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土专家白天灭鼠，洋专家暗中捣鬼
1993年12月2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一项民事诉讼案做出了初审判决。这个案子的原告是河北省无极县的一位农民，时任河北邱氏鼠药厂厂长，名叫邱满囤；被告是五位“专家”：汪诚信、赵桂芝、邓址、马勇、刘学彦，其中前三人都是中国“灭鼠界”大名鼎鼎的人物。
一、自学成才，灭鼠大王
邱满囤，他生于1934年，一辈子只读过两个半月的小学，所以那些站在“五专家”一边的媒体，以及“五专家”的律师，都肆无忌惮地骂他是“文盲”。例如，《工人日报》后来就曾不指名地骂他是“文盲”、“科盲”、“大字不识一斗的江湖骗子”。【1】不仅如此，一个叫邢军纪的“上校参谋”还从邱满囤是个“文盲”这一事实，推导出他“根本不可能”做出“决定性的治鼠突破”这一结论（后详）。
事实是，在当了四年兵之后，邱满囤的整个人生都与老鼠纠缠得难解难分：为了研究老鼠，他是千真万确地把自己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81年，在潜心研究了23年之后，邱满囤终于搞出了后来让他成了大名的“邱氏诱鼠剂”，一种能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把老鼠从洞里引诱出来的化学混合物。1986年，邱满囤的事迹首先被《陕西工人报》报道。接着，其他报纸马上跟进。这是《工人日报》当年的一篇报道：
“10月9日下午，农民邱满囤带着自己配的灭鼠药，在陕西省三原县砖瓦厂向近百名围观者做灭鼠示范。他分别在该厂职工食堂的近十个鼠洞口投下毒饵，十几分钟后，许多老鼠探头探脑，情不自禁地爬到洞口吞掉毒饵返回洞中。一个半小时后，服毒的老鼠相继爬出洞外发抖、翻滚，很快死亡。
“邱满囤今年五十三岁，1957年从军队复员时，正值全民动员消灭四害时期。他想，如果有一种药，能把老鼠引来自愿吃掉，该有多好！从此，只读过半年小学的邱满囤，朝着这个目标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探索。为了摸清老鼠的习性，他笼养老鼠十一年，掌握了老鼠从生仔到死亡的生活规律。为配制鼠药，他花掉了全部复员费，卖掉了祖上留下的三间房。为了配制出使老鼠闻到即至的毒饵，他观察过蚂蚁，解剖过青蛙，做过各种动物吞食试验。经过二十多年努力，终于配制出能在几十米内，使老鼠闻到即至非常爱吃的毒饵。1983年，他在大荔县官池乡十个村示范，十天灭死的老鼠装了七板车。今年10月4日下午，他在西安市南大街一座空院落示范，两个多小时灭掉老鼠一百五十只。”【2】
不到两年的工夫，邱满囤就登上了《人民日报》：
“这里记述的，是沈阳军区空军卫生处在驻地组织的一次灭鼠表演：一个仓库附近的鼠洞周围撒上新型灭鼠药，不到一刻钟，老鼠在光天化日之下纷纷出洞，对遍地的蛋糕等不闻不吃，专吃药饵。两个小时后，几十只老鼠昏死在地。他们又搞一次表演：在草地的鼠洞口放上灭母鼠的毒饵，老鼠便出洞食饵。两个小时，药死15只。一查，全是雌的……
“表演者是河北省无极县陈村农民邱满囤。
“老鼠成灾，世界警呼。灭鼠药出了不少，可有两大难题没解决：一是诸多鼠药虽然有效，但老鼠常常不上钩；二是纵有老鼠吃了毒饵，药性一发作，便以叫声报警，再没老鼠上当。邱满囤多年研究试验，发明一种新药，能够使50米之内的老鼠，在15分钟之内不顾一切地出洞食之。老鼠吃后嘴麻，不闹不叫，其它老鼠照吃不误。老邱又搞出9种配方，分别药杀公鼠、母鼠、田鼠……”。【3】
又过了一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新华社供本报专稿”，全文近两千字，这是结尾的三段话：
“邱满囤和他的诱鼠剂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新华社向国内外报道了他的灭鼠绝技，不仅在国内引起震动，而且饮誉海外。有近30个国家来信要求买他的技术和配方。美国商人提出用270万美金聘请他到美国去。面对重金聘请，邱满囤的回答是：‘中国鼠害很严重，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人民服务。’
“为研制鼠药，邱满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家里的三间房被他卖掉了，妻子嫌他不务正业，同他离了婚。
“值得庆幸的是，河北省、地、县三级科委对他的发明十分重视，对他的研究成果组织专家进行了鉴定。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这项研究成果也十分重视，组成了由省科委、爱卫会、农业所、粮食局、石家庄地区、无极县有关领导参加的领导小组，并决定成立‘邱氏诱鼠剂’研究中心和鼠药厂；目前这项成果已申请国家专利。”【4】
果然，第二年，由河北省和石家庄市投资190万元，在无极县建立了“河北邱氏鼠药厂”。这是《人民日报》发的简讯：
“河北省重点项目、省地有关部门拨款190万元兴建的‘邱氏鼠药厂’，日前在河北省无极县建成投产。
“这座鼠药厂采用了较好的工艺流程，可年产灭鼠诱杀剂8吨、鼠药300吨。
“河北省无极县农民邱满囤，经过28个春秋实践研制成功的‘邱氏诱鼠剂’，对褐家鼠和小家鼠具有明显的引诱力。在一次表演会上，邱满囤把鼠药撒在十多个老鼠洞口，半小时后，老鼠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争相出洞吞食药饵，不久便一个个毙命。”【5】
邱氏诱鼠剂在1989年4月15日和1991年12月30日分别通过了河北省科委和商业部两级鉴定，给它的评价是“这项成果为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产品还先后获“振兴河北经济奖”、“河北优秀新产品一等奖”、“河北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全国新科技成果奖”等。【6】
需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邱满囤发明的是“诱鼠剂”，它本身没有毒性，不仅对老鼠无害，对人也无害，它的灭鼠功能只是在与正常鼠药混合之后才能够产生。据最早报道邱满囤的陕西记者马建涛（笔名“健涛”）说，所谓的“邱氏鼠药”“只是在国家通用的鼠药中加进人们常见的一些物料”而已。【7】这是邱满囤专利申请的摘要：
“本发明涉及鼠类引诱剂及其制作方法，其特点是组份中具有糖、洗衣粉、白酒及味精。能在大白天将附近的鼠类全引出来其诱鼠力是同类产品的5倍以上，配用食饵和鼠药，其杀鼠能力可达100％，3-10分钟即死，且在洞外死亡，是目前世界上效果最佳的灭鼠特效药。其生产工艺合理，成本低廉。在鼠类仍然成灾的地球上，本发明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8】
据网上的一篇文章，这个诱鼠剂还曾被邱满囤当作饮料用来招待最早掀起“邱氏鼠药案”轩然大波的《健康报》的记者。【9】后来，邱满囤在补充诉讼书中还说过这样的话：
“众所周知，我发明的‘邱氏诱鼠剂’是用食物搭配而成的，本身无毒，而且人也爱喝，和毒药氟乙酰胺完全是两码事，我强烈要求法院开庭时当庭试验，允许我喝足‘邱氏诱鼠剂’，专家都说1克氟乙酰胺能毒死6-7人，如果我喝死了，那算我罪有应得。否则，必须为‘邱氏诱鼠剂’正名。”【10】
可惜的是，在1990年，邱满囤不仅没有意识到将那座号称全国最大的鼠药厂称为“邱氏鼠药厂”有什么不妥，他更是做梦都不会想到，这几字之差，竟会被人当作构陷自己的最大把柄。
“河北邱氏鼠药厂”尚未建成，作家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即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说这本书是王宏甲的成名作，王宏甲大概会不高兴；但是，说这本书让他红透了半边天，则不管他高兴不高兴，他都得承认。事实是，这本书逋问世，《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鲁迅文学院近日在京联合召开作品讨论会”的消息。【11】同样，极少发表文学评论的《红旗》杂志（当时已改名为《求是》）也发表了评论文章，称《无极之路》是“公仆精神的生动写照”。【12】大致来说，在1990年前后，官媒捧谁谁臭、批谁谁香，但这本书却打破了这一“铁律”——它既叫好又叫座，连“反革命”文怀沙都高度评价此书，标题就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刘书记》【13】——
“刘书记”就是《无极之路》的主人公、无极县委书记刘日，而他与邱满囤的关系，就是把后者从陕西请回河北老家。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无极之路》不仅捧红了作者王宏甲和主人公刘日，它还让灭鼠大王邱满囤也名满全国——实际上，《人民日报》还顺手给邱满囤扣上了一顶“农民科学家”的大高帽：
“有个如今已名满天下的发明‘邱氏老鼠药’的农民科学家邱满囤，也得到过他的支持帮助，有次特地给他送去3万元，对他说：‘俺今天比你这个书记的日子好过多了，贿赂你有啥用？俺是真心奖你！皇天后土，人鬼共鉴！’刘日很感动，可就是不要钱。邱满囤又买了个金戒指，说是送给刘日女儿的。闹了几个来回，刘日还是让邱满囤生气的收了回去……”。【14】
到了1991年底，北京电视台将《无极之路》制成了电视片，而它的连续播出，引发了该书的第二轮冲击波——用《人民日报》的话说就是：
“同长篇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一样，正在播映的大型电视报告文学片《无极之路》，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在1月30日举行的研讨会上，近百名专家学者对北京电视台的大胆探索给予热情肯定。”【15】
实际上，由于电视片基于“视觉”、诉诸“形象”这些特点，“邱氏鼠药”竟然占据了那部长达53集电视片中的3集，并且还是全剧中最让人过目不忘的篇章。这是导演苏厚汾的叙述：
