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谬种流传，荼毒苏联

也许有人会问：机械派与辩证派缠斗了四年多，为什么突然间被后者彻底击溃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虽然没有看到标准答案，但是，一伙自然科学家在工作之余与一伙全职哲学家争论哲学问题，其先天劣势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科学家只有常规装备，而对方手中不仅握有核武器，他们还把那些核武器当作常规武器来使用。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辩证派在1929年4月才大获全胜”，而是“他们为什么没能早些获胜？”

1、盟军参战

对于“为什么辩证派没能早些获胜”这个问题，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使用的那些强盗逻辑——名副其实的“大盗理”——根本就说服不了任何人；所以，一个“机械论者”只要不惧强权，就不可能投降。而辩证派虽然占据绝对的话语优势，但他们却没有掌握决定生杀的政治权力，所以，双方的口水仗才会迟迟分不出胜负。事实是，斯捷潘诺夫在1925年当选联共中央委员；1927年，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遭到彻底惨败，这些都是机械派的利好消息。但很快，斯捷潘诺夫去世，布哈林失势，于是天平的指针开始向辩证派倾斜。不过，辩证派之所以能够最终取胜，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一伙生物学家加入了他们的阵营，从而使清一色的“玄学鬼”看上去不再是那么干巴巴、灰溜溜、阴森森。这是不久的将来便会成为苏联遗传学界举足轻重人物的列维特（Солом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евит, 1894-1938）在那场著名的“1927 年 12 月 19 日梅耶荷德剧院辩论”上的发言：

“我本来不打算发言的，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会议上解决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不得不发言，因为自然科学的一些同志发言之后，可能感觉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真的有争论。三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描绘的，三年前真的可以说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但今天谈论它至少为时已晚。在这三年里，莫斯科成立了两个社团：物理学家唯物论者协会、生物学家唯物论者协会，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协会的机械论者没有发表任何报告，不仅没有发表任何报告在具体的实际问题上，还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机械论者只字未提。”【431】

问题是，为什么生物学家要加入哲学家的阵营？

2、咸鱼翻身

原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6年头两期连载了德波林的一篇长文，题为《恩格斯与生物学中的辩证法》【432-433】，其中心思想不过是说，就像物理学正在发生“危机”一样，生物学也在发生“危机”；而要渡过这个“危机”，生物学家就必须运用辩证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生物学，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导致需要辩证的观点”。【434】天知道长于空谈玄想、拙于科学知识的德波林——其学姐阿克塞尔罗德就称这篇文章“乏味得令人压抑、空洞得不知所云”、“其中没有一个真正的生物学词汇”【435】——为什么突然间搞起了“理论联系实际”，但其直接结果，就是将生物学家拉进了自己的阵营。

1926年第3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除了连载德波林的《恩格斯与生物学中的辩证法》之外，还发表了遗传学家谢列布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 1982-1948）的文章，题目是《摩根和孟德尔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传理论》。【436】虽然谢氏在中国的名气不大——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李森科时代前俄罗斯遗传学者的成就》一书甚至没有单独的章节介绍此人——，但在苏联和西方，他的名气却大得惊人——尽管他只是“俄罗斯实验生物学之父”【437】科尔佐夫（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ольцов, 1872-1940）的一个学生，但专门研究苏联生物学历史的美国学者亚当斯（Mark B. Adams）却说他是“苏联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438】

简言之，谢氏的这篇文章虽然以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基因池”这个概念而留名遗传学史【439】，但其主旨却是要确立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绝对权威。在当时，谢氏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容易，因为恰如他自己所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对这一学说提出了一系列严重指控”而其中“第一指控就是说它是非辩证的”。【440】确实，如果按照“机械—辩证”二歧分类，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是典型的“机械论”，因为其“基因决定论”是再典型不过的“还原论”。【441-442】而如上所述，“还原论”是“机械论”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不仅如此，按照“形而上学—辩证法”二歧分类，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还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因为其“基因不变”、“种质隔离”观点与发展、变化、普遍联系观点格格不入——所以它后来被李森科学派蔑称为“形式遗传学”（формальной генетике）。【443】也就是因为如此，尽管谢列布多夫斯基口沫横飞地为之辩解，但其大意不过是说，拉马克主义更不靠谱，它是那些无知无识的农牧民们——其原话是“那些从未学过生物学，而只是从事农业、养殖、种植业的人”【444】——所信奉的前科学理论，与炼金术、占星术相类似。

