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世纪答案，输家赢家



2012年，《无极之路》的续集《永不失望》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总共十章，而关于邱满囤和邱氏鼠药案的篇幅就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一。显然，作者王宏甲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给邱满囤“平反”。但即使如此，曾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的师学军仍嫌王宏甲“写得太简略”。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案子是有认识价值的”：

“他说，当邱氏鼠药厂没了，媒体上谁都可以把邱满囤当‘伪科学’的典型，邱满囤再次穷困，不得不把妻子送回她的陕西娘家……可以说，邱满囤当年为捍卫名誉权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但邱满囤承担的这些代价还是最小的。

“我问，这话何意。

“他说，老邱败诉后，我们报社的记者去采访海淀法院的审判长，问他有什么感想？他一句话都不说。不管记者怎么问，他都不说。就在这沉默中，我们的法律承受着怎样的损失？

“学军继续说，那不是他一个人。1992年，海淀法院在坚持依法独立审案，不受行政干扰方面是做出了努力的，但是，失败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也经过艰辛的努力，最后不得不判邱满囤败诉。尽管如此，在关键的两大问题上，仍然尽最大可能坚持了实事求是。

“学军说，这个案子在全国影响这么大，法官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日后各地法院遇到行政干预，会采取什么方式？我国法律为此付出的代价，何其大！法官难以依法独立审案，老百姓在诉讼中将承担的损失，何其大！

“我理解并同意了学军的说法。我说，中国科学界为此付出的代价，承担的损失，也何其大！”【1】

实际上，除了科学纳粹之外，邱氏鼠药案没让任何中国人得益。

一、中国社会，最大输家

按照五被告自己的说法，他们发出“呼吁”是为国为民兴利除害。但事实是，中国和中国人民从邱氏鼠药案中一丁点儿好处都没有捞到。

首先，邱氏鼠药案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维护科学尊严”，而这个口号的实质就是让中国的法律在“科学”面前完全没有了尊严，结果导致它在整个中国社会都没有了尊严，所以邱满囤才会说出“我看法院做不了主，法院也受气！”这样的话。事实是，在涉案的两年半中，尤其是在一审判决之后的14个月内，不仅被告及其律师可以对法院和法官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甚至骂骂咧咧，连媒体都有样学样，公然报道对他们的无端指控。而在“科学界”的同仇敌忾面前，中国法律的形象就是一个忍气吞声、忍辱负重的小媳妇，甚至是童养媳。一个连法律都没有尊严的国家，不仅不可能成为“法制国家”，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享有尊严——“科学”从中获得的，也根本就不是什么“尊严”，而是货真价实的“无耻”。

其次，表面上看，邱氏鼠药案让中国的科学界大大地扬眉吐气、大唱了一曲“翻身道情”；但实际上，他们输得比中国法律还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科学家的那些“阴暗面”，如自私自利、嫉贤妒能、蛮横无理、趋炎附势、目无法纪、心黑手辣，甚至与他们的形象格格不入的“轻信”、“盲从”、“狂妄”、“无知”，全都在邱氏鼠药案中得以充分暴露；而所有这些，不仅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即使是在当时，它们也被有识之士，如储瑞耕、王宏甲、冯凌等一众文人记者，甚至一些官员，如全国爱卫会主任李铁映、副主任张义芳、河北省副省长王幼辉，等等等等，一眼识破。也就是说，官方媒体为科学家们量身打造的那个憨厚老实勤勤恳恳不食人间烟火全心奉献的“陈景润”形象，在了解邱氏鼠药案真相的人面前轰然坍塌，并且永远都不可能复原。不仅如此，科学家们从邱氏鼠药案中捞到的“胜利成果”很快落到科学纳粹的手中，而这伙暴徒在把邱满囤这样的“民间科学家”扫荡一空之后，马上把枪口转向了科学家群体——以“科学警察”、“科学宪兵”自居的方舟子，其“打假”对象主要就是中国科学界的人士，如郭光灿、朱清时、潘建伟、魏于全、肖传国，等等等等。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中国的每一位科学家都对科学纳粹怀有老鼠见到猫一般的极端恐惧。

第三，除了中国的法律和科学在邱氏鼠药案中惨遭荼毒之外，邱氏鼠药案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全中国的老百姓。如前所述，尽管五被告挑起事端的幌子是“科学灭鼠”，但实际上，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邱满囤的灭鼠方法都比那个幌子要科学得多得多、高明得多得多。也就是因为如此，邱氏鼠药案的二审判决才会成为“老鼠的节日”。事实是，邱氏鼠药厂被捣毁之后，不仅农田鼠害剧增——90年代前五年，全国每年平均农田鼠害面积不到2千1百万公顷，后五年则接近3千万公顷【2】——，而且城市鼠害也有增无减。这是汪诚信在灭了邱氏鼠药厂六年之后说的话：

“从鼠密度方面看，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发展、提高，鼠类的食物和隐藏条件总体上得到改善；加之环境破坏往往使鼠类的危害加重，鼠密度保持着上升的态势。”【3】

你只要注意到汪专家建立的因果关系有多么的荒唐和滑稽，你就会明白他的“建议”会是多么的无聊、无用、无效。

事实是，在灭了邱满囤之后，不仅中国的鼠害问题没有得到减缓——遑论解决——，五被告“呼吁”的最根本问题，鼠药中毒，反倒愈演愈烈。关于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大量的鼠药中毒报告中看出端倪，即使从《人民日报》上也能看出一二：在该报历史上，“鼠药中毒”这四个字只出现在5篇文章中，它们全都发表在1996年以后。看看这两段话：

“据悉，轰动全国的‘邱氏鼠药案’虽以专家们的胜诉而结束，但实际生活中，违禁的剧毒急性鼠药却在更大范围泛滥，近年来已发生多起人、畜中毒死亡事件。”【4】

“2003年因投毒导致的中毒事件起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是引起中毒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投毒的物质主要是剧毒急性鼠药（大多数为毒鼠强），高居中毒致死原因的第一位。2003年全国共报告重大剧毒鼠药中毒75起，1316人中毒，121人死亡，病死率为9.2％。”【5】

而汪诚信本人也承认，“2002 年以来毒鼠强中毒人数已占全部鼠药中毒者的90%以上。”【6】还记得五被告十年前极力隐瞒邱氏鼠药使用毒鼠强这码事儿吗？而到了毒鼠强泛滥成灾之后，首先把它用于“科学灭鼠”的汪诚信又有活儿干了：

“2003年1月7日早晨7时，北京寒风凛冽，年过七旬的灭鼠专家邓址已经出门了。他要去参加九时半在北京植物保护站举行的‘禁用剧毒急性鼠药座谈会’，在那里他可以见到当年曾经一起为反对剧毒鼠药而战的四位朋友。

“10年前，因为一封题为《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的联名信，赵桂芝、马勇、汪诚信、邓址、刘学彦五位学者平生第一次走上法庭，成为那场历时两年半、轰动全国的‘邱氏鼠药案’的被告。此案终于在1995年2月22日以五位科学家胜诉告终。同年3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没收和销毁正在市场销售的邱氏鼠药（参见辅文《“邱氏鼠药案”波折》）。

“如会议组织者汪诚信教授所言，这是一次民间会议。与会者在五位学者之外，只有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防治处的两位官员，北京植物保护站、顺义植物保护站负责人、北京市隆华新业卫生杀虫剂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五家媒体的记者。

“在目前疾风骤雨般的鼠药整治背景下，这个小型座谈会显得意味深长。因为10年过去了，当年五位科学家所反对的剧毒鼠药并没有销声匿迹，而且越演越烈。据《健康报》报道，近年来，我国每年有约10万人发生急性中毒，其中鼠药中毒有5万～7万人。鼠药中毒死亡人数为同期多种传染病死亡人数总和的84倍，死亡率是多种传染病的66.7倍。同时，与其化学成分类似且毒性更强的‘毒鼠强’以新的面目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惨案。直到南京汤山投毒事件（2002年9月14日晨，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发生严重食物中毒事件，300多人中毒，42人死亡）之后，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开始了对毒鼠强的大规模讨伐。”【7】

假如汪诚信早年不曾向邱满囤推荐毒鼠强，或者在1992年“呼吁科学宣传灭鼠”之时正视“邱氏鼠药”使用毒鼠强的问题，而不是故意用氟乙酰胺来给邱氏鼠药栽赃，

那些成千上万的中毒者很可能会幸免于难。而在造成了如此滔天恶果之后，五被告仍旧有脸组织、召开“民间会议”——这恰恰说明，“灭鼠专家”的职业和生涯都建筑在“老鼠”和“鼠害”之上。或许，这就是中国的鼠害越治越多的根本原因。

