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贼盗料

《张居正二三事》最早发表于1997年6月问世的《新语丝》月刊，它也是方舟子“明史生涯”梅开二度的处女作。显然是因为对该文极为重视，所以在《新语丝》上，它把黄仁宇的《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一文挤到了屁股底下。相应地，这篇文章后来被方舟子收入自己正式出版的多种文集之中，如《方舟在线》【30】、《江山无限》【31】，《我的两个世界》【32】、《方舟子自选集》【33】，等等。不仅如此，方舟子还在2006年将该文送交《同舟共进》杂志发表【34】、两年后又送交《各界》杂志发表【35】；并且他还特意“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将该文收入《舟边絮语》（2011年改名为《被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再版）一书【36】。也就是说，光凭倒卖这篇地沟油文章，方舟子女儿的奶粉钱就有了着落。不仅如此，方舟子还自我吹嘘说，《张居正二三事》与《海瑞二三事》、《严嵩的末日》等文同属一个“系列”，它们是方舟子“试图把诗歌的热情、科学的严谨融入历史的冷静，为历史的叙述寻找一个既鲜活又客观的新角度。”【37】

本来，关于张居正的文章和史料，多如牛毛、触目皆是，所以，加上方舟子的这篇文章不多，减去这篇文章不少。而1997年正是方舟子获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第三个年头；《张居正二三事》发表之时，恰恰是他横穿北美大陆、跑到位于加州的邵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继续其所谓的“分子遗传学前沿研究”【38】、“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前沿研究”【39】的第二个月份。后来，方舟子曾当众宣称，自己“从小就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40】、从中学时起就“立志献身科学”【41】。这样一来，一个问题不禁油然而生：他干嘛要在献身科学之际，点灯熬油地撰写这篇可有可无、与科学毫不沾边儿的网文？

《张居正二三事》一文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引文多，并且很多引文还给出了出处。简言之，这篇文章总共使用了40对引号，引号内的文字总共有662个，占全文的五分之一强。而这些“引号内文字”，除了极少数来自方舟子自以为有趣的“幽默”——如把张居正说成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外，其余的全都来自古书，仅标出的书名就有《定陵注略》、《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集》、《明神宗实录》，外加“神宗给张居正的手札”、“张居正疏”、“卢洪春疏”、“赵志皋疏”、“雒于仁疏”、“冯从吾疏”、“陕西道御史杨四知告发张居正（疏）”、“刘台疏”、“（万历帝）对张居正的最后判决”、“张敬修遗书”，等等。如此冷僻的文献，不要说远远超出了个人藏书的范围，即使是身处大型专业图书馆之中，想要把它们找齐也绝非易事——别的不说，仅《明神宗实录》就有596卷，三百多万字。因此，另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受过一天史学训练的方舟子，到底是如何将这些文献融会贯通，并且撰成一篇三千余字的“史论”文章？

除了上面两个疑点之外，《张居正二三事》还有一个可疑之处。原来，方舟子以“文抄公”自诩【42】，并且以自己抄袭但别人却抓不到他的把柄而自傲【43】。所以，当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要求方舟子给出他的文史文章的出处时，方舟子马上勃然大怒，并且对之破口大骂：

“这本书如书名所表明的，是随笔集，而不是学术著作；收的基本上都是随笔，而不是学术文章。其中只有《木兰诗种种》是做为学术文章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我也按学术文章的要求一一注明资料来源。但是对于随笔，按惯例并不要求一一注明资料来源（同一套书的其他书，例如《盛世网闻——牧惠历史随笔》，也多未注明资料出处）。编审如果看不出它们是随笔，连书名也视而不见，是眼光有问题。如果明知其为随笔，却偏要以学术文章的标准苛求之，则是居心不良。”【21】

而在《新语丝》月刊，《张居正二三事》发表在“网里乾坤”专栏；在新语丝的《方舟子诗文集》中，《张居正二三事》则被归入“方舟子文史小品”之中。论等级和档次，“网文”和“小品”比“随笔”都要低得多。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写作《张居正二三事》时，方舟子要对自己“居心不良”？

如果你了解方舟子的话，所有这些看似无解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简言之，方舟子的本性有两大组成部分，第一个就是“仇富”，即看到别人有好东西他就眼红，非要据为己有不可，否则就会食不知味寝不安席；第二个就是“炫富”，即偷到了好东西之后，他必须对世人大肆炫耀，否则就有锦衣夜行的感觉。实际上，据方舟子自己说，他在网上发表文章，只有两个动机，第一就是 “掐架”，第二就是“炫耀才学”。【44】只不过是，方舟子 “炫耀”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才学”，而是贼赃。

一、《定陵注略》

不计标点符号，《张居正二三事》共有3246个字，分为三节，分别讲述张居正的“夺情”、病死、抄家这三件事。第一节787字，分为两段。这是它的第一段话：

“万历五年九月，首辅张居正之父病逝，按当时的丁忧制度，他应离职回家乡守制二十七个月。当时内阁还有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不过形同摆设，事无巨细都由张居正定夺，两人不敢担当首辅重任，上疏援引先朝故事，请皇上谕留张居正在官守制，即所谓‘夺情’。明神宗接到奏疏后，下旨夺情。张居正连上三疏乞恩回乡守制，神宗也连下三旨慰留，夺情遂成定局。对这种公然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守旧官僚们的强烈反对，神宗廷杖了几名言官，才把朝野舆论强压了下去。史书却谓，所谓夺情，乃是张居正和掌印太监冯保的阴谋：‘江陵〔张居正〕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45】

在第一节的末尾，方舟子再次引用《定陵注略》；

“张父死于十三日，到二十五日噩耗才传到北京，第二天吕调阳、张四维就上疏要求夺情了，一天之差，说张居正与冯保谋定然后报讣，未免过于勉强。何况既是密谋，史官焉能得知，什么‘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史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同前引〕绘声绘色，如亲临其境，那是把历史当小说了。”

在“打假”别人时，方舟子曾说过这样的话：

“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时，使用一条铁证：原作有技术性错误的地方（比如引文错误、错别字等），抄袭者也一一跟着犯错。”【46】

“在美国法庭上，抄袭者没有意识到的‘技术性错误’乃是抄袭的铁证。”【47】

方舟子显然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在炫耀“定陵注略”之际，就已经犯下了四个“技术性错误”。

1、三个别字

《定陵注略》（实为《定陵註略》）是明末人士文秉（1609-1669）的著作。文秉出身名门，其高祖是著名画家文征明，其父亲文震孟（1574-1636）是天启二年（1622）的状元，在崇祯朝曾出任东阁大学士。进入清朝后，文秉被人告发私通抗清组织，他因不屑辩解而被清政府杀害。【48】不知是否与此有关，《定陵註略》至今没有刻本，而只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也就是因为如此，此书曾相当冷僻，即使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学者，都不一定听说过它，遑论阅读。确实，孟森（1868-1938）从1930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明史，但在其《明史讲义》中，就不曾提及《定陵註略》。另一位明史大家谢国桢（1901-1982）也只是在“同志们的帮助”之下，才得见此书。【49】同样，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苏同炳在1973年从清朝笔记中抄录了一段关于张居正的掌故，但他却不知道其来源是《定陵註略》。【50, p.134】相应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张居正传记中，如陈翊林的《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5年初版）、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初版）、佘守德的《张江陵传》（正中书局1946年初版），都没有提到这本书。实际上，在台湾中华书局1967年出版的《张江陵新传》中，《定陵註略》这四个字也不曾出现过。1992年，有人在回答“研究明史有哪些主要史料和研究著作？”这个问题时，提到了近百部著作，但其中，只有《定陵注略》被定性为“珍贵史料”。【51】为什么这部在1984年就已经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书，在八年后还那么“珍贵”呢？原因至少有三：第一，知道这部书的人比较少；第二，该书的印数有限；第三，该书的价格昂贵（每套120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两、三个月的工资）。天知道明史业余写手、专业抄手方舟子在文章的开篇即引用此书，是因为不知天高地厚，还是要故意以此“炫富”。

事实是，现在流行的《定陵注略》抄本，只有两系：一是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影印的精装本；另一系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影印出版的线装本，虽然它被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但据许大龄先生的《前言》和书内藏书印章，该本实为“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除此之外，巴蜀书社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野史集成续编》丛书中，也影印了《定陵注略》，据台湾学者尤淑君考证，认为它“实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旧钞本，唯题名不同而已”。【52】而方舟子引用的那段话，在这两个版本中完全相同，抄录如下：