3、优生学家

其实，谢氏所说的这一大套，几乎全都来自其导师科尔佐夫，因为他两年前就曾发表文章，嘲笑拉马克主义是用信仰来代替科学（замену науки верой）。在那篇文章中，科尔佐夫如此开宗明义：

“后天获得的性状的遗传问题对优生学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它们确实是可遗传的，那一切就太容易了。这将消除优生学的所有实际困难。与其关注查尔斯·达尔文指出的路径上的选择和结果，倒不如回到原始的拉马克主义。”【445】

也就是说，在科尔佐夫看来，如果拉马克主义能够成立，就没有优生学家什么事儿了。

科尔佐夫虽然最终在七十年代被《苏联大百科全书》追认为“俄罗斯和苏联实验生物学的创始人”【446】，但他的另一个显赫身份却是1920年成立的“俄罗斯优生学会”（Русское евген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的创始人兼第一任会长。【447】事实是，1921年，科尔佐夫曾委托当时苏联农学界头号人物瓦维洛夫——他后来被英美“李黑”（即“李森科黑”）联手捧为“遗传学烈士”【448】、被方舟子捧为“俄国……遗传学的杰出先驱者”、“勇士”【158】——向欧美优生学运动的总指挥达文波特（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 1866-1944）递交投名状。【449】也就是因为优生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优生学”臭了大街，所以它改头换面，摇身一变，变成了“人类遗传学”；而在苏联，优生学在三十年代初就遭到打压，所以那些优生学家将其研究内容改称为“医学遗传学”——对科尔佐夫非常重要，所以直到1939年，《真理报》还在批评他搞伪科学。【450】而那个曾为纳粹德国效力的遗传学家蒂莫菲维-莱索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Тимофеев-Ресовский, 1900-1981）就是科尔佐夫的另一位高徒。与之相对应的是，当时苏联另一位优生学领袖菲利普琴科（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илипченко, 1882-1930）的门生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Grygorovych Dobzhansky, 1900-1975）——方舟子吹捧前者为“群体遗传学的创建者之一”、后者为“对生物学的贡献却并不比摩尔根小”【451】——就是世界上最出名的新达尔文主义者；并且，绝非偶然，他也是世界上顶尖“李黑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在发表《摩根和孟德尔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遗传理论》一文时，谢列布罗夫斯基只有34岁，并且，其身份，充其量只能算是科尔佐夫的一个助手。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对苏联遗传学后来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他绝对当得起“苏联遗传学之父”这个称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前李森科时代”那些举足轻重的“遗传学家”，如阿戈尔、列维特，以及在“后李森科时代”主掌苏联遗传学界的杜比宁，都出自他的门下。实际上，连美国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缪勒（Hermann Joseph Muller, 1890-1967）都曾深受其影响：他在1935年出版的优生学著作，《走出黑暗》，就是在发挥谢氏的主要观点，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来繁殖“杰出人物”，让每个“杰出人物”产生多至五万个后代。【452】

4、拉马克主义

谢列布多夫斯基不仅是“俄罗斯优生学会”的创始会员（第一年因为身份低微而仅列为“临时会员”），并且还是那个学会的骨干。所以，他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处女作——也是他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唯一文章——的另一个目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目的”，就是要为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发臭的“优生学”正名，即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优生学”，因为按照他的说法，“每一个阶级都必须创造自己的优生学”。【453】也就是因为如此，谢氏用了两千三百多单词，占全文的七分之二，专门为优生学辩护——这是其开端几句话：

