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謬種流傳，荼毒蘇聯

也許有人會問：機械派與辯證派纏鬥了四年多，為什麼突然間被後者徹底擊潰了呢？對於這個問題，我雖然沒有看到標準答案，但是，一夥自然科學家在工作之餘與一夥全職哲學家爭論哲學問題，其先天劣勢是不言而喻的。更何況，科學家只有常規裝備，而對方手中不僅握有核武器，他們還把那些核武器當作常規武器來使用。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為什麼辯證派在1929年4月才大獲全勝”，而是“他們為什麼沒能早些獲勝？”

1、盟軍參戰

對於“為什麼辯證派沒能早些獲勝”這個問題，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使用的那些強盜邏輯——名副其實的“大盜理”——根本就說服不了任何人；所以，一個“機械論者”只要不懼強權，就不可能投降。而辯證派雖然占據絕對的話語優勢，但他們卻沒有掌握決定生殺的政治權力，所以，雙方的口水仗才會遲遲分不出勝負。事實是，斯捷潘諾夫在1925年當選聯共中央委員；1927年，托洛茨基領導的“反對派”遭到徹底慘敗，這些都是機械派的利好消息。但很快，斯捷潘諾夫去世，布哈林失勢，於是天平的指針開始向辯證派傾斜。不過，辯證派之所以能夠最終取勝，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那就是一夥生物學家加入了他們的陣營，從而使清一色的“玄學鬼”看上去不再是那麼乾巴巴、灰溜溜、陰森森。這是不久的將來便會成為蘇聯遺傳學界舉足輕重人物的列維特（Солом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евит, 1894-1938）在那場著名的“1927 年 12 月 19 日梅耶荷德劇院辯論”上的發言：

“我本來不打算發言的，因為我覺得在這樣的會議上解決辯證唯物主義的根本問題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我不得不發言，因為自然科學的一些同志發言之後，可能感覺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之間真的有爭論。三年前他們就是這樣描繪的，三年前真的可以說是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之間的爭論。但今天談論它至少為時已晚。在這三年裡，莫斯科成立了兩個社團：物理學家唯物論者協會、生物學家唯物論者協會，在這段時間裡，這些協會的機械論者沒有發表任何報告，不僅沒有發表任何報告在具體的實際問題上，還有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機械論者隻字未提。”【431】

問題是，為什麼生物學家要加入哲學家的陣營？

2、鹹魚翻身

原來，《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1926年頭兩期連載了德波林的一篇長文，題為《恩格斯與生物學中的辯證法》【432-433】，其中心思想不過是說，就像物理學正在發生“危機”一樣，生物學也在發生“危機”；而要渡過這個“危機”，生物學家就必須運用辯證法——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生物學，通過其自身的發展，導致需要辯證的觀點”。【434】天知道長於空談玄想、拙於科學知識的德波林——其學姐阿克塞爾羅德就稱這篇文章“乏味得令人壓抑、空洞得不知所云”、“其中沒有一個真正的生物學詞彙”【435】——為什麼突然間搞起了“理論聯繫實際”，但其直接結果，就是將生物學家拉進了自己的陣營。

1926年第3期《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除了連載德波林的《恩格斯與生物學中的辯證法》之外，還發表了遺傳學家謝列布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 1982-1948）的文章，題目是《摩根和孟德爾與馬克思主義者的遺傳理論》。【436】雖然謝氏在中國的名氣不大——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李森科時代前俄羅斯遺傳學者的成就》一書甚至沒有單獨的章節介紹此人——，但在蘇聯和西方，他的名氣卻大得驚人——儘管他只是“俄羅斯實驗生物學之父”【437】科爾佐夫（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Кольцов, 1872-1940）的一個學生，但專門研究蘇聯生物學歷史的美國學者亞當斯（Mark B. Adams）卻說他是“蘇聯遺傳學的奠基人之一”。【438】

簡言之，謝氏的這篇文章雖然以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基因池”這個概念而留名遺傳學史【439】，但其主旨卻是要確立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的絕對權威。在當時，謝氏要達到這個目的並不容易，因為恰如他自己所承認，“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對這一學說提出了一系列嚴重指控”而其中“第一指控就是說它是非辯證的”。【440】確實，如果按照“機械—辯證”二歧分類，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是典型的“機械論”，因為其“基因決定論”是再典型不過的“還原論”。【441-442】而如上所述，“還原論”是“機械論”的最突出的特徵之一。不僅如此，按照“形而上學—辯證法”二歧分類，魏斯曼—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還是典型的“形而上學”，因為其“基因不變”、“種質隔離”觀點與發展、變化、普遍聯繫觀點格格不入——所以它後來被李森科學派蔑稱為“形式遺傳學”（формальной генетике）。【443】也就是因為如此，儘管謝列布多夫斯基口沫橫飛地為之辯解，但其大意不過是說，拉馬克主義更不靠譜，它是那些無知無識的農牧民們——其原話是“那些從未學過生物學，而只是從事農業、養殖、種植業的人”【444】——所信奉的前科學理論，與鍊金術、占星術相類似。