“大璫馮保挾沖主操重柄江陵素卑事之新鄭既逐保德江陵甚凡事無不相呼應如桴鼓江陵聞父仆念事權在握勢不可已密與保謯Z情之局已定然後報仆次輔蒲州進揭即微露其一班江陵辭疏即云守制是嘗禮小節又云有非嘗之人然後有非嘗之事何惜訾議疏入漏下已二鼓昧爽特旨從中出留之香幣油蠟之賜以千百計內奄將司禮之命絡繹而至附耳躡踵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史扶掖内奄乃叩頭謝强之立而受云此頭寄上馮公公也”。【53】

也就是说，方舟子的引文含有三误，即两次把“仆”写作“讣”，一次把“奄”写作“阉”。那么，方舟子上面的这三个“技术性错误”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从八十年代起，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历代帝王传记”系列丛书，第一本书就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克尧、许道勋的《唐太宗传》；到了1993年，复旦教授樊树志的《万历传》得以出版。“中国历代帝王传记”这个丛书名虽然看上去既香艳又世俗，但这套书的内容却相当“学究”，最大的特点就是言之有据，一般都在引文之后注明出处。很可能是因为太过冬烘，这套书的销路并不很好，如在问世14年之后，《唐太宗传》的印数仍未超过两万；而《万历传》在出版3年之后，印数刚过五千。但有道是，文人不幸文贼幸。也就是因为言必有据但却识者不多，所以《万历传》成了方舟子行窃的首选目标。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文抄公”方舟子不打自招的 “做贼绝招”：

“根据我在国内外青年诗坛蒙混多年的经验，写诗另有一个万无一失的绝招。古人云，写诗要句句甚至字字有出处，那是写古诗，写新诗也是可以照办的嘛。不过这出处要弄得让人不知有出处，那才叫水平。……我等一天一首诗，靠的是手中的剪刀，从沈阳某小诗人的诗作拉来当一句，从海南岛某打工仔的习作拉来当第二句，再从马来西亚的报屁股找出第三句……天马行空，让你找得到第一句的出处，楞是找不出第二句第三句第ｎ句的来历，想指控我抄袭？证据的没有！当然，最好这第一句的来历也不能让你们瞧出来，作点加工还是必要的嘛，加上或去掉一两个形容词、副词，换下人名地名花名树名，掉一下头去一下尾，一首大作如是出笼，而且可以问心无愧，‘永不羞愧，永不道歉’。”【43】

也就是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销路不广的著作，是方舟子的首选猎物。看看这个猎物中的这段话：

“文秉《定陵注略》写到‘万历五年九月，大学士张居正丁父艰，上命夺情视事’，透露了其中的内情：

‘大珰冯保，挟冲主，操重柄，江陵（张居正）素卑事之。新郑（高拱）既逐，保德江陵甚，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次辅蒲州（张四维）进揭，即微露其一斑……疏入，漏下已二鼓。昧爽，特旨从中出，留之。香币油蜡之赐以千百计，内阉将司礼之命络绎而至，附耳蹑踵。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史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③ ”【54, p.104】

也就是说，方舟子的那三个“技术性错误”，都能够在《万历传》中找到模板。有没有可能这是“巧合”呢？当然有，只不过其可能性趋近于零。这是我在论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抄袭《瞿秋白传》作者王观泉时做的概率估算：

“虽然一个人在抄书时出错在所难免，但大致来说，犯错的几率一般不会很高，而对于专家、学者、教授、博导来说，那更应该是微乎其微。如果我们假设王观泉和王彬彬各自抄录出错的几率是1%的话──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所允许的差错率上限的一百倍──，那么，他们二人独立犯相同错误的几率则是各自出错几率的乘积，即万分之一（1X10^-4）。依此类推，两个人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抄出三个完全相同错误的几率就是三个万分之一的乘积，即万亿分之一（1X10^-12）。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相当于说，即使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人（据估计大约为一千亿）都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拿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然后他们都去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教授，并且他们全都从事‘瞿秋白与王明恩怨史实考证’这样的研究，这一千亿个‘王彬彬’中也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独立地复制出与王观泉书中一模一样的三个错误。换句话说就是，王彬彬的错误只能是来自有意的抄袭，而根本不可能来自偶然的巧合。”【55】

显然，这样的计算也适用于方舟子与樊树志之间的“巧合”。

2、一个逗号

如上所述，方舟子的“做贼绝招”不仅仅在于作案之前的“蹲坑踩点”，而且还在于在作案之际制造一些“差别”，尤其是“细微差别”，以备东窗事发时拿它们当作“证据的没有！”的证据，他也因此可以“永不羞愧，永不道歉”。而事实是，方舟子也确实一直那么做。例如，2007年，“方舟子抄袭颖河案”大爆发，其中的一个“铁证”就是方舟子把一个叫“颖河”的作者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一份文件中的一个表格所做的解释，尤其是其错误的解释，也照抄了过来。【56】而方舟子则这样辩解道：

“如果仔细核对我和颖河的介绍，会发现实际上在具体措辞上还是有所差别的，将差异之处与FDA文比较，恰恰可以证明我是根据FDA文而不是颖河文做介绍的”。【57】

同年，因为我指控方舟子在科唬转基因时，抄袭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贾士荣的一篇文章【58】，方舟子故伎重演：

“他无视二者表述上的细微差别（比如我更准确地指的是平均数），断定我那句话出自贾士荣的文章。”【59】

可想而知，方舟子在抄袭《万历传》时，也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制造“细微差别”的。果然，樊先生的注释③是：“《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万历邸钞》所记略同。”而方舟子制造的“细微差别”就是把樊注中的那个逗号删去，变成了“《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浅学的方舟子当然不会知道，他的这一“画蛇砍足”之举，不仅没能让他逃脱做贼被捉的命运，恰恰相反，它反倒变成了他根本就不曾读过《定陵註略》这本书的铁证。

原来，《定陵註略》属于纪事本末体史书，但与《明史纪事本末》的一事一卷不同，《定陵註略》是多事一卷，因此，该书各卷只有序号，并无标题——只是在卷下所记之事的前面加有小标题，如卷一之下就有“圣明天纵”、“慈圣壶范”、“寿宫始末”、“新政去国”、“江陵擅政”、“江陵夺情”、“江陵覆车”、“科场夤缘”这八个分标题。也就是说，方舟子把樊教授提供的出处“《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改成“《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意为该书卷一的标题是《江陵夺情》——，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根本就没有看过这本书。

搞笑的是，方舟子在1997年制造的这个“细微差别”，在七年后东窗事发了。200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受福建省著名书贩子、方舟科邪教首席皮条客、头号钱匣子许志强【60】之请，同意给方舟子免费出一本文史专辑，它就是后来被方粉们捧上了天的《江山无限》。前面提到，因为这本书，方舟子曾与“闽人民”的责任编辑打得不可开交，因为该编辑一眼就看出了方舟子撰写文史文章的伎俩，曾这样教训他：

“建议作者今后写稿能认真核对引文及所有史料，并且，一定要核对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一个喜欢写文史随笔的人，要么自己有很扎实的文史功底，要么能够下功夫做好史料工作。否则，常会贻笑大方。……原稿中引文均未注明出处。引文注明出处，是对学术文章、著作的基本要求。这说明资料的来源，证明作者写作的严谨态度，也为读者查阅、进一步了解引文提供便利。不注明出处，随便引用二三手资料，甚至别人错了也跟着错，对自己的学术声誉是一大损害；尽管在别人提出质疑时，还用‘其他版本’加以搪塞。”【21】

这是没羞没臊的“打假斗士”对那位编辑的没羞没臊的“打假”：

“编审把《明史》当成第一手史料，与之不同便认定是抄错或依据二、三手资料，这是对明代史料的无知。《明史》编撰于清乾隆年间，对文献有很多删改，我如果能找到更早、更原始的史料，就不用它。但我的有关文章写于十来年前，究竟是从哪本史料抄的，已无印象，身边也无书可查，编审要一切引文以《明史》为据，对我的文章内容没有影响，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却以此指责我治学态度有问题，就既可笑又可鄙了。”（同上。）

简言之，那位编辑从方舟子的39篇文稿中，找出了一百六十多个错误，而方舟子则撰写了两篇长文打那位编辑的“假”，其目的就是要证明，那位编辑发现的错误并不真是错误，而是因为他才疏学浅，将方状元的特色语言文字修辞语法视为错误。【21】【61】但诡异的是，在《江山无限》版的《张居正二三事》中，“卷一”与“江陵夺情”之间竟然多出了一个小圆点，即变成了这样：

“《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31, p.29】

毫无疑问，这个变动来自那位编辑，但张牙舞爪、面露杀气的方舟子对此却没敢“打假”，即把它们拎出来证明这样的修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他将之坦然笑纳了。这说明，方舟子当初删去那个逗号，就是在有意地制造“细微差别”，但却最终露出了自己的文贼马脚。

