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延安旧事



1939年5月，正在武汉长江局工作的于光远，接到中央“青委”和组织部的调令，让他奔赴延安。于光远当时一定没有想到，这一纸调令，成了自己半官半学、亦官亦学生涯的起点。不言而喻，在这个调令的背后，又是李昌的运作。果然，于光远到达延安之后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老朋友李昌”，时任中央青委的组织部长。【40, p.17】而他在延安当的第一个正职干部，也是接替李昌，出任“中山图书馆”的主任——这个经历，后来被于粉渲染成“上世纪40年代初期，于光远以其渊博的知识，精益求精的社会学研究和过目成诵的记忆力被主席任命为延安图书馆馆长。”【99】【100】而就是在主掌中山图书馆期间，于光远接触到了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中就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那之前，于光远只是通过果林斯坦的《自然科学新论》对“自然辩证法”有过零星的和间接的了解。【2, p.46】【101】



由于兴趣较广，于光远在延安时期加入了几个“学会”，而就是通过这些草根群众组织，于光远与毛泽东发生了面对面的接触。于光远加入的第一个组织叫做“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因为参加了这个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于光远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我去杨家岭，为的是同屈伯传一起向他汇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筹备情况，请毛泽东出席即将召开的成立大会。我们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到了那里。毛泽东正一个人在窑洞里。……我们进去时毛泽东正伏在桌上用毛笔写字。我们去了他就把笔放下接待我们。屈伯传就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希望他到会发表演讲。我们很高兴地得到了他的许诺。原先我们想他很忙，谈完了正事就走，没有想到他听完了汇报之后，却向屈询问王人美在大后方的情况。……在整个的谈话过程中，除了简单地对屈的汇报作了一些补充之外，我都就近观察他和他的环境。我可以很从容地做这样的事。这次见面，我估计我没有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事先已经知道我的一些简单情况（在他接见某个人时，一定有人向他对这个人的情况作过汇报）。他没有向我提出什么问题。”【40, p.54】



于光远参加的另一个组织叫“延安新哲学会”。对于这个学会，于光远以“延安新哲学会是1938年下半年成立的，这个会成立时我还没有到延安，对这个会发起与筹备和成立后工作的情况也一无所知”【40, p.55】一笔带过。而事实是，当时的他，对那个学会的来头根本就不可能“一无所知”，因为这个学术团体的“头面人物”之中就有他的“老对头”陈伯达，发表在《解放》杂志上的《新哲学会缘起》，据叶永烈说，执笔人就是陈伯达。【102, p.129】也就是因为这个学会名气较大，所以，通过它，于光远终于让毛泽东注意到了自己——“时间是1940年6月，地点是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内的文化俱乐部的一面特大窑洞里，场合是延安新哲学年会举行的第届年会的第一次会议”：



“在那天的年会上，大家发言的时候各讲各的，没有一个主题。那时我注意到1939 年冬天党中央已经说进入了相持阶段，《新中华报》上面发表了一篇张闻天写的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的讲话。讲话里说在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日军就不像前两年那样长驱直入，而是出现一种停滞，因而说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有两次讲话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他也用《相持阶段中的形势和任务》这样的题目在1940年2月发表过文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新哲学年会是个学术会议，进行的是学术讨论，我还是讲了自己的看法。我注意到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它的提法和《新中华报》有所不同，其中出现‘过渡’两个字。于是我就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我认为当时我国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进入相持阶段，而只能说是进入了走向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在讲这个看法时，我讲了一篇事物发展有可能有过渡的形态，讲了有‘过渡的时期’这个概念的哲学上的道理。由于我是第一次在延安的会议上发言，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面孔，我的这篇发言引起与会人的注意。” 【40, p.58】



于光远的这篇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注意，结果导致于光远“有幸与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



“在餐桌上毛泽东就同我继续讨论关于‘过渡’的哲学问题。这时候，毛泽东大声地要大家注意，向大家说‘于光远今天会上讲了一些哲学的一般道理，他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是学自然科学的。我们哲学工作者既要学社会科学， 也要学自然科学的知识。’毛泽东又一次详细地问了我的基本情况，问了学历和工作经历。这次餐桌上的谈话对我来说可以说向他交了一份党员登记表，也可以说接受了他一次哲学口试。”【40, p.59】



毫无疑问，于光远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被毛泽东招到身边工作——陈伯达就是因为一次发言而被毛泽东注意到，并且在1939年春调到自己身边的。【102, p.127】可惜的是，于光远的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这很可能是他对陈伯达甚至胡乔木产生嫉恨之心的原因之一，甚至是主要原因。不过，虽然希冀通过与中央唱反调而“一飞冲天”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于光远至少做到了“一鸣惊人”，即被毛泽东记住了自己——这是于光远自己讲的故事：



“在我担任教务科科长后有一天，周扬校长把我找去，张如心副校长也在座，周扬说：‘毛主席最近把我找去，提出延大应该开一门大课，这门大课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发展史”，第二部分是“社会发展史”，第三部分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理论问题”。’周扬对我说：‘毛主席讲，“自然发展史”这门课可以就由于光远来讲，他懂得自然辩证法，现在他不就在延安大学吗。’”【40, pp.187-188】



这个故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并且人物全都是“大人物”，因此其可信度应该是相当高的。但是，在毛泽东的所有著作中，都不曾提到“自然辩证法”这五个字，因此，于光远说周扬告诉他毛泽东在1945年说“于光远懂得自然辩证法”，就难免让人生疑。实际上，因为于光远“懂得自然辩证法”而让于光远“来讲自然发展史”，在逻辑上也说不通，因为除了共享“自然”这俩字儿之外，“自然辩证法”和“自然发展史”根本就没有什么相干。实际上，我们至今仍旧对“自然发展史”的内涵不甚了了：裴文中的《自然发展史》（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包括三部分：地球发展简史、生物发展简史、人类发展简史；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自然发展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也包括三部分，它们是：我们周围的自然界、自然界的辩证发展、人和自然。除了这两本书之外，我没有发现其他的“自然发展史”。（英文的Natural history是指以观察为主要方法的生物学，中文一般译为“博物学”。）