3、優生學家

其實，謝氏所說的這一大套，幾乎全都來自其導師科爾佐夫，因為他兩年前就曾發表文章，嘲笑拉馬克主義是用信仰來代替科學（замену науки верой）。在那篇文章中，科爾佐夫如此開宗明義：

“後天獲得的性狀的遺傳問題對優生學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它們確實是可遺傳的，那一切就太容易了。這將消除優生學的所有實際困難。與其關注查爾斯·達爾文指出的路徑上的選擇和結果，倒不如回到原始的拉馬克主義。”【445】

也就是說，在科爾佐夫看來，如果拉馬克主義能夠成立，就沒有優生學家什麼事兒了。

科爾佐夫雖然最終在七十年代被《蘇聯大百科全書》追認為“俄羅斯和蘇聯實驗生物學的創始人”【446】，但他的另一個顯赫身份卻是1920年成立的“俄羅斯優生學會”（Русское евген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的創始人兼第一任會長。【447】事實是，1921年，科爾佐夫曾委託當時蘇聯農學界頭號人物瓦維洛夫——他後來被英美“李黑”（即“李森科黑”）聯手捧為“遺傳學烈士”【448】、被方舟子捧為“俄國……遺傳學的傑出先驅者”、“勇士”【158】——向歐美優生學運動的總指揮達文波特（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 1866-1944）遞交投名狀。【449】也就是因為優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優生學”臭了大街，所以它改頭換面，搖身一變，變成了“人類遺傳學”；而在蘇聯，優生學在三十年代初就遭到打壓，所以那些優生學家將其研究內容改稱為“醫學遺傳學”——對科爾佐夫非常重要，所以直到1939年，《真理報》還在批評他搞偽科學。【450】而那個曾為納粹德國效力的遺傳學家蒂莫菲維-萊索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Тимофеев-Ресовский, 1900-1981）就是科爾佐夫的另一位高徒。與之相對應的是，當時蘇聯另一位優生學領袖菲利普琴科（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илипченко, 1882-1930）的門生杜布贊斯基（Theodosius Grygorovych Dobzhansky, 1900-1975）——方舟子吹捧前者為“群體遺傳學的創建者之一”、後者為“對生物學的貢獻卻並不比摩爾根小”【451】——就是世界上最出名的新達爾文主義者；並且，絕非偶然，他也是世界上頂尖“李黑俱樂部”的成員之一。

在發表《摩根和孟德爾與馬克思主義者的遺傳理論》一文時，謝列布羅夫斯基只有34歲，並且，其身份，充其量只能算是科爾佐夫的一個助手。但是，他的這篇文章，對蘇聯遺傳學後來的走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因此他絕對當得起“蘇聯遺傳學之父”這個稱號。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前李森科時代”那些舉足輕重的“遺傳學家”，如阿戈爾、列維特，以及在“後李森科時代”主掌蘇聯遺傳學界的杜比寧，都出自他的門下。實際上，連美國遺傳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 1890-1967）都曾深受其影響：他在1935年出版的優生學著作，《走出黑暗》，就是在發揮謝氏的主要觀點，即通過人工授精的方式來繁殖“傑出人物”，讓每個“傑出人物”產生多至五萬個後代。【452】

4、拉馬克主義

謝列布多夫斯基不僅是“俄羅斯優生學會”的創始會員（第一年因為身份低微而僅列為“臨時會員”），並且還是那個學會的骨幹。所以，他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處女作——也是他發表在該雜誌上的唯一文章——的另一個目的，甚至可以說是“真實目的”，就是要為在當時就已經開始發臭的“優生學”正名，即主張建立“無產階級優生學”，因為按照他的說法，“每一個階級都必須創造自己的優生學”。【453】也就是因為如此，謝氏用了兩千三百多單詞，占全文的七分之二，專門為優生學辯護——這是其開端幾句話：