“摄制组拍不着刘日，但他们扛着摄像机追寻刘日足迹的那些日子里，却时时听到人们谈起刘日。邱满囤是河北省无极县郝家庄农民。传说他能分出老鼠公母，他曾一次灭鼠十几吨。摄制组找到邱满囤，打算实拍一组灭鼠的镜头。摄制组和他赶到一家宿舍大院。进院后邱满囤慢条斯理地拌着鼠药。有人问：‘这院里有多少老鼠？’他说：‘有那么十三只。’不紧不慢地说：‘过40来分钟，耗子就出来了。’半小时左右，围观的人群中就有人喊道：出来了。邱满囤摆摆手：‘别急，这是小的，大的还得等会儿。我这药耗子一闻就吃，吃了就往外钻，死在洞外头。’说话间只听四处有人喊：出来了，出来了。摄像师扛着摄像机东跑西窜，只见老鼠一个个向洞外钻。前后不到一小时，死在洞外的老鼠就有11只。就是这位灭鼠大王，长期流浪在外、半生磨难，半生坎坷，是刘日把他请回无极，并贷款建造了一家现代化的鼠药厂。如今邱满囤的声誉已远播海外。国外有人出高薪聘请，想收买他的秘方。邱满囤说：没有刘日就没俺邱满囤，俺哪儿也不去。”【16】
这是主持人霍秀的叙述：
“对老邱的鼠药是真是假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老邸自己有些录相资料，但因为不是我们拍的，不可全用，我们必须亲眼看到他的真功夫，自己拍下来才敢用。所以请他一定选个时间，捉几只耗子让我们看看。他却说无极的耗子太少，快让他灭光了，但是，他还是找耗子洞去了，知道配合我们工作没亏吃。
“终于找到一家旅馆，卫生极差，旅馆外的胡同口是个垃圾站，烂西瓜皮堆了半条衔，苍蝇横飞臭气熏天，路人均拖鼻而逃，他说：‘这儿有十来只，也不多。’
“问他怎么知迫有十来只？回答一看耗子洞就知道。向他知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他说是灰黄色。再问大小公母，他说都有。我已怀疑他有特异功能，追问：‘您能说出这儿最大的耗子有多大吗？’
“‘当然能，有这么大，连尾巴。’他比划着。
“好家伙，足足七八寸！为了证明他不是胡绉，请他当场把比划的那个长度画下来，一会儿便知真伪。他从地上找到了块破砖头.走到旅馆大门的门洞里，寻了一处干净些的墙面划下两道印。”
……
“不一会儿，11只老鼠集中到院中央，只等灵魂升天。在这里我不想描述它们的痛苦状，它们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
“老邱一言不发地夹起一只大老鼠，走到门洞，手拽住胡子，夹了夹着尾巴，把它对准了那两道砖头痕——一模一样长。老邱转过身，望着我们，望着镜头，一脸得意。”【17】
俗话说，树大招风，名高惹谤。也就是因为邱满囤的高调张扬，特别是《无极之路》电视片的反复播出，为“邱氏鼠药”招来了杀身之祸。
二、冤家路窄，怨远瘤长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同行是冤家。显然，灭鼠大王邱满囤的同行，就是那些靠“灭鼠”吃饭的“灭鼠专家”。果然，这伙人之中有人后来号称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打赢与邱满囤的官司，由此可知他们对邱满囤的怨恨到底有多深。
1、“参谋长”汪诚信
原来，在中国的“灭鼠界”，有一个首席专家，名叫汪诚信。早在八十年代初，汪诚信就被媒体捧为“人鼠之战的参谋长”。【18-20】汪诚信的正式身份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控制学会主任委员。显然是因为汪诚信的地位高、名气大，所以邱满囤早在1989年就聘他为邱氏鼠药厂的高级顾问。据邱满囤说，他之所以聘请汪诚信，是因为对方主动找上了门。【21】而另一个说法则是这样的：
“1989年，由河北省鼠防所所长马连权搭桥，邱满囤特聘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控制学会主任委员、著名鼠类防治专家汪诚信研究员为该厂高级顾问。为了消灭老鼠，两位中国灭鼠界不同凡响的人物走到了一起。
“8月26日，远在广西进行灭鼠指导的邱满囤谢绝了自治区主席的盛情挽留，匆匆赶回无极迎接汪诚信。当时石家庄行署的批文刚到县城，现在的那座鼠药厂还在襁褓之中，所谓的厂子不过是三间房的作坊。但汪诚信仍旧兴致勃勃听邱满囤神侃。顶着烈日，用了三个小时观察邱在一个厕所旁的演示。据邱讲，那次为了使效果明显，不知将哪种成分放多了，虽把老鼠诱出多次，但食饵很少，并不成功。但汪还是肯定了诱鼠剂的作用，说得邱满囤连连点头，邱感慨地说：‘不愧是专家，真是做学问的人。’一年后的夏天，新鼠药厂开工，汪诚信又在许多方面给予支持，推荐高效杀鼠剂并将自己的两部专著送给了邱满囤……”。【22】
据查，马连权与汪诚信曾于1982年联手在河北涿县灭鼠【23】；1989年，马连权和他所在的河北省鼠疫防治所受河北省爱卫会和河北省科委的委托，对邱氏诱鼠剂的诱鼠效果进行了科学试验【24】。显然是根据那次试验的数据，河北省科委通过了对邱氏诱鼠剂的鉴定。据说汪诚信还参加了那次鉴定会。【25】据邱氏鼠药厂副厂长马国玺说，邱氏鼠药厂“自建厂以来，合成配药都是汪诚信推荐的”。【26】而据邱满囤后来透露，汪诚信在事发之前曾两次从邱氏鼠药厂领取1500元人民币的报酬。【27】
邱、汪二人之间的蜜月关系没能持续多久就开始急剧恶化，其原因，尽管双方都不愿多谈，但下面这条信息足以让我们知道其中的大概：
“邱满囤称:‘汪诚信曾提出要“邱氏诱鼠剂”的配方，由他在国际上发表文章，署他的名，今后我厂生产的鼠药由他负责宣传，我没答应。后来他向我要邱氏诱鼠剂，我就给了他一桶兑了红钢笔水的凉水。’”【28】
据说邱满囤还曾说过这样的话：
“其实他们这样做，我心里最明白。汪诚信是我们的技术顾问，他向我要‘邱氏诱鼠剂’配方，我不给他，而是给了他一桶有红药水的凉水，得罪了他。他们研究了多年灭鼠也没发明什么东西，现在我一个农民成了‘灭鼠大王’，他们受不了。”【29】
对邱满囤讲述的这个故事，汪诚信矢口否认，说是“子虚乌有”。【30】但问题是，无论邱满囤的想象力再怎么丰富，创造力再怎么旺盛，作为一个“文盲”，他也不可能胡诌出这样的瞎话。
实际上，由于邱满囤在成名前后没少受到所谓“专家”的打压，所以他在内心对“专家”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没接近之时，满怀敬畏之情；“亲密接触”之后，颇有不屑之意。邱满囤曾到处说自己把汪诚信送给他的“专著”挂到茅房当揩屁股纸用。【31】不仅如此，邱满囤在诉讼期间曾反复向所谓的“五专家”叫号：
“我早就说过，拿你们的药，咱们比试比试，较量较量！我不要金牌银牌，铁牌也可以，不是为民除害嘛！可他们不敢，怕丢丑露馅！”【32】
俗话说，打人别打脸。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脸面。所以，邱满囤的言论，足以激起汪诚信对他的仇恨。果然，他们之间的矛盾在1990年7月就公开化了。当时，汪诚信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个“灭鼠技术研讨会”，结果发生了下面这出戏：
“1990年7月,北京召开‘灭鼠技术’研讨会,
会前接到汪诚信的通知：只带引诱剂,不带杀鼠剂。到京后，汪又坚持不让邱去看灭鼠表演的场地，于是表演会邱满囤没有去参加。第二天，为李铁映同志做表演时邱满囤去了，一下车便与汪诚信争执起来。这一天，邱满囤仅诱杀了24只老鼠，后来邱满囤认为‘是汪诚信倒的鬼’。”【33】
如果你知道那次“灭鼠表演”是时任国务委员、全国爱卫会主任的李铁映在五个月前就布置下去的，并且明令“要组织邱满囤及灭鼠专家都到北京来表演，开现场会”【34】的话，你就会明白邱满囤为什么会“一下车便与汪诚信争执起来”了。难怪时任国务委员、全国爱卫会主任的李铁映会在那次研讨会上提出了（洋专家）“要和土专家交朋友”的意见【35】；也难怪邱满囤后来在法庭上会对着汪诚信说这样的话：
“1990年在北京召开的灭鼠研讨会上，当着李铁映的面，我说了几句糊涂话。得罪了你。”【22】
不过，在当时，邱满囤很可能并不知道，在那之前两个月，汪诚信就已经对他的发明做出了公开的批评，说它不“实用”；而在他到北京灭鼠之前一天，汪诚信还领着一帮人背着他做了一个“科学试验”，证明邱氏诱鼠剂对老鼠根本就没有引诱力（下详）。
2、“胖女人”赵桂芝
中国的“灭鼠界”，实际上分为两大板块：一块是卫生防疫，主管城镇灭鼠；另一块是植物保护，主管野外灭鼠。汪诚信虽然脚踏两大板块，但他的职责主要是卫生防疫；而在植物保护领域，领头人是中国植物保护总站的高级农艺师赵桂芝。大致来说，汪、赵二人各司其职，合作得相当愉快。例如，1989年7月，汪诚信和赵桂芝各自控制的“学会”在吉林省召开了一个“全国鼠害监测防治学术讨论会”，主持会议的是汪诚信，而赵桂芝则“代表两个学会在开幕式上讲话”。【36】两年后，汪诚信在自己的老家江西贵溪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国中青年‘害鼠生物学及防制’学术会议”，赵桂芝不仅是致开幕词之人，她还主持了闭幕式。【37】而与汪诚信同样，在1992年公开攻击邱氏鼠药之前，赵桂芝也与邱满囤有私人瓜葛，并且，其历史比汪诚信还要久远。很可能是这个缘故，赵桂芝对邱满囤的敌意也比汪诚信明显和强烈得多。
原来，在发明了“邱氏诱鼠剂”之后，邱满囤首先想到的就是得到政府的认可，于是就跑到北京、走进中国科学院大楼“送宝”，结果被扫地出门——这是王宏甲的叙述：
“6年以后，当他同刘日谈起这次去中国科学院的经历、还没细说，刘日便说：‘理解，理解，很理解。’
“‘我给你们送宝来了。’邱满囤走进科学院，信心十是地说。
“但是谁相信他呢？不相信其实没关系，他们本该让他试以试。
“邱满囤说：‘我可以就在这里，大白天就把你们科学院的老鼠引出来。’他拿出了他的老鼠药，‘用这药，我说药公的保准没一个母的来。’
“人家更不信他了。
“‘请你出去！’
“坐在刘日的办公室里，6年前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邱满囤说：‘街上卖鼠药的也没吹到我这地步是不？接待我的是个女的，说我神经病。我说我不是神经病，咱们实验吧。她说你要实验回你们当地实验去……’
“刘日问：‘那女的是不是很胖？’
“邱满囤说：‘比较胖，40来岁。’
“刘日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当年接待他的那位女同志。
“邱满囤继续说：‘又来了好几个人，他们连试也不让我试，就把我“请出去”了。’
“听到这些，那科学院的大门、大厅、接待室，以及那些也是吃‘科学饭’的人们的面孔、说话的口气、连同楼门口的阶梯，刘日都仿佛又看见了。”【38】
刘日为什么又是对邱满囤表示“理解，理解，很理解”，又是问邱满囤“那女的是不是很胖”呢？原来，刘日早年也曾去中国科学院“献宝”，但其结果就是被一个女人以“你要争取得到地方政府支持”【39】为由打发回家了。而电视片《无极之路》的播出，让那个“胖女人”成了大名：