无论如何，于光远确实在1945年编写了一份题为《自然及自然发展史》的讲稿，全文长约“39千字”。【103, p.4】据说在当时，部队的战士只学“社会发展史”，只有干部才学“自然发展史”。而于光远的那个教材，一直沿用到西柏坡时代。【104】据于光远说，这部讲稿的内容“建国初期在《中国青年》上陆续发表。”【40, p.188】但事实是，建国前后的《中国青年》并没有发表“自然发展史”方面的系列文章，而署名于光远的文章，不过是几篇科普文章和译文，前者如《太阳——一个大火球》、《月亮——死世界》、《阳光照耀下的各个行星》、《日全食在科学上的意义》、《关于日食的一些科学知识》；后者如《从猿到人过程中劳动的作用》、《地球上生命底起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著作大纲》，等等。想必它们就是于光远当年的讲义。据龚育之说，1962年制定十年科学发展规划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一项规划就是由于光远主持编写一部“多卷本的大部头”《自然及自然发展史》。【105】可惜的是，这项编书计划与那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一样，最终流产——不用说，罪魁祸首肯定是“文革”和“四人帮”。


五、走进中宣部



1948年6月，刚刚结束土改工作的于光远被分配到中宣部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27年的“阎王殿”生涯，从“部员”干起，然后在理论教育处和科学处任副处长、处长。由于中宣部当时没有“局”这一层次，所以“处级”就相当于后来的“司局级”，是名副其实的“高干”。据于光远自己说，他是“在中宣部呆的时间最长的人”，比中宣部长陆定一还要长。【106, p.135】而就是在中宣部期间，于光远积攒下了为自己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的全部家底。



据于光远自己说，“1948年调到中宣部后，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为全国解放后我们学校的政治课写教材。”【106, p.195】这是于光远当时编写的畅销书：



王惠德、于光远：《中国革命读本》，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于光远：《和青年朋友们谈几个思想问题》，青年出版社1951年版；



胡绳、于光远、王惠德：《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学习杂志出版社1951年版；



于光远、王惠德：《政治经济学讲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版；



廖沫沙、庞季云、于光远：《政治常识读本》，学习杂志出版社1952年版。



众所周知，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宣讲“政治知识”和“革命知识”的，并且相关的“教材”也都属于“垄断”行业，所以社会上对它们的需求极大，因此这些书的印数也都是天文数字。确实，《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分成四个分册，同时由学习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学习杂志社在半年内就为其第一册出了四版，印行总数达22万册。到了1954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了第一册的第十五版，印行总数达115万册。次年，人民出版社又出了这本书的合订本，在全国六个城市印刷，半年左右，武汉市印了6万多册，重庆印了14.5万册。所以说，于光远说《中国革命读本》“印量百万”【107】，不仅不是夸大其辞，他还相当的“谦虚谨慎”。而比《中国革命读本》更畅销的是《政治常识读本》：它的上册于1952年2月出版，但到了当年12月，就已经印行了四百多万册。（见《政治常识读本》1952年12月印本版权页。）实际上，即使是该书的辅助读本，《政治常识读本参考资料》，其在1952年8月的首印就已经是30万册，该书在十个月后出了第五版，印数已达105万册。1952年5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年后，该书下册印了十版，印数370万册；1953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合订本，到了1955年3月，仅在上海就印行了45.5万册。所以，多年后，于光远还在得意地说，那时“稿酬很高”【108】、“我稿费收入很多”【106, p.92】实际上，除了稿费之外，于光远还有其他外快来源——这是他后来自己说的：



“李佩珊同志是科学处工作人员中，在解放后最早和我接触的一个同志。那时她在协和医学院做研究生党的工作。她到当时的中宣部我住的地方——西四牌楼北大红罗厂找到了我，请我到协和医学院给专家们讲政治课。我给他们讲了自然辩证法。当时给我讲课的报酬是用美元计算，当然给我的是人民币。后来我就把她调来中宣部科学处。”【109】



而龚育之则说得更直截了当：“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98】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是知识垄断的直接受益人，而他通过知识垄断所获得的财富，在几十年后变成了他“反伪”——其实质就是“垄断知识”——的物质基础。不过，最能显示于光远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形象的是下面这段话：



“建国后的前几年，几本普遍使用的政治课教材是我写的。那时稿费按书的印量的比例给，书印量大，稿费真是多得不得了。抗美援朝时，国家号召大家捐钱买军用飞机。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同事们想捐献，但是没有钱。我想出一个办法，请他们给我抄有用或没用的东西，我给他们付报酬，他们好去捐献。我带在身边的这本《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就是同事们抄出来给我的。”【40, p.136】



后来，《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被于光远当作“我的第一本著作”【110】、“我出的第一本书”【40, pp.135-136】【111】。也就是说，在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于光远发了大财；而他对这笔飞来的横财，既不是与大家“共产”，也不是捐出去“爱国”，而是利用它来雇工，为自己积累更大的财富。可悲的是，于光远不仅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半个世纪后，他仍旧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会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炫耀。