“最後，現代遺傳理論被指責的第三個大罪是它的非革命性。根據反對者的說法，這種非革命性的原因在於現代遺傳學據稱允許對人口的不同群體、不同階級進行評估，而這種評估可能對最具革命性的階級不利。優生學在某種程度上對此負有責任。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正試圖詆毀基因基礎，生物基礎。這允許優生學觀點和遺傳學觀點的要素具有一定的不可分割性。在這裡，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誤解。”【454】

與其為遺傳學立威時所使用的手段一樣，謝氏為優生學正名的手段也是痛批拉馬克主義。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優生學的立身之本就是否認環境對人性（性狀）的影響，因此它與拉馬克主義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關係。這是當時一個叫波尼亞茨基（Н. С. Понятский）的生物學家的觀察：

“後天性狀的遺傳問題近來變得尖銳得令人費解，就像資產階級國家的達爾文主義一樣。無論如何，他們試圖找到足夠的理由使其失敗，並且其中已經出現了關於駁斥達爾文主義的指控。關於獲得性特徵的遺傳問題最近也同樣發生在我們身邊。他們甚至認為它是反革命的，據稱它破壞了已經上台的無產階級的重要性。”【455】

也就是說，拉馬克主義問題，或獲得性遺傳問題，根本就不是什麼科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因為它對生物學或者遺傳學研究根本就構不成任何威脅，但它對優生學、種族主義思潮卻是一種顛覆性的存在。據納粹生物學家倫茨（Fritz Lenz, 1887-1976）說，奧地利著名生物學家、二十世紀初最著名的拉馬克主義者卡莫拉（Paul Kammerer, 1880-1926）曾說過這樣的話：“否認獲得性遺傳的種族意義會助長種族仇恨”。【456】而《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一書的作者庫斯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則如此直截了當地論證納粹法西斯分子陷害卡莫拉的理由：

“獲得性遺傳的證據將是對基因決定民族優劣的種族主義學說的致命打擊。”【457】

也就是因為庫斯勒戳破了皇帝的新衣，大牌李黑如杜布贊斯基和繆勒的學生卡爾森（Elof Axel Carlson, 1931-）才會忙不迭地跳將出來，在惡評其為卡莫拉翻案的新書的同時，極力攻擊拉馬克主義。【458-459】而這恰恰說明，庫斯勒的判斷是正確的：拉馬克主義是基因決定論、優生學、種族主義、納粹法西斯的死敵。

實際上，早謝氏兩年，孟德爾的傳記作者伊爾提斯（Hugo Iltis, 1882-1952）就已經在一篇題為《種族科學與種族狂熱》的文章中指出，“按照那些相信種族、拒絕拉馬克後天性狀遺傳學說的人的觀點，社會動盪是無可指望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保持種族的純正和繁衍”。【460】換句話就是，相信優生學的人，必定與拉馬克主義為敵，這不僅僅因為拉馬克主義的實質就是否定基因決定論，而且還是因為，那些相信優生學的人，必定相信自己是“優等生”、是“適者”，而他們主張優生學的根本的前提——不論他們是否承認——都是基於歧視：從個體到家族到階級到種族到國家到文化。而拉馬克學說的本質就是為那些“弱者”、“劣者”、“不適者”提供了希望：提供自身的努力，他可以成為“強者”、“優者”、“適者”。所以，伊爾提斯說：

“一旦拉馬克主義找到了自己的偉大的方法論者，一旦投入到它的問題上的時間與研究孟德爾的時間一樣多的話，那麼就有可能將不僅僅是某個特定的種族、而是整個人類都提升到更高水平，將他們的健康、道德和情感品質提得更高。”【461】

根據優生學家堅信“基因決定論”這一前提，我們還能夠得出他們絕對不可能信仰馬克思主義這樣的結論，因為既然人類的一切都已經被還原到了基因，那麼，馬克思主義的什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就全都變成次要的、可有可無的東西了。這也是謝氏認為人種的優化比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更大潛能的根本原因。實際上，謝列布多夫斯基在為自己辯護時提出的主要觀點就是，“優生學不是一門科學……優生學家提出的問題絕不是生物科學的問題”【462】；與此同時，他對美國生物家薩莫那（Francis Bertody Sumner, 1874-1945）1915年發表的論文——其結果證明獲得性遺傳的可能——一口否決：“像 薩莫那自己所做的那樣天真地證明藉助溫度影響獲得的變化的遺傳性是絕不可能的”【463】。