“在当年邱满囤发明了‘诱鼠剂’兴致勃勃去北京献宝时，被一‘胖女人’轰赶出门，
故此他才有了沿街卖药的生涯。宏甲所作的报告文学《无极之路》在北京电视台拍成电视片连播时，‘胖女人’成了众矢之的。而邱满囤在打官司中认出，过去的‘胖女人’就是现在的赵桂芝。”【21】
可想而知，恶名在外的“赵高”会对土头土脑的邱满囤怀有怎样的恨意。
事实是，在“邱氏鼠药案”爆发之后，赵桂芝一直对外宣传这样一个故事：1986年，邱满囤要见农业部长，是她接见的邱满囤，但却发现邱满囤的诱鼠剂就是氟乙酰胺，于是告诉他不能用。【40】也就是因为对邱满囤衔恨甚深，赵桂芝一直坚称邱氏诱鼠剂就是氟乙酰胺的“改名”。【41】她后来在法庭上承认，她在下这个断言时，手中没有任何证据，而是根据邱氏鼠药的广告词中“诱之必出，食之必死”这八个字。【42】待到二审翻案之后，赵桂芝在得意忘形之际一语泄露了天机：
“当时一些地方报纸给我寄来反映邱氏鼠药材料，我们一看就明白，除剧毒违禁药以外，没有哪些药能达到这种效果。”【43】
“一看就明白”这五个字清楚地说明，他们当时遽下断言没有任何实证；而她说“除剧毒违禁药以外，没有哪些药能达到这种效果”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属于“剧毒急性灭鼠剂”的毒鼠强在当时并不是“违禁药”、甘氟则至今也不是。实际上，五专家之所以非要给邱氏鼠药打上“氟乙酰胺”标签不可，就是因为当时在“剧毒灭鼠剂”中，只有它才是“违禁药”。
虽然没有资料表明其他三人在发出“呼吁”之前与邱满囤有私人瓜葛，但有大量资料证明，他们与汪诚信和赵桂芝的关系极为密切，而这两个人则左右着中国的“灭鼠界”。例如，早在1983年，赵桂芝、汪诚信、邓址、马勇等人就曾打着“农田鼠害考察宣讲团”的旗号到云南、安徽、两湖、山东等地考察宣讲【44】；紧接着，邓址还曾与汪诚信一起向美国的一个学术会议投稿【45】。
三、步步紧逼，造谣诽谤
按照正统的说法，“邱氏鼠药案”始于1992年上半年，起因是灭鼠专家“呼吁”媒体要“科学宣传灭鼠”。但实际上，在那之前两年，汪诚信就已经开始了他对邱氏诱鼠剂的“质疑”。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汪诚信质疑的对象、质疑的内容、质疑的方式、质疑的调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从这个演变轨迹中，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邱氏鼠药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实质。
1、90年初夏，拉开序幕
1990年5月，“中国南方灭鼠科研协作组”在湖南大庸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在会上，汪诚信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发表了一篇“讲话”，题为《关于当前灭鼠领域的几个问题》。汪诚信总共讲了三个问题：达标与巩固、管理与指导、表演与实用，而最后那个“问题”就是针对邱氏诱鼠剂的，尽管汪诚信没点邱满囤的名字。由于这是目前已知的五专家对邱氏诱鼠剂的第一次公开负面评论，所以有必要对之进行仔细的分析，因为五专家后来对邱氏诱鼠剂的所有攻击，全都发源于此。这是汪诚信讲话第三部分的第一段：
“最近几年，许多报刊相继推崇过一些灭鼠引诱剂的表演，基本上全面肯定。这些通讯和评论的发表，理所当然地引起公众的兴趣，反映甚为强烈，同时，对灭鼠专业人员形成巨大压力。”【46】
“对灭鼠专业人员形成巨大压力”这13个字把邱满囤与五专家之间的矛盾说得再清楚不过：民间土专家“表演”的成功，衬托出的是“洋”专家“科学”的失败；而后者的特征就是连续不断的突击、风起云涌的运动、以及搞评比、搞评奖、搞论文、搞学报、搞学会、搞年会、搞研讨会、搞汇报会，搞各种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花样，等等等等。可是，无情的事实却是，随着洋专家“学术成果”的持续增长和他们身份地位的不断攀升，中国的鼠害却愈演愈烈。假如没有土专家土头土脑的的“表演”，所有那一切洋玩意都会被世人习以为常司空见惯。这就是汪诚信要讲这个问题的唯一原因。
愈治愈患的鼠患
按照汪诚信在2000年的说法，中国鼠害防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出现了两次“突破”，一次是在五十年代，一次是在八十年代。【47】而与第二次“突破”同时出现的，就是中国农田鼠害的常年、持续大爆发【48】。（注：横轴为年份，纵轴为农田鼠害发生面积，单位为千公顷。）
显然是要纾解“灭鼠专业人员”的压力，汪诚信对所谓“表演”——所指对象显然是邱满囤和他的邱氏诱鼠剂——这样总结道：
“从有关方面组织的两次正规试验和其他方面反馈的信息，关于这类引诱剂，已可肯定的似可归纳为以下两点：①在鼠密度甚高的特殊环境（如养鸡场、食堂、粮库等等）里，投放新配置的诱饵，在较短的时间里即可见到鼠类取食，有时能看到十余只；②食物加引诱剂后的最初几天，消耗量显著高于未加者，但随后即与未加引诱剂者持平，又过几天，反而不及未加者。至于不少报刊上一再宣传的所谓‘要公来公，要母即母’，以及‘50m之内的家鼠都会闻味而来，赶也赶不走’之类的说法，迄今本人尚未见到正规的试验报告。甚至表演的操作过程和方法，已足可证明表演者本人对此缺乏信心。以致在我看到的一次表演里，诱饵和毒饵不仅摆放在每个洞口，甚至还投到洞内，而不是放在表演区的中心，尽管表演区面积不过20余m2，长宽都不超过6m。”【46】
如果你知道在那之前一年，邱氏诱鼠剂已经通过了河北省科委组织的鉴定和辽宁省爱卫会组织的评审——即汪氏所谓“有关方面组织的两次正规试验”——的话，你就能够从汪诚信上面这段话中听出不和谐音了：尽管汪诚信对“邱氏诱鼠剂能否诱鼠”这个关键问题心不甘情不愿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他马上就极力贬低它的“实用”价值。而他的手段就是在那两个宣传噱头——“要公来公，要母即母”、“50m之内的家鼠都会闻味而来”——上面吹毛求疵。这说明，汪诚信当时对邱满囤已经怀有了相当的成见，甚至可以说是敌意。果然，汪诚信接着评论道：
“我认为，报刊上广为宣传的引诱剂，直到目前，至少还有两个缺点需要克服。其一，刚配制后效果较好，但四、五天后作用明显消失，甚至起负作用。这一点不改变，很难付诸实用。因为，在大面积灭鼠时，大量毒饵从配制、包装、分发直至投放到位，需时往往超过一周。其二，所有的表演，都在精心选择的高密度的特殊环境里进行。可是，当前需要灭鼠的地区，绝大多数为中、低密度，如果仅仅在高密度地区才能显效，对实际灭鼠工作意义不大。何况在表演时，只能见到数只或十数只老鼠取食、死亡，而并不掌握当地鼠口总数，因而无法判断效果的优劣。此外，已有的表演，几乎都是针对褐家鼠进行的，未曾见到对小家鼠的作用；至于野鼠则似乎全然空白。”【46】
就在汪诚信说出上面这番话的一年前，由他指导的一个研究生发表了一篇论文，其摘要如下：
“为了筛选毒杀臭鼩鼱用基饵，对当地常见的10种动物性、9种植物性食物及其6种混合物，进行了实验室和现场试验。结果表明，动物性以沙虫、牛肉，植物性以南瓜、米饭，混合物以牛肉加米饭的适口性最好。若同时考虑到来源、价格及适口性等诸因素，作者认为宜选牛肉与米饭的混合物作基饵配制毒饵；在四种引诱剂中，花生油和猪油均可提高牛肉加米饭混合饵的适口性，以前者更好。”【49】
显然，“牛肉加米饭”的诱鼠作用，如果真有的话，不要说持续四、五天，它可能连一天都持续不了，因为它很快就会变馊发臭。最可笑的是，在那之前，汪诚信所谓的“引诱剂”竟然是“麻子粉浆糊”、“糖浆加浆糊”、“植物油”、“胡麻油炸葱花”。【50】难道它们都没有“四、五天后作用明显消失，甚至起负作用”这个“缺点”？也就是说，汪诚信指出的第一个“缺点”，不仅是非常明显的“欲加之罪”，而且是典型的以百步笑五十步。
实际上，汪诚信指出的第二个“缺点”更为可笑：首先，从逻辑上讲，在“高密度地区有效”不仅不能排除“在中、低密度地区也有效”这个可能，它还强烈暗示这个可能性的存在；其次，就在发表这个讲话的几个月前，汪诚信在一篇文章中曾强调这样一个观点：灭鼠的目标就是降低鼠密度，鼠密度低到一定水平就没有“防制”的必要了：
“从效益上看，并非任何密度都要处理。因为，密度越低，消灭一只鼠的支出越大。”【51】
既然低密度地区的老鼠无需“防制”，为什么要（邱氏）诱鼠剂在低密度地区有效呢？所以说，汪诚信指出的这个“缺点”也是在故意找茬、挑刺。
接着看汪诚信讲话的下一段话：
“近半年来，据作者听到的消息，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大规模使用加有这类引诱剂的毒饵，并未收到表演时所见到的效果，甚至相反，拒食情况却有出现。显然，表演不同于科学实验，后者有完整的安排和设计，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真象，其结果对总体的代表性足够，并能反映平均水平。因而，以试验结果指导实际工作，往往可以取得成功。而表演则正好相反，除表演者本人在特定场合，能得到异乎寻常的效果外，换人则往往不能重现。”【46】
上面这段话，已不再是找茬挑刺了，而是对事实的歪曲和无视。原来，汪诚信说的“近半年来”是有所指的，它特指广西南宁在1989年12月开展的灭鼠行动。这是《广西日报》当时发表的配图报道：
“12月7日8日两天，首府市民向老鼠展开强大进攻，第一战役灭鼠22.8万多只（未含郊区及邕宁、武鸣两县)，共约40余吨。
“在两天内，南宁市共有7100多名专业投药员和4.2万多名群众，参加了投药灭鼠工作，统一向市内大部分单位投放了由南宁市灭鼠总指挥部委托、南宁市防疫站进行技术指导、广西日报读者服务中心加工的‘邱氏鼠药’6.8吨。据灭鼠总指挥部用粹块测定法，对20个单位进行灭鼠成果密度测试，老鼠密度由投药前的22.7～78%，下降到0.26～14.33%。一些单位自测，已经达到无鼠害标准。全市没有发生一起人畜中毒事故。”【52】
毫无疑问，汪参谋长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所以他“听到的（关于邱氏鼠药的）消息”全都是负面的。假如汪诚信能把他的信息渠道、信息的具体内容讲给我们听听的话，我们或许还会对他上面的所说将信将疑。可惜的是，在其后的五年多的时间里，汪诚信对邱氏鼠药的攻击几乎全都是上面那样的自说自话，不仅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而且几乎全都与公开的信息作对——不仅与新闻报道作对，而且与“科学实验”作对（详见下章）。