二、科邪纳粹，获利渔翁

毫无疑问，邱氏鼠药案的最大赢家就是中国的科学纳粹。而在科学纳粹之中，最大的赢家就是何祚庥：他一屁股把自己的前主子于光远挤到了次席，自己则摇身一变变成了“反伪帮”的领头羊。事实是，当他终于修成正果之后，《人民日报》果然把“邱氏鼠药案”的功劳算在了他的名下：“在他的参与下，著名的‘邱氏鼠药’案终于有了结局。”【8】


前面提到，何祚庥在1994年1月就邱氏鼠药案上窜下跳地煽动、挑动“科技界人士”闹事，完全是别有用心，因为他心里对这桩案子的原委相当清楚。而他的那个“用心”，就是要通过“反对伪科学”来操纵、控制科学界，重振中宣部科学处当年的雄风。确实，在邱氏鼠药案“终于有了结局”之后，何祚庥马上办了两件事，第一就是鼓动近百名院士发出“高举科学旗帜，做好科普工作”的倡议；第二就是率领近百名政协委员致函《中国科学报》，要求“对那些敢于向伪科学开战的科学工作者给予法律上的保护”。【9】不论是在当时还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科学纳粹的嘴中，“科普”的主要内容都是“打假”和“反伪”。显然是明白他们所谓的“打”、“反”、“斗”就是文革期间的打、砸、抢，所以何祚庥才会要求中国法律的保护。这与德国纳粹在迫害犹太人之前先通过一系列排犹法律使自己的暴行合法化是一个路数。

事实是，邱氏鼠药案结案之后的那几个月，恰恰是何祚庥一伙最疯狂、最猖狂、最猖獗的一段时光；而他们“打”、“反”、“斗”的矛头几乎是马上就指向了“伪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就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当天，《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何祚庥、林自新、庆承瑞的文章，“揭露”“中国超人”张宝胜七年前一次“表演”的失败和作弊。【10】一周后，何祚庥又如同口含天宪般地在《北京日报》上宣布：《该揭露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了》。【11】与之前后脚，远在美国读书的方舟子匆匆忙忙囫囵吞枣般地抄袭了该校教授鲁特-伯恩斯坦的一篇文章，写成《科学是什么？》一文在网上发表【12】，明显是要与何祚庥一伙搞里应外合，就像他四年后做的一样。

可惜的是，因为“事情没有发展到某种程度”，科学纳粹们摩拳擦掌准备血洗“伪科学”的那场运动流产了。但四年之后，他们卷土重来，并且大获全胜。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科邪纳粹在中国崛起的契机就是“邱氏鼠药案”：没有这个案子，这个伪科学、反科学团伙就会继续处于“人体特异功能”的下风，被“三不政策”捆住手脚。

确实，在方舟子的口中，“邱氏鼠药案”一直就是他的老泰山的光辉业绩之一。例如，2001年1月，因为要报复李载平院士，方舟子挑起“核酸大战”。【13】而在遭到商家的法律威胁时，方舟子就把邱氏鼠药案抬了出来：

“恶人往往威胁要先告状，而且也真的会诉诸行动。不幸的是，中国的法律缺乏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保护，恶人还真可能得逞，特别是当恶人有钱有势与贪官污吏和骗子‘专家’相互勾结的时候。这就使得在中国打击伪科学更为困难，比如以前的‘水变油’骗局和邱氏鼠药案，揭发者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科学家甚至被告上法庭，而法庭居然还判他们败诉。”【14】

五个月后，在促销自己的一本烂书的“座谈会”上，方舟子再次提到邱氏鼠药案：

“几年前发生过邱氏鼠药案，科学家居然被告状，而且还告输了，竟然还给法院判输了，所以你在国内打假，有种种不方便，在国外呢，相比来说，是比较安全一些。”【15】

四年后，在鼓励自己的老东家《北京科技报》抗法的一篇文章中，方舟子又提到邱氏鼠药案：

“大约十年前，五位科学家在科技报纸上对盛行一时的‘邱氏鼠药’提出批评，认为其中含有会破坏生态的违禁剧毒物质，被‘邱氏鼠药’的生产者以损害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并被判侵权，震惊中国科学界。”【16】

就在方舟子鼓励《北京科技报》抗法之后不到三个月，他本人因为恶意诽谤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肖传国而成为被告。到了次年7月，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方舟子侵犯了肖传国的名誉权，罚款三万元，方舟子于是效法“五专家”，妄图通过绑架舆论来推翻原判。而就在那场鼓噪中，何祚庥派出了自己的老婆庆承瑞给方舟子站台，在方舟子一手控制的新语丝上发表《邱氏鼠药案与武汉江汉区法院对肖传国诉方舟子的判决——我对肖与方官司的看法》一文，这是它的前三段话：

“12年前，即1994年，发生了一件判案：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定以汪诚信等五位科学家在邱氏鼠药案中败诉。这件事震动了整个中国科技界，被选评为1994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之首。

“事情的起因是：1992年汪诚信等五位科学家联名在报上呼吁要科学灭鼠，不要使用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氟乙酰胺的‘邱氏鼠药’。于是邱满囤于1993年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科学家‘捏造虚假事实……说我无知，分不出老鼠公母，编造邱氏鼠药含有氟乙酰胺，要求经济赔偿’。经过法院一年多的审理，判决五位科学家败诉。

“判决出来后，许多省市的灭鼠专家纷纷上书中国植保学会，强烈呼吁‘还灭鼠科学的严肃性，还科学家以公正。’不少政协委员也提出意见。当时的全国科协主席朱光亚教授在政协八届二次会上正式表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认为在本案一身过程中，判定事实时有不按法律要求和科学态度办事的地方，因此，坚决支持汪诚信等五位专家向上一级司法部门上诉。’最后，在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共同支持下，这一案件于1995年2月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撤消海淀区法院的一审判决。这样，历时31个月的‘邱氏鼠药案’终于结束。这一科学家胜诉事件，又被评选为1995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之一。”【17】

且不说上面这444个字中包含了至少六个事实错误，只说其中的那个省略号。原来，邱满囤状告五专家的诉状是这样写的：

“1.捏造虚假事实，诬蔑我发明的诱鼠剂对鼠没有引诱力，说我无知，分不出老鼠是公是母，侮辱我的人格。2.编造‘邱氏鼠药’含有国家禁用的氟乙酰胺，诽谤我的名誉……”。【18】

而庆承瑞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把“诬蔑我发明的诱鼠剂对鼠没有引诱力”这16个字用6个小圆点代替，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她知道邱满囤的这个指控属实。换句话说就是，庆承瑞和她的老公何祚庥从一开始就知道五被告是在故意陷害邱满囤。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科学纳粹的经典案例
2006年9月，因为被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判处侵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的名誉权，方舟子请求何祚庥出面给自己站台。何祚庥怕惹火烧身，于是派出自己的老婆庆承瑞当炮灰，在方舟子一手控制的“新语丝”网站发表《邱氏鼠药案与武汉江汉区法院对肖传国诉方舟子的判决——我对肖与方官司的看法》一文。三天后，这篇文章以《邱氏鼠药案与武汉某法院对方舟子的判决》为题在人民网发表。该文长达5500字，但仅前三段的444个字中就含有至少6个事实错误：第一，“判案”发生在1993年，不是1994年；第二，该案被中国的院士评为1994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的第二，不是“之首”；第三，“五专家”呼吁的是要新闻媒介“科学宣传灭鼠”，不是“科学灭鼠”；第四，邱满囤起诉五被告是在1992年8月，不是1993年；第五，“许多省市的灭鼠专家……上书中国植保学会”是签署一封联名信，而不是“纷纷；第六，五被告反败为胜被中国院士评为“国内十大科技新闻”之首，不是“之一”。除此之外，该文第二段中的那个省略号表明何祚庥、庆承瑞这对“反伪夫妻”从一开始就知道“五专家”确实是蓄意诽谤邱满囤。

问题是，庆承瑞在方舟子试图翻案之际，把邱氏鼠药案搬出来，到底想干什么呢？原来，她又是在弹唱乃夫何祚庥的老调，即科学是非必须由科学家说了算。换句话说就是，何祚庥的老婆要摆出“我老公中科院院士我本人是中科院研究员”的资格来教训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法官。这是她的结论：

“从根本上看，武汉市江汉区法院这一判决给出了一个先例，即用法律来限制和取消学术上不同观点，不同评价的自由争论，用法律来限制和取消一切群众性的对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揭露和批判。这正是当前我国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其实一个人的学术声誉只能靠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好的操守来建立和保有。想用其他办法来限制别人的话语权只能适得其反。”【17】