“最后，现代遗传理论被指责的第三个大罪是它的非革命性。根据反对者的说法，这种非革命性的原因在于现代遗传学据称允许对人口的不同群体、不同阶级进行评估，而这种评估可能对最具革命性的阶级不利。优生学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负有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正试图诋毁基因基础，生物基础。这允许优生学观点和遗传学观点的要素具有一定的不可分割性。在这里，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误解。”【454】

与其为遗传学立威时所使用的手段一样，谢氏为优生学正名的手段也是痛批拉马克主义。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优生学的立身之本就是否认环境对人性（性状）的影响，因此它与拉马克主义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这是当时一个叫波尼亚茨基（Н. С. Понятский）的生物学家的观察：

“后天性状的遗传问题近来变得尖锐得令人费解，就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达尔文主义一样。无论如何，他们试图找到足够的理由使其失败，并且其中已经出现了关于驳斥达尔文主义的指控。关于获得性特征的遗传问题最近也同样发生在我们身边。他们甚至认为它是反革命的，据称它破坏了已经上台的无产阶级的重要性。”【455】

也就是说，拉马克主义问题，或获得性遗传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它对生物学或者遗传学研究根本就构不成任何威胁，但它对优生学、种族主义思潮却是一种颠覆性的存在。据纳粹生物学家伦茨（Fritz Lenz, 1887-1976）说，奥地利著名生物学家、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拉马克主义者卡莫拉（Paul Kammerer, 1880-1926）曾说过这样的话：“否认获得性遗传的种族意义会助长种族仇恨”。【456】而《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一书的作者库斯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则如此直截了当地论证纳粹法西斯分子陷害卡莫拉的理由：

“获得性遗传的证据将是对基因决定民族优劣的种族主义学说的致命打击。”【457】

也就是因为库斯勒戳破了皇帝的新衣，大牌李黑如杜布赞斯基和缪勒的学生卡尔森（Elof Axel Carlson, 1931-）才会忙不迭地跳将出来，在恶评其为卡莫拉翻案的新书的同时，极力攻击拉马克主义。【458-459】而这恰恰说明，库斯勒的判断是正确的：拉马克主义是基因决定论、优生学、种族主义、纳粹法西斯的死敌。

实际上，早谢氏两年，孟德尔的传记作者伊尔提斯（Hugo Iltis, 1882-1952）就已经在一篇题为《种族科学与种族狂热》的文章中指出，“按照那些相信种族、拒绝拉马克后天性状遗传学说的人的观点，社会动荡是无可指望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保持种族的纯正和繁衍”。【460】换句话就是，相信优生学的人，必定与拉马克主义为敌，这不仅仅因为拉马克主义的实质就是否定基因决定论，而且还是因为，那些相信优生学的人，必定相信自己是“优等生”、是“适者”，而他们主张优生学的根本的前提——不论他们是否承认——都是基于歧视：从个体到家族到阶级到种族到国家到文化。而拉马克学说的本质就是为那些“弱者”、“劣者”、“不适者”提供了希望：提供自身的努力，他可以成为“强者”、“优者”、“适者”。所以，伊尔提斯说：

“一旦拉马克主义找到了自己的伟大的方法论者，一旦投入到它的问题上的时间与研究孟德尔的时间一样多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将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种族、而是整个人类都提升到更高水平，将他们的健康、道德和情感品质提得更高。”【461】

根据优生学家坚信“基因决定论”这一前提，我们还能够得出他们绝对不可能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结论，因为既然人类的一切都已经被还原到了基因，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全都变成次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了。这也是谢氏认为人种的优化比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更大潜能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谢列布多夫斯基在为自己辩护时提出的主要观点就是，“优生学不是一门科学……优生学家提出的问题绝不是生物科学的问题”【462】；与此同时，他对美国生物家萨莫那（Francis Bertody Sumner, 1874-1945）1915年发表的论文——其结果证明获得性遗传的可能——一口否决：“像 萨莫那自己所做的那样天真地证明借助温度影响获得的变化的遗传性是绝不可能的”【463】。