这是汪诚信讲话的倒数第二段话：
“几十年来，每当大面积灭鼠出现高潮时，灭鼠领域便会有经过层层拔高、轰动一时的奇人奇事出现。由于事迹不同一般，甚至还有超越国际水平的味道，宣传媒介竞相介绍。可是，任何奇方妙法都需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流传下去。灭鼠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检验的机会很多，长期掺假几不可能。因此，不少随潮而起的奇人奇事，也就随潮而落，连本来取得的一些进展也同归于尽。有一说一则一存，有一说十则九亡之日，一亦难保。可惜的是，在退潮之时，宣传工具的兴趣早已转移或消失，不愿为此再费笔墨，奇人奇事的消逝也就中所不知了，只有少数人偶而能够忆及。”【46】
这段话透露的信息就是，在汪诚信看来，“超越国际水平”是“奇中之奇”，因此是近乎不可能事件。可是，就在他发表讲话的那次会议上，汪诚信的老搭档、“五专家”之一邓址也发表了一个“讲话”，介绍国际对诱鼠剂的研究现状，标题就是《诱鼠剂》——此文几乎全部抄袭一篇英文文章（下详）。根据那个讲话，当时的“国际水平”也不过如此：
“改进毒饵接受性和适口性的引诱剂的探索还是初步的，效果不稳定，有时还起相反的作用，离实用尚有很大的距离。”【53】
以这个水平来衡量之，说邱氏诱鼠剂“超越国际水平”不是完全恰如其分吗？有什么匪夷所思的呢？事实是，直到九十年代，也就是在邱满囤发明了诱鼠剂的十多年之后，汪诚信还在其主编的《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上发表利用大米、花生、黄豆、土豆、虾皮、鱼粉、甚至卤猪头皮、猪油渣来当作诱鼠剂的“论文”。【54-55】这充分说明，邱满囤的研究水平远远领先国内的那些“灭鼠专家”。
不过，汪诚信所说的“任何奇方妙法都需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流传下去”、“长期掺假几不可能”倒是大实话：邱氏诱鼠剂之所以能够得以“长期”地、广泛地“流传”，恰恰就是因为它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所以那些和他无亲无故的“宣传媒介”才会“竞相介绍”。从另一方面讲，假如汪诚信真的相信自己的“讲话”的话，他也不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冒着违法乱纪吃官司的风险、千方百计地诋毁邱氏诱鼠剂了，因为既然它早晚都会被“实践”所淘汰，他干嘛要多此一举呢？
这是汪诚信讲话的最后一段：
“对于当前宣传的引诱剂，当然不是毫无价值。但我认为，只有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介绍，认真地克服其不足，才是真正的爱护与扶持。否则，从长远看，适足以帮倒忙。此外，为了保护已经取得的进展，还要实行技术保护政策，取缔冒名产品。否则，在出售产品时，个个都是正宗传人，都是某某鼠药；但销出之后，如若效果不佳，责任只能由真正的正宗承担。久而久之，正宗也将拖垮。”【46】
这段话把汪诚信一伙后来的那些古怪行为解释得玲珑剔透——就是要用赝品拖垮正宗。
2、91年隆冬，紧锣密鼓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汪诚信在经过1990年夏天的公开冲突之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再招惹邱满囤。但这并不等于他对邱满囤的不满甚至仇恨已经化解了。恰恰相反，他们之间的矛盾随着《无极之路》的问世而趋于白热。
（1）明枪暗箭
1991年5月，邱满囤应云南省爱卫会的邀请，赴滇作灭鼠表演。当时正春风得意的邱满囤很可能得罪了某些人，所以，云南省卫生厅地方病办公室后来发表了一份题为《关于邱满囤同志来昆明表演及“邱氏鼠药”在我省使用情况报告》，据说“对邱满囤从选点、灭鼠甚至言谈举止，都进行了意外的贬损。”【56】更奇的是，这份文件在几个月后竟被全国爱卫会的《爱国卫生运动》全文转载，并且加上了按语，其中说道：
“目前国际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消灭家栖鼠的首选药物为慢性灭鼠剂。但是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报道‘灭鼠大王’、‘神奇灭鼠药’产生了‘轰动效应’，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误解。所谓‘邱氏灭鼠药’实际上只是邱氏诱鼠剂，引诱剂本身对鼠没有毒杀作用。”【57】
据冯凌（凌风）先生说，上面这段话“从写作手法和语气，与后来几位专家的文章有相似之处。”而邱满囤也认为这“肯定是汪诚信搞得鬼”。【56】为什么呢？“因为该厂已经一年多没给汪教授发聘金，使邱汪脆弱的关系更加岌岌可危了。”（同上。）实际上，邱满囤当时富得流油、“一天平均赚36万元钱”【58】，结果导致他挥霍无度，一掷千金，仅购买彩票就花了几十万元【56】。而他之所以不肯支付汪诚信区区每月150元人民币的津贴，肯定有其他原因。果然，《爱国卫生运动》载文倒邱之后没几天，汪诚信对邱氏诱鼠剂发起了第二轮攻击。
1991年底，汪诚信在一篇综述“近来我国灭鼠的进展与主要动向”的文章中这样评价诱鼠剂的发展：
“为了提高灭鼠效果，对改善毒饵的适口性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包括寻找形形色色的引诱剂。可惜，由于涉及到经济效益和技术产权，实际效果和真实配方都秘而不宣，无法准确评价。但从国外的研究情况和用户的反映衡量，进展不够理想。至于不少报刊以及电台、电视台介绍过的近神奇的引诱剂都是由于推销者们从既无对照，又无本底调盗，更无准确的效果评定的表演拔高而成的。这些表演场所均经事先反复挑选，缺乏代表性；更有甚者，稿件或录相还经过特殊加工。例如电视台数次播出的老鼠上树寻食引诱剂（树杈上的白纸包）的镜头，实际上却是老鼠在洞口和洞内取食了表演者布放的早已禁用的氟乙酰胺毒饵后中毒失常，被围观人群逼得无路可走，窜到一棵歪倒的树干上，表演者临时在树杈上放白纸包，立即录制并编辑而成的。至于宣传中的‘要公来公，招母来母’以及‘50m之内的老鼠都能引来’等等，均无事实根据，甚至连表演者本人也不相信。因为，在表演时。不仅每个洞口旁要投饵，洞内也不遗漏，从来不敢用每50m投饵一堆的方法。”【59】
毫无疑问，汪诚信当时评论的对象就是“邱氏诱鼠剂”。而对于上面这段话，你一定要注意到以下几点：第一，这是目前已知的汪诚信第一次指控邱满囤使用氟乙酰胺，尽管当时他手中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他后来提供的“证据”都是1992年以后甚至在被告之后才获得的；第二，汪诚信当时对邱氏鼠药使用“早已禁用的氟乙酰胺”的反感远没有对邱氏鼠药的其他“缺点”那么强烈。但很快，“邱氏鼠药使用氟乙酰胺”就变成了他的主攻方向。
（2）拉帮结伙
前面提到，北京电视台的53集电视片《无极之路》中，最出风头之人就是邱满囤，他那现场灭鼠的神奇画面，即使是在《动物世界》中也难以看到。可想而知，当时的邱满囤会是如何的得意忘形，而汪诚信一伙又会是如何的痛心疾首、痛不欲生。
1992年2月20日，北京电视台来了七个人，他们就电视片《无极之路》中关于邱满囤灭鼠的那三集内容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这是那七个人当时亮出的身份【60】：
汪诚信：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学会主任委员兼鼠类防制学组组长、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研究员
邓址：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学会常务委员兼鼠类防制学组副组长、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成员、研究员
赵桂芝：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高级农艺师
马勇：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刘学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北京市植物保护站高级农艺师
卢建玲：农业部农药检定所高级农艺师
陈长安：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副主任医师
除了最后两人之外，其余那五个人就是后来跟邱满囤死磕了三年、最终把邱氏鼠药搞得臭名昭著，把邱氏鼠药厂搞的倒闭关门、并且差点儿把邱满囤本人送进大狱的“五专家”、“五科学家”。从那时起，直到1992年8月邱满囤对他们五人提出名誉侵权诉讼，五专家一直在或明或暗、孜孜不倦地力图搞臭邱满囤本人和邱氏鼠药。而2月20日在北京电视台的那次短兵相接，可以说是他们继1990年7月“灭鼠技术研讨会”之后的第二次集体行动。那么，这伙人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呢？
A、缓急之争
汪诚信在北京电视台“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后来被他发表在自己担任主编的《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上，题为《尊重事实，让灭鼠工作健康发展》。仅看标题，即可知道，汪诚信对《无极之路》的指责有二：第一是内容失实，第二就是它影响甚至阻挠了灭鼠工作的健康发展。果然，这篇文章总共三千四百字，外加一篇将近四百字的“编者按”，就是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否定那三集电视片，或《无极之路》的第十章。
