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延安舊事



1939年5月，正在武漢長江局工作的于光遠，接到中央“青委”和組織部的調令，讓他奔赴延安。于光遠當時一定沒有想到，這一紙調令，成了自己半官半學、亦官亦學生涯的起點。不言而喻，在這個調令的背後，又是李昌的運作。果然，于光遠到達延安之後遇到的第一個熟人，就是“老朋友李昌”，時任中央青委的組織部長。【40, p.17】而他在延安當的第一個正職幹部，也是接替李昌，出任“中山圖書館”的主任——這個經歷，後來被於粉渲染成“上世紀40年代初期，于光遠以其淵博的知識，精益求精的社會學研究和過目成誦的記憶力被主席任命為延安圖書館館長。”【99】【100】而就是在主掌中山圖書館期間，于光遠接觸到了德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中就有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在那之前，于光遠只是通過果林斯坦的《自然科學新論》對“自然辯證法”有過零星的和間接的了解。【2, p.46】【101】



由於興趣較廣，于光遠在延安時期加入了幾個“學會”，而就是通過這些草根群眾組織，于光遠與毛澤東發生了面對面的接觸。于光遠加入的第一個組織叫做“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因為參加了這個研究會的籌備工作，于光遠走進了毛澤東的窯洞：



“我去楊家嶺，為的是同屈伯傳一起向他匯報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籌備情況，請毛澤東出席即將召開的成立大會。我們按照事先約定的時間到了那裡。毛澤東正一個人在窯洞裡。……我們進去時毛澤東正伏在桌上用毛筆寫字。我們去了他就把筆放下接待我們。屈伯傳就向他作了簡單的匯報，希望他到會發表演講。我們很高興地得到了他的許諾。原先我們想他很忙，談完了正事就走，沒有想到他聽完了匯報之後，卻向屈詢問王人美在大後方的情況。……在整個的談話過程中，除了簡單地對屈的匯報作了一些補充之外，我都就近觀察他和他的環境。我可以很從容地做這樣的事。這次見面，我估計我沒有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事先已經知道我的一些簡單情況（在他接見某個人時，一定有人向他對這個人的情況作過匯報）。他沒有向我提出什麼問題。”【40, p.54】



于光遠參加的另一個組織叫“延安新哲學會”。對於這個學會，于光遠以“延安新哲學會是1938年下半年成立的，這個會成立時我還沒有到延安，對這個會發起與籌備和成立後工作的情況也一無所知”【40, p.55】一筆帶過。而事實是，當時的他，對那個學會的來頭根本就不可能“一無所知”，因為這個學術團體的“頭面人物”之中就有他的“老對頭”陳伯達，發表在《解放》雜誌上的《新哲學會緣起》，據葉永烈說，執筆人就是陳伯達。【102, p.129】也就是因為這個學會名氣較大，所以，通過它，于光遠終於讓毛澤東注意到了自己——“時間是1940年6月，地點是延安北門外文化溝內的文化俱樂部的一面特大窯洞裡，場合是延安新哲學年會舉行的第屆年會的第一次會議”：



“在那天的年會上，大家發言的時候各講各的，沒有一個主題。那時我注意到1939 年冬天黨中央已經說進入了相持階段，《新中華報》上面發表了一篇張聞天寫的說我們已經進入了相持階段的講話。講話里說在武漢、廣州失守之後，日軍就不像前兩年那樣長驅直入，而是出現一種停滯，因而說戰爭已經進入相持階段。毛澤東有兩次講話也提到了同樣的觀點。他也用《相持階段中的形勢和任務》這樣的題目在1940年2月發表過文章。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新哲學年會是個學術會議，進行的是學術討論，我還是講了自己的看法。我注意到重慶《新華日報》上的一篇文章， 它的提法和《新中華報》有所不同，其中出現‘過渡’兩個字。於是我就在會上作了一個發言，我認為當時我國還不能說已經完全進入相持階段，而只能說是進入了走向相持階段的過渡時期。在講這個看法時，我講了一篇事物發展有可能有過渡的形態，講了有‘過渡的時期’這個概念的哲學上的道理。由於我是第一次在延安的會議上發言，對大家來說是一個陌生的面孔，我的這篇發言引起與會人的注意。” 【40, p.58】



于光遠的這篇發言引起了毛澤東對他的注意，結果導致于光遠“有幸與毛澤東坐在一張餐桌上”：



“在餐桌上毛澤東就同我繼續討論關於‘過渡’的哲學問題。這時候，毛澤東大聲地要大家注意，向大家說‘于光遠今天會上講了一些哲學的一般道理，他有一個優點，那就是他是學自然科學的。我們哲學工作者既要學社會科學， 也要學自然科學的知識。’毛澤東又一次詳細地問了我的基本情況，問了學歷和工作經歷。這次餐桌上的談話對我來說可以說向他交了一份黨員登記表，也可以說接受了他一次哲學口試。”【40, p.59】



毫無疑問，于光遠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被毛澤東招到身邊工作——陳伯達就是因為一次發言而被毛澤東注意到，並且在1939年春調到自己身邊的。【102, p.127】可惜的是，于光遠的這個願望一直沒能實現。這很可能是他對陳伯達甚至胡喬木產生嫉恨之心的原因之一，甚至是主要原因。不過，雖然希冀通過與中央唱反調而“一飛沖天”的目的沒有達到，但于光遠至少做到了“一鳴驚人”，即被毛澤東記住了自己——這是于光遠自己講的故事：



“在我擔任教務科科長後有一天，周揚校長把我找去，張如心副校長也在座，周揚說：‘毛主席最近把我找去，提出延大應該開一門大課，這門大課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發展史”，第二部分是“社會發展史”，第三部分是“現實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理論問題”。’周揚對我說：‘毛主席講，“自然發展史”這門課可以就由于光遠來講，他懂得自然辯證法，現在他不就在延安大學嗎。’”【40, pp.187-188】



這個故事有時間、有地點、有人物，並且人物全都是“大人物”，因此其可信度應該是相當高的。但是，在毛澤東的所有著作中，都不曾提到“自然辯證法”這五個字，因此，于光遠說周揚告訴他毛澤東在1945年說“于光遠懂得自然辯證法”，就難免讓人生疑。實際上，因為于光遠“懂得自然辯證法”而讓于光遠“來講自然發展史”，在邏輯上也說不通，因為除了共享“自然”這倆字兒之外，“自然辯證法”和“自然發展史”根本就沒有什麼相干。實際上，我們至今仍舊對“自然發展史”的內涵不甚了了：裴文中的《自然發展史》（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年版）包括三部分：地球發展簡史、生物發展簡史、人類發展簡史；華東師範大學自然辯證法自然科學史研究室的《自然發展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也包括三部分，它們是：我們周圍的自然界、自然界的辯證發展、人和自然。除了這兩本書之外，我沒有發現其他的“自然發展史”。（英文的Natural history是指以觀察為主要方法的生物學，中文一般譯為“博物學”。）