好笑的是，萨莫那是哥伦比亚大学1901年的博士，他在1915年发表那篇论文【464】时，已经是一位资深科学家；其数据，则来自长达六年的试验，所以连摩尔根都说它“可能是最认真最彻底的分析工作”。【465】1937年，萨莫那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466】与之相比，在嘲笑卡莫那“天真”、断言其结论“绝不可能”的1926年，谢列布多夫斯基只有12年的“本科后”经历，而他跟随科尔佐夫从事实验室研究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短短的六年；并且，在当时，他手中没有任何能够证否萨莫那试验结果的证据。如果不是把自己视为“优者”，他哪儿来的那么大自信？

5、转基因式洗脑

其实，在当时的苏联，拉马克主义的势力非常强大，所以共产主义学院才会向卡莫拉发出邀请，要他到苏联继续其研究。而曾经从事获得性遗传研究、但已经对拉马克主义产生怀疑、并且即将放弃这一学说的沙瓦多夫斯基（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авадовский, 1895-1951）也不得不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上承认，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目前捍卫拉马克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科学”。【467】实际上，在那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上，不仅在谢氏文章之前的德波林文章至少两次引用了卡莫拉【433】，紧接谢氏文章之后的就是阿戈尔（Израиль Иосифович Агол, 1891-1937）——他当时正在沙瓦多夫斯基的实验室研究获得性遗传——的文章，题为《生物学中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该文更是多次引用卡莫拉的文章来驳斥“生物学中的形而上学”观点。【468】实际上，连纳粹优生学家伦茨都在1921年抱怨说，“我们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拉马克主义的魔咒之下”。【469】而谢氏的这篇文章，不仅多次暗讽卡莫拉，而且还直截了当地指斥拉马克主义为伪科学，因此相当于“新达尔文主义”在苏联向“新拉马克主义”的正式宣战。而以德波林为首的那些“科盲”哲学家，对此显然有些浑然和茫然，于是稀里糊涂地为他提供了宣战平台。事实是，在那之前，这份刊物对优生学一直持批评立场。

确实，谢氏虽然在遗传学方面的成就相当耀眼，但他的更大本事却是“洗脑”：他不仅转变了德波林对拉马克主义的态度，他还有本身使其他铁杆拉马克主义生物学家也放弃自己的立场，变成铁杆“优生学家”。据谢氏的门人杜比宁说，从1921年到1927年，谢氏一直在科尔佐夫的实验室从事研究。【77, c.78】而在1927年之后，他开始辗转于共产主义学院、季米里亚泽夫研究所、莫斯科动物学研究所等单位。而就是在期间，他收入了一批门徒。

在谢氏的“宣战”文章发表之前，《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只发表了两篇在标题中就含有“优生学”的文章，它们全都出自此一个名叫斯列普科夫（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лепков,1902-1937）之手。在其中，该人引用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章来驳斥苏联优生学家菲利普琴科的优生学观点【470】，并且反复将优生学与资产阶级挂钩【471】。不仅如此，此人还坚信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所以他才会批评菲利普琴科“完全否认外部环境对遗传变异的影响”，连“摩尔根隐约表达的低估外部环境的影响的倾向”都遭到他的批评。【472】可是，从1927年起，斯列普科夫开始接受谢氏的熏陶【77, c.87】，并且马上就变成了苏联最狂热的优生学家之一，当年就出版了一本优生学著作，题为《优生学：改善人性》。【473】