实际上，于光远当时不仅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他还是中宣部里“最有名的人”。原来，从1950年4月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政治经济学讲座”，播放时间是晚间的黄金时段、并在次日上午重播；而于光远就是这个讲座的两位主讲人之一，另一位是他的老搭档王惠德。在那个只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的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比后来的“央视”还要强势——连《人民日报》都得给它发节目预告。白岩松曾自嘲道：“如果把一条狗拉进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然后在黄金时间连播它一个月，这之后，这条狗就成为中国一条名狗。”【112】而于光远的那个讲座，在黄金时间连播了两个多月。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当时，有“十余省机关部队等组织收听”那个讲座【113】；而一个县委因为“不组织干部收听社会科学讲座”，竟然受到了上级党委的通报批评【114】。所以，在当时，于光远不想当名人都办不到。2004年，山东电视台在一个介绍于光远的节目中说：“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国的成年人几乎都知道于光远的名字。”【115】而龚育之也说，“建国初期，于光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很有名气。”【98】



1952年，中宣部设置“科学卫生处”，于光远后来的哼哈二将何祚庥、龚育之都曾在那里工作，但于光远仍旧掌管理论工作处。两年后，“科学卫生处”改名为“科学处”，于光远转任该处副处长，次年元旦起，“原来各处副处长都成为处长。”【116】


六、领导中科院



于光远在五十年代初不仅名利双收，他还大权在握。原来，早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就决定由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负责筹备建立中国科学院。【117】很可能是这个缘故，在文革之前，中宣部一直都是中科院的直接上级。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据何祚庥说，“因为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有一个科学处。”【118】当然，这两个原因是相互兼容的。而在中宣部，具体负责“管”中科院的那个人，就是于光远。据于光远自己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在1951年曾指定他代表中宣部“管一管”中国科学院；他于是到清华大学开了一个“座谈会”，目的是物色手下，结果他“挑选了何祚庥。”【116】而根据何祚庥的回忆，于光远到清华大学开座谈会是在1950年11月，所以他在1951年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中宣部。【119】龚育之也说，于光远去清华大学物色助手是在1950年。【98】无论如何，从中科院建院之初，于光远就是它的钦派督军——中宣部的部长虽然是陆定一，但掌握实权的人物却是胡乔木，据说他曾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当着众人的面建议陆定一去北大或清华担任校长。【67, p.377】所以于光远后来一再说陆定一“有职无权”、“早在1950年中央已经不让陆定一主持中宣部工作，而由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的工作”。【120】实际上，直到文革前夕，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交给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信函，仍需要由张劲夫上交给于光远。【67, p.480】



因为手中握有尚方宝剑，所以，早在1950年年初，于光远就对“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检讨以往，确定今后自己努力的方向”的要求，并且对“不少自然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对政治问题关心不够，认识不够”的批评。【121】显然与此有关，当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时，于光远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导师周培源才会说这样的话：



“这一次代表大会也很幸运能请到于光远代表来做关于《物理者怎样为祖国服务与应该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从他的报告里我们一定可以认识到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物理学工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122】



尽管我们在今天对于光远的那个报告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但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虞福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题为《我应该更加努力改造自己》一文中透露说：“今年七月间在北京所举行的中国物理学会代表大会上，于光远同志一个报告给我启示很大。”【123】可想而知，敲打“旧知识分子”、要他们努力进行“思想改造”是那个报告的主要内容。



于光远对中科院到底有多大影响力，还可以通过观察他的部下得窥一斑。1952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龚育之的文章，题为《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据龚育之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见到那篇文章之后“比较紧张”【124】；而据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的日记，在看到龚育之的文章之后，郭沫若与他马上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从三卷一期起改变方针”；第二，“将已付印之稿收回”——这项决定造成了数千万元的损失。【125, p.538】不仅如此，尽管竺可桢很快就知道龚育之不过就是一个因病休学在家的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但他仍旧屈尊登门拜访，并亲自邀请他担任《科学通报》的编辑。【125, pp.539-540】毫无疑问，郭沫若、竺可桢之所以会被龚育之的那篇文章吓得心惊肉跳，就是因为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一个小小的龚育之之所以能够在大大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又完全是因为他的背后站着一个不大不小的何祚庥。而之所以说何祚庥不大不小，一是因为他的资历浅，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二是因为他善于交际，曾恬不知耻地炫耀说：“我在中央宣传处是走红的干部，可以直接见部长。陆定一喜欢我，胡乔木也喜欢我。”【126】也就是因为“可以直接见部长”，所以他才能得知陆定一对《科学通报》的不满，于是便怂恿自己的同学龚育之撰写了那篇文章——这是他的不打自招：



“有一次陆定一讲话批评了《科学通报》有某些缺点，后来我找到龚育之，请他写评论文章，他在病床上写了《评科学通报》。……那篇文章里相当一部分意见是陆定一同志的意见。龚育之写了这篇评论文章寄到《人民日报》是以读者身份来评论的。 《人民日报》看到这篇文章涉及的内容很重要，就送到科学处审查。我们又送到陆定一那儿，请示中宣部能不能发，陆定一批了，所以很快就发了出去，这个文章就变成了有影响的文章。其实是陆定一讲了一些话，由我转给了龚育之，龚育之把当时出的《科学通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还指出了些其他缺点，写了这篇《评科学通报》。”【118】



几十年后，何祚庥和龚育之仍旧把于光远视为自己的老上级，于光远也把他俩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事实是，直到几十年后，年龄比于光远大、资格比于光远老、职务比于光远高、曾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1903-1991）仍旧对于光远点头哈腰，称他为“科学院的老上级”；而于光远也承认：“张稼夫时代党组是把我们当成上级看待的，很尊重我们的意见。”【127】连何祚庥都说，“那时科学院党组的工作大小事情都请示中宣部。”【118】而其中的原因，就是根据“党领导一切”的原则：



“从党内系统来说，科学院属于中宣部直接领导。具体和我们联系的是中宣部科学处。科学院的一切重大的决策，都事先通过中宣部向中央请示汇报；党中央对科学院工作的指示精神，也通过中宣部传达给我们，再通过院党组在全院贯彻执行。”【128, p.127】