方舟子三四事

1997年6月，在沉寂了三年之后，“明史专家”方舟子以《张居正二三事》一文重新出山。而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他就把明末文人文秉的《定陵註略》当作批驳的靶子。而事实是，方舟子根本就不曾读过《定陵注略》，他对那本书的了解，全部都是阅读四年前问世的《万历传》一书。上图左上显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万历传》104页局部，左下显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方舟在线》351-352页局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江山无限》29页局部，右侧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在1984年影印出版的《定陵註略》卷一叶十五下。注意图中红圈标记的文字，方舟子与樊树志相同，但却与文秉的原文相异；左下图中红色星号标记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为方舟子添加了一个小圆点，它既是点石成金，又是画龙点睛，点出了方舟子这个文贼、打手的邪恶本质。（注：台湾伟文出版社1976年版的《定陵註略》与北大版相同，惟“仆”字的“亻”旁略显模糊，但可以确定不是“訃”字。）

二、张居正疏

《张居正二三事》第一节第二段是说，张居正想要被皇上夺情，不仅没有必要与冯保密谋，他也没有那个时间。这是第二段的上半部分：

“张居正本是不拘常格的人，封建礼教不会被他放在眼里，当时新政正在全面展开，断无离职二十七个月之理。他不愿回乡守制，希望夺情，是毫无疑问的。在上疏乞恩守制时，就说得很露骨：‘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表面上乞恩守制，却暗示皇上不必拘于常理。”

如果谁以为方舟子真的会通过阅读张居正的文集而找到他放在引号中的那71个字的话，那他就太simple并且too naïve了。事实是，方舟子靠行窃来作文，有一个极为显著的“个人风格”，那就是，他必须照抄单一来源，因为来源一多，文本差异就会出现，这会让方舟子感到无所适从。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写作”《张居正二三事》，是吃定《万历传》了。果然，在《万历传》中，有这样的文字：

“为了应付舆论，张居正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九月底，他正式向皇上上疏乞恩守制，以表示他对皇上‘夺情’的反应：

‘臣在忧苦之中，一闻命下，惊惶无措。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之所能拘也。’

“这其中，话里有话，他强调了‘非常’一语，‘非常理之所能拘’一句，用在此处委实有点牵强附会，只是为下文作铺垫罢了：

‘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③”（注③是：“《张文忠公全集》卷六，乞恩守制疏。”）【54, p.105】

由于樊文抄录的那两段引文与他给出的出处中的原文没有差别，即樊教授这次没有犯下“技术性错误”，所以，我们似乎对方舟子的这个引文无能为力，即无法将之认定为贼赃，因为方舟子可以狡辩说，他的引文是从《张文忠公全集》中抄来的。可惜的是，智者千虑，尚有一失；而蠢贼千虑，何止百失！

1、一偷“如”成千古恨

原来，樊教授在那两段引文之间略去了二百余字，而就是这二百余字，为我们寻找“铁证”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是被樊教授略去的文字：

“臣一介草茅，忝司政本十有餘年，受先皇顧託之重，荷聖主倚毗之專。無論平日所承隆恩異數，超軼古今，即頃者聞憂之日，兩宮聖母為臣憫惻，聖心感動為臣悽惋，慰弔之使絡繹道途，賻賵之賚充溢筐篚。又蒙皇上親灑宸翰，特降璽書，中間慰藉之懃篤，勉喻之諄切，尚有溢於聖言之外者。臣伏而讀之，一字一淚，雖旁觀逖聽之人，亦無不傷心酸鼻者。夫自古人臣以忠結主，商則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周則成王之於公旦，漢則昭烈之於諸葛亮，其隆禮渥眷，辭命誥諭之文，載在史冊，至今可考，固未有謙抑下巽，親信敬禮，……”【62】

也就是说，樊教授的第二段引文，并不是始于句首，而是始于句中；也就是因为如此，他的第二段开头的那个“如”字就显得非常突兀，让人摸不着头脑。正确的引法，应在句首加删节号，或是从“皇上之于臣”引起。而方舟子不知端的，贸然剿袭，因此铸成抄袭《万历传》的第五桩铁证。

另外，方舟子引文的末尾一句，明明是反问句，所以应该使用问号——三十年代的陈翊林使用的就是问号【63, p.70】；四十年代的朱东润使用的还是问号【64, p.264】；九十年代的隋淑芬【65】、二十一世纪的潘林【66】，使用的也都是问号。像樊教授那样使用惊叹号亦无不可，唯独像方舟子那样使用句号最为愚蠢。而他之所以非要那么做，除了是要故意制造“细微差别”之外，还是因为他的一个“怪癖”，即认为惊叹号像是“炸弹”。【67】实际上，我曾根据他的这一怪癖总结出一条规律：“一旦自称‘我写文章、写微博很少用感叹号’的方舟子突然间使用了感叹号，那就相当于他发射出了‘我方老偷又偷东西了’的信号弹。”【68】而方舟子在上面的文字中虽然没有发射出“我又偷东西了”这个信号弹，但他却把“我是一个伪状元”的信号弹射得老高：他显然不知道，在古代汉语中，“何”字乃疑问词，而当它位于句首时，那就相当于告诉读者：接下来的这话是疑问句。实际上，这样的常识，根本就不需要通过阅读《说文解字注》、《马氏文通》、《词诠》这些字书、词书、语法书来获得，因为一个人只要阅读几本浅近的文言书或半文言书，这样的知识很快就能够在脑海中自然产生。例如《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张飞的这句话，“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还需要查字典词典才能知道“何故=什么缘故”吗？所以说，伪状元方舟子的无知和愚蠢，总是能够在他自作聪明之际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2、再失“缘”成万世愁

方舟子贸然照抄《万历传》中的断篇残简，还有一例，即在第二节中，他写下了这句话：

“其死因，当是由于手术后失血过多〔在手术后张居正上疏说：‘臣宿患虽除，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或伤口感染。”

这句引文，显然来自《万历传》的这段话：

“三月二十七日，神宗又遣文书官吴忠到张府问疾。张居正仍不能起床，伏枕叩头而已。事后上疏说：‘臣宿患虽除，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须得再假二十余日’。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①。”【54, pp.164-165】

樊教授的注①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二，万历十年三月乙酉。《张文忠公全集》卷一〇，恭谢赐问疏。”事实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二”只说张居正“疏谢”，但没有记载疏中的文字。【69, p.2287】而在《张文忠公全集》中，确有一篇《恭谢赐问疏》。好在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今日伏蒙聖恩，特遣文書官吳忠，頒賜銀八寶四十兩，銀葉二十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臨臣私寓，俯賜存問。臣以病尚不能起，謹伏枕望闕叩頭祇領訖。緣臣宿患雖除，而血氣大損，數日以來，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 須再假二十餘日，息靜休攝，庶可望痊。蓋文書官所親見，非敢託故藉故也。”【70】

也就是说，方舟子和樊树志都将句首的那个“缘”字删去了。张居正用那个“缘”字来解释自己不能下地叩头谢恩的“缘”由，樊教授和方博士“缘”何心有灵犀一般地都把那个“缘”字删去啊？

三、“王士贞”书

《张居正二三事》的第二节共951字，主要讲张居正的死因。根据张居正自己的说法，他的病根是痔疮。但在当时，社会上有大量传言，说他的病根是纵欲和服用春药，这让方舟子这个特大号的“张粉”——早在1994年他就曾断言，张居正的去世导致了“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71】——极为不爽，他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偶像死得如此不干不净、不明不白。所以，他把张居正的死因说成是中医的“手术”。关于此点的荒谬与邪恶，笔者将在下面详细分析，此时，我们先看看方舟子在排除“张居正死于纵欲过度”这个说法时闹出来的笑话。这是“打假斗士”对那个传言的源头所作的“打假”：

“但与张居正有私怨的王士贞却说张居正实死于纵欲过度：

‘〔张〕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申时行传》〕

“对这段痔疮形成的病理分析，中医家不知觉得如何，在现代医学看来却不过是胡言乱语。晚明士人风行房中，张居正或未能免俗，但说他‘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莫非王士贞在张居正的卧室装了窃听器？”

方舟子当然没有意识到，在这159个字之中，他又犯下了三个致命的“技术性错误”。

首先，《嘉靖以来首辅传》的作者是“王世贞”，而不是“王士贞”——在这个世界上，叫“王士贞”的人肯定很多；但是，至少在明朝，没有一个“王士贞”是名人。实际上，根据《明史》，王世贞的弟弟叫王世懋、儿子叫王士騏【72, p.7382】，所以，王世贞绝无被叫做“王士贞”的任何道理。