無論如何，于光遠確實在1945年編寫了一份題為《自然及自然發展史》的講稿，全文長約“39千字”。【103, p.4】據說在當時，部隊的戰士只學“社會發展史”，只有幹部才學“自然發展史”。而于光遠的那個教材，一直沿用到西柏坡時代。【104】據于光遠說，這部講稿的內容“建國初期在《中國青年》上陸續發表。”【40, p.188】但事實是，建國前後的《中國青年》並沒有發表“自然發展史”方面的系列文章，而署名于光遠的文章，不過是幾篇科普文章和譯文，前者如《太陽——一個大火球》、《月亮——死世界》、《陽光照耀下的各個行星》、《日全食在科學上的意義》、《關於日食的一些科學知識》；後者如《從猿到人過程中勞動的作用》、《地球上生命底起源》、《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著作大綱》，等等。想必它們就是于光遠當年的講義。據龔育之說，1962年制定十年科學發展規劃時，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一項規劃就是由于光遠主持編寫一部“多卷本的大部頭”《自然及自然發展史》。【105】可惜的是，這項編書計劃與那本《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一樣，最終流產——不用說，罪魁禍首肯定是“文革”和“四人幫”。


五、走進中宣部



1948年6月，剛剛結束土改工作的于光遠被分配到中宣部工作，從此開始了他的長達27年的“閻王殿”生涯，從“部員”干起，然後在理論教育處和科學處任副處長、處長。由於中宣部當時沒有“局”這一層次，所以“處級”就相當於後來的“司局級”，是名副其實的“高幹”。據于光遠自己說，他是“在中宣部呆的時間最長的人”，比中宣部長陸定一還要長。【106, p.135】而就是在中宣部期間，于光遠積攢下了為自己退休後繼續“發揮餘熱”的全部家底。



據于光遠自己說，“1948年調到中宣部後，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為全國解放後我們學校的政治課寫教材。”【106, p.195】這是于光遠當時編寫的暢銷書：



王惠德、于光遠：《中國革命讀本》，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于光遠：《和青年朋友們談幾個思想問題》，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



胡繩、于光遠、王惠德：《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座》，學習雜誌出版社1951年版；



于光遠、王惠德：《政治經濟學講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1年版；



廖沫沙、龐季雲、于光遠：《政治常識讀本》，學習雜誌出版社1952年版。



眾所周知，在當時，並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宣講“政治知識”和“革命知識”的，並且相關的“教材”也都屬於“壟斷”行業，所以社會上對它們的需求極大，因此這些書的印數也都是天文數字。確實，《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座》分成四個分冊，同時由學習雜誌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學習雜誌社在半年內就為其第一冊出了四版，印行總數達22萬冊。到了1954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了第一冊的第十五版，印行總數達115萬冊。次年，人民出版社又出了這本書的合訂本，在全國六個城市印刷，半年左右，武漢市印了6萬多冊，重慶印了14.5萬冊。所以說，于光遠說《中國革命讀本》“印量百萬”【107】，不僅不是誇大其辭，他還相當的“謙虛謹慎”。而比《中國革命讀本》更暢銷的是《政治常識讀本》：它的上冊於1952年2月出版，但到了當年12月，就已經印行了四百多萬冊。（見《政治常識讀本》1952年12月印本版權頁。）實際上，即使是該書的輔助讀本，《政治常識讀本參考資料》，其在1952年8月的首印就已經是30萬冊，該書在十個月後出了第五版，印數已達105萬冊。1952年5月，該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年後，該書下冊印了十版，印數370萬冊；1953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合訂本，到了1955年3月，僅在上海就印行了45.5萬冊。所以，多年後，于光遠還在得意地說，那時“稿酬很高”【108】、“我稿費收入很多”【106, p.92】實際上，除了稿費之外，于光遠還有其他外快來源——這是他後來自己說的：



“李佩珊同志是科學處工作人員中，在解放後最早和我接觸的一個同志。那時她在協和醫學院做研究生黨的工作。她到當時的中宣部我住的地方——西四牌樓北大紅羅廠找到了我，請我到協和醫學院給專家們講政治課。我給他們講了自然辯證法。當時給我講課的報酬是用美元計算，當然給我的是人民幣。後來我就把她調來中宣部科學處。”【109】



而龔育之則說得更直截了當：“于光遠是中宣部里最有錢的人”。【98】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是知識壟斷的直接受益人，而他通過知識壟斷所獲得的財富，在幾十年後變成了他“反偽”——其實質就是“壟斷知識”——的物質基礎。不過，最能顯示于光遠這個“新生資產階級”形象的是下面這段話：



“建國後的前幾年，幾本普遍使用的政治課教材是我寫的。那時稿費按書的印量的比例給，書印量大，稿費真是多得不得了。抗美援朝時，國家號召大家捐錢買軍用飛機。當時我在中宣部工作，同事們想捐獻，但是沒有錢。我想出一個辦法，請他們給我抄有用或沒用的東西，我給他們付報酬，他們好去捐獻。我帶在身邊的這本《綏米土地問題初步研究》就是同事們抄出來給我的。”【40, p.136】



後來，《綏米土地問題初步研究》被于光遠當作“我的第一本著作”【110】、“我出的第一本書”【40, pp.135-136】【111】。也就是說，在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之後，于光遠發了大財；而他對這筆飛來的橫財，既不是與大家“共產”，也不是捐出去“愛國”，而是利用它來僱工，為自己積累更大的財富。可悲的是，于光遠不僅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半個世紀後，他仍舊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才會把這個故事講出來炫耀。



實際上，于光遠當時不僅是“中宣部里最有錢的人”，他還是中宣部里“最有名的人”。原來，從1950年4月起，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開始播放“政治經濟學講座”，播放時間是晚間的黃金時段、並在次日上午重播；而于光遠就是這個講座的兩位主講人之一，另一位是他的老搭檔王惠德。在那個只有收音機、沒有電視機的年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比後來的“央視”還要強勢——連《人民日報》都得給它發節目預告。白岩松曾自嘲道：“如果把一條狗拉進中央電視台的演播室，然後在黃金時間連播它一個月，這之後，這條狗就成為中國一條名狗。”【112】而于光遠的那個講座，在黃金時間連播了兩個多月。據《人民日報》報道，在當時，有“十餘省機關部隊等組織收聽”那個講座【113】；而一個縣委因為“不組織幹部收聽社會科學講座”，竟然受到了上級黨委的通報批評【114】。所以，在當時，于光遠不想當名人都辦不到。2004年，山東電視台在一個介紹于光遠的節目中說：“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中國的成年人幾乎都知道于光遠的名字。”【115】而龔育之也說，“建國初期，于光遠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很有名氣。”【98】



1952年，中宣部設置“科學衛生處”，于光遠後來的哼哈二將何祚庥、龔育之都曾在那裡工作，但于光遠仍舊掌管理論工作處。兩年後，“科學衛生處”改名為“科學處”，于光遠轉任該處副處長，次年元旦起，“原來各處副處長都成為處長。”【116】