难怪连毛泽东都把中宣部称为“阎王殿”，也难怪革命群众把于光远称为“大判官”。


七、提携老恩师



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于光远不仅仅是中科院的太上皇，他在高教界也有相当的威力。例如，1951年，极可能是在于光远的“帮助”下，周培源以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的身份在《物理通报》上发表了《中国物理学应结合祖国广大人民的需要》一文【129】，并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斯大林的谈话与世界和平》【130】。1952年，周培源又以清华大学教务长或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131】、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允许美国侵略者蹂躏科学成果》【132】。显然是因为“进步”，周培源在风平浪静的1956年成为世界科协的“名誉秘书”【133】，在波涛汹涌的1957年频频以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亮相【134】【135】【136】。1958年，周培源在于光远主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其中，不仅把“一向认为低产量的小麦竟提高到亩产7,320斤；早稻亩产量已达到36,956斤”当作事实，而且还号召科学家“把这一些已有及将来的丰产成果和生产指标概括成科学理论”。通观那篇长达万言的奇文，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搞“科学大跃进”。【137】几乎与之同时，于光远逼着科研单位与农民展开高产竞赛，威胁说：“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138】这对师生当时配合得是那么的默契，出于“心有灵犀”这个原因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实际上，周、于二人不仅在大跃进时代配合默契，他俩在“科学的春天”照样默契。相应地，周培源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没有收入由于光远出任顾问的《周培源文集》中；而于光远只是在自己当年的劣迹被人揭露、并且被部下追问之后，才吞吞吐吐地说；“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116】无论如何，在大跃进的高潮之中，周培源因为“在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在大跃进中行动积极”被批准入党。【139】这是于光远对其恩师“火线入党”的评论：



“我关心他的入党问题，询问了一些同志，知道他已经参加了党。他是我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在党特别重视发展我国科学教育事业那个时期最早参加党的人之一。我为党能够有培源师这样学术造诣很高的人加入到自己的队伍来、改进党的成分而高兴，也为培源师因此可以得到党组织更多的帮助从而能更快的进步而高兴。”【140】



你一定要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于光远之所以为其恩师入党而高兴，理由之一就是，周培源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使“党的成分”得到“改进”而不是“改退”。而在五十年代，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被消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中国社会最落后的一个阶级，所以才会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加入“工人阶级的政党”，对他们来说，不啻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鲤鱼想要跳过龙门关。事实是，由中宣部主办、于光远主编的《学习》杂志，其创刊号上就把“小资产阶级”定性为“剥削阶级”【141】；并且，在遭到质疑之后，于光远本人还要赤膊上阵，讲解“为什么小资产阶级要改造自己的思想？”【142】可想而知，如果毛泽东还活着，于光远即使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他也不敢把这样的话说出口。而他最终会让这样的话脱口而出，恰恰说明这是他的真心话。换句话说就是，他在五十年代初的“极左”，极可能是装出来的。事实是，早在周培源被批准入党之前三年，于光远就已经“感到他同党完全没有距离，完全符合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了，所以“在参加起草有关这方面工作【指“12年科学远景规划”】的文件时，我常常引用他的发言。”【140】也就是说，于光远“提携”其恩师，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



1960年，也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中国科协”派出于光远与周培源到匈牙利出席“世界科协”的会议。【143】紧接着，周培源又率领中国的一个代表团出席了“第六届普格华许会议”，而那个代表团的支部书记就是于光远。【140】（注：据于光远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联”会议是在1961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第六届“普格华许”会议是在1960年12月27日到1961年1月6日。但据《人民日报》和Pugwas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官方网站的资料，这两个会议分别于1960年9月和11月举行。）



1964年，周培源不仅成了中国科学家出席北京科学大会的代表团团长，他还与于光远一道被毛泽东单独接见，“一直谈了3 个钟头。”【144】那是于光远和周培源这对师生人生的“高光”时刻，所以他们后来曾多次谈及此事。【145】【146】【147】【148】【149】在那次会见之后不到四十天，1964年10月1日，周培源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总结自己过去15年所受到的“革命化教育”，并且发誓要“永远做一个革命派。”【150】而就在那之前不到一周，周培源向北大党委传达了毛泽东对冯定的批评，由此掀起了北大对冯定长达半年的大批判。【151】这无疑报了于光远12年前的一箭之仇。（另详。）



文革之中，周培源是中国红极一时的红色科学家，而于光远虽然受到了“触动”，但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却颇像是放了一个带薪长假。【152】文革刚刚结束，于光远率领自己的恩师周培源、自己的同学钱三强联名发起“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并且很快就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153】【154】1992年，钱三强去世，于光远的两个弟子何祚庥和龚育之都在悼念文章中都对钱三强在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中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155】【156】，但于光远却在自己的悼念文章中将这一内容以“对他从事的原子能研究领域，我没有多少接触”一笔带过——他后来明言，自己反对给钱三强扣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桂冠【157】——，但却慷慨大方地推崇钱三强对“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贡献：



“三强同志对于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都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要创办人之一。”【158】



显然，在于光远的心中“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就是“我的事业”。



七十年代末，因为周培源与北大党委书记周林闹得不可开交——当时北大有“一塌糊涂两锅粥”的流言——，与高校和北大没有直接关系的于光远于是自报奋勇，“多次来北大考察”、“硬要插一手”，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建议，让周培源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结果“局面丝毫没有改善”。【159】据说北大前校长陆平曾把周培源称为“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政治上的左派”【160】；而北大人则称他是“科学家中的政治家，政治家中的科学家”【161】。据说，周培源在晚年曾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一辈子不是我所追求的。”（同上。）鲜为人知的是，周培源迈向“中国首席红色科学家”宝座的每一个脚步，都有于光远于不远处投来的光柱。也就是因为如此，在于光远后来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反伪”斗争中，周培源宁可得罪自己在中国科协的同僚钱学森，也不肯得罪自己当年的学生、早已退居二线的于光远。