其次，王世贞的这部传记著作虽然在被收入四库全书时名为《嘉靖以来首辅传》，但它的本名却是《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73】事实是，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中，就将之定名为后者；但因为抗战爆发，这本书当时并没有印行。到了八十年代，中华书局重印《丛书集成初编》，《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作为其中的第3362册得以出版。六年后，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封面上就印着“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这九个大字。除此之外，台湾文海出版社在六十年代出版了一套《明清史料汇编》，其中第一集第一册就收录了这本书，书名中就有“内阁”二字。同样，台湾艺文出版社在六十年代出版了一套《百部丛书集成》，其第48部就收有此书，书名中还是含有“内阁”二字。1991年，台湾明文书局出版《明代传记丛刊》，其“名人类”第42册就有这本书，书名仍有“内阁”二字。实际上，台湾“國立中央圖書館”在1975年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封面上就是《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这九个大字。请问方状元：你那本署名“王士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到底是啥版本啊？

第三，和《定陵註略》一样，《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的卷首也是只有序号而无标题。不仅如此，该书卷八的传主也不是申时行，而是张居正：该卷总共一万多字，但只有卷首的二百多字是写申时行的，其余的都与张居正有关。也就是因为如此，有人这样为张居正打抱不平：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这申时行虽然名义上占用的篇幅最长，但写到其本人的竟不到260个字，大约只行文至‘（申时行）既入阁与四维皆自昵于居正’往后，其笔墨竟全用于已经写过八千多字的张居正身上了。换句话说，王世贞撰《首辅传》，乃是对这位‘同年’张居正又格外看重一些。”【74】

而恰恰就是因为《首辅传》卷八的传主不是申时行而是张居正，所以中华书局在1991年出版《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时，给卷八加上了《张居正下》这样的标题，然后用小一号字体附上“申时行附”这四个字。

那么，方舟子犯下的这些错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从《万历传》抄来的。果然，在《万历传》中，有这样的话：

“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他去年秋天患的‘下部热症’，就是痔疮，稍加调理，病根未除，缠绵至今。他这种‘下部热症’的起因，据王士贞说，‘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③。因此张居正的病根不在痔疮，而在内部。”【54, p.164】

你都不用查看那本书，就应该知道，樊树志的“③”肯定是“《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申时行传。”

最好笑的是，樊教授后来在《万历传》中重提此事，但此时的“王士贞”却摇身一变，变成了“王世贞”：

“明代上流社会中人饱暖思淫欲，似是一种社会风尚，莫不沉迷于房中术。连道貌岸然的张居正也不例外。他的“下部热症”，据王世贞说，‘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①。”【54, p.275】

方舟子显然看到了这段话，因为《张居正二三事》第二节的后半部分就是根据上面这段话敷衍而成的（详见下）。但是，方舟子却坚信“王世贞”名叫“王士贞”。实际上，《万历传》曾多次引用王世贞的书，如这句话：

“再譬如，人们对张居正显赫之后善于敛财，议论纷起。有的说，严嵩被抄家，十分之九的财产进入宫中，后又佚出，大半落入宗室朱忠僖家，‘而其最精者十二归江陵（张居正）’，‘江陵受他馈遗亦如之，然不能当分宜（严嵩）之半计’①。”【54, p.89】

樊教授的“①”是：“王世贞：《觚不觚录》。”

这是方舟子的照猫画虎：

“张居正生前，就有贪财的恶名。刘台曾上疏指控他‘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而王士贞则说，严嵩被抄家后，财产十分之九都进了皇宫，但后来又从宫中流失，‘最精者十二归江陵（张居正）’（《觚不觚集》）……”

看到方舟子连樊教授放在括号中的“张居正”这三个字都抄了过来吗？可是，面对樊教授明晃晃的“王世贞：《觚不觚录》”这七个字，方舟子却初衷不改，非要让“王世贞”叫“王士贞”不可。不仅如此，他或者是忙中出错，或者是要制造“细微差别”，反正他把“觚不觚录”抄成了“觚不觚集”。也就是说，这个自称“智商高超”的蠢贼，总有本事在做贼之际制造出具有云霄假烟风味的笑料。

实际上，根据中华书局的校点，那段与张居正病因有关的文字是这样的：

“病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弱不能进食·使医治痔小效·寻下壅结而不能畅·不获已·复用寒剂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膏者·而大肠亦遂出·日以羸削·”【75】

也就是说，樊树志将句首的“病”字略去，方舟子也将之略去；樊树志将“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断成“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方舟子也是如此。这样的亦步亦趋，即使方舟子是樊先生细胞中的DNA聚合酶，他也无法如此“完美无缺”，因为DNA聚合酶本身拥有“纠错”的功能，而方舟子则最大本事，就是把樊教授的错误一丝不苟地复制出来，从不失误。

觚乎哉？不觚也！

在炮制《张居正二三事》一文时，方舟子从《万历传》中抄袭了大量史料，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提及《万历传》及其作者樊树志一个字。万幸的是，在写作《万历传》时，樊教授挖下的陷阱有如诺曼底海滩上的地雷，几乎遍地皆是，结果导致方舟子的行窃活动如同陷入地雷阵的士兵一般，动辄得咎。上图显示方舟子照抄《万历传》中关于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和《觚不觚录》的部分内容，而其抄袭铁证包括书名、卷题、作者姓名、以及文字句读。

四、“讪上”四疏

一般来说，想要从文贼那里拿到他做贼的“铁证”并不容易，因为按照方舟子的说法，“铁证”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原作者出错在先，剽窃者作案在后。而原作者出错的几率本来就低，他被文贼盯上、并且偏偏失误被盗的几率则要更低。所以，颇有些方粉为其主子的“不幸”感到叹息，并且因此怨恨老天不公，总是让他们的主子偷到“错票”。其实，即使方舟子偷来的都是正品，我们仍旧有办法将他捉拿归案并且绳之以法。

上面提到，《张居正二三事》的第二节就是要证明张居正不是死于好色纵欲，而是死于中医的“手术”。而为了证明前者，方舟子除了不懂装懂地对着“王士贞”狂轰滥炸之外，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明人对性抱着一种极其矛盾的神秘态度，一方面希望能通过房中术求得长生不老，一方面却又认定纵欲伤身，而那些体弱多病的人，也就往往被认为好色纵欲，反正‘好色纵欲’并无一定标准，除非是光棍，这顶帽子谁都可以戴上。以后多病的明神宗也是因此饱受臣下这方面肆无忌惮的攻击，‘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疏〕，‘得非衽席之爱不能割，曲蘖之好不能免乎？有一于此，足耗元气。皇上行之有节而不沈溺，则元气自充矣’〔赵志皋疏〕，‘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此其病在恋色者也。’〔雒于仁疏〕，‘皇上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多留中不发，为困于曲蘖之御，倦于窈窕之娱，否则，何朝政废弃至此极也？’〔冯从吾疏〕，真是不胜枚举。对这种身在九重之外却自以为对皇帝的性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把手伸到了大内衽席之间的近于诽谤的言辞，神宗最初是怒不可厄，必加严惩，到后来悟出了这些人不过是要‘沽名讪上’、‘讪上卖直’，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简直就是为了被惩罚而上疏，惩罚他们，惩罚得越重，越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在上面这382个字中，方舟子故意隐瞒了这样的事实：那四个奏疏都写于张居正死后很多年，并且，它们与张居正一丁点儿的关系都没有。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由得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方舟子在撰写《张居正二三事》之时，还要说一下“万历帝三四事”呢？不仅如此，早在“乱侃明史”之际，方舟子就已经把万历帝称为“最昏庸的”皇帝了，因为是他“把他的老师张居正十几年苦心经营作贱个精光”【76】，并且，他“的昏庸可列明朝历帝之首，只知道吃喝玩乐，什么事都不愿管”【77】。那么，方舟子为什么突然间站到了万历帝的一边了呢？

要解开这两个疑团，其关键仍旧是了解方舟子的本性。如上所述，方舟子本性中的核心元件就是贼性，而当他根据《万历传》撰写《张居正二三事》时，从中发现了几个与张居正不相干的宝贝，于是贼性发作，把它们偷了过来——这就是他“为昏君万历帝说几句公道话”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就是，方舟子本性中的另一个重要元件就是兽性，即他必须通过打人或者咬人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要给张居正洗白，方舟子就妄图通过攻击那些批评昏君的忠臣来达到这个目的。在他看来，这既能显示自己的公正，又能显示自己的博学，真可谓一举数得。而他没有意识到的是，那不仅是在自扇耳光，更是自掘坟墓。

简言之你，不幸的方舟子这次非常幸运，即他盗来的那四条引文，与《万历传》交代的出处中的原文，丝毫不差。换句话说就是，樊教授在这四处又没有犯下“技术性错误”。那么，如何才能让宣称“要让我承认失败或犯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78】的方舟子低头认罪呢？此时，我们必须动用“逻辑”这根杠杆。