六、領導中科院



于光遠在五十年代初不僅名利雙收，他還大權在握。原來，早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就決定由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負責籌備建立中國科學院。【117】很可能是這個緣故，在文革之前，中宣部一直都是中科院的直接上級。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據何祚庥說，“因為聯共中央宣傳鼓動部有一個科學處。”【118】當然，這兩個原因是相互兼容的。而在中宣部，具體負責“管”中科院的那個人，就是于光遠。據于光遠自己說，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胡喬木在1951年曾指定他代表中宣部“管一管”中國科學院；他於是到清華大學開了一個“座談會”，目的是物色手下，結果他“挑選了何祚庥。”【116】而根據何祚庥的回憶，于光遠到清華大學開座談會是在1950年11月，所以他在1951年畢業後就直接進入了中宣部。【119】龔育之也說，于光遠去清華大學物色助手是在1950年。【98】無論如何，從中科院建院之初，于光遠就是它的欽派督軍——中宣部的部長雖然是陸定一，但掌握實權的人物卻是胡喬木，據說他曾在中宣部的會議上當着眾人的面建議陸定一去北大或清華擔任校長。【67, p.377】所以于光遠後來一再說陸定一“有職無權”、“早在1950年中央已經不讓陸定一主持中宣部工作，而由胡喬木以副部長兼秘書長的名義主持中宣部的工作”。【120】實際上，直到文革前夕，中科院院長郭沫若交給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的信函，仍需要由張勁夫上交給于光遠。【67, p.480】



因為手中握有尚方寶劍，所以，早在1950年年初，于光遠就對“中國的科學工作者”提出了“檢討以往，確定今後自己努力的方向”的要求，並且對“不少自然科學工作者”提出了“對政治問題關心不夠，認識不夠”的批評。【121】顯然與此有關，當中國物理學會召開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時，于光遠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的導師周培源才會說這樣的話：



“這一次代表大會也很幸運能請到于光遠代表來做關於《物理者怎樣為祖國服務與應該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報告。從他的報告裡我們一定可以認識到在今天的形勢下,我們物理學工作者應該努力的方向。”【122】



儘管我們在今天對于光遠的那個報告的具體內容一無所知，但是，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虞福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題為《我應該更加努力改造自己》一文中透露說：“今年七月間在北京所舉行的中國物理學會代表大會上，于光遠同志一個報告給我啟示很大。”【123】可想而知，敲打“舊知識分子”、要他們努力進行“思想改造”是那個報告的主要內容。



于光遠對中科院到底有多大影響力，還可以通過觀察他的部下得窺一斑。1952年1月10日，《人民日報》第三版發表了龔育之的文章，題為《糾正科學刊物中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傾向——評〈科學通報〉第二卷》。據龔育之說，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在見到那篇文章之後“比較緊張”【124】；而據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的日記，在看到龔育之的文章之後，郭沫若與他馬上做出了兩項決定：第一，“從三卷一期起改變方針”；第二，“將已付印之稿收回”——這項決定造成了數千萬元的損失。【125, p.538】不僅如此，儘管竺可楨很快就知道龔育之不過就是一個因病休學在家的清華大學三年級學生，但他仍舊屈尊登門拜訪，並親自邀請他擔任《科學通報》的編輯。【125, pp.539-540】毫無疑問，郭沫若、竺可楨之所以會被龔育之的那篇文章嚇得心驚肉跳，就是因為它發表在《人民日報》上；而一個小小的龔育之之所以能夠在大大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又完全是因為他的背後站着一個不大不小的何祚庥。而之所以說何祚庥不大不小，一是因為他的資歷淺，剛從清華大學畢業不到一年；二是因為他善於交際，曾恬不知恥地炫耀說：“我在中央宣傳處是走紅的幹部，可以直接見部長。陸定一喜歡我，胡喬木也喜歡我。”【126】也就是因為“可以直接見部長”，所以他才能得知陸定一對《科學通報》的不滿，於是便慫恿自己的同學龔育之撰寫了那篇文章——這是他的不打自招：



“有一次陸定一講話批評了《科學通報》有某些缺點，後來我找到龔育之，請他寫評論文章，他在病床上寫了《評科學通報》。……那篇文章里相當一部分意見是陸定一同志的意見。龔育之寫了這篇評論文章寄到《人民日報》是以讀者身份來評論的。 《人民日報》看到這篇文章涉及的內容很重要，就送到科學處審查。我們又送到陸定一那兒，請示中宣部能不能發，陸定一批了，所以很快就發了出去，這個文章就變成了有影響的文章。其實是陸定一講了一些話，由我轉給了龔育之，龔育之把當時出的《科學通報》。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還指出了些其他缺點，寫了這篇《評科學通報》。”【118】



幾十年後，何祚庥和龔育之仍舊把于光遠視為自己的老上級，于光遠也把他倆視為自己的左膀右臂。事實是，直到幾十年後，年齡比于光遠大、資格比于光遠老、職務比于光遠高、曾任中科院黨組書記的張稼夫（1903-1991）仍舊對于光遠點頭哈腰，稱他為“科學院的老上級”；而于光遠也承認：“張稼夫時代黨組是把我們當成上級看待的，很尊重我們的意見。”【127】連何祚庥都說，“那時科學院黨組的工作大小事情都請示中宣部。”【118】而其中的原因，就是根據“黨領導一切”的原則：



“從黨內系統來說，科學院屬於中宣部直接領導。具體和我們聯繫的是中宣部科學處。科學院的一切重大的決策，都事先通過中宣部向中央請示匯報；黨中央對科學院工作的指示精神，也通過中宣部傳達給我們，再通過院黨組在全院貫徹執行。”【128, p.127】



難怪連毛澤東都把中宣部稱為“閻王殿”，也難怪革命群眾把于光遠稱為“大判官”。


七、提攜老恩師



實際上，在五、六十年代，于光遠不僅僅是中科院的太上皇，他在高教界也有相當的威力。例如，1951年，極可能是在于光遠的“幫助”下，周培源以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的身份在《物理通報》上發表了《中國物理學應結合祖國廣大人民的需要》一文【129】，並且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斯大林的談話與世界和平》【130】。1952年，周培源又以清華大學教務長或清華大學教授的身份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批判我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131】、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不允許美國侵略者蹂躪科學成果》【132】。顯然是因為“進步”，周培源在風平浪靜的1956年成為世界科協的“名譽秘書”【133】，在波濤洶湧的1957年頻頻以北京大學副校長的身份在《人民日報》上亮相【134】【135】【136】。1958年，周培源在于光遠主編的《自然辯證法通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自然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其中，不僅把“一向認為低產量的小麥竟提高到畝產7,320斤；早稻畝產量已達到36,956斤”當作事實，而且還號召科學家“把這一些已有及將來的豐產成果和生產指標概括成科學理論”。通觀那篇長達萬言的奇文，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搞“科學大躍進”。【137】幾乎與之同時，于光遠逼着科研單位與農民展開高產競賽，威脅說：“如果競爭不過農民，就要摘掉科研單位的牌子。”【138】這對師生當時配合得是那麼的默契，出於“心有靈犀”這個原因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實際上，周、於二人不僅在大躍進時代配合默契，他倆在“科學的春天”照樣默契。相應地，周培源的《自然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沒有收入由于光遠出任顧問的《周培源文集》中；而于光遠只是在自己當年的劣跡被人揭露、並且被部下追問之後，才吞吞吐吐地說；“我是參加過一個農民同科學家比高產的會，這話很可能是我講的。”【116】無論如何，在大躍進的高潮之中，周培源因為“在政治運動中立場堅定、在大躍進中行動積極”被批准入黨。【139】這是于光遠對其恩師“火線入黨”的評論：