庆承瑞在写下这段话时，故意装作自己忘记了两件事：一件就是方舟子在三年前曾状告《探索与争鸣》杂志，因为该杂志发表了署名野鹤的系列文章，其内容就是“对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揭露和批判”，只不过他揭露的对象是方舟子。【19】庆承瑞和她的院士老公当时怎么没有跳出来告诉方舟子“一个人的学术声誉只能靠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好的操守来建立和保有”呢？答曰：他们当时和方舟子一样，希望能够通过法院来封对方的嘴。庆承瑞忘记的另一件事就是她自己和她的老公七年前曾联袂致书《中国科学报》，呼吁“非专业人员不要轻易利用舆论手段干预学术问题”。请问庆研究员：对于肖传国的专业，你不也是“非专业人员”吗？你干嘛要“利用舆论手段干预学术问题”啊？难道你也和你的那个“万能院士”老公一样，是个“万能研究员”？

在派出自己的老婆给自己的得意弟子站台之后两个月，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一伙为方舟子诈骗敛财成立了一个非法的“科技打假基金”。而为了给这个黑基金制造合理合法的舆论，邱氏鼠药案被再次抛了出来：

“何祚庥至今仍对十几年前的‘邱氏鼠药’案和‘海灯法师弟子状告四川日报记者案’耿耿于怀。12年前，汪诚信等五位科学家联名在报上呼吁不要使用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氟乙酰胺的‘邱氏鼠药’，被邱满囤起诉，并被判败诉。最终，在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共同支持下，这一案件被终审裁定五位科学家胜诉。何祚庥感慨道，这五位科学家的‘打假’属职务行为，既有政府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又有专家学者给予舆论上的呼吁，如此尚且困难重重，现在的民间志愿行为的难度可想而知。”【20】

也就是因为邱氏鼠药案对科学纳粹的诞生和存在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方舟子才会把《新京报》记者耿小勇打成“不良记者”。为什么呢？原来，《新京报》在2008年发表了署名耿小勇的一篇报道，题为《“灭鼠王”邱满囤：一个农民引发科学争论》。尽管这篇文章写得不偏不倚，但其中透露出来的事实却足以证明五被告当年就是陷害邱满囤。这是文章的结尾：

“此后，邱满囤带着他的‘邱氏粘鼠板’再次出山。邱满囤说，诱鼠剂还用十多年前使用的配方，但杀鼠药不再用，而用无毒的粘鼠板。

“在后来的一场灭鼠现场会上，邱满囤当场把诱鼠剂的包装撕开，抓了一大把放在嘴里嚼起来，他仍未忘记10年前那场官司，‘谁说我的诱鼠剂是氟乙酰胺，咱不用毒药。’”【21】

这两段话足以让方舟子给作者扣上“邱满囤枪手”的罪名，判处他为“不良记者”。可以想象，一旦这帮科学纳粹真的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他们一定会把所有跟他们唱反调、甚至仅仅发出不谐和音之人统统就地正法，因为按照反伪帮另一个重要成员司马南的说法，他们有让“三千万人头”落地的庞大预算。【22】

三、邱满囤，完满人生

对于邱满囤来说，1995年上半年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占地六十亩、日进斗金的邱氏鼠药厂被封了；上百人的员工，很多都是他的亲戚，被扫地出门了；他本人也从一个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差点儿变成一名死囚——当时的谣传是，因为李铁映说情，邱满囤被判了个“无期”。【21】

毫无疑问，邱氏鼠药案是邱满囤心中永远的痛。据王宏甲说，邱满囤曾一再问他：“宏甲，什么时候给我平反啊？”【23】而在不计其数的采访中，邱满囤也确实一面对北京中院的改判表示“理解”，一面明白无误地表达自己的“不服”心情。【24】而这两个态度是相辅相成的：恰恰因为理解北京中院身不由己的苦衷，所以他才宁可冤死也不上诉，因为他知道，他的冤案在当时就是铁案，只要在中国地界，他都不可能翻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这事儿跟得了癌症一样
, 没救啦。”【25】但是，好面子、好逞强的邱满囤仍旧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抗争：

“败诉后，我有一个感觉。在石岗大街（石家庄市内）丁字口车违章，警察看是我连忙说邱老先生对不起，把我放啦。在西焦公园（石家庄市区）咱没别的，擦皮鞋白擦喝汽水白喝。我买了车，黑车，没附加费，上宝鸡警察一路开绿灯，按正规应该狠狠罚。到了帝豪夜总会（石家庄市区）外边儿一个卖烟的，我就开个玩笑试一试，我问他你认识我不？卖烟的说认识，你是民族英雄。我说我没带钱，你借给我五百。嗯，他掏给我一千。我说不还怎么办我骗你怎么办。卖烟的说骗我就不要啦。老包黑，可没有不爱的，我这满脸褶儿也成了美女小姐啦。”【25】

俗话说，人心是秆称。邱满囤就是在这秆称中，称量出了自己的分量。但是，邱满囤心里明白，他在家乡是“民族英雄”，但是出了河北的地界，在中国的版图内，他就是一个“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文盲”，一个“伪科学”，甚至是一个“巨骗”，因为这就是官方给他发放的身份证。

1、重当原告

1999年10月，《山西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恶之花：世纪中国巨骗“梦幻组合”》，其内容就是把当时中国最失势倒霉臭名昭著的一些人——从袁世凯、李登辉到李洪志——聚拢到一起，逐一加以点评嘲讽。在这篇长文中，下面这段话与邱满囤有关：

“在中场这几个位置上，‘邱氏诱捕法’的发明人邱满囤以及‘世纪婴儿’童话的编造者陈军等人也表现出了一些过人的‘才华’，只是他们或者由于位置重叠或者由于经验不足而暂时只能坐在替补席上，他们虽然是骗术中的新秀，但也反映出‘骗’这一丑恶现象对人们的影响，希望这样的新秀还是少涌现出来几个为好。”【26】

与五被告和科学纳粹对邱满囤的攻击相比，上面这段话根本算不上什么。加之邱满囤是个文盲，《山西青年》又是外省的一份小杂志，邱满囤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存在——即使在它被发行量巨大的《读者》杂志转载了，他也是在一年之后才听说这码事儿的。这是他的反应：

“上一场名誉官司已经过去整整五年了，已经发了毒誓‘冤死不告状’的邱满囤这一次再也忍不住了：‘和马胜利、禹作敏放在一堆我不在乎，袁世凯、李登辉是什么玩意儿，太不象话了！’邱满囤首先委托《警世窗》记者张宝平与两个杂志社联系，要求他们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读者》杂志社竟让他‘拿出证明自己不是骗子的证据’。老邱火了，口述并请人加工了一篇‘《我是世纪巨骗》----致《读者》、《山西青年》的公开信’给传了过去。文章的主题是：诱就是骗，‘诱鼠剂’就是骗老鼠吃毒药，但骗老鼠也有罪吗？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那么一个叫花子的爆发会是什么结果呢？一文不名的邱满囤去石家庄都要借路费，这官司如何打法，如果有钱他还要把官司打到京城。冯增书已经成为了名律师，被省里请去给大人物李真辩护去了。他只好在信联律师事务所青年律师魏彦彤、田增辉的法律援助下，将《山西青年》、《读者》告到了无极法院。”【27】

在一审法庭上，《山西青年》当场认错道歉，但《读者》杂志却坚决不服。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判决：

“被告甘肃人民出版社称原告违反国家法规，其鼠药含有国家禁用剧毒品，原告的重大发明是伪科学，并向本院提供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因这些事实和证据并没有给原告下其发明是伪科学性、原告是‘骗子’的结论，也得不出原告是‘骗子’的结论。故被告甘肃人民出版社以此事实和证据为据主张转载《恶之花》一文具有客观性，没有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被告甘肃人民出版社的《读者》杂志作为目前国内发行量极大的杂志之一，且其为专业性文摘杂志，转载文章时未尽职业上的谨慎义务，未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审核。该被告作为专业性的文摘杂志，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转载有明显侵权原告名誉权内容的《恶之花》一文，进一步扩大了侵害的后果和影响。故理应承担侵害原告名誉权的侵权责任。故原告要求二被告在自己的刊物上刊登道歉声明，进行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共同侵权的，应承担相互连带责任，在调解过程，原告放弃让二被告承担相互连带责任，是原告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并无不妥。公民的人身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金，以期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同时适当的赔偿将使侵权行为人得到教育和惩罚，从而在社会上树立尊重他人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的道德风尚。”【28】

法院因此判处二杂志公开道歉，并且各自赔偿邱满囤五千元人民币。判决日期是2001年12月27日，距离海淀区法院对邱氏鼠药案的一审判决八周年只差两天。《读者》杂志不服，上诉到石家庄中院，但二审维持原判。据说《读者》杂志至今没有道歉，也没有缴纳罚款。