八、荣登进士榜



1953年，中国科学院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主要目的就是“取经”，向老大哥学习如何管理中科院。而他们取来的“经”中，有一条对于光远后来的生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就是遴选“学部委员”。



事实是，按照苏联的“真经”，中科院本来应该建立“院士”制度。但一是因为当时够得上“院士”水平的科学家太少，二是害怕让“反动学术权威”掌了权，会导致党对中科院绝对领导权的削弱甚至丧失，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中科院建立四个学部，每个学部设立“学部委员”若干。【162】



在建立的四个学部中，“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与“政治”关系最近的学部，因此，这个学部的 “学部委员”成分最为复杂，说它是“鱼目混珠”或许过分；但说它是“参差不齐”，却绝对恰如其分。这是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1954年11月11日的日记：



“次谈学部委员初次选定数理化31 人，生物地学57 人，技术科学35 人，社会科学42 人，前三者以票选，大概占1/4 票数者入选，但亦不尽然，如农学俞大绂、土壤陈华夔均未当选。医农工，与企业部门接洽，改变较大。社会科学完全以协商方式。”【163, p.559】



这是当时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后来的回忆：



“关于在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会的工作，在设立学术秘书处时就开始了。由于对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员进行了摸底，这一工作搞起来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128, pp.130-131】



也就是说，学部委员的名单，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名单，最终是要经过毛泽东的点头认可的。据说陈毅当时把中科院的学部称为“科学政协”。【164】



1955年5月9日，中科院在给中宣部的请示报告中，详细地罗列了遴选学部委员的七条标准，其中“前三条是属于不应列为学部委员的，后四条属于应列为学部委员的”；前三条中，头两条都是政治标准，而后四条中，压阵的一条还是政治标准：



“七、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亦应列为学部委员。”【165】



难怪《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一书的编纂者在四十年后会如此总结当时的“学部委员”评选：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选聘工作，从1954年初开始，推荐学部委员的标准为学术成就、对科学事业的推动作用以及忠于人民事业等三条。自然科学方面，先由有关科学家就自已的专业，推荐学部委员人选，经本院平衡后，征求各有关省、市和中央各部门的意见；社会科学方面的人选，先由党内提出初步名单，然后征求育关方面意见。最后，根据中央宣传部等部门的意见，对名单进行增删，多次反复后交学部筹委告讨论修正，经院务常务会议通过，报国务院批准。……本年选聘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正因为是第一批的学部委员，虽然在选聘过程中不乏科学家推选的程序，但是在人选的决定方面，党政部门的意图和政治因素还是起决定作用的。”【166】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于光远参与了上述标准的制定，因为早在1955年1月，他就已经是“（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了。【167】半年后，当《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时，于光远仍旧名列“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榜首。【168】确实，于光远后来坦然承认：



“学部委员的人选都经过我们。当然学部委员的标准主要是学术水平，但是政治条件也得考虑。再有就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加强党的力量，有少数几位多年从事科学组织工作同时也做过科学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恽子强、武衡等也都选为第一批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如何产生的问题，我们同科学院的领导也议论过多次。如果用选举的办法，谁来当选民？最后还是采用了民意测验推选、领导批准的办法。一般地说，科学院把名单送给我们看，我们不会过多干涉。”【116】



“中宣部对选择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的事管得比较多，这涉及马列主义的指导问题，在具体人选上我们负有责任。当时有些具体的指导思想，如否认过去的社会学、政治学，所以学部委员就没有这方面的学者。当时对文学艺术研究工作者和作家的界限分不清，学部委员中有冯至、何其芳，却没有钱钟书。经济学家多一些，但像陈岱孙这样的老专家也没有。”【116】



龚育之说得更简练：



“聘任学部委员的事，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院；上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来指导此事的，是中央当时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中宣部。”【169】



也就是因为大权在握，所以最终登上“首批学部委员光荣榜”的61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委员中，中宣部官员就占了五名，其中有三位副部长（陈伯达、胡乔木、周扬），两位处长（胡绳、于光远）。与之相比，自然科学三个学部的172名委员中，有留学经历的占83%，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也占83%。【162】据杨尚昆说，学部委员名单的最后确定，是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的。【170】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于光远当年是凭借自己在哪门“科学”中取得的哪种成就而“被推为”——这是于光远自己使用的说法【171】——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而这恰恰给他的拥趸们在几十年后信口雌黄大开方便之门：



“1954年，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的时候，于光远因他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成就，被推举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72】



“1954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于光远因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成就，被推举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73】



事实是，连于光远的专职秘书胡冀燕都承认，于光远“重点研究政治经济学”始于1956年。【174】也就是因为把“研究政治经济学”当作了“重点”，于光远才会在八十年代与孙冶方、薛暮桥、许涤新一起被称为“经济学四大名旦”。【175】但这样的事实掩盖不了于光远在当上学部委员之时对经济学几乎是两手空空这个事实；更掩盖不了其余三人早在二、三十年代起就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并且一直在经济学领域和部门工作的事实。（孙冶方不是学部委员。）



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于光远就已经被两位晚辈经济学家称为“杂家”了。【176】进入九十年代，他的老朋友韦君宜更是自问自答道：“他是个什么家啊？我说，是杂家。”【177】所以，到了后来，于光远只好对这么一个不是那么恭维的称号“坦然笑纳”——颇像其传人方舟子对科学文化人送上门的“科普作家”头衔既鄙视又不得不装出一副坦然接受的样子——：



“由于我具有碰到什么问题都要研究一番的特点，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杂家。”【178】