“我關心他的入黨問題，詢問了一些同志，知道他已經參加了黨。他是我國高級知識分子中，在黨特別重視發展我國科學教育事業那個時期最早參加黨的人之一。我為黨能夠有培源師這樣學術造詣很高的人加入到自己的隊伍來、改進黨的成分而高興，也為培源師因此可以得到黨組織更多的幫助從而能更快的進步而高興。”【140】



你一定要注意到這樣的事實：于光遠之所以為其恩師入黨而高興，理由之一就是，周培源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使“黨的成分”得到“改進”而不是“改退”。而在五十年代，隨着民族資產階級的被消滅，“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其中的知識分子，變成了中國社會最落後的一個階級，所以才會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加入“工人階級的政黨”，對他們來說，不啻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鯉魚想要跳過龍門關。事實是，由中宣部主辦、于光遠主編的《學習》雜誌，其創刊號上就把“小資產階級”定性為“剝削階級”【141】；並且，在遭到質疑之後，于光遠本人還要赤膊上陣，講解“為什麼小資產階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142】可想而知，如果毛澤東還活着，于光遠即使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他也不敢把這樣的話說出口。而他最終會讓這樣的話脫口而出，恰恰說明這是他的真心話。換句話說就是，他在五十年代初的“極左”，極可能是裝出來的。事實是，早在周培源被批准入黨之前三年，于光遠就已經“感到他同黨完全沒有距離，完全符合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條件”了，所以“在參加起草有關這方面工作【指“12年科學遠景規劃”】的文件時，我常常引用他的發言。”【140】也就是說，于光遠“提攜”其恩師，是自覺的和有意識的。



1960年，也就是在“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一年，“中國科協”派出于光遠與周培源到匈牙利出席“世界科協”的會議。【143】緊接着，周培源又率領中國的一個代表團出席了“第六屆普格華許會議”，而那個代表團的支部書記就是于光遠。【140】（註：據于光遠說，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召開的“世界科聯”會議是在1961年，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第六屆“普格華許”會議是在1960年12月27日到1961年1月6日。但據《人民日報》和Pugwas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官方網站的資料，這兩個會議分別於1960年9月和11月舉行。）



1964年，周培源不僅成了中國科學家出席北京科學大會的代表團團長，他還與于光遠一道被毛澤東單獨接見，“一直談了3 個鐘頭。”【144】那是于光遠和周培源這對師生人生的“高光”時刻，所以他們後來曾多次談及此事。【145】【146】【147】【148】【149】在那次會見之後不到四十天，1964年10月1日，周培源在《紅旗》雜誌上發表文章，總結自己過去15年所受到的“革命化教育”，並且發誓要“永遠做一個革命派。”【150】而就在那之前不到一周，周培源向北大黨委傳達了毛澤東對馮定的批評，由此掀起了北大對馮定長達半年的大批判。【151】這無疑報了于光遠12年前的一箭之仇。（另詳。）



文革之中，周培源是中國紅極一時的紅色科學家，而于光遠雖然受到了“觸動”，但根據他自己的描述，卻頗像是放了一個帶薪長假。【152】文革剛剛結束，于光遠率領自己的恩師周培源、自己的同學錢三強聯名發起“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備委員會”，並且很快就得到了鄧小平的批准。【153】【154】1992年，錢三強去世，于光遠的兩個弟子何祚庥和龔育之都在悼念文章中都對錢三強在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中做出的重大貢獻給予高度評價【155】【156】，但于光遠卻在自己的悼念文章中將這一內容以“對他從事的原子能研究領域，我沒有多少接觸”一筆帶過——他後來明言，自己反對給錢三強扣上“中國原子彈之父”的桂冠【157】——，但卻慷慨大方地推崇錢三強對“我國自然辯證法事業”的貢獻：



“三強同志對於我國自然辯證法事業，對於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工作，都作出重大貢獻。他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主要創辦人之一。”【158】



顯然，在于光遠的心中“我國自然辯證法事業”就是“我的事業”。



七十年代末，因為周培源與北大黨委書記周林鬧得不可開交——當時北大有“一塌糊塗兩鍋粥”的流言——，與高校和北大沒有直接關係的于光遠於是自報奮勇，“多次來北大考察”、“硬要插一手”，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建議，讓周培源兼任北大黨委副書記——結果“局面絲毫沒有改善”。【159】據說北大前校長陸平曾把周培源稱為“知識分子中的左派”、“政治上的左派”【160】；而北大人則稱他是“科學家中的政治家，政治家中的科學家”【161】。據說，周培源在晚年曾說了這樣一句話：“這一輩子不是我所追求的。”（同上。）鮮為人知的是，周培源邁向“中國首席紅色科學家”寶座的每一個腳步，都有于光遠於不遠處投來的光柱。也就是因為如此，在于光遠後來親自發動、直接領導的“反偽”鬥爭中，周培源寧可得罪自己在中國科協的同僚錢學森，也不肯得罪自己當年的學生、早已退居二線的于光遠。


八、榮登進士榜



1953年，中國科學院派出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訪問蘇聯，其主要目的就是“取經”，向老大哥學習如何管理中科院。而他們取來的“經”中，有一條對于光遠後來的生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那就是遴選“學部委員”。



事實是，按照蘇聯的“真經”，中科院本來應該建立“院士”制度。但一是因為當時夠得上“院士”水平的科學家太少，二是害怕讓“反動學術權威”掌了權，會導致黨對中科院絕對領導權的削弱甚至喪失，所以最終的結果，就是在中科院建立四個學部，每個學部設立“學部委員”若干。【162】



在建立的四個學部中，“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是與“政治”關係最近的學部，因此，這個學部的 “學部委員”成分最為複雜，說它是“魚目混珠”或許過分；但說它是“參差不齊”，卻絕對恰如其分。這是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1954年11月11日的日記：



“次談學部委員初次選定數理化31 人，生物地學57 人，技術科學35 人，社會科學42 人，前三者以票選，大概占1/4 票數者入選，但亦不盡然，如農學俞大紱、土壤陳華夔均未當選。醫農工，與企業部門接洽，改變較大。社會科學完全以協商方式。”【163, p.559】



這是當時中科院黨組書記張稼夫後來的回憶：



“關於在科學院設立學部委員會的工作，在設立學術秘書處時就開始了。由於對副研究員以上的人員進行了摸底，這一工作搞起來自然科學部門並不感到困難，比較難的是社會科學部門。社會科學這個部門定學位沒有個明確標準，特別是科學院黨內的一些同志，沒有多少社會科學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會科學，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能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來不及寫多少文章和不會著書立說，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這些人不進學部也不大合理。實事求是地辦吧，後來還是在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學部委員。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 【128, pp.130-131】