在打了一个翻身仗之后，邱满囤曾有乘胜追击的打算：

“闲得发慌，而且一发不可收的老邱，打官司也上了瘾，下一个目标锁定了何祚庥院士的一本书。据说除言论外，何出版了一本书叫《我是何祚庥》，其中一再称邱满囤是伪科学、骗术。老邱托人在石家庄各新华书店找了两个月，也没有找到这本书，只好做罢。省内各主流新闻媒体：河北电视台《原告，被告》做了专题片，《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燕赵晚报》等数家报刊社做了长篇报道，但省外新闻单位对邱满囤的关注程度已经一落千丈，关注者了了。”【27】

其实，邱满囤“做罢”的真实原因，不大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这本书”，而是因为他抓不到何大拿的把柄。这是何大拿自己的现身说法：

“同志们，我告诉各位，反对伪科学，要辨别真伪，我认为是比较容易的，对我们科学界来说比较容易。但是怎么去反，要动脑子，很不容易。反不好人家就告你，打官司，告你诽谤。同志们，我们是很当心的，我后来写的所有揭露的文章，各位看，没有‘骗子’两个字，没有的。除了这次把李洪志定成非法组织，我才说他是骗子，大骗子。真的，我过去写文章是很小心的，没有‘骗子’两个字。也有一些同志为了揭露伪科学，就用了‘骗子’两个字，名誉官司打得一塌糊涂。”【29】

俗话说，咬人的狗不叫唤。而何大拿咬人，就是既要咬到你的骨头，又要让自己无懈可击。这就是中国科学纳粹的厉害的地方。万幸的是，他的这一绝招儿没能让他的关门弟子方舟子学去。

2、重当鼠王

2003年，可以说是邱满囤人生的谷底：这一年，穷途潦倒的他不仅把自己的房子卖了，不仅把老婆孩子打发回了陕西老家，而且他本人又重新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俗话说，乐极生悲，否极泰来。2004年，也就是在年满七十周岁之际，邱满囤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春天。这年3月，沉寂了9年的河北省著名企业家马胜利重新出山，与双星集团合作，出任双星马胜利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受此启发和鼓舞，河北无极企业家刘斌也把邱满囤请了出来，成立邱氏粘鼠板厂，主要产品就是邱氏粘鼠板。据刘斌自己说，他在东北做生意时，曾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当对方知道他是邱满囤的老乡后，问题马上迎刃而解。在那之后，刘斌就找到邱满囤，提出要赡养他的晚年。而邱满囤则要刘斌把自己的发明发扬光大。于是便有了邱氏粘鼠板厂。【30】

不死鸟
2003年，古稀高龄的邱满囤遇到第二位刘姓贵人，因此得以东山再起。

这是邱满囤重新出山时的盛况：

“2004年11月2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灭鼠现场会，在省会红旗大街某高校食堂摆开了战场。

“邱满囤大清早就从无极赶到了石家庄。为了不影响学生用餐，必须等到午后一点才能正式开始行动。前面这段时间，就交给老邱和新闻单位会面。演示对邱满囤是轻车熟路。他今天穿着西装，红衬衣花领带，头发溜光，精神抖擞。是啊，久违的心情，久违的场面。他讲粘鼠板不多，主要是发了一通感慨。当讲到诱鼠剂没毒，竟当场将诱鼠剂包装撕开，抓了一大把放到嘴里嚼，由于抓的太多，嚼着都费劲了，引得大家笑起来。省电视台老记者李希才、《法制报》记者王玉朝等，都争着品尝起来。据反映，玉米渣硬点，味道还不错。《河北日报》、《石家庄日报》、《燕赵都市报》、《燕赵晚报》来的都是清一色的‘娃娃’记者，哪里见过这阵式，高兴地鼓起掌来。有的跑到走廊里打电话，让预留版面。

“因为是第一次公开演示，老邱心里并不踏实。他打电话让现场提前布板，好让老鼠有个‘认识’的过程。谁知刚刚6分钟，电话传过来：‘老鼠跳上了粘鼠板！’会议的时间表只好改动，提前进入现场。去了一看，粘鼠板摆了一地，老鼠吱吱乱叫，已经粘住了七只。而这时，食堂的大师傅还在收拾炊具，少数学生正在用餐。又过了一个小时，总共黏住了14只大耗子，其中一只大母耗子在挣扎时竟然分娩，在板上产下两只小耗子。邱满囤一只手拿着一块粘鼠板举得高高的，打趣地嚷道：‘谁说我的诱鼠剂是氟乙酰胺改名？这里咱就不用毒药，照样把老鼠诱出来，这说明什么！’看来，老邱在忘形之时也没忘了十年前那一场争论。”【27】

可想而知，当时最窝心的中国人就是那五名被告。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他们的窝心日子刚刚开始。

雄风重振
上图为河北邱氏科贸有限公司生产的邱氏粘鼠板。除了灭鼠产品之外，该公司还生产灭蝇、灭蚊、灭蟑螂等“灭害”产品，其引诱剂都是邱满囤的发明。（截图来源：河北邱氏科贸有限公司网站。）

2005年，邱满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年9月，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举办的“中国专利20年优秀成果展”上，邱氏诱鼠剂获得特别金奖——“证明当年5位专家宣称‘邱氏诱鼠剂是氟乙酰胺的改名，对老鼠没有引诱力’是诋毁之言。”【31】


这年11月，邱氏灭鼠剂在青海大显神威，在五千亩地上，十天灭鼠二百多万只，灭洞率高达99%以上，“一役达标”，验收证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所用诱剂对根田鼠有较高的适口性，效果明显”这19个字。【32】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邱满囤浴火重生了。

灭不掉的老鼠精，扳不倒的邱满囤
1995年，邱满囤被五位灭鼠专家弄得倾家荡产；2005年，邱满囤东山再起，其发明的邱氏诱鼠剂先是在中国专利20年优秀成果展获得特别金奖，接着在青海滩大显神威。（截图来源：河北邱氏科贸有限公司网站。）

3、重领风骚

2006年，在与中央电视台阔别了十多年后，邱满囤重返央视，在农村观众巨多的《乡约》节目中露面。这是节目中对邱氏诱鼠剂的肯定：

“二十多年里，除了大年三十和初一，老邱几乎天天都在做实验。终于在1981年，老邱发明出了一种诱鼠剂，能够主动灭鼠，效果当然比以前的要好很多。这种药的功效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至今老邱也没失误过。这种药剂只消得一刻钟就能把老鼠引出来。如果把诱鼠剂放到树上，老鼠甚至能上树，并且这种药永久有效。老邱的诱鼠剂还有一个比常规的老鼠药更好的地方，就是他能让老鼠一再的上当。常规的老鼠药，五只老鼠能药住两只就不错了，因为老鼠也会通风报信。但老邱的老鼠药不一样，它里面有醋、酱油、洗衣粉，还有酒，酒能把老鼠的嘴给麻醉了，封住老鼠的嘴，它就不能传递信息了。”【33】

这是节目中对邱氏鼠药案的介绍：

“但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1992年的时候，曾经有五位高级农艺师联名上书国务院，披露‘邱氏鼠药’中含有禁用的可导致二次、多次中毒的剧毒农药氟乙醚胺。这是国家颁布的《生产绿色食品的农药使用准则》中与DDT、六六六等一样明令禁用的农药。邱满囤在当年8月向法院起诉了五位科学家。一场历时四年的官司最终以邱满囤败诉告终。之前通过灭鼠一天平均能挣36万元的老邱一下子变得一穷二白。此后，老邱开始了他沉寂十年的生活。”【33】

这是节目中对邱满囤复出两年的总结：

“其实这么多年，老邱一直没有放弃灭鼠的研究，老邱家里桌子上的一份关于‘青海鼠患’的剪报是老邱保存下来的。2004年，老邱败将收残兵——重整旗鼓，带着新研制的鼠药再出江湖！2005年11月1日，青海湖农场发生鼠患，邱满囤灭鼠200多万只。经过多年的努力，老邱的诱鼠剂终于获得‘中国二十年专利特别金奖’，而且还获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定点生产鼠药的资格。美国有家公司要买老邱的专利，给他270万美金他都没卖。老邱有自己的坚持，他觉得卖了专利就如同卖国，他是中国人，不会做出这种事。”【33】

最奇的是，在介绍完邱氏鼠药案之后，该节目中还出现了老鼠的配音：

“老天有眼！老邱，你是死鬼要账——活该！这次你就凤凰跌到鸡窝里——认栽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34】