原来，从八十年代上半叶开始，以“五专家”为代表的某些“学者”就开始拼命鼓吹“慢性灭鼠剂”的好处，要求大力推广、甚至完全取代急性灭鼠剂。但是，尽管“专家”们吼哑了喉咙，急性灭鼠剂仍旧广受欢迎，所以汪诚信才会在其把持的刊物上发起“如何正确使用急、慢性灭鼠剂”的大讨论，要“用科学的观点、辩证的方法统一广大专业人员的思想认识”。【61】而他的那篇带有统一思想、指引方向性质的发言就题为《强毒的急性灭鼠剂必须慎用》。【62】相应地，五专家之一邓址的响应文章也题为《城市大面积灭鼠不能使用剧毒急性灭鼠剂》。【63】汪、邓二人不仅一唱一和，他们还打着“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学会鼠类防制学组”的旗号公布了一个“推荐使用”、“控制使用”、“禁止使用”的灭鼠剂清单，其中“推荐使用”的几乎全部都是慢性灭鼠剂，而“禁止使用”的则全部都是急性灭鼠剂。【64】
实际上，慢性灭鼠剂之所以不招人待见，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见效慢、效果差、耗工费饵，而且还是因为老鼠会对它们产生抗性。这是汪诚信在极力推销急性灭鼠剂时说的话：
“在国外，由于长期大量使用抗凝血灭鼠剂，许多地区的老鼠产生了耐药性，使灭鼠效果下降。”【65】
而在他们转向推销慢性灭鼠剂、大谈“慢性药的突出优点，一是高效，二是对人畜安全”之后，上面这样的话他们不仅不再说了，而且还要极力否定这一事实。这是汪诚信在1994年，也就是五专家在一审败诉之后不久说的话：
“有人反应，灭鼠效果差是因老鼠产生了抗药性。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效果差是因老鼠拒食，根本未吃毒饵。另一种情况，老鼠不仅吃过毒饵，而且已被毒死，却因毒饵量过多，看不出来，且老鼠死在洞内，未被发现。”【66】
也就是说，按照中国头号灭鼠专家的说法，慢性灭鼠药效果差的原因既可能是老鼠拒食，又可能是老鼠贪食，但就是不可能因为“老鼠产生了抗药性”——还有比这更“伪”的 “伪科学”吗？
实际上，为了推销慢性灭鼠剂，汪诚信连诡辩的方法都用上了：
“使用急性药的呼声渐高的原因和以下误解不无关系：……④认为用慢性药会出现尸臭，急性药则不会。其实用急性药，也不能完全避免尸臭。”【67】
如果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的话，他们要废除急性鼠药的理由就全都不能成立了，因为人们可以说“虽然急性鼠药会导致人畜中毒，但慢性鼠药也不能完全避免人畜中毒”、“虽然急性鼠药灭鼠效果不好，但慢性灭鼠药也不能将老鼠全部消灭”，等等等等。实际上，汪诚信们反对急性灭鼠药的第二条理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急性灭鼠药的效果不如慢性药。看看汪诚信是怎么曲解世人皆知的“急性灭鼠药比慢性灭鼠药好用”这个现象的：
“他们忽视了这是在特殊情况下得到的特殊结果：其一，当地连用慢性药而长期未用氟乙酰胺等，鼠类容易上当；其二，本人亲自使用，认真思考之后认真投药和观察。如果放手让群众用，连续使用多次，不仅在安全上要出大问题，灭鼠效果也必然显著下降。”【68】
总而言之，汪诚信所谓的“尊重事实”，就是“尊重”他们愿意“尊重”的“事实”，而对于他们不愿意尊重、甚至痛恨的“事实”，他们或者是无视，或者是歪曲，直至把它们打成“假”、“伪”。
B、“破坏灭鼠工作”
不言而喻，出于“表演”的需要，邱满囤在灭鼠之时使用的都是急性灭鼠药，这不仅是因为观众不可能有耐心等上几天甚至十几天才看到灭鼠结果，更是因为邱满囤以为他克服了专家们所宣传的急性灭鼠剂的一大“缺点”，即一旦有老鼠吃了急性灭鼠剂，它就会向同伙发出警报，导致其他老鼠拒食同样的毒饵——这就是《人民日报》上所说的“老鼠吃（邱氏鼠药）后嘴麻，不闹不叫，其它老鼠照吃不误。”【3】而在《无极之路》中，王宏甲这样写道：
“邱满囤大言不惭地说：‘我知道老鼠吃了鼠药，发现不对，临死也会把这信息告诉同伴。一传十，十传百，所以老鼠都不来吃了。我这鼠药，它一吃就把它嘴麻住，它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了，想报信也不成。所以，灵。’”【69】
不仅如此，在《无极之路》中，王宏甲还说了一番让汪诚信等人大为恼火甚至恼羞成怒的话：
“我国各部门在灭鼠活动中仍不断地把最新进口的国外灭鼠药投放柜台销售或以‘公费形式’分发给各单位和个人。
“国外灭鼠药不断更新，是因为老鼠对毒鼠药极为敏感。一种新药只要投放一次，奏效，但第2次投放就似乎‘不灵了’。于是国外出现了延续老鼠死亡时间的灭鼠药，其功用在于破坏老鼠的凝血机制，使老鼠服药后‘患病’，慢慢出血而死。此类鼠药延缓老鼠死亡时间最长的可让老鼠在服药后19天死亡。这类鼠药被认为‘先进’。而这类鼠药大量进口在中国农村投放的结果，不仅治死了老鼠也治死了不少猫。因为老鼠在服药后仍能到处流窜，此时被猫捕食，不久这猫也慢慢出血而死。而猫在捕食了‘携毒老鼠’后，恰好又为人宰食，则造成人中毒，甚至造成公安部门‘破案困难’。”【69】
“人与鼠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不知多少万年，至今满腹才识白发苍苍的科学家还在绞尽脑汁地与老鼠较量。而邱满囤的高明之处或许正在于他利用了老鼠欲望常在又没有意志不知控制自己的动物性特点，所以才‘屡用不衰’。
“邱氏鼠药的问世似乎一夜之间动摇了国外灭鼠药的‘先进’地位。
“国外研究机构已指出：‘引诱剂’是消灭农业虫害和卫生虫害的发展方向。”【70】
也就是因为如此，汪诚信的《尊重事实，让灭鼠工作健康发展》首先在“急、慢性鼠药”这一点上大做文章，指责《无极之路》宣传急性灭鼠药、贬低慢性灭鼠药是“和文件指示精神直接抵触”。这是他的原话：
“当然，报告文学不是自然科学论文，不是科幻小说，也不是科普文章；北京电视台文艺部不是生物学研究所，都没有必要涉及很具体的灭鼠技术问题。退一步讲，如果只在不影响实际灭鼠的枝节问题上有误差，如老鼠死后能否鉴别公母之类，我们也不会如此认真。严重性在于，其中的一些内容和文件指示精神直接抵触，例如，九部一委联合下文禁用氟乙酰胺和其它未经登记的强毒药，却正是报告文学中突出介绍的‘神奇’表演收效的主角；还有一些内容明显失实，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71】
上面这段话中，最关键的一句就是“九部一委联合下文禁用氟乙酰胺和其它未经登记的强毒药，却正是报告文学中突出介绍的‘神奇’表演收效的主角”，因为第一，它不仅明指邱氏鼠药使用氟乙酰胺，它还暗指“邱氏诱鼠剂”的诱鼠功能也来自氟乙酰胺；第二，这句话还隐含“无论邱氏鼠药使用什么灭鼠剂，它都违法”这个意思。
事实是，汪诚信所说的“九部一委联合下文”就是指中央爱卫会联合化工部等九个国务院所属部门在1984年9月15日下发的“（84）中爱卫第25号文件”，题为《关于灭鼠药的生产、加工、收购、经销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总共只有八条，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其中第六条的内容是：
“六、氟乙酰胺对人畜有剧毒，早已明文禁止生产。农牧渔业部、卫生部在（82）农（农）字第4号关于颁发《农药安全使用规定》的通知中，又明文规定不许把氟乙酰胺做为灭鼠药销售和使用。今后不准任何单位或个人再生产、销售和使用氟乙酰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监督检查，一经发现，应立即令其停止生产、销售，并没收其全部未销产品和非法收入，直至交由政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72】
我逐字阅读了这个“通知”的全文，也没有找到与“禁用……其它未经登记的强毒药”有关的蛛丝马迹。仅此一点，即可知道，汪诚信对“文件指示精神”的理解和运用极为“灵活”，而这恰恰就是他和他的同伙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与邱满囤缠斗的最有力的招术之一。而“邱氏鼠药使用氟乙酰胺”这一条后来果然被五专家死死咬住，最终成了他们搞垮邱氏鼠药的致命武器。
问题是，汪诚信是从哪里搞到这个信息的呢？他为什么在1990年的“讲话”中没有揭发此事呢？答案是，他当时的信息就是云南省卫生厅地方病办公室的那篇《关于邱满囤同志来昆明表演及“邱氏鼠药”在我省使用情况报告》，其中有“邱先生表演所用的毒鼠剂，如氟乙酰胺（1081）、没鼠命（毒鼠强424）、鼠之死（杀鼠唁啶）等，都是1984年国家十个部、委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剧毒药品”这样的话。明白汪诚信为什么要在一口咬定邱氏鼠药使用氟乙酰胺之时，还要加上“和其它未经登记的强毒药”这11个字了吗？答案就是，他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以便在万一无法证明自己的话之后，仍旧能够死死咬住邱满囤。
那么，汪诚信是怎么证明邱氏鼠药对人畜不安全的呢？这是他接着上面那段话说的话：
“而且，在使用急性药时，毒死的禽畜不少。近年来，虽然强毒急性药的使用规模不大，但已有几起死人事故，死禽死畜更多（注：在座谈会后的第2天，北京儿童医院就收治一名误食含氟乙酰胺的邱氏鼠药的3岁儿童）。”【71】
显然，在“座谈会”之前，汪诚信手中没有任何“邱氏鼠药毒死人”的证据；而在“座谈会”之后两个月，这个“3岁儿童”病例变成了这样：
“今年2 月24 日，河北三河县一名3 岁女孩因误食家中‘邱氏鼠药’中毒，送入北京儿科研究所抢救时已处于昏迷状态……”。【73】
且不说为什么“北京儿童医院”变成了“北京儿科研究所”，只说“含氟乙酰胺”这5个字的不翼而飞：汪诚信当初是根据什么断言那个3岁小孩是“氟乙酰胺”中毒啊？由此可知，汪诚信在1992年2月连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就迫不及待地给邱氏鼠药栽赃。除了心怀恶意之外，他有这么做的任何正当理由吗？
C、“尊重事实”
那么，汪诚信所说的《无极之路》的失实或“出现常识错误”的地方都有哪些呢？
第一，在《无极之路》中，王宏甲讲了一个某地科研部门刁难邱满囤的故事：
“‘你不听劝阻，我们就处罚你!’他们说。
“‘灭鼠单位还要处罚灭鼠大王，太稀奇了！’邱满囤毫不示弱。
“有一回，真有部门要替邱满囤鉴定了。似乎为了‘慎重’，有位鉴定人对邱满囤说：‘请你把衣服脱了。’