1、卢洪春疏

让我们先看看《万历传》中所说的“卢洪春疏”：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以后，因病连日免朝。到了二十六日，又传旨免朝。……这件事引起了官员们的关注。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字思仁，浙江东阳人）因为主管祠祭事务，听说皇上因头晕眼黑，不去享祭太庙，便上疏要皇上‘慎起居’，即注意节制酒色之事。卢洪春似乎颇精通医术，为皇上分析病理，说得头头是道：‘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下之听’；‘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②。”【54, p.270】

樊教授的注②是：“《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戌卷。《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万历十四年十月丙寅。《明史》卷二三四，卢洪春传。”

查《万历邸钞》，“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的上下文是：

“故果如人言·则偶以一时驰骋之乐·而昧周身之防·其为患也浅。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79, pp.337-338】

而在《明神宗实录》中，相应的上下文是：

“果如人言则偶以一时驰骋之乐而昧周身之防其为患也浅果如圣谕则似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69, p.3334】

接着看《明史》：

“果如人言，则以一时驰骋之乐，而昧周身之防，其为患犹浅。倘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72, p,6092】

也就是说，假如方舟子胆敢面对质疑——这是永远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话，他肯定会说，自己的引文来自《万历邸钞》，因为其余两个来源的文字，与他的引文都存在“细微差异”：《明实录》中，句首多出一个“似”字；《明史》中，句尾是“更深”而不是“也深”。

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事实是，方舟子的那句引文，还完完整整地出现在《定陵註略》的第二卷《建言诸臣》中。【80】既然方舟子声称自己看过《定陵註略》，他为什么要放着这本书不读，而去翻捡那套厚达两千四百余页的《万历邸钞》呢？如果他说自己的引文来自《定陵註略》，那他为什么在引用卷一时注明了出处，而在引用卷二时却不注出处？

2、雒于仁疏

实际上，即使方舟子一口咬定，说自己的“卢洪春疏”抄自《定陵註略》，那也无济于事。原来，就在记载了“卢洪春疏”之后3叶，文秉又记载了“雒于仁疏”，其中，与方舟子的引文相似的文字是：

“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何爱倖十俊溺宠郑妃即王妃有育皇家嗣之功不得并封储位当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恋色也”【81】

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方舟子在句首的“以”字和句末的“者”字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看看《万历传》的这段话：

“雒于仁以极大的勇气写了一本谴责皇上酒、色、财、气的奏疏，送了上去。这是万历一朝批评皇上品行与私生活的难得好奏疏，讲得头头是道，句句触及了神宗的要害：……‘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开骗门，宠郑妃而册封偏加。即王妃有育皇冢嗣之功，不得并封。甚则溺爱郑妃，而惟言是从，储位应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恋色者也’……①”【54, pp.273-274】

樊教授的注①是：“《万历邸钞》，万历十七年己丑卷。《定院注略》卷二，建言诸臣。《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传。”

查《万历邸钞》，“以皇上妃嫔在侧”相关的文字是：

“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开骗门·宠郑妃而册封偏加·即王妃有育皇冢嗣之功·不得并封·甚则溺爱郑妃·而惟言是从·储位应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恋色者也·”【79, pp.469-470】

《明史》中的相关记载是：

“宠‘十俊’以启倖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72, p.6101】

显然，樊教授的引文只能来自《万历邸钞》，而方舟子的“雒于仁疏”与《万历传》中的引文一模一样。问题是，《万历传》的引文虽然与《万历邸钞》没有差异，但却与《定陵註略》略有差异，与《明史》的差异更大。方舟子当然可以说自己的引文来自《万历邸钞》，但问题是，他干嘛刚刚从《定陵註略》抄来了“卢洪春疏”，然后又马上去翻捡《万历邸钞》？实际上，不要说他根本看不懂那些密密麻麻的文言文，他即使要找到那套书并且从中找到那两句话，也得把他累得吐血。其实，如果方舟子的引文当真是从那套书中抄来的话，以他那个连“这种小船形似蚱蜢，故名”【21】这样的小知识都要拿出来向自己的文史编辑炫耀的本性，他怎么可能舍得把自己“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文抄公”本领压在箱底，不嚷嚷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3、赵志皋疏

实际上，即使方舟子非要说自己的“雒于仁疏”就是抄自《万历邸钞》，那也于事无补。原来，《万历邸钞》和《定陵註略》都没有记载“赵志皋疏”。这是《万历传》中的相关文字：

“然而神宗的身体总是不见起色，引起了朝臣们的关注。万历十七年（1589年）六月，南京吏部右侍郎赵志皋上疏：‘臣近岁以少詹事侍朝讲，恭覩天颜和睟，稍有不豫，一养旋复，何自冬相沿至今也。得非衽席之爱不能割，曲蘖之好不能免乎？有一于此，足耗元气。皇上行之有节而不沉溺，则元气自充矣。’①”【54, p.27】

樊教授的注①是：“《国榷》卷七五，万历十七年六月甲申。”

查《国榷》，此处无误。【82, p.4606】那么，有没有可能方舟子撂下厚厚的《万历邸钞》之后，马上又捡起了厚厚的《国榷》呢？当然有可能，因为早在1994年年初，方舟子就曾将这本书捧为“震烁千古的主流史书”了。【83】只不过是，《国榷》长达四百多万字，仅万历朝的记载就厚达近千页。所以，要从其中找到“赵志皋疏”的内容，即使不能形容为大海捞针，那也可以说是沙里淘金。再者说，方舟子在《张居正二三事》中还引用过《明神宗实录》，而在该书的第212卷，就有如下记载：

“南京吏部右侍郎趙志皐上疏曰臣近歲以少詹事侍朝講恭睹天顏和晬稍有不和一養旋複何自冬相延至今也得非衽席之愛不能割麯蘖之好不能克乎有一於此眥足以耗傷元氣願皇上念天地祖宗子孫人民之重于宮中娛樂視之若花鳥水時然行之有節而不沉溺則元氣常足”【69, p.3971】

与方舟子的引文相比，《明实录》把“免”字写做“克”字；在“于此”之后多植一 “眥”（实为上此下自）字；在“耗”字之后多植一“傷”字；在“元气”之后多植一“願”字；在“皇上”后，多植“念天地祖宗子孫人民之重于宮中娛樂視之若花鳥水時然”这24个字；句尾“自充矣”为“常足”。显然，方舟子无法说自己的引文来自《明实录》。既然如此，我们就要继续追问方状元：你干嘛放着手边的书不读，却偏偏去读手中没有的书？

4、冯从吾疏

不过，在方舟子摘引的“讪上四疏”中，最好笑的就是最后那篇“冯从吾疏”。原来，与正文相比，方舟子的引文显然是拼凑而成的，因为在“皇上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多留中不发”和“为困于曲蘖之御，倦于窈窕之娱，否则，何朝政废弃至此极也？”之间，竟然还有431字；并且，方舟子那后半句引文的原文竟然是这样的：

“況今當朝覲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門下·咸欲一覩其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皇上困于麯蘖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皇上倦於窈窕之娛而宴眠終日·不然·何朝政廢弛至此極也·”【84】

你看这个“打假斗士”，为了给昏君洗白而构陷忠贞大臣，造了多大的假！看看他的万源之源《万历传》是怎么说的：

“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最大阻力，来自郑贵妃。关于这一点，御史冯从吾（字仲好，陕西长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皇上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多留中不发，为困于麯蘖之御，倦于窈窕之娱。否则，何朝政废弛至此极也？’②”【54, p.293】

樊教授的注②是：“《国榷》卷七六，万历二十年正月辛卯。”

如上所述，与给出的出处相比，樊教授的这四处引文不存在“技术性错误”。但是，樊教授显然被谈迁的“不规范引用”所误导，结果他把方舟子带进了坑中。前面提到，方舟子在2004年曾对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大打出手，因为该编辑曾告诉方舟子要引用第一手资料。而方舟子则狡辩说，他引用的都是比《明史》“更早、更原始的史料”。而从上面这个例子来看，方舟子所谓“更早、更原始的史料”，就是1993年出版的《万历传》。

五、杨四知疏

《张居正二三事》第三节讲述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之事。这一节总共1506字，而紧接着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个“《觚不觚集》”，是下面这句话：

“……陕西道御史杨四知告发张居正有十四大罪，其中一条就是‘贪滥僭窃’，‘银火盆三百，诸公子碎玉碗玉杯数百’，真够骇人听闻的了。”

而就是那放在引号中的19个字，成了方舟子行窃的第N个铁证。

1、贪滥僭窃

不出所料，方舟子放在引号中的那19个字，全都抄自《万历传》：

“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十四日，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出马，论劾已故太师张居正十四大罪。无非是什么‘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云云②。”（注②：“《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万历十年十二月戊戌。”）【54, p.179】