天知道五被告当时是否又给某个高官“上书”。但不论他们上不上书，其结果都不可能有什么两样，那就是：遭人冷眼、遭人唾骂、遭人戳脊梁骨。

我是传奇
2006年5月20日晚，CCTV-7的《乡约》节目在黄金时段播放对邱满囤的采访，地点就是邱满囤成名之地陕西。该节目的宣传稿后来以《鼠王传奇：邱满囤的坎坷与沉浮》为题在人民网发表，以《生活最大的幸福就是苦——“捕鼠大王”邱满囤 》为题收入《我是传奇》一书。

2008年，邱满囤再次登陆央视，在《三农人物》中露面。与两年前的《乡约》专注于邱满囤的坎坷人生不同，《三农人物》专门在邱氏诱鼠剂的“神奇”上面大做文章。这是主持人屈哲的台词：

“这位嘴上说不是科学，却又能让老鼠在15分钟之内出来的老人，就是自称为‘老鼠精’的邱满囤。老人今年已经75岁高龄了，在河北省的无极县，他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据说他的本事就是大白天能引诱老鼠出来，而且更绝的是，能够叫公老鼠出来，母老鼠就一定不出来。这听起来可是够神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咱们今天就见识见识这位灭鼠大王的真本事。”【35】

还记得中国科学纳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在宣讲“不要相信你们自己的眼睛，而要相信我们这些反伪斗士的嘴巴”这个信条吗？而上面这段话，就是在用北大教授孔庆东的“三妈”言论对他们说：“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果然，那个节目接下来的画面就是邱满囤2007年3月10日在无极县表演“引鼠出洞”。然后，是河北省无极县西陈村一位村民出来为邱满囤说话：

“他这个治鼠药特别厉害，有一种治公不治母，治母不治公，叫他治什么治什么，真是特别神奇。”

这是邱满囤的自夸：

“到现在来说，还不敢说百分之百，还没有失误过。白天一刻钟就叫它乖乖出来，我叫女的出来，男的就不出来。这不是夸张。”

纳粹过街，人人喊打
按照科学纳粹宣传的信条，“眼见不一定为实”、 “表演不是科学”。可是，中央电视台就是要自己的观众“眼见为实”，并且要邱满囤现场“表演”。而就是在这些“不科学”、“伪科学”面前，科学纳粹的狰狞、邪恶、丑恶嘴脸逐渐显现了出来。

至此，熟悉邱氏鼠药案的人心里都明白，这是央视在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给邱满囤平反昭雪。

到了2008年年底，CCTV-7的《生活567》节目播出《灭鼠无间道》，在介绍了几个灭鼠土法之后，把“邱先生”请了出来。这是主持人王莉鑫的台词：

“第二天一早，邱老先生就领着我们在无极县的大街上寻找起灭鼠地点。


“这里也可以灭鼠吗？这人来人往的，而且两边都是饭馆，这里的老鼠应该不缺吃的，他们会上当吃灭鼠药吗？

“邱老先生拿出一个小纸包打开，将纸包里的白色粉末洒在我们准备的抗凝血二代的灭鼠药上。稍作搅拌后，便洒在马路两边的洞里。难道这样就行了吗？

“邱老先生说：一个小时就出来，先出来小的，再出来大的……

“这可有点吹了，老鼠一般都是晚上出来觅食，这大白天的，老鼠们都在休息，难道还会跑出来，吃我们为它准备的鼠药吗？

“还真让邱老先生说准了，一个小时候后，有几个撒了鼠药的洞口处出现了几只老鼠。老鼠们也不知怎么了，陆续从洞里钻了出来，想喝醉了酒一样，在围观者的脚下摇摇晃晃的蹿腾了一会，便倒在了地上。

“仅仅两个来小时，我们就在这热闹非凡的马路上灭杀了二十多只老鼠。看来这邱老先生的东西还真是管用。

“算下来500克抗凝血二代的灭鼠药，也就十几元钱，加上邱老先生带来的白色粉末，应该也不会超过三十元。”【36】

三上央视
从2006年5月到2008年12月，邱满囤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至少三次在中央电视台上扮演主角，“表演”灭鼠。而在2008年12月的那次表演中，邱满囤使用的是中央电视台带去的“抗凝血二代的灭鼠药”，也就是五被告极力推销的那种灭鼠药，照样在大白天把老鼠杀死在洞外。注意邱满囤徒手搅拌自己的诱鼠剂和央视带去的灭鼠药，并且徒手布药。

显然是这个节目触动了科学纳粹的神经，方舟子在其一手控制的新语丝上发表了一个披着“猫猫”马甲的人写的文章，质问央视：

“这段录像疑点重重，缺乏科学的严谨和逻辑性。但这个节目由中央电视台录制，并有中国农大的教授解释助阵，很可能误导大家。

“正在学习和贯彻中央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中央电视台更应该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不要因为职员对科学的无知，起到宣传伪科学的作用。”【37】

仅从其毒特的口气，你就能猜出这个“猫猫”是谁。显然，这篇文章，或者类似的文章，又被送到了哪位“中央领导”的案头。天知道他们这次是否又得到了圣旨一般的“批示”；但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地断言，五被告那几天又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了。

4、含恨去世

2018年1月2日，邱满囤去世。五天后，《石家庄日报》社下属的《燕赵晚报》在头版发布了“传奇灭鼠大王邱满囤因病去世”的消息，详细报道发在第三版，全文如下：

“昨日，记者通过相关人士了解到，曾充满争议的省会灭鼠大王邱满囤于2018年1月2日深夜在陕西省大荔县因病去世，享年83岁。1月6日，邱满囤遗体告别仪式在陕西省举行，生前亲友等参加了告别仪式。

“邱满囤，1934年出生，原籍河北省无极县郝庄乡。曾经被称为‘鼠王’，当年可谓是充满争议的民间灭鼠专家。1987年6月，‘无极县邱氏灭鼠研究所’成立，邱满囤任所长。‘邱氏鼠药厂’随即破土动工。当年，邱满囤的诱鼠剂被认为是‘成果国内首创’。1990年7月15日，全国最大鼠药厂在无极县城东拔地而起。

“当时，邱满囤灭鼠成效显著。随着他的事迹不断见诸报端，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家都表示，愿出高价购买邱氏鼠药的药方或邀请邱满囤到当地去。曾有媒体这样介绍邱满囤，他‘注定是一个不会营生的人。但对于外界的种种评价，邱满囤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村里人的看法，一句“好人”让他无比受用。’

“2018年1月6日，记者通过邱满囤的老朋友了解到，83岁高龄的邱满囤于2018年1月2日23时30分左右因病在陕西省大荔县去世。1月6日下午，记者采访了邱满囤的家人。据其家人介绍，老人哮喘比较严重，2017年3月开始病重，2018年1月2日23时30分左右因心率衰竭去世。家人于1月6日为其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邱满囤部分生前亲朋好友参加，其中不少人得知消息后专程从河北省石家庄市赶赴陕西。

“当年，曾参与采访邱满囤的河北新闻媒体人冯凌多年来一直与邱满囤保持着联系。昨日，得知邱满囤去世的消息后，70岁的冯凌感慨道：‘邱满囤一生坎坷，以“灭鼠大王”享誉中外。上世纪90年代和灭鼠专家打了几年的名誉官司，虽然最后败诉，但他还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农民发明家。’”【38】

新浪网的“新闻中心”以《传奇“灭鼠大王”邱满囤去世，他研制的灭鼠药方曾被世界各地的厂家争相购买》为题转载了这篇文章。除此之外，搜狐网、中国青年网、河北新闻网、大众网等网站也都转发了这篇文章。可想而知，邱满囤临终前的最大恨事就是自己没有被正式“平反”昭雪；而五被告的心情则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终于死在我们的前头了！”

清清白白来人世，坦坦荡荡去人寰
邱氏鼠药案虽然是科学纳粹制造的第一起冤案，但邱满囤却远不是科学纳粹刀下的第一具冤魂。在20世纪90年代，科学纳粹总共制造了四大冤案，即邱氏鼠药案、水变油案、胡万林案、法轮功案，四大案主只有邱满囤得以全身而退——他凭借自己的顽强生命力活到了为自己的发明重新正名的那一天，并且以“灭鼠大王”的美名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四、五被告，终生被告

按道理说，邱氏鼠药案的最大赢家应该算是五被告：在这个案子之前，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个“灭鼠界”，更不要提这五个人了；而在这个案子之后，这五个人即使没有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汪诚信、赵桂芝在学术圈内也混了个“知名科学家”的身份。据说汪诚信就曾这样自我介绍：“至于我嘛，汪诚信，‘邱氏鼠药案’的第一被告，刚刚败诉……”。【39】不仅如此，他们打官司的诉讼费，也是别人买的单。【40】也就是说，五被告利用公共资源，没花自己一分钱，既干倒了自己的敌人，又成就了自己的名声——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只不过是，买卖只论盈亏，但名气和名声却除了高低上下之外，还分美丑香臭。而对于一个“专家”、“学者”、“科学家”来说，“恶名”是永远也摆脱不掉的负资产。