也就是說，學部委員的名單，尤其是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名單，最終是要經過毛澤東的點頭認可的。據說陳毅當時把中科院的學部稱為“科學政協”。【164】



1955年5月9日，中科院在給中宣部的請示報告中，詳細地羅列了遴選學部委員的七條標準，其中“前三條是屬於不應列為學部委員的，後四條屬於應列為學部委員的”；前三條中，頭兩條都是政治標準，而後四條中，壓陣的一條還是政治標準：



“七、由於工作需要，黨派到各學術部門從事學術組織工作的共產黨員，雖然學術水平不高或懂得學術很少，亦應列為學部委員。”【165】



難怪《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一書的編纂者在四十年後會如此總結當時的“學部委員”評選：



“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選聘工作，從1954年初開始，推薦學部委員的標準為學術成就、對科學事業的推動作用以及忠於人民事業等三條。自然科學方面，先由有關科學家就自已的專業，推薦學部委員人選，經本院平衡後，徵求各有關省、市和中央各部門的意見；社會科學方面的人選，先由黨內提出初步名單，然後徵求育關方面意見。最後，根據中央宣傳部等部門的意見，對名單進行增刪，多次反覆後交學部籌委告討論修正，經院務常務會議通過，報國務院批准。……本年選聘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正因為是第一批的學部委員，雖然在選聘過程中不乏科學家推選的程序，但是在人選的決定方面，黨政部門的意圖和政治因素還是起決定作用的。”【166】



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于光遠參與了上述標準的制定，因為早在1955年1月，他就已經是“（中科院）社會科學部常務委員會委員”了。【167】半年後，當《人民日報》正式公布“中國科學院四個學部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時，于光遠仍舊名列“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榜首。【168】確實，于光遠後來坦然承認：



“學部委員的人選都經過我們。當然學部委員的標準主要是學術水平，但是政治條件也得考慮。再有就是為了工作上的便利，加強黨的力量，有少數幾位多年從事科學組織工作同時也做過科學工作的黨員領導幹部，如惲子強、武衡等也都選為第一批學部委員。學部委員如何產生的問題，我們同科學院的領導也議論過多次。如果用選舉的辦法，誰來當選民？最後還是採用了民意測驗推選、領導批準的辦法。一般地說，科學院把名單送給我們看，我們不會過多干涉。”【116】



“中宣部對選擇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的事管得比較多，這涉及馬列主義的指導問題，在具體人選上我們負有責任。當時有些具體的指導思想，如否認過去的社會學、政治學，所以學部委員就沒有這方面的學者。當時對文學藝術研究工作者和作家的界限分不清，學部委員中有馮至、何其芳，卻沒有錢鍾書。經濟學家多一些，但像陳岱孫這樣的老專家也沒有。”【116】



龔育之說得更簡練：



“聘任學部委員的事，具體操辦的，是中國科學院；上面拍板的是黨中央；代表中央來指導此事的，是中央當時聯繫科學工作的部門——中宣部。”【169】



也就是因為大權在握，所以最終登上“首批學部委員光榮榜”的61名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委員中，中宣部官員就占了五名，其中有三位副部長（陳伯達、胡喬木、周揚），兩位處長（胡繩、于光遠）。與之相比，自然科學三個學部的172名委員中，有留學經歷的占83%，有博士、碩士學位的也占83%。【162】據楊尚昆說，學部委員名單的最後確定，是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準的。【170】



至今，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于光遠當年是憑藉自己在哪門“科學”中取得的哪種成就而“被推為”——這是于光遠自己使用的說法【171】—— “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而這恰恰給他的擁躉們在幾十年後信口雌黃大開方便之門：



“1954年，在中國科學院建立學部委員制度的時候，于光遠因他在經濟學和哲學方面的成就，被推舉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72】



“1954年，中國科學院建立學部委員制度，于光遠因在經濟學和哲學方面的成就，被推舉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73】



事實是，連于光遠的專職秘書胡冀燕都承認，于光遠“重點研究政治經濟學”始於1956年。【174】也就是因為把“研究政治經濟學”當作了“重點”，于光遠才會在八十年代與孫冶方、薛暮橋、許滌新一起被稱為“經濟學四大名旦”。【175】但這樣的事實掩蓋不了于光遠在當上學部委員之時對經濟學幾乎是兩手空空這個事實；更掩蓋不了其餘三人早在二、三十年代起就開始從事經濟學研究、並且一直在經濟學領域和部門工作的事實。（孫冶方不是學部委員。）



實際上，早在八十年代，于光遠就已經被兩位晚輩經濟學家稱為“雜家”了。【176】進入九十年代，他的老朋友韋君宜更是自問自答道：“他是個什麼家啊？我說，是雜家。”【177】所以，到了後來，于光遠只好對這麼一個不是那麼恭維的稱號“坦然笑納”——頗像其傳人方舟子對科學文化人送上門的“科普作家”頭銜既鄙視又不得不裝出一副坦然接受的樣子——：



“由於我具有碰到什麼問題都要研究一番的特點，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個雜家。”【178】



確實，在61名“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可以算得上是“歷史學家”的委員人數最多，至少有16人；而“經濟學家”的委員數量次之，至少有13位。而在這13位經濟學家中，哪一位的資格都比于光遠老：馬寅初年齡最大，生於1882年，狄超白年紀最輕，生於1910年。並且，這些人之中，幾乎人人都從二、三十年代起就開始發表經濟學方面的論文，如狄超白就在1935年發表有《中國貨幣問題之成因及其結局》【179】、1936年發表有《商品論》【180】等論文。而早狄超白一年出生的千家駒在1932年就發表有《東印度公司的解散與鴉片戰爭》【181】、1933年發表有《國民政府與內國公債》【182】、《最近兩年度的中國財政》【183】等論文。



如上所述，于光遠在1935年才開始“參加革命”，即使按照其擁躉們的說法，到1986年或1987年他已經“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184】，那也應該從1936、1937年算起。事實是，在當選“學部委員”之前，于光遠沒有一本學術著作、沒有一篇學術論文，他有的，就是“政治常識普及讀本”這類大路貨，所以龔育之說他的資格是“當時是活躍在馬克思主義啟蒙學習高潮中的翹楚。”【169】而說誰誰是“啟蒙學習中的翹楚”，就像是說誰誰是“美食一條街上的特級廚師”一樣，不是一般的可笑。難怪于光遠在七十年代末還非要把自己在延安時期參與整理的《綏德、米脂土地問題的初步研究》交給人民出版社出版，並且把它追認為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事實是，那本小冊子的領銜作者是柴樹藩而不是于光遠；並且，如果那樣的“著作”能夠算得上是評選學部委員的資格的話，則張聞天的資格至少比于光遠高出十倍甚至百倍。【185】