“谈迁在记述赵锦的这一奏疏之后，附录了沈德符的一段言论，堪称持平之见。沈德符说：‘张江陵身辅冲圣，自负不世之功，其得罪名教，特其身当之耳。江陵功罪约略相当，身后言者指为奇货。如杨御史四知追论其贪，谓银火盆三百，诸公子碎玉碗玉杯数百，此孰从而见之！又谓归葬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则又理外之论矣。…然则杨何不明纠当事之政府，而追讨朽骨之权臣也！’③这不仅是在抨击杨四知，羊可立之流，而且是在影射讥刺翻脸不认人的神宗皇帝。”（注③：“《国榷》卷七二，万历十二年四月丙辰。”）【54, p.197】

查“《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关于杨四知奏疏的记载，只有下面这句话：

“陕西道御史杨四知论故太师张居正十四罪，大略言其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69, p.2440】

也就是说，樊教授把“贪滥僭奢”抄成了“贪滥僭窃”，而方舟子也是“贪滥僭窃”！事实是，在杨四知的那篇题为《追论党恶权奸欺君误国乞正国法彰天讨疏》的奏疏中，“僭窃”这俩字根本就不曾出现过——这是杨四知指控张居正的十四项罪名：

贪婪罪一也，树党二也，招权罪三也，欺君罪四也、五也，僭分罪六也，纵容恶仆殃民罪七也，穷奢罪八也，蔽主罪九也，罔上罪十也，凶残罪十一也，僭逆罪十二也，误国罪十三也，诸子纵肆罪十四也。【85】

如果说樊教授第一次提到杨四知时，只是把方舟子引入“僭窃”的陷阱的话，那么他第二次提到杨四知时，对方舟子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因为它导致方舟子产生胡思乱想，以为“贪滥僭窃”和“银火盆三百，诸公子碎玉碗玉杯数百”必属同“一条”。其实，福建省语文伪状元方舟子即使不读杨疏，他也应该知道，“贪滥”与“僭窃”至少应该算做“两条”，就像“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都各含两条一样。

好笑的是，樊教授挖的这个坑太大，所以，不仅让伪状元方舟子掉了进去，连正牌的大学教授也纷纷“扑通”进去，其中名气最大的那个人就是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易中天中华史》的最后一卷《严嵩与张居正》中，第四章第三节的第一段话就是：

“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冯保被逐六天后，反攻倒算的号角吹响。有个御史上疏朝廷，公开指控张居正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罪状共十四条。”【86】

虽然易教授没有给出出处，但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来源就是樊树志，因为那四个字是他的注册商标。

2、玉碗玉杯

那么，樊教授所说的“银火盆三百，诸公子碎玉碗玉杯数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查《国榷》，与这句话相关的文字是：

“沈德符曰·江陵身輔冲聖·自負不世之功·其得罪名教·特其身當之耳·江陵功罪·約略相當·身後言者·指為奇貨·如楊御史四知追論其貪·謂銀火盆三百·諸公子碎玉盌玉杯数百·此孰從而見之·又謂歸葬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廬·則又理外之說矣·其上柱國勳銜·雖曾加而不受·至沒後為贈·乃云生前曾拜·以實其無將之罪·更謬之甚者·又云·今日皇子誕生·加恩大臣·使居正而在·必进侯伯加九锡矣·從來後宮誕育·未有恩及宰輔者·有之實自江陵身後始·識者頗以為非·然則楊何不明糾當事之政府·而追討朽骨之權臣也·”【82, p.4474】

也就是说，谈迁的这段话全部抄自沈德符；而沈德符则是拿杨四知的奏疏当靶子，为张居正喊冤。天知道樊教授为什么不直接引用沈德符，而是要通过谈迁来间接引用，但他的目的却是清楚的，那就是要借沈德符的话来“抨击杨四知，羊可立之流……影射讥刺翻脸不认人的神宗皇帝。”可惜的是，樊教授在“旁征博引”之际，忘记了一个古训，那就是“三人成虎”，结果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只“大老虎”。

原来，杨四知的奏疏长达三千余字，写得义愤填膺激情澎湃。而为了取信于皇上，他先后点了十多个人的姓名，从户部尚书殷正茂到大太监冯保，其余如徐爵、尤七、戚继光、王篆、庞清、冯昕、潘晟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杨四知还为自己说的话拍胸脯打包票：

“昔严嵩灭没之后，好事者编为金牌记杂剧，以播其恶；今居正方死，说书者唱传银印记，所言妒害忠良，招权纳贿，陛下试一召而听之，知臣言之有征。今岁各省试录策中，皆言崇宽大除苛政，实指居正也，陛下试一取而览之，知臣言之有据。”【85】

出于某种原因，沈德符算得上是半个“张粉”——之所以说他是“半个”，因为他至少还承认“江陵功罪约略相当”，而谈迁则极为豪爽，说张居正是“功九而罪一”【87, p.37】——，所以，他专门从杨四知的奏疏中千挑百选地找出了几句看似无法详查的话，当作杨四知言过其实的证据，予以“抨击”。显然，这是在使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战术——但这恰恰凸显其“张粉”本色。这是他的原话：

“张江陵身辅冲圣，自负不世之功，其得罪名教，特其身当之耳。昔韩侂胄首至金国，完颜氏葬之，谥曰忠缪侯，谓其忠于谋国，缪于谋身。今江陵功罪，约略相当，身后一败涂地，言者目为奇货。如杨御史四知者，追论其贪，谓银火盆三百架，诸公子打碎玉碗、玉杯数百只，此孰从而见之？又谓归葬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则又理外之谈矣。其上柱国勋衔虽曾加而不受，至殁后遂以为赠，乃云生前曾拜，以实其无将之罪，更谬之甚者。又云今日皇子诞生，加恩大臣，使居正而在，必进侯伯加九锡矣。从来后宫诞育，未有恩及宰辅者，有之实自江陵身后始，有识者颇以为非。然则杨何不明纠当事之政府，而追忖朽骨之权臣也。”【88, p.233-234】

而在杨四知的奏疏中，与“银火盆三百”和“诸公子碎玉碗玉杯数百”有关的原话是这样的：

“夫居正之奸贪，穷古未有。且无论其江陵所充积，但据其身死回籍，骡车三十辆，搬运一月，填满京衢；粮船八十艘，绵延百里，阻塞运道。玉碗杯数百支，奇巧者，诣于状元争碎而不惜；银火盆三百架，厚大者，家人尤七盗销而不顾。皇上大婚庆典，买取珍珠，户部尚书殷正茂先以大者馈送居正，而后以小者进呈。是明珠之贵，宫禁所不得用也。正茂又织天鹅叚，极为精巧，二送冯保，二送居正。是云锦之美，天子所不得服也。十年以来，稀世之珍，四夷之宝，尽归私室，是居正贪婪之罪一也。”【85】

也就是说，第一，沈德符把杨四知的“玉碗杯”抄成了“玉碗玉杯”，而谈迁、樊树志、方舟子也都跟着把它抄成“玉碗玉杯”；第二，沈德符把“玉碗杯数百支，奇巧者，诣于状元争碎而不惜”曲解成“诸公子碎玉碗玉杯数百”，而谈迁、樊树志、方舟子也都跟着他那么曲解；第三，沈德符把“银火盆三百，诸公子碎玉碗玉杯数百”写成首尾相连的一句话，而谈、樊、方三人也都以为它们是一句话。也就是说，沈德符误抄、误读杨四知疏于前，谈迁误引沈德符于后，而樊教授则误信谈迁又后，这一连串的失误，最终被福建省云霄县的方状元集其大成并且发扬光大：他因为照抄《万历传》而将其铸成千古抄袭铁案。正所谓，他人骑驴，我拔橛子。不过，我们真得感谢方舟子：如果没有他，这桩沉积了四百余年的厚诬杨四知的冤假错案大概至少还要再等四百余年才能得以昭雪。所以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尽读歪书不如不读书。而这样的道理，那个叫“都人”的人早在1993年就曾当众讲给方舟子听了。【2】但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方舟子的本性的核心就是贼性，那是在他基因组中复制了无数次的多拷贝基因，所以，即使是在转基因技术普及大地的今天，他也无可救药。

至于樊教授，他肯定没有读过杨四知奏疏的全文，所以他才会通过谈迁或者沈德符来管窥蠡测，并且说什么“杨四知的奏疏，与前几年傅应祯、刘台的奏疏相比，并没有多少新鲜内容，也没有惊人的说服力”【54, p.179】、“杨四知的奏疏写得不怎么样”【54, p.180】。而方舟子鹦鹉学舌，也跟着樊教授嘲笑杨疏“真够骇人听闻的了”。事实是，杨四知的奏疏决定了张居正的最后命运——这是其结尾：