“邱满囤一愣，感觉受到侮辱……但他还是开始解衣扣了……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多少辛酸多少苦都过来了……怕我变戏法?脱就脱吧，脱了更能说明问题……他自我安慰地想着，巳经把上衣脱光扔到地上，又开始脱裤子，直脱得剩一条裤衩，身上露出精瘦的‘排骨’，他说：‘行了吧？’
“‘好。’
“邱满囤弓着腰认认真真在9 个洞口置了药，不久，有7 只老鼠在众目睽睽之下窜出来吃药，全死了。‘这回，总算有专家亲眼见了吧！’邱满囤得意佯洋地等待着他们发话，岂料他等来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9个洞只毒死7只老鼠？’
“‘问题’随后又变成了结论： 这鼠药治鼠少了。
“邱满囤一听再按捺不住，就那么气冲冲地对专家叫道：‘专家先生，这些洞里就7 只老鼠，我就治出来7 只，你嫌少，你说几只，用你的药，你要能再引出1只来，我马上磕头拜你为师。’
“结果：没通过鉴定。”【74】
据邱满囤的律师冯增书后来在法庭透露，上面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八十年代后期，那几个“专家”就来自“北京某科研单位”。【75】而按照汪诚信，这个故事很可能是王宏甲编造的；并且，即使是真的，王宏甲也不该把它写出来。这是汪研究员的原话：
“我认为，这种违背科学管理常识的活动不能算是鉴定。有关部门不应该去组织。有关专家不应该去参加；还有，恕我直言，作者似乎也不应该把它写出来。至于要求表演者脱掉上衣和外裤，更是侵犯表演者尊严的行为，应该谴责。如果此事经过偷梁换柱甚至纯属虚构，则应将杜撰者送交道德法庭。”【71】
后来，在给田纪云副总理的“呼吁书”中，上面这个故事被总结为“表演者无知，作者却是有知的”这句话，结果构成邱满囤起诉的一大要点。显然，汪诚信最初的想法是用这个故事来指控邱满囤弄虚作假，要把邱满囤“送交道德法庭”；但两个月后，很可能是在同伙的建议下，他改变了主意，要用它来证明邱满囤的“无知”——这么无知之人，怎么可能“超越国际水平”？
第二，在《无极之路》中，县委书记刘日问邱满囤：“你怎么知道哪是公鼠，哪是母鼠？”这是邱满囤的回答：
“‘哎，’邱满囤睁大眼睛，模仿起老鼠的声音，他说：‘母老鼠叫起来“咕咕咕”，公老鼠叫起来才“吱吱吱”。’又说，‘它不叫咱也知道，母老鼠跑起来，尾巴压下，拖去，它害羞；公老鼠才不怕，从洞里跑出来，尾巴，’他竖起一指，‘啾——竖起来，象旗杆一样。’”【76】
对此，汪诚信驳斥道：
“这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奇谈。按此逻辑，猫、狗、猪、羊等等的尾巴，也应该公竖母压了，因为这些兽类的进化程度也不低。可是，有谁见过呢? 兽类会不会害羞呢？”【71】
第三，如前所述，邱满囤卖鼠药最大的噱头就是号称他的诱鼠剂能够“招公来公、要母来母”，并且，它还可以把几十米之内的老鼠引诱出来。而在汪诚信看来，这两样都“缺乏事实证明”，因为他本人曾两次观看邱满囤的表演，每次都发现邱满囤是把毒饵直接放进老鼠洞边或洞中，而不是放在几十米开外。
第四，在《无极之路》中，有这样一段话：
“就在4、5月，布关部门在石家庄、大连先后对‘邱氏诱鼠剂’通过了技术鉴定，做出评审。邱满囤终于拿到了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77】
对此，汪诚信批评道：
“在报告学文中，还把1989年在大连召开的评审会，改成鉴定会，也是不符合事实的。”【71】
这一条，后来被五专家修改为关于邱氏诱鼠剂的两个鉴定都是违规甚至违法的暗箱操作。
第五，针对电视片《无极之路》中的老鼠上树镜头，汪诚信指出：
“早在1990年7月的灭鼠技术研讨会上，表演者本人公开承认，这是做过大手脚的。表演者承认，实际情况是，老鼠在吃了布放在洞口和洞内的氟乙酰胺毒饵后，毒性发作很兴奋，出洞乱窜又被围观者堵在圈子里，终于窜上一株歪倒的树干。此时，一个纸包被有心人放到树权上。”【71】
第六，汪诚信似乎特别对全国爱卫会主任李铁映和他本人出现在电视片中感到不满——这也很可能是他率团打上北京电视台大门的底气所在：
“在电视节目中，插入了中央领导同志、专家和表演者在一起的片段，使观众自然而然得出领导和专家都肯定表演的印象。这些片段是表演者提供的，但电视台在利用时，似应首先调查一下，领导同志讲过什么话？专家讲过哪些话？他们的讲话和电视内容是否一致？”【71】
不难看出，汪诚信的这篇文章，和他20个月前的那个“讲话”一样，都是意在找茬挑刺，其方法除了臆断，就是吹毛求疵。例如，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邱氏鼠药使用氟乙酰胺，但他却两次做出那样的断言。再如，邱满囤关于母鼠夹尾巴走路的说法，不论他是不是当真，但可以肯定，听者当中没有几人会拿它当真，并且它与“灭鼠”没有任何关系；但汪诚信却郑重其事地对之进行抨击。还有就是，《无极之路》对全国爱卫会1989年在大连对邱氏诱鼠剂的评审会所做的描述，并无不当之处，连新华社主办的《半月刊》都称之为“通过了全国爱卫会的技术鉴定，提倡普遍推广”【78】，可是汪诚信却咬文嚼字，说它“改成鉴定会”。所有这些，都说明汪诚信乃至跟随他跑到北京电视台讨说法的那些人就是在寻隙滋事。
序幕
在对邱氏诱鼠剂“质疑”了21个月之后，汪诚信趁北京电视台播放《无极之路》之机，纠集了六个人对之兴师问罪。两个月后，也就是在他率领其中四人蒙面对邱氏诱鼠剂发起轮番攻击之际，汪诚信把自己在围攻北京电视台时的发言在自己控制的刊物上头版头条正式发表；并且，他还自己给自己的文章加上了一个“编者按”。按：汪诚信的这篇发言承先启后，上接1990年5月的“讲话”，下启1992年“五专家”给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呼吁书”，它们十分清晰地显示了“五专家”构陷邱氏诱鼠剂的思路。
3、92年春末：连台本戏
现在看来，无论是汪诚信在1990年5月的“讲话”，还是“七专家”在1992年2月大闹北京电视台，它们都是“邱氏鼠药案”大戏的前曲和序幕，正戏要到1992年4月才上演。而导致正戏上演的契机，就是北京电视台在1992年3月重播电视片《无极之路》时，根本就没有理会那七个专家的抗议，他们把邱满囤灭鼠的那三集原样播放，结果导致“五专家”的持续发作。
（1）蒙面呼吁
1992年4月6日，《健康报》在其71期《情况反映》增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误食邱氏灭鼠药饵发生多起中毒，灭鼠专家深感不安，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78】仅看标题，你就会明白文中所说的“灭鼠专家”是谁。半个月后，4月21日，《健康报》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邱氏鼠药含有急毒化学药品
误食邱氏灭鼠药饵已发生多起中毒事件》的文章，全文如下：
“军事医科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最近检测10种邱氏鼠药样品，发现其中均含有禁用的急毒化学药品——氟乙酰胺。
“1982年农牧渔业部、卫生部联合颁发的《农药安全使用规定》的通知中指出：‘氟乙酰胺禁止在农作物上使用，不准做杀鼠剂。’1984年全国爱卫会、化工部、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等10个部、委再次联合下文，禁用氟乙酰胺和其它未经登记的强毒急性灭鼠药。有关专家焦虑地指出，近年来误食邱氏鼠药毒饵中毒，甚至人、畜死亡事件屡有发生。应当尊重科学事实，保证灭鼠工作的健康发展。
“氟乙酰胺能作用于人、畜的神经、心血管系统，
服食半小时左右即出现抽搐、强直、心房纤颤现象，抢救不及时者就会窒息死亡。（1克氟乙酰胺可毒死六七人)
，且无特效解毒药。氟乙酰胺混入土壤，会通过植物的内吸作用进入植物的茎、叶、种子， 3～4
年后仍可致人、畜中毒。氟乙酰胺还祸及鼠类的天敌——猫、黄鼠狼、猫头鹰等。鼠类天敌的死亡使鼠类得以大量繁衍，会严重干扰我国的灭鼠工作，破坏生态环境。”【80】
显然，这篇文章的背后，就是以汪诚信为首的“五专家”团伙——尽管《健康报》没有透露“有关专家”的任何信息，但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个团伙之外，谁都写不出来“1984年全国爱卫会……等10个部、委再次联合下文，禁用氟乙酰胺和其它未经登记的强毒急性灭鼠药”这样的话——它是专门为了构陷邱氏鼠药而编造的。难怪邱满囤马上就猜出它是汪诚信“鼓捣”的。【22】
其实，《健康报》的这篇文章只证明了两件事：第一，当那几个人在两个月前大闹北京电视台之际，他们手中根本就没有“邱氏鼠药含有氟乙酰胺”的任何证据，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做出那样的明示或者暗示；第二，此时，他们已经意识到，搞倒邱氏鼠药的最大胜算就是给它打上“使用禁药”这个死罪标签——这也是他们极力渲染氟乙酰胺毒性的根本原因。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所谓的“10种邱氏鼠药样品”，全都是他们通过非法渠道从集市上购买来的，根本就不是“邱氏鼠药”。不仅如此，那个“检测”这些样品的机构，“军事医科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就是汪诚信在“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学会鼠类防制学组”的副手邓址的就职单位，它几乎能够从所有标记为“邱氏鼠药”的样品中检测到氟乙酰胺，所以北京市海淀区的法院才不相信它出具的检测报告（下详）。
（2）上告国务院
几乎与在《健康报》上蒙面呼吁同时，五专家还走出了“倒邱”的关键一步。据《中国青年报》后来透露，1992年4月23日，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收到了一封措辞急迫的呼吁书，它来自五位科学家之手。”这是该报披露的“呼吁书”部分内容：
“……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报道‘灭鼠大王’、‘神奇邱氏引诱剂’、‘轰动效应’，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误解，干扰生产，特别是最近我们看了北京电视台重播电视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中有关邱氏灭鼠药的章节，深感不安！