是英雄碑，还是耻辱柱？
在邱氏鼠药案一审、二审结束后，五被告分别编辑了《轰动全国的“邱氏鼠药案”的前后左右》和《轰动全国的“邱氏鼠药案”的前后左右续集》，供内部发行。据说这两本书“受到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业人士的好评，更受到政法院校读者的青睐。”【41】

五被告赢了二审官司之后，很快就从观众的视野中淡出。他们再次大出风头是在将近一年之后。原来，1995年年底，《人民日报》公布了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要媒体的负责人和部分院士评选出的“1995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邱氏鼠药案连提都没有被提到。【42】可是，到了1996年1月18日，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在北京宣读了一个“院士评选1995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名单，十条之中，有三条与“打假”、“反伪”有关，而名列榜首的就是邱氏鼠药案：

“‘邱氏鼠药案’终审判决，五位科学家胜诉。近百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呼吁：保护敢于向伪科学作斗争的科技工作者，今后审理科技诉讼案应设立科技法庭。”【43】

尽管参加那个发布会的科学界人士大多都是院长、主席之类的大腕儿人物，但跑龙套的何祚庥居然也腆然其中【44】，由此可知炮制那个“十大新闻”肯定少不了他的心血。可笑的是，这个案子刚刚结束一年，有人就开始篡改历史。看看这段话：

“想当初，传说‘邱氏鼠药’毒死老鼠有奇效，又是登报纸，又是上电视，一时名满天下。但能毒死老鼠的药，是不是就算合格，就应广泛传播？一般人往往只知使用鼠药，并不懂鼠药的学问。但科学家看出了问题，一直把官司打到人民法院。科学家摆得出事实，讲得清道理，为法院判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应该说，这起案件的判决，是法律的胜利，也是科学的胜利。【45】

不过，对邱氏鼠药案历史做出最系统、最全面篡改的，当属中国科协。原来，1997年底，中国科协决定授予五被告“优秀建议奖”一等奖，奖励内容就是他们的“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的建议”。显然是因为这个奖的分量很重，所以五被告都把它当作自己一生中的最大荣誉——汪诚信、马勇都在自己控制的刊物上发表了相关消息。这是马勇主编的《动物学杂志》上发的消息：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自1990
年起，设立的优秀建议奖，是一项全国性的科技奖励，也是国内唯一专为科学、民主决策设立的全国性软科学奖励，每三年评选一次。1997 年12
月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议对评审工作委员会评定的优秀建议一等奖8 项、二等奖20 项及伯乐奖4
项，进行了颁奖。由赵桂芝、马勇、汪诚信、邓址和刘学彦五位鼠害防治专家提出的‘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荣获上述奖励的一等奖。

“五位科学家在建议中提出：‘解决我国鼠害问题，要以生态学的观点，综合考察各项措施的有机结告与协调，讲求整体效益，是解决当前农、牧、住宅区和各种区城类型鼠害问题的主要对策；控制鼠害首先必须健全灭鼠组织、合理选择药物和制定行之有效的巩固措施；建议新闻媒介，要把握好正确的科学技术舆论的引导作用，大力宣传科学灭鼠除害、保护生态；国家领导及业务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对伪科学的宣传给予制止，对非法生产、销售-氟乙酰胺及毒鼠强、毒鼠硅等剧毒急性药进行严厉打击，时泛滥于全国的剧毒‘邱氏鼠药’要尽快取缔，以保护广大人民、畜禽的生命安全，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维护科学尊严，用法律保护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46】

你如果注意到上面第二段话中的内容与五被告当初的“呼吁”并不相符的话，那就对了——这个大奖从头至尾都是通过捏造事实伪造数据炮制出来的。而这项虚假大奖就如同福尔马林一般，将五被告的人生死死地固定。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大奖到底有多少假。

喜大普奔
1997年年底，五被告获得中国科协优秀建议奖一等奖。次年初，五被告中的马勇和汪诚信分别在自己控制的杂志上报道了相关消息。注意马勇的报道多次称五被告是“科学家”，而汪诚信的报道则称五被告为“专家”。（截图来源：【46、47】。）

据《科协工作简明辞典》介绍，“优秀建议奖”是中国科协在1990年设立的一项全国性的科技奖励，获奖者必须具有以下三个资格：

1．在中国科协系统组织的各项活动中产生或通过中国科协系统有关渠道报送的建议；

2．已经被各级党组织、政府或有关部门采纳实施；

3．已经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或广泛的社会效益。【48】

而如上所述，五被告的那个“呼吁”完全是他们的个人行为，既不是“在中国科协系统组织的各项活动中产生”，也不是“通过中国科协系统有关渠道报送”。因此，他们连第一条标准都没有满足。实际上，严格地讲，那个“呼吁”连“建议”都算不上。

关于颁奖理由，中国科协总共写了将近四千字、五部分，它们是：一、建议提出的由来、二、建议提出的过程、三、建议的主要内容、四、建议被采纳实施情况、五、建议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五部分。马勇放在引号内的文字，就是从它的第三部分摘录的。详细分析这份文件，不仅可以进一步证明邱氏鼠药案确实是一起冤假错案，而且还能揭示中国科协的“科邪”本质。这是该文件第一部分的第一段话：

“90年代以来，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城乡鼠害再次回升。1993年和1994年农田鼠害发生面积分别为3.5亿和3.8亿亩，比1990年增加40％和50％，鼠密度上升到10％-15％（百夹捕鼠数），部分地区上升到30％-50％，超过防治指标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每年因鼠害造成的粮食作物田间损失达30多亿kg，棉花20多万担，甘蔗10万t以上。鼠传疾病流行性出血热病、钩端螺旋体病等，在一些地方明显回升。鼠害严重上升的原因，虽有多方面因素，但乱用剧毒鼠药是主要原因之一。”【49】

这段话几乎从头至尾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首先，关于农田鼠害发生面积和鼠害造成损失的数字，完全就是一笔糊涂账：根据《中国植物保护五十年》一书，1993年全国农田鼠害面积为2082万公顷，合3.12亿亩【50】；可是，按照赵桂芝提供的数据，这一年仅22个省的农田鼠害面积就达3330万公顷，约合5亿亩。【51】同样，根据《中国植物保护五十年》，1993年因鼠害造成的粮食损失只有1,197,946吨，合12亿公斤【50】；而据赵桂芝的同一篇文章，在八十年代，中国每年因鼠害减产粮食一百多亿公斤【51】。也就是说，关于鼠害的数字，即使是同一年份的，相差即可达到一倍甚至几倍，年份间的数据相差个百分之四、五十，根本算不什么，更不可能从中看出“再次回升”的趋势。

“砖家”笔下的数字游戏
1980-1993年间中国农田鼠害发生面积到底有多少，全凭你信谁的话。上图来自《中国植物保护五十年》【50】，纵轴单位为千公顷；下图来自五专家之一赵桂芝的文章【52】。（注意：赵桂芝图的纵坐标单位应该是“千万公顷”而不是“万ha”。）

其次，据赵桂芝说，中国农田防治鼠害，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使用慢性灭鼠剂，而使用慢性灭鼠剂又是汪诚信、赵桂芝这些灭鼠界大腕儿们制定的政策，违法私制的“剧毒鼠药”主要通过鼠药贩子在市场销售，并且主要用于家庭灭鼠，它们怎么可能是成为“鼠害严重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中国科协之所以要编造上面那一大套瞎话，就是要为接下来的谎言做铺垫。这是他们讲述“建议提出的过程”：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赵桂芝、马勇、汪诚信、邓址、刘学彦5位科学家，经调查证实河北省无极县生产的‘邱氏鼠药’含有国家一再明令禁用的剧毒农药氟乙酰胺，于1992年4月联名撰写了《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一文，送中央及有关部门领导。出于对科学尊严的维护，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揭露有害于人民生命安全及破坏生态环境的伪科学，保护生态平衡，5位科学家联名于1992-1994年间多次向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建议，要科学灭鼠除害，保护生态。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疾呼取缔剧毒‘邱氏鼠药’，采取紧急措施，积极广泛推广慢性抗凝血剂灭鼠，严禁使用一氟乙酸类、毒鼠强、毒鼠硅等剧毒杀鼠剂。对泛滥于全国含氟乙酰胺的‘邱氏鼠药’进行严厉打击，以求得保护广大人民及牲畜的生命安全，保护自然生态平衡。”【49】

