年代初期，当时的创建人对菲氏的观点一无所知。杜氏可以说是综合进化论的集大成者，并非创建人。他在美国成大名，是 1937年以后的事情。看看杜氏自己在六十年代初的口述自传中是怎么说：

　　“I certainly don’t mean to make a preposterous claim that I have invented the synthetic or biological theory of evolution. It was, so to speak, in the air. People who have to be credited of having more than anybody, contributed to it, I believe I said already in our interview before were Fisher, Sewall Wright, J. B. S haldane, and in their turn their predecessor was Chetverikov. What that book of mine, however, did was—well, if you wish, in a sense, popularizing this theory.”

　　(转引自：W. B. Provine. The Origin of Dobzhansky’s Geni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ed. MB Adam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94. p99-114.)

　　方博士，需要我把上文翻译成中文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您是根据菲利普琴科的什么著作，把他捧成“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的？

　　【注：现在美国科学史学者之所以对杜氏的苏联背景非常感兴趣，是因为杜氏在Gene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主要观点，在该书发表之前，并不为外人所知。人们对这些观点的来源感到迷惑不解，因此猜测他受到了菲氏或其他前苏联科学家的影响。】

　　第四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是在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吗？答案：不是。

　　前面提到，杜布赞斯基在1927年是以学生的身份到美国的，按照他当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议，他在美国学习一年之后，是要返回苏联的。并且，这个签证不允许他在美国工作。因此，当他1931年到加拿大改换签证时，因为他在此之前曾非法工作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结果被拒绝重新入境，面临返回苏联的窘境(按照当时的情形，杜氏如果回国，几乎注定要受到迫害)。后来，由於美国总统胡佛的亲自干预，他才获得移民签证。(详见：Land, B.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the two worlds of Theodosius Dobzhansky. p185-188)。也就是说，杜布赞斯基并非在“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如果方舟子非要说“他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那么请问方博士，您是不是在“1990年年底移民美国”啊？

　　【注：方舟子说杜布赞斯基“1927年年底移民美国”，很可能是根据维基百科中的这句话：“Dobzhansky e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7 on a scholarship from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riving in New York on December 27.”实际上，这个“emigrate”应该翻译为“迁移”、“迁居”。不知道方舟子那蹩脚的英文能否区分这样两个词汇：

　　emigrate：to leave one country or region to settle in another.

　　immigrate：come into a new country and CHANGE RESIDENCY.】

　　第五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最初在摩尔根实验室是当研究员吗？答案：不是。

　　杜布赞斯基到摩尔根实验室时，并不是什么研究员，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博士后。方舟子硬要把Rockefeller Fellow翻译成“研究员”，既是出於无知，更是出於狡辩。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他自己岂不是曾在美国担任了两届“研究员”？如果真是那样，他在中国还不吹破了天？

　　第六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是在1928年到加州理工学院当助理教授吗？答案：不是。

　　1928年底，摩尔根的实验室从哥伦比亚大学搬迁到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把自己的助手也带了过去，这其中就包括到他的实验室尚不满一年的杜布赞斯基。当时，杜布赞斯基的职位并没有任何改变，仍旧是Rockefeller Fellow。只是他后来的研究出了成果，加州理工学院在1929年聘请他当助理教授。1936年，因为德克萨斯大学和冷泉港实验室要把杜布赞斯基挖走，加州理工学院才把他提升为正教授。

　　第七个问题：杜布赞斯基是摩尔根实验室的二老板吗？答案：不是。

　　摩尔根带到加州的助手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他的学生、在世界上第一个绘出染色体遗传图谱的Alfred Henry Sturtevant。他到了加州理工学院之后，就被聘为正教授。杜布赞斯基实际上是在Sturtevant的实验室做研究。后来他们两人发生矛盾，杜布赞斯基在1940年离开了加州理工。除了Sturtevant，摩尔根还有其他的学生在他的实验室工作。所以，所谓的“二老板”之说，完全是方舟子的“想当然耳”。 (如果说杜布赞斯基是Sturtevant实验室的二老板，或许说得通。)

　　第八个问题：摩尔根在外行中的名气来自于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吗？答案：不是。

　　方舟子编造的最大笑话，就是他说“摩尔根在外行中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摩尔根就已经名气大噪，蜚声世界。他在1919、1922年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只是因为当时评奖委员会认为他的遗传学研究与医学和生理学距离太远而没有获奖。摩尔根最终在1933年获得这项荣誉。在此之前，摩尔根在1927年成为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院长、1930年成为美国最大科学家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主席、1932年当选为国际第六次遗传学大会的主席。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促进会都是涵盖所有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组织，方舟子所谓的“外行”在这两个组织之中占据绝大多数。难道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美国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因为“米丘林主义者的攻击”才知道摩尔根的吗？