其實，在當時，于光遠不僅擠不進“經濟學家”的行列，即使與中宣部的其他四位“學部委員”相比，他也敬陪末座。陳伯達當時是中共的首席理論家，胡喬木是中共的“一支筆”，周揚是馬克思文藝理論的權威，而胡繩雖然年齡比于光遠小了三歲，但他的職務卻比于光遠高了半級，並且，早在三十年代，胡繩就出版了 《新文字的理論和實踐》【186】、《新哲學的人生觀》【187】、《辯證法唯物論入門》【188】、《經濟學初級讀本》【189】等書。其實，僅憑他在四十年代出版的《二千年間》【190】和《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191】，胡繩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稱自己是“歷史學家”，因前者曾使真正的歷史學家吳晗佩服得讚不絕口【192】，後者則被與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並列，被視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着重研究近代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歷史”的“傳統規範的代表著作”【193】。



當上“學部委員”，是于光遠一生中僅次於參加“一二·九”運動的第二大轉折點，也是他後來“反偽”的主要“資格”之一。例如，2002年，方舟子在自己把持的“新語絲”網站發表了于光遠的《兩件丟臉事》一文，而且還附上了一個叫“周光達”的人寫給他的“推薦信”：



“方先生：您好！現向貴網站推薦于光遠昨日發表在《今晚報》的一篇文章。於老勇於自我解剖的精神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令人佩服，值得我學習。不知道學術造假者看了這篇文章會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如仍無動於衷，那可真是不可救藥了。反對學術腐敗，就是為了‘保衛科學精神’。如您能有機會和他見面或聯繫的話，請轉達一個普通讀者對他老人家的親切問候，祝他幸福、健康長壽！此致敬禮周光達2002/7/31”。【194】



出乎方舟子意外的是，他在自己的網站發表于光遠的《兩件丟臉事》，不僅沒能給于光遠爭到什麼臉，反倒讓他繼續“丟臉”。一個叫“Tinman”的新語絲用戶發帖子說：



“剛看了新到里于光遠的那篇文章，不得不佩服這此人的光棍作風——說出來的話可以一個字不剩全部撿起來再吃回去，眼睛都不眨一下。不得不說，這真的很噁心。我曾經看到過他的個人網站，上面除堆了自己的文集之外，還撰文標榜自己是‘電腦迷’、網蟲，並開通電子商務網上售書等等。真是與時俱進啊！此公在學術上毫無建樹，卻在中國管理科學界近40年，歷經無數政治風雨而不倒，真奇人也！這不，現在不又在對他當年的恩公們反攻倒算了嗎？難怪中科院那些只知做學問不懂做人的傻瓜老傢伙們會這麼看不順眼，提起他只是一句：‘老流氓’。”【195】



上面這個帖子，導致方舟子跳出來六次、拋出上千字來為于光遠辯護，這是其中之一：



“做管理工作，為什麼需要在學術上有建樹？何況，在他們那一陣營的人當中，于光遠也算是學術上有建樹的了，不然也不會在55年被選為哲學部學部委員。”【196】



據曾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鄧力群說，1980年，因為胡喬木準備辭去社科院院長之職，所以他倆商量準備將于光遠扶正。可是，當鄧力群到社科院徵求院部領導幹部的意見時，竟然沒人表示贊同。繼續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結果竟然是“被徵求意見的人大部分都不贊成于光遠當院長。”【197】由此可知，那個辱罵于光遠的“Tinman”並非信口開河。



事實是，不僅方舟子拿“學部委員”這塊招牌來給老恩公擋箭，于光遠的所有狗腿子都是如此。2013年，于光遠去世後，跟隨于光遠半輩子的申振鈺在訃告中這樣寫道：



“于光遠先生學貫‘中西’、橫跨‘兩科’。是中國唯一的一位‘兩科院士’。即：‘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他治學嚴謹、勤奮過人,

又睿智深刻、才華橫溢，直至晚年仍筆耕不輟、不愧為‘兩科院士’的榮譽稱號。”【198】



事實是，于光遠在2006年被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與他同時當選的，還有在1955年當選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家駱耕漠（1908-2008）。與“經濟學家”于光遠不同的是，經濟學家駱耕漠從三十年代起就專門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發表有《信用合作事業與中國農村金融》【199】、《最近中國勞工失業問題》【200】、《我國銀行業的現代化問題》【201】等文章。並且，與“名旦”孫冶方、薛暮橋、許滌新一樣，駱耕漠一直在經濟部門工作。而于光遠則當了大半輩子“空頭經濟學家”、“座椅經濟學家”，所以他才會一看到“養蒼蠅”、“養蚯蚓”這類民間致富門路就大喜過望，當作“運用現代科學”致富的“窮辦法”極力鼓吹。【202】【203】【204】與他的這些“貢獻”相比，于光遠在“文革”前曾一手扼殺了陳伯達提出的“以發展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新的工業革命”的意見【205】——這直接導致中國至今還要在這一領域被西方國家“卡脖子”。一個國家養活這樣的“經濟學家”，與“養虎貽患”、“自毀長城”有什麼區別？


九、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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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梅貽琦：《校長辦公處通告第207號》，1935年12月10日；《校長辦公處通告第208號》，1935年12月13日，見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2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908-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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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劉少奇：《論北平學生紀念郭清烈士的行動》，原載1936年4月16日出版的《火線》第66期，見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一二·九運動》，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62-65頁。



【56】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文獻和研究》1985年6期2-5頁；1985年12月1日《人民日報》第1版。註：此文的節錄版曾出現在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一二九運動資料》第一輯中。



【57】周國全、郭德宏：《王明年譜》，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0頁。



【58】王明：《“一二九”四周年》，《中國青年》1949年2卷3期3-6頁。



【59】丁之整理：《李昌談重讀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的感想》，《文獻和研究》1985年6期6-9頁。



【60】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學生運動》，《中國青年》1941年3卷3期13-18頁。



【61】周士元：《李昌傳》，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 2009年版。



【62】李銳：《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炎黃春秋》2008年4期1-4頁。



【63】馮蘭瑞：《鄧小平關於政研室的一次談話》，《炎黃春秋》2004年11期42-44頁。



【64】馮蘭瑞：《馬列所的危機》，見馮蘭瑞：《風光合是鷓鴣天》，出版社不詳，2004年版115-129頁。



【65】《S. Y. 工作與C. P. 關係議決案》，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240-242頁。



【66】《對於青年運動之議決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已久二一——一九二五），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365-369頁。



【67】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



【68】任弼時：《糾正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傾向》，見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8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754-757頁。



【69】張聞天：《給劉少奇同志的信》，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95-100頁。



【70】見《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下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683-684頁。（註：原文註明日期是1935年11月1日，但據考證，應為1936年11月1日。見：金松林：《中共中央〈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產生於一九三六年》，《黨史通訊》1984年4期48-50頁；鄭洸：《關於共青團改造的幾個問題》，見鄭洸：《青運史縱橫》，開明出版社1993年版104-109頁。）



【71】于光遠：《抗戰初期我在南方》，見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49-555頁。



【72】于光遠：《劉少奇的兩次談話》，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233-236頁。



【73】于光遠：《記少奇同志的兩次談話》，《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4期47-48頁；于光遠：《少奇同志與我的一次談話》，1998年11月28日《中國青年報》。