“据搜集到的‘邱氏鼠药’样品，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定性分析，均含有氟乙酰胺。”
“1982年农牧渔业部、卫生部联合颁发的《农药安全使用规定》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氟乙酰胺禁止在农作物上使用，不准做‘杀鼠剂’；1984年全国爱卫会、化工部、农牧渔业部、商业部、卫生部等十个部委再次联合下文，禁用氟乙酰胺和其他未经登记的急性灭鼠剂。1克氟乙酰胺可毒死6-7人……无特效解毒药。氟乙酰胺混入土壤，会通过植物的内吸作用进入植物的茎、叶、种子，可致人畜中毒。氟乙酰胺还祸及鼠类天敌，致使野生动物、益鸟、益禽类因此中毒死亡。鼠类天敌死亡，必将导致鼠类的大量繁衍，严重干扰我国的灭鼠工作，破坏生态环境，使用强毒急性药灭鼠，虽然可迅速见到大量死鼠，短期内出现虚假无鼠现象，似乎效果很好，实际上灭鼠后该类药品引起新物反应和拒食，真正的剩余密度并不低。
“‘邱氏引诱剂’真的能引鼠出洞，招公来公，要母来母吗？我们不做过多解释，仅介绍一下1990年7月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控制学会在北京召开的‘灭鼠技术研讨会情况’，我们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或参加者，会议期间，‘邱氏引诱剂’试验结果表明，所谓的‘神气引诱剂’对鼠没有引诱力，经20小时观察，老鼠一口也没吃‘邱氏引诱剂’，只吃一口参试的玉米面加自来水的对照饵。
“有的新闻媒介报道‘邱氏引诱剂’已通过国家级鉴定，是不符合事实的。”【81】
这是他们上书时的排名及亮出的身份：
赵桂芝：农业部全国植保总站高级农艺师，中国植保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马勇：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植保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动物学会常任理事
汪诚信：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控制学会主任委员
邓址：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成员、研究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控制学会常务委员
刘学彦：北京市植保站高级农艺师，中国植保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
且不说五专家《呼吁书》的内容是否属实，仅从他们呼吁的对象是田纪云副总理，就让人感到难以理解。如前所述，“灭鼠界”分为城镇灭鼠和野外灭鼠两大板块，前者的领头羊是汪诚信和邓址，而赵桂芝和刘学彦则属于后者——马勇与“灭鼠”根本就不搭界。事实是，在中国，主管灭鼠工作的机构是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早在1987年，就有文件明确规定：“中央爱卫会全面负责全国灭鼠工作的宏观上的组织、规划、协调和具体防治工作的指导”。【82】而在当时，中央爱卫会主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也就是说，如果五专家当时“呼吁”的目的确实是出于“灭鼠”这个公心，他们最应该“呼吁”的对象就是各自所在的单位，即卫生部和农业部；他们当然也可以向全国爱卫会“呼吁”，但就是没有任何理由联名向田纪云副总理“呼吁”，因为他主管农业，因此对“城镇灭鼠”鞭长莫及——这很可能也是为什么汪诚信要躲到赵桂芝和马勇身后的原因：他与“农业”毫不相干。
那么，这几个“灭鼠专家”为什么要绕过中央爱卫会，绕过农业部和卫生部，越级给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写信呢？原来，就在北京电视台播放《无极之路》的时候，邱满囤大肆张扬要向田纪云副总理“献宝”：因为他又发明了药杀松毛虫、棉铃虫和苍蝇的新技术——它们与诱鼠剂被邱满囤合称为自己的“四大发明”。【17】很可能是害怕田副总理被邱满囤忽悠了，所以五专家才会特意向田纪云写信“呼吁”——这说明，五专家针对的不仅仅是邱氏鼠药或邱氏诱鼠剂，而且更是邱满囤这个人。也就是说，五专家上书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灭鼠”，倒不如说是为了“灭邱”。
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据我们面前所知，这封给田副总理的信是五专家第一次披露他们对邱氏诱鼠剂进行了“科学试验”。并且，直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也没敢再多披露一点儿那个试验的内容，更不要提公开发表其试验报告了。
实际上，五专家的“呼吁书”中最让人费解的说法就是，神化邱氏鼠药会“干扰生产”。“灭鼠”与什么“生产”有关呢？当然只与灭鼠药有关。所以，这四个字只能这样理解：邱氏鼠药不仅让他们这些专家难堪、给他们增加了“压力”，而且还“干扰”了他们极力推销、贩卖的慢性灭鼠药的“生产”。毫无疑问，这几个专家几乎全都是慢性鼠药生产厂家的“顾问”，并且动不动就搞什么“信得过”评选【83】、要他们赞助学术会议【84】。可以想象，他们这么干不可能白干，就像汪诚信不会白白地给邱氏鼠药厂当高级顾问一样。
（3）上告党中央
在给田副总理写信之后，这五位专家意犹未尽，于是又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写告状信，这是流露到市面的断片残简：
“使用强毒性药灭鼠，虽然可迅速见到大量死鼠，短期内出现虚假无鼠现象，但实际上该类药品会引起药物反应和拒食，真正的剩余密度并不低。如电视报告文学《无极之路》中提到的‘邱氏鼠药大显威力’的南宁市，恰恰是1990年全国大城市卫生检查中少数几个未达标市之一。有的新闻媒介报道‘邱氏引诱剂’已通过国家鉴定，是不符合事实的。市面上销售的‘邱氏灭鼠药’价格昂贵，国家机构和个人都不应该支持这种卖假药的暴利行为。我们认为应该尊重科学事实，大力推广使用安全、低廉、效果好的慢性灭鼠剂，以保证灭鼠工作的健康发展，同时，希望新闻界积极加以宣传。”【85】
在看完这段话之后，你最大的困惑就是根本搞不懂五专家举报邱氏鼠药到底是因为它无效、还是因为它高毒、或者是因为它高价。而他们之所以要竹筒倒豆子般地把这些互不相干的理由全都呈现给“领导”，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搞倒“邱氏鼠药”、搞臭邱满囤，不管使用什么理由、什么手段。
（4）公开见报
据《中国青年报》说，五专家的“呼吁书”在发给田纪云的同时，就“被送到了中央和地方各大报社，此事在各种新闻媒介披露后，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81】但事实是，“呼吁书”“在各种新闻媒介披露”已经是将近两个月后的事了。
原来，但很可能是因为对五专家的“呼吁”感到无所适从，所以田副总理把《呼吁书》批转给了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而宋健又将它批转给了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所以，到了6月1日，陈副部长对那封绕了一圈的信作出了如下批示：
“建议通过《农民日报》等报刊登载专家来信，可附编者按语，引起社会注意。”【86】
可惜的是，农业部主管的《农民日报》却不肯就范——这是其中经过：
“陈耀邦副部长的批示转给了我们主编，主编考虑到邱满囤是一位农民，发明‘邱氏引诱剂’不容易。咱们的报又是为农民办的，是为农民说话的一张全国性大报，所以看看再说。”（同上。）
也就是因为如此，《呼吁书》才辗转通过如下渠道得以发表：6月5日，《湖南省爱国卫生运动简报》以《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为题，全文发表了五专家的《呼吁书》。不仅如此，该简报还加上了一篇题为《“灭鼠大王”不可信，“邱氏鼠药”不能用》的按语——邱满囤的律师后来说，这个标题“一语道破了5名被告文章的目的”。【87】确实，湖南爱卫会对五专家的心思猜得那么透，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就是他们在两年前抢先发表了汪诚信1990年5月在“中国南方灭鼠科研协作组第四次会议”的那个“讲话”。而与湖南爱卫会几乎前后脚，赵桂芝所在单位全国植物保护总站主办的《植物保护简报》在5月18日摘发了五专家们的呼吁文章，“说邱氏鼠药牟取暴利，不但坑害群众，而且造成了不良影响，恶化了环境云云。”【88】不到一个月，赵桂芝所在的农业部主办的《中国乡镇企业报》也出手了。6月17日，该报摘要发表了五专家的信函——这是其摘要版的全文：
赵桂芝 马勇 汪诚信 邓址 刘学彦等专家呼吁：要科学宣传灭鼠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全国各地开展了灭鼠活动，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成功的经验表明，控制鼠害必须进行科学灭鼠。科学灭鼠包括健全的组织措施，合理选择药物和行之有效的巩固措施。目前世界有108
个国家选择使用慢性灭鼠剂，我国各业务领导部门也在推广使用慢性灭鼠剂。这类药，国内生产，自给自余，尚有出口，因为它安全、价廉、效果好。每年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及农田、草原、森林使用慢性抗凝血剂近3
亿多亩面积，搜集灭鼠后鼠尸6
亿多只，涉及30个省、市、自治区上千个县，未曾发生一起中毒事故。一般一间房或一亩地只需要0.20-0.30元毒饵即可见效。多年来生产领导部门投入很大力量宣传、培训，推广慢性杀鼠剂，但是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报道‘灭鼠大王’、‘神奇邱氏引诱剂’、‘轰动效应’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误解。