　　实际上，所谓的“米丘林主义”，是在米丘林1935年去世、李森科成名之后兴起的。方舟子在作于几个月之前的《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也说：“就在这一年[指1935年]，李森科先后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科院院士，并正式提出了米丘林主义的伪科学理论，否认基因和任何特殊的遗传物质的存在，认为细胞才是遗传的基础，细胞的任何部分都有遗传性。”方舟子也许对米丘林主义略知一二，但却对摩尔根的功绩毫不了解。一个分子生物学博士，竟然无知到这个程度，并且信口雌黄、忘言妄语到这个程度，简直就是丢尽了天下博士的脸面！

　　第九个问题：杜布赞斯基对生物学的贡献不比摩尔根小吗？答案：不是。

　　摩尔根对遗传学的主要贡献，就是确定了基因位於染色体上。这个成果，把孟德尔遗传学置于坚固的物质基础之上。可以说，现在的分子生物学及基因组学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2000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Eric Kandel说：

　　“就象达尔文对动物物种进化的洞察力将十九世纪作为描述科学的生物学凝聚在一起一样，摩尔根对於基因及其位於染色体的发现促使生物学转变为实验科学。”(Much as Darwin's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species first gave coherence to nineteenth-century biology as a descriptive science, Morgan's findings about genes and their location on chromosomes helped transform biology into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

　　http://www.columbia.edu/cu/alumni/Magazine/Legacies/Morgan/

　　而杜布赞斯基的主要贡献，是将孟德尔的遗传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综合到了一起，来解释群体的进化机制。且不论杜氏对综合进化论的具体贡献如何(见上面引用的杜氏口述自传)，这个理论本身也是建立在基因位於染色体之上这个科学前提之上的，其影响，也主要局限于进化论这一领域。

　　从另一个角度看，摩尔根生物学的贡献还包括：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研究至今在美国首屈一指，这与摩尔根打下的基础关系极大；从摩尔根的实验室中，走出了至少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贡献，在完全没有政府的帮助这一前提之下，在整个二十世纪，不仅是极为罕见的，而且是难以想象的。相反，杜氏的学生虽然也不少，并且也有成大名的，但与摩尔根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之上。

　　最后一个问题：谈家桢不是摩尔根的学生吗？答案：是。

　　由于极度的无知，方舟子对周求义在文章中说谈家桢不是摩尔根的学生、而是杜布赞斯基的学生，竟然信以为真，但为了狡辩，就编出了一个所谓的“二老板”鬼话，以此证明“谈家桢如果自称摩尔根的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妥”。实际上，据谈家桢本人说：

　　“我被接受为摩尔根的博士研究生，但因为摩尔根的行政事务繁重，我实际上被指定在Sturtevant和杜布赞斯基的联合指导下学习和工作，杜布赞斯基直接负责指导我的学位论文研究。我实际上是杜布赞斯基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I had been accepted as T. H. Morgan’s Ph. D. student, but because of Morgan’s busy administrative duties, I was actually assigned to study and work under the joint sponsorship of Sturtevant and Dobzhansky, and Dobzhansky wa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he supervision of my thesis research work. I was, in fact, Dobzhansky’s first Ph. D. student.）(见：Chia-Chen Tan. Mentor, Colleague, Friend. In Genetics of Natural Populations, p1-6.)

　　也就是说，谈家桢名义上的导师就是摩尔根，“谈家桢如果自称摩尔根的学生”，不是“没有什么不妥”的问题，而是名正言顺的问题。

　　在刘菊花的《网络奇才方舟子》中，方舟子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学术上，我更喜欢探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问题，特别是生物学方面的。”

　　而上面讨论的这段只有280个字的话，竟然充斥着十个关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错误，——从极为简单的史实，到较为深奥知识——，方舟子已经不是什么“几乎每一句话都有问题”，而是开口即错，全篇皆错，从头错到尾，错得无法再错。面对着如此的让人笑掉大牙、让人跌破眼睛、让人目瞪口呆的大错特错，我们不能不为中国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界感到万分的庆幸：方舟子最终投身于打假和保假的“事业”之中，中国的学术界中不过是多出了一个靠搞打、砸、抢，靠忽悠、欺骗来搏取名利的混子而已；假如他真的去“探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就可能会诞生出一个方森科！(方舟子的《从“ 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遗传学痛史》还真把于光远给忽悠懵了，该氏为此写了一篇《喜闻不同意见——答方舟子的批评》。见：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history/yu-li.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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