【74】蔣南翔：《第二次學聯代表大會前後》，原載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44-548頁。



【75】新華社電：《于光遠同志逝世》，2013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第4版。



【76】于光遠：《憶蔣南翔》，《世紀風采》2001年9期12-16頁。



【77】宋一平：《回顧長江局青年工作委員會》，見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中共武漢市委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委員會：《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38-543頁。



【78】牟文鵬：《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143頁。



【79】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為遭受當局解散敬告各界人士書》，原載1938年8月21日《新華日報》，見重慶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中共重慶市委黨校、紅岩革命紀念館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冊，重慶出版社 2016年版373-375頁。



【80】《宋一平談與王明共事與爭執》，見鄭洸：《共青團歷史上的人和事》，無出版信息，117-120頁。



【81】王凡：《和于光遠先生聊“黨內秀才”》，《同舟共進》2013年12期38-43頁。



【82】于光遠：《初識陳伯達》，《讀書》1998年6期27-36頁。



【83】熊廷華：《王明的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77頁。



【84】《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見《中共中央抗戰宣言集》，蘇南新華書店1949年版1-6頁。



【85】裴高才：《王明曾邀胡秋原為〈八一宣言〉潤色》，《黨史博採》2013年11期29-33頁。



【86】吳玉章：《吳玉章自傳》，《歷史研究》1981年4期13-24頁。



【87】方惠堅等編著：《蔣南翔傳》，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18頁。



【88】蔣南翔：《繼承和發展“一二·九”運動的光榮傳統 堅定不移地沿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見《蔣南翔文集》下卷，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1162-1171頁。



【89】李安東：《學道通天——世界第一大黨的成功之路》，人民武警出版社2012年版148頁。



【90】葉健君、王龍彪、熊廷華：《毛澤東與王明》，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



【91】于光遠：《林基洲：編譯馬列經典著作四十年》，見于光遠：《朋友和朋友們的書初集》，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版241-243頁。



【92】龔育之：《自序》，見《龔育之回憶 “閻王殿”舊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3】王維江：《五十年代歷史學家的命運》，《炎黃春秋》2009年6期40-45頁。

【94】劉金田、沈學明主編：《歷屆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詞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137頁。



【95】于光遠：《難忘黨的八大》，《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4期13-18頁。



【96】于光遠：《進一步加強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 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報》第5版。



【97】Anonymous. Peking Names Propaganda Chief. New York Time, Mar. 8, 1980. p.2.



【98】龔育之：《于光遠素描——我的第三個上級》，《炎黃春秋》2007年9期7-13頁。



【99】余瑋：《大學問家于光遠》，《國際人才交流》2002年10期23-27頁。



【100】佚名：《于光遠》，見唐晶主編：《他們的國度 名人的圖書館情結》，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150-153頁。



【101】于光遠：《代序：我和自然辯證法——一九六六年前我在這方面經歷的回憶》，《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與現狀》，知識出版社1983年版序言頁。



【102】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129頁。



【103】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主義建設科學研究組：《于光遠著作目錄（1937-1986年）》，無出版信息。



【104】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自然辯證法研究資料編輯組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與現狀》，知識出版社1983年版62頁。



【105】龔育之：《龔育之自述》，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211頁。



【106】于光遠：《我的編年故事：1945-1949 （迎接全國解放）》，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107】于光遠：《我從沒見過他愁眉苦臉——懷念王惠德》，《同舟共進》1994年9期14-17頁。



【108】于光遠：《建國初期與友人合寫的暢銷書》，見于光遠：《朋友和朋友們的書 2》，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29-131頁。



【109】張琨、王卉：《于光遠：百家爭鳴——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科學新聞》2006年17期 46-48頁。



【110】于光遠：《〈中國農村改革實錄〉序一》，見吳象：《中國農村改革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1】于光遠：《我的第一本書是與友人合寫的》，見于光遠：《朋友和朋友們的書 2》，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27-128頁。



【112】王莉：《白岩松：我問故我在》，見王莉：《現場實況：著名主持人訪談錄》，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版4-46頁。



【113】《中央人民電台社會科學講座 十餘省機關部隊等組織收聽》，1950年5月8日《人民日報》第3版。



【114】溫濟澤：《大家來辦好廣播大學》，1950年9月13日《人民日報》第5版。



【115】山東電視台：《老馬嘶風——于光遠》，2004年10月2日首播。



【116】李真真：《中宣部科學處與中國科學院──于光遠、李佩珊訪談錄》，《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3-30頁。



【117】樊洪業主編：《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頁。



【118】李真真：《何祚庥先生訪談錄——在科學院和中宣部科學處之間》，《院史資料與研究》1993年1期1-28頁。



【119】何祚庥：《我與自然辯證法》，董駒翔、董翔薇編《哲人憶往》，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258-292頁。



【120】于光遠：《〈學習〉雜誌錯誤事件》，《百年潮》2000年10期40-43頁。



【121】于光遠：《一九五〇年的中國自然科學工作者》，《科學大眾》1950年1期5頁。



【122】周培源：《開幕詞》，《物理通報》1951年4-6期合刊153-155頁。



【123】虞福春：《我應該更加努力改造自己》，1951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第4版。



【124】龔育之：《回憶中宣部科學處》，《中國科技史雜誌》2007年第28卷第3期201-226。



【125】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1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26】張靜：《何氏家族：走出寄嘯山莊》，《新民周刊》2009年32期54-58頁。



【127】李真真：《中宣部科學處與中國科學院：于光遠、李佩珊同志訪談錄》，《院史資料與研究》1994年1期。



【128】張稼夫：《庚申憶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9】周培源：《中國物理學應結合祖國廣大人民的需要》，《物理通報》1951年1期1-4頁。



【130】周培源：《斯大林的談話與世界和平》，1951年10月18日《人民日報》第4版。



【131】周培源：《批判我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1952年4月8日《光明日報》。



【132】周培源：《不允許美國侵略者蹂躪科學成果》，1952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第4版。



【133】《世界科協成立十周年紀念會主席團名單》，1956 年4 月4日《人民日報》第1版。



【134】周培源：《向科學堡壘進軍的新號角》，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報》第7版。



【135】周培源：《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個問題》，1957年6月12日《人民日報》第7版。



【136】周培源：《偉大的黨、偉大的國家、偉大的人民》，195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第7版。



【137】周培源：《自然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自然辯證法通訊》1958年3期5-9,17頁。



【138】薛攀皋：《與農民競賽放“衛星”——1958—1959年生物學部種高額豐產田的回憶》，1993年11月14、21日《科技日報》。



【139】《在政治運動中立場堅定 在大躍進中行動積極：許多優秀分子光榮入黨》，1959年3月11日《人民日報》第1版。



【140】于光遠：《恩師和戰友——祝培源師九十壽辰》，見國際流體力學和理論物理科學討論會組織委員會編：《科學巨匠 師表流芳》，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版80-86頁。



【141】李霑吾：《對於小資產階級特點的幾點體會——讀〈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筆記》，《學習》1949年1期37-38頁。