确实，在61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可以算得上是“历史学家”的委员人数最多，至少有16人；而“经济学家”的委员数量次之，至少有13位。而在这13位经济学家中，哪一位的资格都比于光远老：马寅初年龄最大，生于1882年，狄超白年纪最轻，生于1910年。并且，这些人之中，几乎人人都从二、三十年代起就开始发表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如狄超白就在1935年发表有《中国货币问题之成因及其结局》【179】、1936年发表有《商品论》【180】等论文。而早狄超白一年出生的千家驹在1932年就发表有《东印度公司的解散与鸦片战争》【181】、1933年发表有《国民政府与内国公债》【182】、《最近两年度的中国财政》【183】等论文。



如上所述，于光远在1935年才开始“参加革命”，即使按照其拥趸们的说法，到1986年或1987年他已经“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184】，那也应该从1936、1937年算起。事实是，在当选“学部委员”之前，于光远没有一本学术著作、没有一篇学术论文，他有的，就是“政治常识普及读本”这类大路货，所以龚育之说他的资格是“当时是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启蒙学习高潮中的翘楚。”【169】而说谁谁是“启蒙学习中的翘楚”，就像是说谁谁是“美食一条街上的特级厨师”一样，不是一般的可笑。难怪于光远在七十年代末还非要把自己在延安时期参与整理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且把它追认为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事实是，那本小册子的领衔作者是柴树藩而不是于光远；并且，如果那样的“著作”能够算得上是评选学部委员的资格的话，则张闻天的资格至少比于光远高出十倍甚至百倍。【185】



其实，在当时，于光远不仅挤不进“经济学家”的行列，即使与中宣部的其他四位“学部委员”相比，他也敬陪末座。陈伯达当时是中共的首席理论家，胡乔木是中共的“一支笔”，周扬是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权威，而胡绳虽然年龄比于光远小了三岁，但他的职务却比于光远高了半级，并且，早在三十年代，胡绳就出版了 《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186】、《新哲学的人生观》【187】、《辩证法唯物论入门》【188】、《经济学初级读本》【189】等书。其实，仅凭他在四十年代出版的《二千年间》【190】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1】，胡绳就可以堂堂正正地称自己是“历史学家”，因前者曾使真正的历史学家吴晗佩服得赞不绝口【192】，后者则被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并列，被视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着重研究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的“传统规范的代表著作”【193】。



当上“学部委员”，是于光远一生中仅次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大转折点，也是他后来“反伪”的主要“资格”之一。例如，2002年，方舟子在自己把持的“新语丝”网站发表了于光远的《两件丢脸事》一文，而且还附上了一个叫“周光达”的人写给他的“推荐信”：



“方先生：您好！现向贵网站推荐于光远昨日发表在《今晚报》的一篇文章。于老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令人佩服，值得我学习。不知道学术造假者看了这篇文章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如仍无动于衷，那可真是不可救药了。反对学术腐败，就是为了‘保卫科学精神’。如您能有机会和他见面或联系的话，请转达一个普通读者对他老人家的亲切问候，祝他幸福、健康长寿！此致敬礼周光达2002/7/31”。【194】



出乎方舟子意外的是，他在自己的网站发表于光远的《两件丢脸事》，不仅没能给于光远争到什么脸，反倒让他继续“丢脸”。一个叫“Tinman”的新语丝用户发帖子说：



“刚看了新到里于光远的那篇文章，不得不佩服这此人的光棍作风——说出来的话可以一个字不剩全部捡起来再吃回去，眼睛都不眨一下。不得不说，这真的很恶心。我曾经看到过他的个人网站，上面除堆了自己的文集之外，还撰文标榜自己是‘电脑迷’、网虫，并开通电子商务网上售书等等。真是与时俱进啊！此公在学术上毫无建树，却在中国管理科学界近40年，历经无数政治风雨而不倒，真奇人也！这不，现在不又在对他当年的恩公们反攻倒算了吗？难怪中科院那些只知做学问不懂做人的傻瓜老家伙们会这么看不顺眼，提起他只是一句：‘老流氓’。”【195】



上面这个帖子，导致方舟子跳出来六次、抛出上千字来为于光远辩护，这是其中之一：



“做管理工作，为什么需要在学术上有建树？何况，在他们那一阵营的人当中，于光远也算是学术上有建树的了，不然也不会在55年被选为哲学部学部委员。”【196】



据曾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说，1980年，因为胡乔木准备辞去社科院院长之职，所以他俩商量准备将于光远扶正。可是，当邓力群到社科院征求院部领导干部的意见时，竟然没人表示赞同。继续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结果竟然是“被征求意见的人大部分都不赞成于光远当院长。”【197】由此可知，那个辱骂于光远的“Tinman”并非信口开河。



事实是，不仅方舟子拿“学部委员”这块招牌来给老恩公挡箭，于光远的所有狗腿子都是如此。2013年，于光远去世后，跟随于光远半辈子的申振钰在讣告中这样写道：



“于光远先生学贯‘中西’、横跨‘两科’。是中国唯一的一位‘两科院士’。即：‘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他治学严谨、勤奋过人,

又睿智深刻、才华横溢，直至晚年仍笔耕不辍、不愧为‘两科院士’的荣誉称号。”【198】



事实是，于光远在2006年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与他同时当选的，还有在1955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骆耕漠（1908-2008）。与“经济学家”于光远不同的是，经济学家骆耕漠从三十年代起就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发表有《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199】、《最近中国劳工失业问题》【200】、《我国银行业的现代化问题》【201】等文章。并且，与“名旦”孙冶方、薛暮桥、许涤新一样，骆耕漠一直在经济部门工作。而于光远则当了大半辈子“空头经济学家”、“座椅经济学家”，所以他才会一看到“养苍蝇”、“养蚯蚓”这类民间致富门路就大喜过望，当作“运用现代科学”致富的“穷办法”极力鼓吹。【202】【203】【204】与他的这些“贡献”相比，于光远在“文革”前曾一手扼杀了陈伯达提出的“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意见【205】——这直接导致中国至今还要在这一领域被西方国家“卡脖子”。一个国家养活这样的“经济学家”，与“养虎贻患”、“自毁长城”有什么区别？