“伏乞皇上大奋乾刚，将尤七拏问，明证典刑；嗣修等，褫其衣冠；居正，革其上柱国太师之僭号。诛奸臣于既死，昭鉴戒于将来。暴彰罪恶，悬之都门，以谢天下。仍将臣加斧钺之诛，肆诸墓下以谢居正，臣亦甘心焉。臣忠愤所激，不识忌讳，干冒天威，无任战慄之至。”【85】

在“将尤七拏问”之后，万历帝当真把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之僭号”革除了。而所谓的“诛奸臣于既死”，就是在暗求皇上斫张居正之棺、戮张居正之尸——只不过万历帝在最终关头动了恻隐之心，选择了抄家。请问樊教授：您认为“写得怎么样”的奏疏，应该是什么样？

三人成虎，四人成驴

因为御史杨四知在张居正死后率先对他提出弹劾，他也因此成为“张粉”们的眼中疔。最先上场的是明末举人沈德符（1578-1642），他从杨四知的三千余言奏疏中，挑出了三、四十个字予以抨击；而明末诸生谈迁（1594-1658）则照录沈德符的话为张居正鸣冤。三百多年后，1993年，复旦大学史学教授樊树志抄录了谈迁抄录沈德符的话来攻击明代“张黑”。1997年，福建省（伪）语文状元方舟子又抄录了《万历传》的话。从谈迁到樊树志到方舟子，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沈德符不仅仅是断章取义，他还涉嫌故意歪曲原意。

六、万历御批

“方学研究”之所以那么让人着迷、那么让人欲罢不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方学家能够从中“获得一种乐趣，一种智力上的满足感”，而这种乐趣和满足感又全都是方舟子本人亲手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方学家的所作所为，不过就是让那个被中国的媒体和公知吹捧了十余年的败类和恶棍显现原形而已。而下面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樊教授在《万历传》中挖的最大的坑，掉进这个坑中之人，除了方舟子之外，还有其他大牌名人。所以，方舟子根本就不需要从坑中爬出来——所谓“坑中小世界，世界一大坑”是也。这是方舟子在“扑通”进坑时发出的巨响：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1、天坑

据方舟子说，上面那段话是万历皇帝给张居正的“最后判决”，但他却没有给出这段话的出处。好在我们已经知道方舟子这篇文章专抄《万历传》，所以，我们只需顺藤摸瓜即可。果然，在《万历传》中，有这样的话：

“都察院等衙门遵旨，呈上了参劾故相张居正的奏章，神宗在上面作了如下批示：‘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①”【54, p.204-205】

樊教授给出的出处是：“《万历邸钞》，万历十二年甲申卷。《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

查“《万历邸钞》万历十二年甲申卷”，有如下文字：

“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占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榷亂正，罔上負恩·謬�不忠·本當斫棺戮屍·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着烟瘴地面永遠充軍·你都察院還將居正罪狀·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79, p.261】

而在“《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也有这样的记载：

“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謬�不忠本當斮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居易嗣修順書都永戍煙瘴都察院其榜居正罪狀於省直”【69, p.2819】

三本对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樊教授放在引号内的那个“批示”，存在以下三个错误：第一，“遮飾”被抄成“庶希”；第二，“斫棺戮屍”或“斮棺戮屍”被抄成“断棺戮尸”；第三，“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这十个字是樊教授自己拼凑成的，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万历帝的原话。而方舟子，就像是樊教授细胞核中那个特制的DNA聚合酶一样，把这三个失误全都忠实地、完整地复制了过去。此时，你一定要记住，两个人犯三个相同错误的几率，与一个人连续三次买到头彩彩票一样，自然发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实际上，樊教授的第三个错误极具个人特色和风采，其他人，即使得到樊教授的真传，也不大可能独立复制出来。

应该承认，“福建省1985年高考语文状元”方舟子在行窃之际，还制造了几个“细微差别”，如把“箝”抄成“钳”；把“着”抄成“著”；如使用了4个分号。而好笑之处也恰恰就在这里：在2004年出版的《江山无限》中，上面那段引文被改头换面成这样：

“张居正诬蔑亲藩，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効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俱令烟瘴地面充军。”【31】

在方舟子拿出来与“闽人民”的那位编辑斤斤计较、锱铢必较的六十多处“勘误”之中，几乎全都是鸡毛蒜皮的一字之差、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之差，如他“勘”出的第一“误”就是“‘丁’应为‘了’。”【61】与之相比，上面这个改动岂不相当于偷天换日？可是，自称“眼里容不下沙子”【89】、并且患有道德、真相双重“洁癖”【90】的“打假斗士”，对之竟然一声没吭。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在面对着那位编辑的逼问——“你的引文到底是从哪里抄来的？”——，方舟子死死地咬紧双唇，拒不透露半点口风。所以，那个编辑只好从《明史纪事本末》抄来了上面这段话给他顶缸。而方舟子一边对此坦然笑纳，一边继续大打那位编辑的“假”。更让人咂舌的是，早在1993年，方舟子就曾教训世人，“《明史纪事本末》……叙述详尽，颇有条理……向来为治明史者所必读。”【91】可是，当四年后“重治明史”时，方舟子却偏偏不读这本“必读书”，而是专门抄袭当时尚且名不见经传的《万历传》，结果还得让那位被他骂为“以屠杀知识产儿为乐”、诅咒他“下地狱”的编辑拿这本“必读书”来给他这个自诩的“知识产儿”揩屁股——你见过这样的文痞无赖吗？

“三文男”方舟子：文盲、文贼、文痞

1993年，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在《万历传》中，综合《万历邸钞》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制作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明神宗批示”（左上）。四年后，方舟子将樊教授的独家创作据为己有，并且在2000年收入其纸质出版物《方舟在线》（左中）。2004年，方舟子将《张居正二三事》一文当作《江山无限》的稿件交给福建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显然是找不到这个“批示”的原始出处，该社的一位编辑用《明史纪事本末》中的文字替换了方舟子盗来的赃品（左下）。尽管当时方舟子正在对那位编辑大打出手，但他却没敢对上面这个偷天换日般的“大手术”吐半个“不”字儿。

2、人祸

那么，为什么说樊教授挖的这个坑是天坑呢？这是因为，继方舟子之后，掉进去的“张粉”学者接二连三，不胜枚举。而其中名气最大的那个人，还是易中天。这是他在《严嵩与张居正》写下的话：

“最后的结论是：张居正污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念效劳有年，免于开棺戮尸云云。这是万历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皇帝的批示，里面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君臣师生之情。[51]”【86】

易先生的“[51]”是：“以上见樊树志《万历皇帝传》和陈礼荣《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的有关论述及其所引。”显然，易先生发觉樊先生的“断棺戮尸”有些不对头，但又懒于查书，于是把它写成了“开棺戮尸”。与之相比，那个央视第一张粉、“南京大学博士后”郦波则没有这个心眼儿，他有能耐把那个“最后判决”译成半文半白的“郦波汉语”：

“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万历皇帝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写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92, pp.395-396】

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的词典中，箝=管，朕聪=我聪明，罔上负恩=欺骗主上忘恩负义，本当=本会，斫棺=断棺，尽法=全部法。难道他的汉语是跟韩国人学的？

实际上，在看到樊教授的“断棺戮尸”这四个字之后，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把它当作排版错误。可是，在《万历传》出版后，樊教授仍旧口口声声地“断棺戮尸”。例如，在1995年，樊教授写道：

“他对功劳盖世的张居正恨之入骨，竟以为罪该断棺戮尸，使张居正及其家属蒙受不白之冤。”【93】

八年后，樊教授继续这样写道：

“在神宗眼里，原先缔造新政的功臣，一下子变成‘专权乱政’之徒，没有断棺戮尸已经算是从宽发落了，他的兄弟儿子等人却必须以永远充军来抵偿。”【94】

又过了五年，樊教授说得更清楚了：

“按照这个专权乱政的罪状，本来应该断棺戮尸（就是把他的棺材打开，对他的尸体施加刑罚）；不过，因为张居正已经死了，而且还是顾命大臣，毕竟做过一些好事情，所以不必断棺戮尸，‘故免’。但是这个话已经讲出来了，‘本当断棺戮尸’，就是张居正的罪状达到了断棺戮尸的程度，这是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彻底否定。”【95】

而在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一书中，樊树志又至少说了两次“断棺戮尸”。【96, p.1, p.214】