【142】于光遠：《為什麼小資產階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學習》1950年1期14-15頁。



【143】《世界科協召開三個會議 我國周培源和于光遠出席會議》，1960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第5版。



【144】周培源：《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是科學的旗幟》，1978年9月10日《光明日報》。



【145】周培源：《在高能物理會議上的講話》，見《周培源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62-71頁。



【146】《在全國科協五個學會學術會議上的開幕詞》，見《周培源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208-212頁。



【147】周培源：《緬懷毛澤東同志對科教工作的關懷》，1983年12月21日《光明日報》。



【148】于光遠：《有關培源師的幾個歷史資料》，《民主與科學》2002年4期7-9頁。



【149】于光遠：《記1964年毛澤東同周培源和我的一次談話》，《北京黨史》2004年1期51-53頁。



【150】周培源：《受革命化教育的十五年》，《紅旗》1964年19期18-21頁。



【151】馮貝葉、馮南南：《毛澤東關於馮定的三次表態》，《百年潮》2000年6期29-34頁。



【152】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



【153】賴明東：《周培源與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研究》2018年4期2頁。



【154】《1978年1月2日鄧小平同志批准成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文件影印件》，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歷史文獻資料匯編：紀念鄧小平同志批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成立30周年》，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秘書處，2008年。



【155】龔育之：《悼念三強同志》，《科學學研究》1992年3期8-9頁。



【156】何祚庥：《回憶三強同志在原子能科學技術中的重大貢獻》，《自然辯證法研究》1992年8期70-72頁。



【157】于光遠：《老同學錢三強、何澤慧的一段佳話》，2001年3月30日《科學時報》。



【158】于光遠：《向三強告別》，《科學學研究》1992年3期6-8頁。



【159】郭羅基：《我和于光遠的交往》，《炎黃春秋》2014年4期72-73頁。



【160】奚學瑤：《陸平晚年談周培源和聶元梓》，《華夏文摘》增刊第870期，2010年12月21日。



【161】張帆：《燕南園的周培源故居》，見肖東發、陳光中主編：《風範：北大名人寓所及軼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212-221頁。



【162】李真真：《中國科學院學部的籌備與建立》，《自然辯證法通訊》1992年4期40-50頁。



【163】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13 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64】薛攀皋、季楚卿、宋振能：《中國科學院生物學發展史事要覽（1949-1956）》，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資料徵集委員會，1993年。轉引自胡宗剛：《胡先驌先生年譜長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579頁。



【165】《本院致中央宣傳部函》，見王忠俊編：《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徵集委員會辦公室1995年5月，40-41頁。



【166】王忠俊：《〈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導言》，中國科學院院史文物徵集委員會辦公室1995年5月，i-viii頁。



【167】《中國科學院黨組一九五五年第三次會議紀要》，《中國科學院史事匯要（1955年）》10-11頁。



【168】《中國科學院四個學部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1955年6月11日《人民日報》第1版。



【169】龔育之：《陸定一不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炎黃春秋》2006年10期47-49頁；另見2006年7月10日《學習時報》。



【170】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201頁。



【171】于光遠：《懷念劉大年、郭敬、劉瀟然、巫寶三》，見于光遠《朋友和朋友們的書2》，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67-170頁。



【172】齊翔延、劉與任、胡冀燕、劉世定：《實踐·探索·開拓·發展——于光遠傳略》，見《經濟日報》主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傳略 1》，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62-517頁。



【173】申景瑤：《求真之路——記一位經濟學家的人生旅程》，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111-112頁。



【174】胡冀燕：《于光遠》，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務處《名師薈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簡介（一）》，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2-4頁。



【175】鄧加榮：《經濟學家傳奇》，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211-212頁。



【176】胡培兆、林圃：《〈資本論〉在中國的傳播》，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16頁。



【177】韋君宜：《雜家于光遠》，見于光遠：《朋友和朋友們的書初集》，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版77-81頁。



【178】魏明孔：《于光遠：海納百川 矢志不渝》，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學問有道——學部委員訪談錄》上冊，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545-554頁。



【179】狄超白：《中國貨幣問題之成因及其結局》，《文化建設》1935年1卷11期90-98頁。



【180】狄超白：《商品論》，《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6年3期927-937頁。



【181】千家駒：《東印度公司的解散與鴉片戰爭》，《清華周刊》1932年37卷9-10期61-81頁。



【182】千家駒：《國民政府與內國公債》，《東方雜誌》1933年30卷1期58-66頁。



【183】千家駒：《最近兩年度的中國財政：民國十九，二十兩年度財政報告書的批評》，《東方雜誌》1933年4期19-28頁。



【184】《于光遠提出：需要深入探索的五個問題》，1986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第5版。



【185】張聞天：《張聞天晉陝調查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另見：程中原：《張聞天的晉陝調查:紀念張聞天誕辰100周年》，《史志研究》2000年4期25-30頁；黃會奇：《延安時期張聞天農村調查思想的研究》，《農業考古》2018年4期114-119頁；李金錚、鄧紅：《論抗戰時期張聞天主持的晉陝農村調查》，《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1期183-209頁。



【186】胡繩：《新文字的理論和實踐》，大眾文化社1936年版。72頁。



【187】胡繩：《新哲學的人生觀》，生活書店1937年版。173頁。



【188】胡繩：《辯證法唯物論入門》，新知出版社1938年版。87頁。



【189】胡繩：《經濟學初級讀本》，新知書店1938年版。50頁。



【190】蒲韌：《二千年間》，上海開明書店1946年版。184頁。



【191】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三聯書店上海聯合發行所1949年版。340頁。



【192】吳晗：《讀“二千年間”》，《開明》1947年1期9-11頁。



【193】張亦工：《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規範問題》，《歷史研究》1988年3期51-64頁。



【194】于光遠：《兩件丟臉事》，原載2002年7月30日《今晚報》；見新語絲2002年8月1日新到資料。



【195】Tinman：《關於新到資料里一篇文章》，見新語絲讀書論壇，August 01, 2002 12:01:58。



【196】方舟子：《你的思維很獨特，是不是該給自己診斷診斷？》，新語絲讀書論壇，August 01, 2002 16:09:14。



【197】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130頁。



【198】辛芃：《〈科學與無神論〉雜誌顧問于光遠先生逝世》，《科學與無神論》，2013年6期64頁。



【199】駱耕漠：《信用合作事業與中國農村金融》，《中國農村》1935年1卷2期1-14頁。



【200】駱耕漠：《最近中國勞工失業問題》，《申報月刊》1935年4卷 5期9-14頁。



【201】駱耕漠：《我國銀行業的現代化問題》，《中華月報》1936年4期33-34頁。



【202】于光遠：《“籠養蒼蠅”的經濟效益》，1983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第3版。



【203】于光遠：《運用現代科學的“窮辦法”》，1984年1月20日《人民日報》第5版。



【204】于光遠：《關於推廣籠養蒼蠅的五點建議》，見于光遠：《運用現代科學的“窮辦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8-79頁。



【205】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235-2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