九、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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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见《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683-684页。（注：原文注明日期是1935年11月1日，但据考证，应为1936年11月1日。见：金松林：《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产生于一九三六年》，《党史通讯》1984年4期48-50页；郑洸：《关于共青团改造的几个问题》，见郑洸：《青运史纵横》，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104-109页。）



【71】于光远：《抗战初期我在南方》，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49-555页。



【72】于光远：《刘少奇的两次谈话》，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233-236页。



【73】于光远：《记少奇同志的两次谈话》，《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4期47-48页；于光远：《少奇同志与我的一次谈话》，1998年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



【74】蒋南翔：《第二次学联代表大会前后》，原载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44-548页。



【75】新华社电：《于光远同志逝世》，2013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第4版。



【76】于光远：《忆蒋南翔》，《世纪风采》2001年9期12-16页。



【77】宋一平：《回顾长江局青年工作委员会》，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38-543页。



【78】牟文鹏：《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143页。



【79】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遭受当局解散敬告各界人士书》，原载1938年8月21日《新华日报》，见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册，重庆出版社 2016年版373-375页。



【80】《宋一平谈与王明共事与争执》，见郑洸：《共青团历史上的人和事》，无出版信息，117-120页。



【81】王凡：《和于光远先生聊“党内秀才”》，《同舟共进》2013年12期3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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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方惠坚等编著：《蒋南翔传》，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8页。



【88】蒋南翔：《继承和发展“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 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见《蒋南翔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162-1171页。



【89】李安东：《学道通天——世界第一大党的成功之路》，人民武警出版社2012年版148页。



【90】叶健君、王龙彪、熊廷华：《毛泽东与王明》，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91】于光远：《林基洲：编译马列经典著作四十年》，见于光远：《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241-243页。



【92】龚育之：《自序》，见《龚育之回忆 “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3】王维江：《五十年代历史学家的命运》，《炎黄春秋》2009年6期40-45页。

【94】刘金田、沈学明主编：《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137页。



【95】于光远：《难忘党的八大》，《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4期13-18页。



【96】于光远：《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 1956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第5版。



【97】Anonymous. Peking Names Propaganda Chief. New York Time, Mar. 8, 1980. p.2.



【98】龚育之：《于光远素描——我的第三个上级》，《炎黄春秋》2007年9期7-13页。



【99】余玮：《大学问家于光远》，《国际人才交流》2002年10期23-27页。



【100】佚名：《于光远》，见唐晶主编：《他们的国度 名人的图书馆情结》，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150-153页。



【101】于光远：《代序：我和自然辩证法——一九六六年前我在这方面经历的回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与现状》，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序言页。



【102】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129页。



【10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建设科学研究组：《于光远著作目录（1937-1986年）》，无出版信息。



【104】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编辑组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与现状》，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62页。



【105】龚育之：《龚育之自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211页。



【106】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45-1949 （迎接全国解放）》，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107】于光远：《我从没见过他愁眉苦脸——怀念王惠德》，《同舟共进》1994年9期14-17页。



【108】于光远：《建国初期与友人合写的畅销书》，见于光远：《朋友和朋友们的书 2》，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29-131页。



【109】张琨、王卉：《于光远：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科学新闻》2006年17期 46-48页。



【110】于光远：《〈中国农村改革实录〉序一》，见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1】于光远：《我的第一本书是与友人合写的》，见于光远：《朋友和朋友们的书 2》，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27-128页。



【112】王莉：《白岩松：我问故我在》，见王莉：《现场实况：著名主持人访谈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4-46页。



【113】《中央人民电台社会科学讲座 十余省机关部队等组织收听》，1950年5月8日《人民日报》第3版。



【114】温济泽：《大家来办好广播大学》，1950年9月13日《人民日报》第5版。



【115】山东电视台：《老马嘶风——于光远》，2004年10月2日首播。



【116】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3-30页。



【117】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页。



【118】李真真：《何祚庥先生访谈录——在科学院和中宣部科学处之间》，《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1期1-28页。



【119】何祚庥：《我与自然辩证法》，董驹翔、董翔薇编《哲人忆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258-292页。



【120】于光远：《〈学习〉杂志错误事件》，《百年潮》2000年10期40-43页。



【121】于光远：《一九五〇年的中國自然科學工作者》，《科学大众》1950年1期5页。



【122】周培源：《開幕词》，《物理通报》1951年4-6期合刊153-155页。



【123】虞福春：《我应该更加努力改造自己》，1951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第4版。



【124】龚育之：《回忆中宣部科学处》，《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28卷第3期201-226。



【125】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26】张静：《何氏家族：走出寄啸山庄》，《新民周刊》2009年32期54-58页。



【127】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同志访谈录》，《院史资料与研究》1994年1期。



【128】张稼夫：《庚申忆逝》，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9】周培源：《中国物理学应结合祖国广大人民的需要》，《物理通报》1951年1期1-4页。



【130】周培源：《斯大林的谈话与世界和平》，1951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第4版。



【131】周培源：《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1952年4月8日《光明日报》。



【132】周培源：《不允许美国侵略者蹂躏科学成果》，1952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第4版。



【133】《世界科协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主席团名单》，1956 年4 月4日《人民日报》第1版。



【134】周培源：《向科学堡垒进军的新号角》，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第7版。



【135】周培源：《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个问题》，1957年6月12日《人民日报》第7版。



【136】周培源：《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195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第7版。



【137】周培源：《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自然辩证法通讯》1958年3期5-9,17页。



【138】薛攀皋：《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1993年11月14、21日《科技日报》。



【139】《在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 在大跃进中行动积极：许多优秀分子光荣入党》，1959年3月11日《人民日报》第1版。



