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始公社”

1959年，顯然是因為毛澤東已經表態支持“在社會主義中國仍舊需要進行商品生產”這一觀點【155】，于光遠於是也開始了這方面的“探索”，其標誌性成果就是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一篇長文，題為《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問題的討論》。【156】這雖然不是于光遠第一次在《經濟研究》上發表文章，但卻是這份權威刊物第一次發表署名“于光遠”的文章。1980年，這篇文章的“抽象理論的部分”被于光遠收入《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一）》一書中【157】；1994年，它成為《于光遠選集》中的第一篇【158】；2005年，這篇文章又被收入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經濟學百年經典》之中【159】。因此，可以有絕對的把握說，這篇文章是“經濟學家于光遠”的“代表作品”、“經典作品”。

1、誤譯

其實，不論是抽象還是具體、是理論還是實踐，這篇長達四萬多字的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其摘要的第一句話：

“社會主義制度下兩種公有制之間的交換、國營企業與國營企業之間的交換以及社會與個人之間的交換都是商品關係。”【156, p.19】

而在那之前，于光遠還剛剛斷言“社會主義的生產主要地也不是商品生產”【160】，並且還要給“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打上引號【161】。據鄧力群說，在1977年前後，于光遠還曾反對他提出的社會主義要發展商品經濟的主張。【162, p.77】換句話說，于光遠之所以要在1959年改弦更張，原因之一就是“緊跟毛主席”。

除了“緊跟毛主席”之外，于光遠撰寫這篇文章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與著名經濟學家駱耕漠（1908-2008）別苗頭。原來，1957年5月，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出版了駱耕漠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和價值問題（初稿）》一書，其中對于光遠以“仲津”這個筆名在《學習》雜誌上發表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一文——該文主張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用於交換的產品統稱為“商品”，儘管它們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存在本質上的不同【161】——做出了批駁。【163, pp.42-44】四個月後，駱耕漠的這本書在擴充了近一倍之後由科學出版社出版，而據于光遠的總結，該書“引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關於商品的定義，他在解釋這兩個定義時說，‘（一）對商品只能作以上定義，——即私有的和經過買賣以供社會消費的產品，此外不能再有其他定義，同時亦無需去另找其他定義……”【156, p.36】而于光遠這篇長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固執己見，“另找其他定義”。

問題是，既然駱耕漠是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典著作進行的論述，于光遠怎麼反擊呢？他的辦法就是繼續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淘金——找到不同、甚至相反的論述。果然，于光遠不僅從《資本論》和《反杜林論》中各找出一句話，他還從《列寧全集》中找出一句話，然後寫道：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這樣的話說得很多，在這裡用不着一一引用。很明顯的，經典作家在給商品下這些定義的時候，是不把社會主義社會可能還存在商品當作背景來考慮的。在那時，馬克思主義者除了知道兩個原始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之外，只知道私人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而原始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隻是商品交換的開始，它的發生和發展是促進原始公社分解、產生私有制的重要原因之一。”【156, p.32】

不論是根據于光遠的上下文，還是根據他早前普及的“社會科學基本知識”【164】，以及當時風靡全國、被視為不可逾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65】，所謂的“原始公社”都是指人類發展歷史上最早、最漫長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單位。而如上所述，在1880年以前，即讀到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之前，馬克思根本就不知道“原始社會”或“原始公社”的存在——而恩格斯則是在馬克思去世之後才獲得這個“基本知識”的。誰都知道，《資本論》出版於1867年，《反杜林論》出版於1877年。一個讓人百思莫解的問題就是：這兩個“（原始）馬克思主義者”是怎麼在對原始社會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對“原始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進行論述的？

顯然是為了駁斥駱耕漠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商品”這個觀點——他的原話是“在原始公有制社會，產品不是商品，不要經過買賣，而是對社會成員進行直接的分配” 【163, p.4】——，于光遠還從恩格斯的《論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這篇文章中找出了這段話：

“政治經濟學是從研究商品開始，即從研究生產品由個別人們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時的情形開始。加入交換範圍的生產品就是商品。但它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和這個物品，和這個生產品聯結着的是兩個人或兩個公社間的關係，即生產者與消費者(他們在這裡已不再結合在同一個人身上)間的關係。……”【156, p.34】

于光遠當然不會告訴自己的讀者下面這個事實：《論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作於1859年8月，當時就公開發表。也就是說，這篇文章比《資本論》的資格還要老。這是它的德文原文：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fängt an mit der Ware, mit dem Moment, wo Produkte - sei es von einzelnen, sei es von 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 - gegeneinander ausgetauscht werden. Das Produkt, das in den Austausch tritt, ist Ware. Es ist aber bloß dadurch Ware, daß sich an das Ding, das Produkt, ein Verhältnis zwischen zwei Personen oder Gemeinwesen knüpft,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dem Produzenten und dem Konsumenten, die hier nicht mehr in derselben Person vereinigt sind.”【166, s.475】