上面这段话中有如下谎言：第一，在“1992年4月联名撰写了《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之前，“5位科学家”既没有“调查”更没有“证实”邱氏鼠药含有氟乙酰胺；第二，他们的呼吁，只“送”给了田纪云副总理，而没有“送”给“有关部门领导”，农业部副部长得知此事，是因为皮球被踢到了他那里；第三，所谓“维护科学尊严”，是中国科协官员和院士们为了给五被告翻案才编造出来的口号，所以“5位科学家”不可能在1992-1994年间“出于”这个目的“多次向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建议”；第四，在1994年以前，“5位科学家”从来就没有提到“毒鼠硅”，对毒鼠强也仅是偶尔提及，因为他们就是要利用“氟乙酰胺是禁药”这个杠杆打死邱氏鼠药。

不过，相对于给五被告的“呼吁”进行重新包装打扮，上面那些瑕疵根本就微不足道。根据中国科协的颁奖理由，五被告“建议的主要内容”总共有五条：

“1、解决我国鼠害问题，要以生态学观点，综合考察各项措施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讲求整体效益，这是解决当前农、牧区鼠害以至林区、住宅区和各种区域类型鼠害问题的主要对策。

“2、控制鼠害必须进行科学灭鼠，科学灭鼠包括健全的组织措施、合理选择药物和行之有效的巩固措施。目前世界有108个国家选择使用慢性灭鼠剂。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军事医科院等汇同农业、卫生各主管业务部门，经过研究、试验、示范、认定目前世界上使用的几种慢性抗凝血剂，国内能批量生产，自给有余，尚可出口。

“3、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近几年里一些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报道‘灭鼠大王’、‘神奇邱氏引诱剂’等伪科学‘轰动效应’，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误解，干扰生产。建议新闻媒介，要把握好正确的科技舆论引导作用，要大力宣传科学灭鼠除害，保护生态。

“4、国家领导及业务主管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对伪科学的宣传给予制止，对非法生产、销售一氟乙酸类及毒鼠强、毒鼠硅等剧毒急性药进行严厉打击，对泛滥于全国各地的剧毒‘邱氏鼠药’要尽快取缔。

“5、维护科学尊严，确保执法公正，建立科技陪审团制度。为了维护科学技术的尊严和科学技术专家的正当权益，净化社会环境，重大科技发明的发布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科学家确认，对伪劣科技成果，必须揭露，涉及科技的诉讼，司法部门应多听取科学技术研究单位或科学技术专家的意见，重大案件应请两院院士提供咨询或请有关学会指定科学技术专家担任陪审员或组成陪审团。”【49】

上面这五条“内容”，前三条每条都有假，每条都掺假；而后两条则全部都是假。首先，关于“生态”，“呼吁”中只说了这么两句话：

“氟乙酰胺还祸及鼠类天敌，致使野生动物、益鸟、益禽二次中毒死亡。鼠类天敌死亡，必将导致鼠类的大量繁衍，严重干扰我国的灭鼠工作，破坏生态环境。”

而中国科协竟然能够把这两句话粉饰成“以生态学观点”“解决我国鼠害问题”，你不能把佩服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即职业造假。

其次，中国科协编造的第二项“建议内容”显然来自“呼吁”中的这段话：

“科学灭鼠包括健全的组织措施，合理选择药物和行之有效的巩固措施。目前世界有108 个国家选择使用慢性灭鼠剂，我国各业务领导部门也在推广使用慢性灭鼠剂。这类药，国内生产，自给自余，尚有出口，因为它安全、价廉、效果好。”

也就是说，“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军事医科院等汇同农业、卫生各主管业务部门”这句话是中国科协想当然的瞎编。

第三，尽管五被告的“呼吁”题为《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但就像他们拒不透露“科学灭鼠”的具体内容一样，五被告在“呼吁”中也根本就没有告诉“新闻媒介”所谓的“科学宣传灭鼠”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应该怎么做才算“科学”；他们所作的就是指责“新闻媒介”把记者亲眼所见写成新闻报道。所以说，中国科协的那句话，“建议新闻媒介，要把握好正确的科技舆论引导作用，要大力宣传科学灭鼠除害，保护生态”，完完全全都是他们自己在事后胡诌的。

如果说中国科协炮制的前三条“建议内容”多多少少还有点儿影儿的话，那么后两条则连影儿都没有。先说第四条。如该“呼吁”的标题所示，五被告的呼吁的对象是“新闻媒介”，他们根本就没有对“国家领导及业务主管部门”说话，哪儿来的要他们“采取紧急措施，对伪科学的宣传给予制止”？不仅如此，如前所述，五被告“呼吁”的初衷和目的都是要利用“氟乙酰胺”的“禁药”身份来构陷邱氏鼠药，所以他们一直避免提及其它剧毒急性鼠药，即使明知道邱氏鼠药使用毒鼠强，他们也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该药，他们怎么可能要“国家领导及业务主管部门”对“一氟乙酸类及毒鼠强、毒鼠硅等剧毒急性药进行严厉打击”呢？从另一方面讲，五被告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在构陷邱氏鼠药，所以在“呼吁”中，他们的“要尽快取缔”邱氏鼠药的愿望都是间接地、含蓄地、隐晦地表达的，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呼吁”，更没有“建议”——当时汪诚信还是邱氏鼠药厂的高级顾问。

因作恶而获奖
（图片来源：【53】。）

中国科协的造假勇气在他们编造的第五条“建议内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上所述，“维护科学尊严，确保执法公正，建立科技陪审团制度”是中国科协官员和那几个院士为了给五被告翻案而炮制出来的理由，它们不仅不是五被告“建议”的，而且与五被告的“呼吁”连边儿都沾不上。

按照中国科协最初制定的评奖标准，获得“优秀建议奖”的项目不仅需要出自科协系统——五被告的“呼吁”根本就不合格——，它们还必须“已经被各级党组织、政府或有关部门采纳实施”，并且“已经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或广泛的社会效益”。如何让五被告的“呼吁”在这两条杠杠上达标呢？这当然难不倒以造假为其职业的“科邪”。这是他们炮制的“已经被各级党组织、政府或有关部门采纳实施”第一条：

“1、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早在1992年田纪云副总理及宋健主任、陈跃邦副部长批示5位专家联名撰写的《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的建议，经中国乡镇企业报摘要刊出后，当时未能有效地阻止伪科学的传播及危险剧毒禁药‘邱氏鼠药’的泛滥，反而被河北省无极县邱氏鼠药厂邱满囤状告5位专家侵权而引起诉讼。1993年底北京市海淀法院一审判决5位专家败诉。由此引来一场‘邱氏鼠药案’官司，成为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49】

所谓“中央领导”，一般是指在国务院层次以上的领导；而所谓“批示”，一般是指上级对下级的公文写出的具体书面意见。而如前所述，五被告最初将“呼吁”送交田副总理，但田副总理对它并没有做出“批示”，而是将它一脚踢给了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后者则把这个皮球又踢给了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是他对“呼吁”做出了第一个“批示”。一个副部长能算是“中央领导”吗？

好笑的是，中国科协在把陈耀邦副部长捧为“中央领导”的同时，却对五被告得到的第二个“批示”——即卫生部正部长陈敏章的那个“不科学”的“批示”——只字不提。为什么呢？显然是害怕暴露出五被告不敢正面反驳储瑞耕对他们的公开批判于是转而跪求高官这段不那么光彩的历史。所以，他们越过陈部长不提，接着写道：

“1993-1994年间，5位专家继续向朱镕基、田纪云、彭佩云、朱光亚等中央领导及有关主管部门全国爱卫会、农业部打假办、全国打假办等疾呼取缔剧毒‘邱氏鼠药’建议，引起领导及各级政府的重视。”【49】

据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确实曾对五被告的上访信做出了批示，其大意是：“此时应该由该管的部门去管，不要行政干预。”【27】而据王宏甲说，在1994年政协新春茶话会上，当有人热议邱满囤时，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还做过这样的“批示”：“要尊重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54】而对这样的“中央领导批示”，以及李铁映近乎指着汪诚信的鼻子做出的“专家的工作要做到实验室与现场相结合，要和土专家交朋友”这样的“批示”，中国科协是一个字都不会透露的。实际上，最早“采纳实施”五被告呼吁的“政府或有关部门”是农业部，他们早在1992年10月就曾致函全国打假办，要求查封邱氏鼠药厂。可惜中国科协竟然把这一业绩也给漏掉了。

再看看中国科协是怎么证明五被告的呼吁“已经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或广泛的社会效益”的：

“根据建议，1994年农业部下发了农发（1994）30号《关于加强农村灭鼠工作的通知》，1995年在四川召开了春季灭鼠现场会，有力推动了全国大面积灭鼠活动。1994-1996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推广安全、高效慢性抗凝血杀鼠剂，3年累计1亿多亩，灭效高达90％左右，挽回粮食损失10余亿斤，新增产值近8亿元，人、畜、禽中毒事故明显减少，且有力保护了鼠类天敌、生态环境。近几年北京市采用专家建议，农田灭鼠挽回粮食油料损失30万t，对违禁鼠药的制造贩卖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取缔，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49】