与斯列普科夫一起接受谢氏训练的还有阿戈尔和杜比宁，前者几乎马上就要成为苏联遗传学界的重要角色，而后者在“后李森科时代”主掌了苏联遗传学界大约二十年。如上所述，阿戈尔曾是拉马克主义者，对卡莫拉怀有深切的同情，曾在1926年3月充满深情地说，“著名生物学家卡莫拉教授的处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因为自己的唯物主义信念而受到迫害，被剥夺了所有工作机会”。【474】半年后，卡莫拉含恨自杀。消息传来【475】，阿戈尔悲愤欲绝，于是专门撰写了一篇悼文，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哀思。【476】而就是这样一个铁杆拉马克主义者，在谢列布多夫斯基的调教下，变成了一个铁杆“形式遗传学”信徒。1928年，阿戈尔被任命为“季米里亚泽夫研究所”的所长，并且在次年的“胜利大会”上建议正式谴责拉马克主义，并且把拉马克主义者赶出共产主义学院。【477】

另一位被谢列布多夫斯基洗脑的重量级人士是列维特。和阿戈尔一样，列维特也是医学院毕业生；和阿戈尔一样，他也曾坚信拉马克主义。但是，到了1927年，他的拉马克主义信仰被谢氏彻底铲除：当时他正在谢氏的实验室研究果蝇，而谢氏在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之后，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题为“震动科学世界的四页纸”【478】——其句式是模仿美国记者里德介绍十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479】。所谓“四页纸”，就是美国遗传学家、优生学家缪勒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报道自己成功地利用放射性诱导果蝇发生突变。【480】而那篇论文最最奇特之处并不在于其发现之震撼，而是在于其中既没有方法步骤、也没有数据图表、更没有参考文献——所以，在它问世九十多年后，遭到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一位教授的质疑。【481】而就是在这样的“震撼”之下，铁杆拉马克主义者列维特的脑筋发生了急转弯——用俄罗斯大牌李黑索伊费尔（俄文：Вале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ойфер；英文：Valery Nikolayevich Soyfer, 1936-）的说法就是：“他的‘拉马克病’被就此彻底治愈”。【482】果然，在“胜利大会”上，列维特宣称，如果再相信拉马克主义，那就相当于倒退五十年；叫嚣要永远结束拉马克主义者在共产主义学院占据统治地位的状况。【483】

也就是因为把苏联的遗传学界彻底地转了基因，所以谢氏才会得意忘形，在1929年在他与列维特主持的一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题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484】为什么说它“臭名昭著”呢？这是因为，为了鼓吹优生学，谢氏宣称如果在苏联消灭了遗传性疾病，那么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两年半即可完成。【485】不仅如此，谢氏还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将传统的家庭形式改良，让妇女接受人工授精，以产下“新型人”。【486】好笑的是，谢氏的这个优生学主张，后来被中国科学纳粹第二代帮主方舟子张冠李戴，以讹传讹，说成是与“主张获得性能够遗传”的米丘林“不谋而合”。【158】

1930年，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列维特与阿戈尔双双前往缪勒的实验室进修。回国后，曾经否认存在遗传性疾病的列维特打着“医学遗传学”的旗号，在苏联开展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双胞胎遗传学研究——典型的优生学研究。而在当时，苏联政府已经取缔了优生学。1933年，缪勒受邀到苏联从事研究，马上就成为列维特主持的“医学遗传学研究所”的首脑和灵魂。1935年，缪勒上书斯大林【487】，要求在苏联开展优生学计划，其主要内容就是谢列布多夫斯基的人工授精繁殖伟人设想。1936年，缪勒在苏联率先发起了对李森科的公开攻击（另详）。也就是说，“李森科事件”完完全全就是那些优生学家们一手炒起来的，其实质，就是继续其从1926年开始的“黑拉马克主义行动”——而这个行动，被中国科学纳粹二代帮主、中国科邪教父方舟子一直延续到今天。