顯然，于光遠引文中的“原始公社”來自“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而事實是，任何一本德文詞典都會告訴讀者，“naturwüchsigen”是形容詞，其含義是“自然的”（natural）或“原生的”（native）；而“Gemeinwesen”則是普通名詞，其含義是“社區”（community）或“政體”（polity）——它與政治經濟學概念“公社”（Kommune）毫無關係。確實，蘇聯出版的馬恩全集的英文本就將之譯為“primitive communities”【167, p.476】而不是“primitive commune”。

事實是，在全部《資本論》中，“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 只出現了一次，而郭大力、王亞南就把這個詞組譯為“自然發生的共同體”。【168】相應地，中央編譯局也將之譯為“原始共同體”。【82, pp.105-106】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這個詞組出現了兩次，而郭沫若在三十年代就把與它們相應的英文譯為“自然發生的共同團體” 【169, p.38】或“自然生長的國族”【169, p.187】。郭沫若的翻譯很可能來自日本人在1931年翻譯出版的《經濟學批判》，其中把這個德文詞組或其相應的英文詞組譯為“自然生長な的共同團體”【170, p.37】或“自然生長な的社會團體”【170, p.176】。

其實，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馬、恩二人第一次使用“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這個詞組是在作於1845-1846年間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

“Das Privatrecht entwickelt sich zu gleicher Zeit mit dem Privateigentum aus der Auflösung des 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s.”【171】

這句話的蘇聯官方英文翻譯是：

“Civil law develops simultaneously with private property out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natural community.”【172】

其中文翻譯是：

“私法和私有制是從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形式的解體過程中同時發展起來的。”【173, p.71】

也就是說，“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的含義就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而這個概念與“原始公社”或“原始共產主義”沒有絲毫關係，因為在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之時，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家庭中的奴隸制是最早的所有制”。【173, p.36】

實際上，恩格斯在根據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撰寫《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時，也曾使用過兩次“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174】，但它們均被英譯成“naturally evolved community”【175】、漢譯成“自然發生的共同體”【117, p.113】。

總而言之，無論是根據德文詞典、官方英文翻譯、官方中文翻譯、以及根據“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把“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譯成“原始公社”都是一個極為明顯也極為嚴重的錯誤。而據于光遠說，他的引文來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 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352頁。”讓人大惑不解的是，于光遠曾說他初中時就學過德語，上大學時繼續學德語，“我的德語水平只達到可以翻譯像《自然辯證法》這類馬恩著作的程度”【176】；而從延安時代起，他就讀德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2, p.40, pp.60-61, p.64, pp.66-67, p.70】。既然如此，為什麼在條件變好了、年齡變大了、知識變多了之後，他卻專門讀馬恩著作的中譯本了呢？【177】

2、誤導

據于光遠後來說，“我一向認為除了馬克思本人外，恩格斯是解釋馬克思思想的權威。”【106】于光遠的這句話雖然是要樹立恩格斯的權威性，但它卻相當於承認，無論恩格斯在“解釋馬克思思想”方面是多麼的權威，他都高不過馬克思的原文。換句話說就是，出於馬克思筆下的文字是“經”，出於恩格斯筆下的文字至多是“緯”。這樣一來，我們不禁要產生這樣的疑問：于光遠在“引經據典”之時，為什麼不引馬克思的“經文”，而是找來一段恩格斯的“緯文”？退一萬步說，既然他的引文來自恩格斯的《論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他總該順便讀一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吧？如上所述，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兩次使用 “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這是第一次：

“In der Tat erscheint der Austauschprozeß von Waren ursprünglich nicht im Schoß der naturwüchsigen Gemeinwesen*, sondern da, wo sie aufhören, an ihren Grenzen, den wenigen Punkten, wo sie in Kontakt mit andern Gemeinwesen treten. Hier beginnt der Tauschhandel und schlägt von da ins Innere des Gemeinwesens zurück, auf das er zersetzend wirkt. Die besondern Gebrauchswerte, die im Tauschhandel zwischen verschiedenen Gemeinwesen Waren werden, wie Sklave, Vieh, Metalle, bilden daher meist das erste Geld innerhalb der Gemeiwesen selbst.” 【166, s.35-36】

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堅根據德文翻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是上面這段話的漢譯：

“實際上，商品交換過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的內部出現的¹³，而是在它的盡頭，在它的境界上，在它與其他公社接觸的少數地點。這裡開始了物物交換，從此深入到公社的內部，對它起着破壞作用。因而，在不同公社之間的物物交換中變成了商品的那種特殊使用價值，如奴隸、牲畜、金屬，通常就成為公社本身內部的最早的貨幣。”【178】

與恩格斯的那段話相比，用馬克思的這段話來駁斥駱耕漠的謬論豈不更為有力？

實際上，當時的于光遠根本就不可能不知道馬克思的這段話，因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這樣講解“商品”了：