【140】于光远：《恩师和战友——祝培源师九十寿辰》，见国际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科学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80-86页。



【141】李霑吾：《对于小资产阶级特点的几点体会——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笔记》，《学习》1949年1期37-38页。



【142】于光远：《为什么小资产阶级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学习》1950年1期14-15页。



【143】《世界科协召开三个会议 我国周培源和于光远出席会议》，1960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第5版。



【144】周培源：《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1978年9月10日《光明日报》。



【145】周培源：《在高能物理会议上的讲话》，见《周培源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62-71页。



【146】《在全国科协五个学会学术会议上的开幕词》，见《周培源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8-212页。



【147】周培源：《缅怀毛泽东同志对科教工作的关怀》，1983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



【148】于光远：《有关培源师的几个历史资料》，《民主与科学》2002年4期7-9页。



【149】于光远：《记1964年毛泽东同周培源和我的一次谈话》，《北京党史》2004年1期51-53页。



【150】周培源：《受革命化教育的十五年》，《红旗》1964年19期18-21页。



【151】冯贝叶、冯南南：《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百年潮》2000年6期29-34页。



【152】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153】赖明东：《周培源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4期2页。



【154】《1978年1月2日邓小平同志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文件影印件》，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2008年。



【155】龚育之：《悼念三强同志》，《科学学研究》1992年3期8-9页。



【156】何祚庥：《回忆三强同志在原子能科学技术中的重大贡献》，《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8期70-72页。



【157】于光远：《老同学钱三强、何泽慧的一段佳话》，2001年3月30日《科学时报》。



【158】于光远：《向三强告别》，《科学学研究》1992年3期6-8页。



【159】郭罗基：《我和于光远的交往》，《炎黄春秋》2014年4期72-73页。



【160】奚学瑶：《陆平晚年谈周培源和聂元梓》，《华夏文摘》增刊第870期，2010年12月21日。



【161】张帆：《燕南园的周培源故居》，见肖东发、陈光中主编：《风范：北大名人寓所及轶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212-221页。



【162】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4期40-50页。



【163】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3 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64】薛攀皋、季楚卿、宋振能：《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1949-1956）》，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1993年。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579页。



【165】《本院致中央宣传部函》，见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5月，40-41页。



【166】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导言》，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5月，i-viii页。



【167】《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九五五年第三次会议纪要》，《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10-11页。



【168】《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1955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第1版。



【169】龚育之：《陆定一不当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炎黄春秋》2006年10期47-49页；另见2006年7月10日《学习时报》。



【170】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201页。



【171】于光远：《怀念刘大年、郭敬、刘潇然、巫宝三》，见于光远《朋友和朋友们的书2》，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67-170页。



【172】齐翔延、刘与任、胡冀燕、刘世定：《实践·探索·开拓·发展——于光远传略》，见《经济日报》主编：《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 1》，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62-517页。



【173】申景瑶：《求真之路——记一位经济学家的人生旅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111-112页。



【174】胡冀燕：《于光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务处《名师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简介（一）》，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2-4页。



【175】邓加荣：《经济学家传奇》，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211-212页。



【176】胡培兆、林圃：《〈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216页。



【177】韦君宜：《杂家于光远》，见于光远：《朋友和朋友们的书初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77-81页。



【178】魏明孔：《于光远：海纳百川 矢志不渝》，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上册，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545-554页。



【179】狄超白：《中国货币问题之成因及其结局》，《文化建设》1935年1卷11期90-98页。



【180】狄超白：《商品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3期927-937页。



【181】千家驹：《东印度公司的解散与鸦片战争》，《清华周刊》1932年37卷9-10期61-81页。



【182】千家驹：《国民政府与内国公债》，《东方杂志》1933年30卷1期58-66页。



【183】千家驹：《最近两年度的中国财政：民国十九，二十两年度财政报告书的批评》，《东方杂志》1933年4期19-28页。



【184】《于光远提出：需要深入探索的五个问题》，1986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第5版。



【185】张闻天：《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另见：程中原：《张闻天的晋陕调查: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史志研究》2000年4期25-30页；黄会奇：《延安时期张闻天农村调查思想的研究》，《农业考古》2018年4期114-119页；李金铮、邓红：《论抗战时期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1期183-209页。



【186】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大众文化社1936年版。72页。



【187】胡绳：《新哲学的人生观》，生活书店1937年版。173页。



【188】胡绳：《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新知出版社1938年版。87页。



【189】胡绳：《经济学初级读本》，新知书店1938年版。50页。



【190】蒲韧：《二千年间》，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版。184页。



【191】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三联书店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340页。



【192】吴晗：《读“二千年间”》，《开明》1947年1期9-11页。



【193】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3期51-64页。



【194】于光远：《两件丢脸事》，原载2002年7月30日《今晚报》；见新语丝2002年8月1日新到资料。



【195】Tinman：《关于新到资料里一篇文章》，见新语丝读书论坛，August 01, 2002 12:01:58。



【196】方舟子：《你的思维很独特，是不是该给自己诊断诊断？》，新语丝读书论坛，August 01, 2002 16:09:14。



【197】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130页。



【198】辛芃：《〈科学与无神论〉杂志顾问于光远先生逝世》，《科学与无神论》，2013年6期64页。



【199】骆耕漠：《信用合作事业与中国农村金融》，《中国农村》1935年1卷2期1-14页。



【200】骆耕漠：《最近中国劳工失业问题》，《申报月刊》1935年4卷 5期9-14页。



【201】骆耕漠：《我国银行业的现代化问题》，《中华月报》1936年4期33-34页。



【202】于光远：《“笼养苍蝇”的经济效益》，1983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第3版。



【203】于光远：《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1984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第5版。



【204】于光远：《关于推广笼养苍蝇的五点建议》，见于光远：《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8-79页。



【205】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235-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