一、‘邱氏鼠药’真的那么神奇吗？全国许多新闻媒介都报告‘邱氏引诱剂’‘能将50米以内的鼠类引出’，并且‘要杀公的杀公的，要杀母的杀母的、药放在树上也能将老鼠引上树！’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全国不少研究鼠类的科技工作者及广大群众，纷纷要求我们做出科学解释。
‘邱氏鼠药’究竟是什么药？最近我们搜集到11个‘邱氏鼠药’样品（其中有的来源无极县邱氏鼠药厂，也有的在集市贸易市场上销售），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定性分析，11 个品种均含有氟乙酰胺。
众所周知，1982年农牧渔业部、卫生部联合颁发的《农药安全使用规定》的通知申明确指出‘氟乙酰胺禁止在农作物上使用，不准做“杀鼠剂”，1984年全国爱卫会、化工部、农牧渔业部、商业部、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等十个部委再次联合下文，禁用氟乙酰胺和其他未经登记的强毒急性灭鼠剂。1克氟乙酰胺可毒死6-7人，目前尚无特效解药。氟乙酰胺混入土壤，会通过植物的内吸作用进入植物的茎、叶、种子可致人、畜中毒。氟乙酰胺还祸及鼠类天敌，致使野生动物、益鸟、益禽二次中毒死亡。鼠类天敌死亡，必将导致鼠类的大量繁衍，严重干扰我国的灭鼠工作，破坏生态环境。使用强毒急性药灭鼠，虽然可迅速见到大量死鼠，短期内出现虚假无鼠现象似乎效果很好，但在实际上该类药品引起新物反应和拒食，真正的剩余密度并不低。
使用‘邱氏鼠药’毒死禽畜不少，广西横县六休村用‘邱氏鼠药’后毒死鸡40只、狗4
只，玉林县毒死62头牛。目前在全国已发生多起群众误食‘邱氏鼠药’的中毒事故，例如《人民军医》1991年第8 期载文‘1990
年国防科工委一次购入“满囤脾邱氏灭鼠诱杀剂”50 瓶用于灭鼠后剩余500
克毒饵（米）不知情者用米煮粥，致就餐77人中68人中毒，因抢救及时无死亡者。’
1991年38军某连队也是误食‘邱氏鼠药’致78人中毒。
今年2 月24 日，河北三河县一名3 岁女孩因误食家中‘邱氏鼠药’中毒，送入北京儿科研究所抢救时已处于昏迷状态，3 月20 日天津南郊区矸水沽镇四里村一农民， 4 月初北京市平谷一农民均因‘邱氏鼠药’中毒抢救无效死亡。这种实例全国各地屡有发生。
二、‘邱氏引诱剂’真的能引鼠出洞，招公来公，要母来母吗？真的像有的电视屏幕放映的那样叫鼠上树吗？诸如此类，缺乏科学常识的问题，我们不做过多解释，仅介绍一下1990
年7
月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控制学会在北京召开的‘灭鼠技术研讨会’情况，我们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或参加者，会议期间‘邱氏引诱剂’试验结果表明，所谓的‘神奇引诱剂’对鼠没有引诱力，经20小时观察，老鼠一口也没吃‘邱氏引诱剂’，只吃了一口参试的玉米面加自来水的对照饵。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纪要及领导讲话已由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转发各地有关单位。在这次会上表演者本人已公开承认引诱剂引老鼠上树的电视镜头，是虚假的。至于引公引母的问题，早在1984年见报宣传，可直到1989年表演者在北京一个养鸭场表演时，当场被北京专业技术人员揭穿。
有的新闻媒介报道‘邱氏引诱剂’已通过国家级鉴定，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认为应当尊重科学事实，保证灭鼠工作的健康发展。【89】
而就是这个《中国乡镇企业报》发表的摘要文本和湖南省爱卫会发表的那个全文文本，构成了邱满囤在两月后起诉五专家的主要依据。
导火索
尽管汪诚信等灭鼠专家从1990年起就开始“鼓捣”邱满囤和他发明的“邱氏诱鼠剂”，但农业部主管的《中国乡镇企业报》在1992年6月17日发表的《要科学宣传灭鼠》一文才是导致邱满囤决定起诉“五专家”的直接原因。
（5）得寸进尺
在发表了“呼吁书”之后，五专家见邱满囤没有动静，所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1992年7、8月间，五专家之一赵桂芝在《植物保护》杂志上以“答读者问”的方式对邱氏鼠药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据该刊，一个叫“董立齐”的读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市场上‘邱氏鼠药’很多，但未见《植物保护》上登过，所以我们也不敢用，盼指教”。
而赵桂芝以《谨防“邱氏鼠药”中毒》为题作答。仅看标题，你就会明白作者是要借题发挥，给邱氏鼠药补枪。确实，这篇文章、在恶毒程度上远远超越了五专家以往的任何言论。这是该文中与邱氏鼠药有关的段落：
“近年我国农、牧区鼠害发生严重，一些国家禁用的剧毒鼠药和未经登记的伪劣鼠药趁机大量流入市杨，坑害群众，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恶化了生态环境。特别是一些新闻媒介广泛宣传报道‘灭鼠大王邱满囤’‘神奇邱氏引诱剂’（经化验含氟乙酰胺），其‘轰动效应’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误解。针对此问题今年4月份作者等人呼吁新闻媒介要科学宣传灭鼠。健康报和乡镇企业报均摘要报道了消息，6月25日健康报就‘邱氏鼠药问题’邀请有关专家教授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化工部、农业部农药检定所以及部份在京的报刊杂志单位20余人参加。到会者一致认为将国家禁用的氟乙酰胺改名为神奇邱氏引诱剂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安全，干扰生产，今后宣传媒介要讲科学灭鼠，同时鼠药的业务管理部门应贯彻执行1982年农牧渔业部、卫生部联合颁发的《农药安全使用规定》中明确指出‘氟乙酰胺禁止在农作物上使用，不准做杀虫剂’及1984年全国爱卫会、化工部、农牧渔业部、商业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十个部委再次联合下文，重申‘氟乙酰胺对人畜有剧毒，不许作为灭鼠药销售和使用。今后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再生产，销售和使用氟乙酰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监督检查，一经发现，应立即令其停止生产、销售，并没收其全部未销产品和非法收入，直至交由政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采取积极措施，整顿灭鼠药市场。
“近几年‘邱氏鼠药’在各地引起的人畜中毒死亡事故屡有发生，安徽省两位政协委员在提案‘灭鼠药市场急需整顿’中提到，该省1986
年起在淮北、阜阳等18 个县市不完全统计，毒死黄牛9490头、水牛1 头、马1匹、驴10 头、骡 2 头、猪762 头、山羊274
只，犬3004只，兔1280只、鸭280
只，鸡567只，估计直接损失达数百万元。据阜阳县等11个县、市死亡家畜的胃内容物或饲草经检验，诊断为氟乙酰胺中毒；北京市平谷县自1992年3月14日至今两个月间因误食‘邱氏诱鼠剂’中毒死亡4人，中毒医院抢救中1人。一省一县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伤亡事故如此严重，若统计全国其数字将更为惊人，造成中毒死亡原因是非法生产、销售氟乙酰胺，有的将氟乙酰胺或氟乙酸纳（比氟乙酰胺更毒），毒鼠强（又称没鼠命四二四）改名为‘邱氏诱鼠剂’‘气体杀鼠剂’‘一袋灵’等出售，1月份从北京郊区集贸市场搜集11个样品（其中包括由河北无极邱氏鼠药厂取样），4月份又由河北无极邱氏鼠药厂取样，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院五所、六所两个单位定性分析，共13个样品均含氟乙酰胺或氟乙酸钠。
“某些新闻媒介宣传‘邱氏引诱剂’能引鼠出洞，招公来公，要母来母，能引鼠上树……如此缺乏科学常识实令人为之焦虑。1990年7月在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控制学会召开的灭鼠技术研讨会期间，对邱氏引诱剂的试验，经20小时观察，老鼠并不取食，没有引诱作用，只取少许参试的玉米面加自来水的对照饵。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室内外试验结果‘邱氏引诱剂’与对照经统计分析无差异。
“市面销售‘邱氏诱鼠剂’价格比同类毒饵高出几十倍，做为国家机构和个人都不应支持这种违法谋取暴利，置人民生命于不顾的行为。应宣传推广已办理登记的一些杀鼠剂，这些药的名称、毒饵浓度和登记单位如下：……”【41】
上面这些话的大部分都是在复述五专家给田副总理的那份《呼吁书》，属于赵桂芝本人特色的，就是她把“邱氏诱鼠剂”、“邱氏引诱剂”、“邱氏鼠药”混为一谈，并且断言它们就是“氟乙酰胺改名”。除此之外，赵桂芝还把邱氏鼠药说成是安徽死牛事件的罪魁祸首——后来在法庭上的对质证明，她这是故意栽赃陷害。
砖家科唬
1992年七八月间，农业部全国植保总站高级农艺师赵桂芝在《植物保护》杂志上文章，一面造谣诋毁邱氏鼠药和邱氏诱鼠剂，一面推销自己心仪的杀鼠剂产品和厂家。
总而言之，从1990年5月到1992年8月，以汪诚信为首的五专家总共发起了七、八轮攻击，而攻击的调门越来越高、攻击的目标越来越多、攻击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仅从这个发展过程来看，他们的初衷就不像是公心，而更像是私怨，因为如果是前者的话，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必要给邱氏鼠药强加上那么多不实之词，并且摆出一副你死我活的架势。
那么，五专家都给邱氏鼠药强加了哪些不实之词了呢？请看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