6、玩火自焚、咎由自取

阿戈尔和列维特都没能逃过大清洗的噩运，而谢氏本人在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也风光不再。但是，谢氏的影响却一直持续到六、七十年代，其原因，就是他还转了另一个人的基因，那就是杜比宁（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Дуби́нин, 1907-1998）——他后来被俄罗斯李黑索伊费尔称为“李森科第二”。【488】与其同门师兄弟阿戈尔和列维特一样，杜比宁在德波林派大获全胜的1929年也是趾高气昂，狂妄嚣张，曾如此公开表态：

“拉马克主义和摩尔根主义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因为遗传学的基本概念与拉马克主义完全矛盾。摩尔根主义和拉马克主义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试图将它们融合到一起只能导致折衷主义，它们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直到一方获胜：要么是拉马克主义，要么是摩尔根主义。”【489】

简言之，如果说“机械—辩证”大论战与“科学”有什么相关的话，那么在谢氏那篇“宣战书”之前，其主战场就是物理学；而谢氏的那篇文章，相当于给“辩证论者”开辟了“第二战场”——颇像二战后期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不仅如此，在1929年4月之后，第一战场在瞬间不复存在，但第二战场却战鼓隆隆，硝烟四起——它直接导致了“李森科主义”在苏联的崛起。换句话说就是，苏联之所以能够出现了“李森科主义”，罪魁祸首就是以谢氏为首的“遗传学派”投靠了“辩证论者”——或者说遗传学家拉哲学家为外援，名副其实的“引狼入室”。之所以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李森科的军师普列森特——没有此人，李森科最多不过就是一个“赤脚农艺师”——就是一个“辩证论者”；更重要的是，这伙人的初衷就是要借助政治力量来消灭自己的学术敌人，即所谓的“拉马克主义者”。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弄巧成拙，败在了“李森科学派”的脚下。这是杜比宁后来的反思：

“但未来动荡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 1931年预先决定的。宙斯向我们的遗传学世界送来了潘多拉，而我们未来的不幸就盛放在那锁定的棺材之中。屈服于我们的科学和农业的不同趋势被折射的斗争感觉，遗传学家和他们的反对者将打开这个棺材。但尽管困难重重，这些事件将成为许多人的坩埚，最终将为了解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科学扫清道路。”【490】

杜比宁之所以说自己的命运是在1931年决定的，就是因为德波林帮的彻底垮台发生在那一年。而事实是，他们的命运，在谢列布罗夫斯基率领遗传学家跳上德波林战车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1930年6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米丁、拉里采维奇、尤金三人署名的文章，题为《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全文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为纲，分析和评价了“前一段”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而其内容就是对“机械论者”和“辩证论者”各打五十大板，说前者是“右倾”，后者是“忽略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基础的揭露”、犯有形式主义乃至唯心主义的错误。【491】在当时，德波林一伙正在春风得意之际，哪里可能把名不见经传的米丁一伙放在眼里，所以他们马上在自己控制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上回敬了一篇《论哲学两条战线的斗争》，最最震撼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它的署名：德波林领衔，身后站着九员大将，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斯坦、卡列夫、卢普波尔、列文、列维特、阿戈尔、赫森等。【38】眼看着苏联第二次哲学大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当时已经完全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的斯大林出面了，宣布德波林一伙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33】【136】可笑的是，虽然德波林帮在斯大林的打击下，顷刻间土崩瓦解，但斯大林却继承了德波林帮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即将“辩证唯物主义”钦定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并且，与“历史唯物主义”一道， “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492】很可能就是这项“功劳”，德波林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

最可笑的是，按照莱文的说法，斯大林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机械唯物主义”——看看这两段话：

“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最终表现为机械唯物主义的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从列宁哲学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即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那个时期——汲取力量的，而那时的列宁正处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之下。”【493】

“的确，机械唯物主义对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即只是在斯大林的直接政治干预之下才取得的那场胜利，是苏联的一场反恩格斯主义的胜利。”【494】

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法还是蛮灵验的，至少它的“否定之否定”定律就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演变、进化之中得到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