事实是，“斫棺戮尸”几乎是一句成语，早在宋人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中就曾出现过【97】，在明末清初人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中也出现过【98】，在清末民初人柯劭忞编著的《新元史》中还出现过【99】。具体到万历帝的这个“判决”，从《万历邸钞》到《明实录》，从《国榷》【82, p.4485】到《明史纪事本末》【100, p.959】，尽管字体不一，但其第一个字却全都是“斫”字或其变种——连通俗小说《明史演义》都是如此【101】。也就是因为如此，从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64, p.390】到余守德的《张江陵传》【102, p.84】，相关引文全都是“斲棺”。而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张居正大传》中，“斲”被简化成“斫”。【103】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万历传》中竟然引用了《张居正大传》，并且引用的页码与朱东润抄录的万历帝判决词的页码完全相同。【54, p.200】不明所以之人，一定以为，樊教授是在故意与朱东润别苗头，并且一定有其道理。可是，在2010年出版的《万历皇帝传》中，“断棺”终于被改成了“斫棺”；并且，樊教授给出的出处，与17年前给出的出处一样。【104】这相当于承认，他当初确实是搞错了，并且一错就错了十多年。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感谢樊教授，因为他的这个失误，让我们触摸到了那些“张粉学者”的真实根底。

七、海瑞评说

在《张居正二三事》的第三节，还有这样一段话：

“海瑞评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明神宗实录》也说‘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不过是道出了自商鞅以来所有改革家的下场。张居正何尝不想谋身，但要革除‘数十年废驰丛积之政’，要‘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则不能不认真，不能不得罪人，也就只好先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而承受或出于私人恩怨，或由于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或因为忌妒的舆论攻击。张居正的才干无人可否认，舆论也就只能在其道德品质上打转，于是搞阴谋、好色、贪财，凡是处于其位者具有代表性的恶行，无不被加到了张居正的头上。既然在忠与孝、国与身中选择了前者，最后也就只有在佛家教义中找到了精神解脱：‘如入火聚，得清凉门。’在熊熊烈火中想象出一个清凉世界。”

上面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却含有7对引号，引文至少来自4个不同的来源。方舟子当然不会为了写下这二百多字而去查看四本书。他放在引号中的那些字，又是抄自《万历传》：

 “正如海瑞所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②。”（注②：“《国榷》卷七一，万历十年六月丙午。”【54, p.207】

“另一方面，张居正也有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但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倖。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荫骖乘。何怪乎身死来几，而戮辱随之。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③。”（注③：“《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五，万历十年六月丙午。”）【54, p.206】

“据万历六年（1578 年）正月户科给事中石应岳等的报告，‘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②”（注②：“《明神宗实录》卷七一，万历六年正月己巳。”）【54, p.83】

“所谓必须‘稍加改易’的有以下六事：……二、振纲纪……三、重诏令……四、核名实……①。”（注①：“《张文忠公全集》卷一，陈六事疏。”）【54, pp.76-77】

看到方舟子又闹出一个笑话了吗？他把张居正的“振纲纪”抄成了“振纪纲”。根据《说文解字》，纲者，维纮绳也；纪者，丝别也。也就是说，只有振纲在先，才能振纪在后；如果颠倒了纲纪的顺序，其结果只能是“一团乱麻”。你看这个语文状元有多搞笑。

应该承认，《万历传》中并没有“如入火聚，得清凉门”这八个字。那么，它们是哪儿来的呢？原来，1992年第4期《北京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文章，其题就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论张居正敦本务实的吏治思想》。虽然我们无法肯定地说，方舟子的“灵感”就是来自这个标题，但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那八个字肯定是他通过如此这般的“东抄西凑”搞来的，因为他根本就不可能阅读张居正的文集——他也根本不可能读得懂。

其实，上面那段话中，最能彰显其方舟子文贼本色的是第一句话，即所谓的“海瑞评说”。据《万历传》，引号中的话来自《国榷》。但问题是，《国榷》的原文是“海忠介有言，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82, p.4415】也就是说，樊教授把“居正”二字放进引号中，就意味着那两个字是出自海瑞之口。但海瑞与张居正同朝为官，尽管他比张居正年长11岁，但论学位、论官阶，他都比张居正矮一头。而至少在表面上，张居正都对海瑞恭恭敬敬，称他为“海刚峰”【105】、“海君”【106】。那么，海瑞怎么可能直呼张居正的名讳呢？

事实是，方舟子“重治明史”的第二篇文章就是根据蒋星煜的《海瑞》一书写成的《海瑞二三事》，而其开篇就是这样两段话：

“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道也。惟公亮之！”【107】

据方舟子说，“这是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已在家赋闲了七年的海瑞写给大学士吕调阳的一封信。”而在万历十二年，海瑞在一篇序文中写道：

“今天下一大议论，天下安不安有系焉，非太岳张今日事乎？公室大张青螺四言，而太岳之罪一字春秋矣。太岳今日法当家国两截断案。数年来纷纭攻击，大抵入瑜之瑕，非张本有名实。”【108】

也就是说，在现存海瑞文字中，他对张居正一直尊称其号。那么，为什么在貌似为其鸣冤之时，他又直呼其名了呢？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海瑞本人就是一个不善“谋身”也不屑“谋身”之人——看看这段话：

“若寄空名于诸士子之上，典籍无传，模范不端，虚縻岁月，为身谋，为家计，初入学则索其贽见之仪，既入学则需其送节之礼，于诸士子无毫末补焉，亦何以克称广文之职也哉！非教官也。”【109】

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把“谋身”当作评价一个人的两大标准之一呢？

事实是，不仅在海瑞的文集中找不到“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八个字，即使是在《海瑞评传》【110】、《海瑞年谱》【111】、《海瑞评介集》【112】这类专门研究海瑞的著作中，这八个字也都神龙不见首尾。而曾写过《海瑞》一书的蒋星煜，在引用这八个字时，给出的出处与樊教授一样，也是《国榷》，只不过他把“谈迁《国榷》卷七一”误写成“谈迁《国榷》卷四一”。【113】而这一失误，又把张粉郦波带进了沟里，因为他也将其引文的出处写成“谈迁《国榷》卷四十一”。【114】这位“博士后”显然不知道，《国榷》是编年体史书，共104卷，中华书局在1958年分六册出版，卷四十一在第三册，该册的扉页上就印着“英宗天顺四年庚辰起”、“武宗正德十三年戊寅止”，而第四十一卷的标题是《宪宗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八月至孝宗弘治二年己酉》，即公元1487年至1489年间，早张居正之死将近一百年。不过，应该承认，这位“博士后”倒的确有点儿小聪明，即他虽然没有查看《国榷》，但他却把那句引文篡改成了“太岳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显然也觉得海瑞不应该直呼张居正“居正”。

问题是，谈迁的引文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张居正的儿子在万历四十年将张居正的文集刻板印行，而该文集的压轴之作，是一篇署名“高以俭”的跋语，其中有这样的话：

“其与杨二山、耿天台、宋阳山、劳开府之书，可证其以身殉国，不以一毫己私与焉。若忠介海公之评曰，‘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者是也。”【115】

这很可能是“海瑞评说张居正”的最早来源，也是在海瑞去世23年之后（高文作于万历三十八年）。那么，这个“高以俭”又是谁呢？答曰：不知道。因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在编辑《湖北文徵》一书时，对他的介绍也不过就是根据他在自己的文章透露的信息：“以俭。字牧仲。号潇湘梦人。江陵人。”【116】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说，那八字箴言是这位高“乡党”塞进海瑞的嘴里的——所谓的“假托圣人”。在那之后，张居正的另一位乡党周圣楷记录了另一位楚人毛寿登的一段话，其中有“海忠介有言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谅哉”这样的话。【117, p.79】而谈迁的引文极可能就是这么道听途说来的。

也就是说，谈迁第N次误导了樊教授，而樊教授又第N次给方舟子挖下陷阱。只不过是，在2008年出版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一书中，樊教授终于把“居正”二字挪到了引号之外【96, p.4】，而方舟子则永远都没有机会改造自己的贼赃了，因为它已经被我用福尔马林给“固定”了。

向使当初被砸死，一生善恶复谁知？

虽然方舟子在今天已经臭遍全球，但在十年前的中国，他绝对是一大风云人物，既可以翻云覆雨指鹿为马，又可以公开向中国警方下指令，要他们把谁谁“抓起来”。显然，方舟子的“势力”不仅来自黑媒体和黑社会，更来自“康师傅”和他麾下的整个司法系统。【118】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连法院和法官都怕这个住在新华社大院里的“无业游民”、“美国华侨”——我称他为“跨国网络恐怖犯罪团伙的头子”、“中国科学纳粹二代帮主”、“中国科邪教首任、终身教主”。【119】只不过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2010年夏天，一柄羊角锤不仅把这个科邪教主送上了人生的峰巅，而且还把他的命运曲线进行了灾难性的修正。目前，方舟子一家流亡美国，住在一座用诈骗来的黑钱购买的豪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