“商品最初在歷史上出現，是在原始公社社會的後半期。這個時候，社會上開始有了些分工，有的原始公社是搞農業的，有的原始公社是搞牧畜的，搞農業的這個公社，想吃點羊肉，就把自己的糧食跟搞牧畜的公社換幾隻羊。這樣，在交換當中，羊和糧食都變成商品了。這就是歷史上最初出現的商品。”【179】【180】

而在1959年，于光遠繼續說這樣的話：

“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發生之後，畜牧部落從農業部落中分離出來，生產力水平提高了，而且農業部落需要畜產品，畜牧部落需要農產品，於是交換逐漸經常和頻繁起來，穀物等農產品和肉類、乳類、毛皮等畜產品變成了商品, 商品的種類增多了。”【156, p.48】

于光遠的話雖然明顯是在複製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一書【181】，但追蹤溯源，它們卻只能是來自馬克思上面那段話。而誰都知道，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寫作《資本論》的第一步，因此，如果說于光遠在1959年還沒有讀過那本書的話，就有駭人聽聞之嫌。那麼，于光遠到底為什麼在1959年非要引用一生都在“拉第二小提琴”【182】的恩格斯，而不是直接引用首席小提琴馬克思？除了對恩格斯的偏愛——他在二十年後“反偽”的全部理論依據就是恩格斯的一篇文章——之外，最可能的原因就是馬克思的那段話含有一個註：

“* Aristoteles bemerkt dasselbe von der Privatfamilie als dem ursprünglichen Gemeinwesen. Aber die ursprüngliche Form der Familie ist selbst Stammfamilie, aus deren historischer Analyse sich erst die Privatfamilie entwickelt. „Denn in der ursprünglichen Gemeinschaft (dies aber ist die Familie) bestand offenbar keinerlei Notwendigkeit für diesen (nämlich den Tausch)." (1. c.)”【166, s.36】

這是徐堅的譯文：

“① 亞里斯多德說到作為原始公社的私人家庭時也這樣說過。但是家庭的原始形式是氏族，氏族在歷史上解體了才出現私人家族。‘因為在原始公社（而這是家族）中，這件事（即交換）顯然毫無必要’。見亞里斯多德‘國家論’第一卷第九章”【178】

這個注，泄露了兩條天機：第一，它泄露了所謂的“原始公社”乃是“私人家庭”這個秘密——郭沫若的譯文是“原始的共同團體中的私有家族”【169, p.38】——；第二，它泄露了馬克思認為“在原始公社不需要商品”（交換顯然毫無必要）這個秘密。也就是說，于光遠不敢引用馬克思的這段話來批駁駱耕漠，就是害怕駱耕漠用這個注來予以反擊。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在引用馬列經典之時，即使明知譯文有誤，但他仍舊會照錄無誤。你看這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多能“活學活用”！？

3、以訛傳訛

于光遠的文章發表後，駱耕漠曾作文反駁——這是他告訴于光遠應該如何閱讀馬恩原著：

“對以上三段話，在我看來，是不能像于光遠同志那樣解釋的。恩格斯的那段話是一氣呵成，不能分開的。他不僅說個別人或原始公社互相交換的產品才是商品，而且還說物品之所以成為商品，‘只是’因為與這個物品聯繫着這樣的特殊關係，它歸根到底是階級與階級的關係，是始終與物品聯結在一起並作為物品來表現的關係。恩格斯唯恐人們忽視這種關係，他還特地加了重點來表示，可是光遠同志卻看落了這一點。”【183】

上面這段話，雖然已經觸摸到了于光遠“治學”的核心，即孤立地、片面地、僵硬地對待“經典著作”中的片言隻語，並且把它們當作自己認識世界——或曰“闖世界”、“幹革命”——的終極武器，但駱耕漠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所說的“原始公社”並不是那個沒有階級、沒有私有制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存在着私有制、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原初人類共同體”——因為根據《共產黨宣言》，“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由於駱耕漠沒能直搗黃龍，所以二十多年後，另一位大牌經濟學家卓炯（1908-1987）在其名著《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把恩格斯的那段話再次翻出來，然後這樣給當年的爭執斷案：

“並不是于光遠同志看落了‘階級與階級的關係’，而是駱同志看落了‘一個特殊事實的例子’”。【184】

據說在文革之前，中國的經濟學界曾就“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問題展開過三次大討論，由此產生了四、五百篇論文。【185】而在參加討論的學者之中，于光遠和駱耕漠當時都是中科院的“學部委員”，半個世紀後，他們倆又雙雙成為中國社科院的“學部委員”，是當時中國碩果僅存的兩位“兩科院士”。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駱耕漠在1959年的爭論，代表着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水平。而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不禁會對其爭論的水平之低下感到瞠目結舌。從另一方面來講，于光遠自稱是一個“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又是那麼的膚淺可笑。而就是這樣一個對馬克思主義一知半解的“混混生”，竟然在中國掌控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長達半個多世紀，這能不讓人感到後怕嗎？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于光遠最得意的“治學方法”就是 “咬文嚼字”。【186】【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