事实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能够证明《关于加强农村灭鼠工作的通知》是“根据（五被告的）建议……下发”的。实际上，即使你有火眼金睛，你也不可能从那个“通知”中看不出它与五被告的“呼吁”有任何关系——他们在“呼吁”中所提到的“科学灭鼠”都是些老生常谈，即使他们不“呼吁”、不“建议”，那个“通知”也不可能有什么两样。这是《中国卫生年鉴
1995》的记载：

“鉴于鼠害日趋严重，流行性出血热呈现上升的趋势。国务院领导作出加强灭鼠工作的指示，农业部、全国爱卫会下达《关于加强农村灭鼠工作的通知》，要求抓住春秋两季的有利时机，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群众集体行动的灭鼠防病保粮的战役。”【55】

你看中国科协有多邪门？

其次，据《中国植物保护五十年》，在1994-1996年间，全国农田防治鼠害面积达五千七百多万公顷，合8.6亿亩；挽回损失一千多万吨，合二百多亿斤【56】。天知道中国科协专门挑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业绩来说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是在说那个“中心”专门执行五被告的“建议”？实际上，赵桂芝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有过三年“带动全国灭鼠5.2亿亩”的业绩，据称使用的也是慢性灭鼠剂。显然，中国科协之所以要搬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那个业绩，就是要强行给五被告涂脂抹粉。

不过，最好笑的是上面提到的北京“效益”。根据《中国植物保护五十年》，1994-1996年间，北京市的农田鼠害发生面积平均每年为20万公顷，是前四年平均值的3倍；而1994-1996年间的鼠害防治面积平均每年15万公顷，是前四年平均值的10倍。【56】也就是说，如果“农田灭鼠挽回粮食油料损失30万t”——这个数字也是瞎编的，据《中国植物保护五十年》，三年间不过“挽回”五万吨左右而已，很可能连“防治费”都没有捞回来——，应该归功于五被告的“建议”的话，那么，鼠害肆虐的功绩是不是也应该让他们揽过去啊？

至于中国科协说“人、畜、禽中毒事故明显减少，且有力保护了鼠类天敌、生态环境”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信口胡诌：事实是，在五被告灭了邱氏鼠药之后，“人、畜、禽中毒事故”不仅没有“明显减少”，反倒大幅增加，证据就是日益增多的鼠药中毒报告（见下图）。

总而言之，五被告之所以敢于公然构陷邱满囤，并且在输掉了官司之后愈发嚣张，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一股邪恶势力给他们撑腰；而这股邪恶势力给他们撑腰的方式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造假、作恶。

缘木求鱼
五被告非要搞垮邱氏鼠药的最主要理由就是它含有剧毒化学品氟乙酰胺，它能够导致人畜中毒。而事实是，在捣毁了邱氏鼠药厂之后，报道人畜因鼠药中毒的文献数量开始暴增，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畜鼠药中毒事故的增减，也说明五被告构陷邱氏鼠药理由的荒谬。（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1998年4月，中国科协等单位召开了一个“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研讨会，汪诚信在会上复盘邱氏鼠药案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从原则上说，看清本质以前，理应沉默，并分析情况。看清本质之后则应反对；但有时囿于形势只能沉默或暂时回避，以后伺机亮明态度。持无意附和态度有许多可能原因，主要的还是受骗而被利用。如，制假者给真药要求试验、鉴定，取得报告、鉴定后再卖假药或含量不足的劣药；或者，写信或当面向专家‘虚心请教’，专家的复信或会面时的照片、录音、录相便成为制假者的证据，用于推销假药。制假者还会十分恳切地请知名学者当顾问，得逞后从来不问具体问题，只用学者声望作推销招牌，等等。”【57】

尽管汪诚信故意把话说得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但他的意思不过是说，自己当初给邱氏鼠药厂当顾问，是被邱满囤骗了。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学富五车的“专家”会让一个“文盲”、“科盲”骗得团团转？很可能是对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所以五年后汪诚信的说辞变了。2003年，也就是邱满囤穷得把房子卖了、把老婆孩子送回陕西那一年，汪诚信对着《财经》记者撒下一个弥天大谎：

“1989年8月26日，汪诚信应邀当邱氏鼠药厂的顾问，这给了他近距离观察邱氏鼠药的机会。然而作为真正的灭鼠专家，他一下子就发现邱氏鼠药含有氟乙酰胺——这是一种早就被国家明令禁止用作‘杀鼠剂’的剧毒药。尽管其灭鼠立竿见影，但隐患很大。老鼠对食物很敏感，鼠中强壮者发现有同类死了，会回避含药的食品，这样死了弱的，留下强的，客观上优化了品种。而且毒死的老鼠烂在地里，植物吸收了有毒，狗或牛吃了会带毒；人吃了含毒的动物、植物也会中毒。这是一种可怕的中毒生物链。”【58】

假如汪诚信说的是真话，我们就会有无数个问题需要他来回答，例如：他当时为什么不立即揭露邱满囤或邱氏鼠药？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像一个真正的“顾问”那样，告诫、劝阻邱满囤，如果他不听劝，就辞去顾问职务并且拒收邱满囤送给他的咨询费？他为什么在1990年对此事绝口不提，但却对邱氏诱鼠剂的诱鼠效力究竟如何斤斤计较纠缠不休？他为什么要等到1992年才通过非法渠道来收集邱氏鼠药样品进行化验？他为什么没有在法庭上告诉法官这么大的秘密？

显然，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汪诚信都无法给出能够自圆其说的回答。实际上，汪诚信对邱满囤的恶意充分反映在他对《财经》记者说的下面这句话上：

“事实上，‘邱氏鼠药’已经引发了多起人畜中毒案件,‘光是安徽省一个地方，就毒死了几千头牛。’汪诚信说。”【58】

如上所述，在初审法庭上，邱满囤的律师冯增书已经证明，安徽死牛事件与邱氏鼠药连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但汪诚信却宁可继续撒谎。

可笑的是，汪诚信这个破绽百出的谎言后来竟然变成了官方说法。2009年，中国科学院庆祝建院60周年，其中一个庆祝活动叫做“扬起科学的风帆——中国科学院60年科普历程”。在这个网站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与“无极老鼠药”斗争》，其中就把汪诚信为自己贴金的谎言全盘照抄。这就是中国的“科学家”、中国的科学院！

打着“科学”的旗号顶风作恶
2003年1月，汪诚信面对《财经》双周刊记者撒下一个弥天大谎，即说自己在被邱满囤聘任为顾问之后“一下子就发现邱氏鼠药含有氟乙酰胺”。六年后，中国科学院庆祝建院60周年，其中一个庆祝活动叫做“扬起科学的风帆——中国科学院60年科普历程”。在这个网站中，有一篇文章题为《科学家与“无极老鼠药”斗争》，其邱氏鼠药案的历史就是全盘照抄汪诚信的谎言。（注：中科院的网页已被删除，但“时光机器”网站保留了该网页的部分信息。）

201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郑雄的《他们影响中国》一书，其中的一章题为《邱满囤 灭鼠英雄还是世纪巨骗？》，这是其中的一段话：

“如今，人们已经很难还原事实的真相。不过，法院对于‘邱氏鼠药案’的最终判决，却依然很耐人寻味。此案的初审判决，被解读为‘伪科学战胜了科学’；终审判决又被归纳为‘科学最终战胜了愚昧’。但是，法院的判决书上，并没有对邱氏鼠药到底含不含禁用成分作出认定。那么，科学是怎么战胜‘伪科学’的?‘伪科学’之‘伪’，到底在哪里?学术观点之争和法律诉讼之间，界限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59】

实际上，“还原事实的真相”并不“很难”，而那个所谓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早已解决：科学纳粹所谓的“伪科学”，与德国纳粹眼中的“犹太人”一样，是一个致命标签，一旦他们给你贴上那个标签，他们就有权对你干任何事情。

2011年，汪诚信的《一路走来》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在首发仪式上，汪诚信说了这样一段话：

“几十年来，虽然我主观上认定‘害人之心不可有’，但由于修养不高，认识有限，难免自觉不自觉地误解过、误说过、误伤过个别同志，迄今难以释怀，我必须借此机会，向他们说对不起，同时致以诚挚的歉意。我相信并且希望，呼吸停止，恩怨归零。”【60】

毫无疑问，汪诚信“致以诚挚的歉意”的对象中不包括邱满囤。至于他的那个“呼吸停止，恩怨归零”的“希望”，显然是一厢情愿。对他们一伙人来说，“被告”这个包袱，他们将永远背负下去，即使是在九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