好笑的是，薩莫那是哥倫比亞大學1901年的博士，他在1915年發表那篇論文【464】時，已經是一位資深科學家；其數據，則來自長達六年的試驗，所以連摩爾根都說它“可能是最認真最徹底的分析工作”。【465】1937年，薩莫那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466】與之相比，在嘲笑卡莫那“天真”、斷言其結論“絕不可能”的1926年，謝列布多夫斯基只有12年的“本科後”經歷，而他跟隨科爾佐夫從事實驗室研究的時間，滿打滿算也只有短短的六年；並且，在當時，他手中沒有任何能夠證否薩莫那試驗結果的證據。如果不是把自己視為“優者”，他哪兒來的那麼大自信？

5、轉基因式洗腦

其實，在當時的蘇聯，拉馬克主義的勢力非常強大，所以共產主義學院才會向卡莫拉發出邀請，要他到蘇聯繼續其研究。而曾經從事獲得性遺傳研究、但已經對拉馬克主義產生懷疑、並且即將放棄這一學說的沙瓦多夫斯基（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авадовский, 1895-1951）也不得不在《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上承認，在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目前捍衛拉馬克主義的聲音越來越大”，而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科學”。【467】實際上，在那期《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上，不僅在謝氏文章之前的德波林文章至少兩次引用了卡莫拉【433】，緊接謝氏文章之後的就是阿戈爾（Израиль Иосифович Агол, 1891-1937）——他當時正在沙瓦多夫斯基的實驗室研究獲得性遺傳——的文章，題為《生物學中的形而上學與辯證法》，該文更是多次引用卡莫拉的文章來駁斥“生物學中的形而上學”觀點。【468】實際上，連納粹優生學家倫茨都在1921年抱怨說，“我們的教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處於拉馬克主義的魔咒之下”。【469】而謝氏的這篇文章，不僅多次暗諷卡莫拉，而且還直截了當地指斥拉馬克主義為偽科學，因此相當於“新達爾文主義”在蘇聯向“新拉馬克主義”的正式宣戰。而以德波林為首的那些“科盲”哲學家，對此顯然有些渾然和茫然，於是稀里糊塗地為他提供了宣戰平台。事實是，在那之前，這份刊物對優生學一直持批評立場。

確實，謝氏雖然在遺傳學方面的成就相當耀眼，但他的更大本事卻是“洗腦”：他不僅轉變了德波林對拉馬克主義的態度，他還有本身使其他鐵杆拉馬克主義生物學家也放棄自己的立場，變成鐵杆“優生學家”。據謝氏的門人杜比寧說，從1921年到1927年，謝氏一直在科爾佐夫的實驗室從事研究。【77, c.78】而在1927年之後，他開始輾轉於共產主義學院、季米里亞澤夫研究所、莫斯科動物學研究所等單位。而就是在期間，他收入了一批門徒。

在謝氏的“宣戰”文章發表之前，《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只發表了兩篇在標題中就含有“優生學”的文章，它們全都出自此一個名叫斯列普科夫（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лепков,1902-1937）之手。在其中，該人引用恩格斯、普列漢諾夫等人的文章來駁斥蘇聯優生學家菲利普琴科的優生學觀點【470】，並且反覆將優生學與資產階級掛鈎【471】。不僅如此，此人還堅信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理論，所以他才會批評菲利普琴科“完全否認外部環境對遺傳變異的影響”，連“摩爾根隱約表達的低估外部環境的影響的傾向”都遭到他的批評。【472】可是，從1927年起，斯列普科夫開始接受謝氏的薰陶【77, c.87】，並且馬上就變成了蘇聯最狂熱的優生學家之一，當年就出版了一本優生學著作，題為《優生學：改善人性》。【473】

與斯列普科夫一起接受謝氏訓練的還有阿戈爾和杜比寧，前者幾乎馬上就要成為蘇聯遺傳學界的重要角色，而後者在“後李森科時代”主掌了蘇聯遺傳學界大約二十年。如上所述，阿戈爾曾是拉馬克主義者，對卡莫拉懷有深切的同情，曾在1926年3月充滿深情地說，“著名生物學家卡莫拉教授的處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因為自己的唯物主義信念而受到迫害，被剝奪了所有工作機會”。【474】半年後，卡莫拉含恨自殺。消息傳來【475】，阿戈爾悲憤欲絕，於是專門撰寫了一篇悼文，表達自己的憤怒和哀思。【476】而就是這樣一個鐵杆拉馬克主義者，在謝列布多夫斯基的調教下，變成了一個鐵杆“形式遺傳學”信徒。1928年，阿戈爾被任命為“季米里亞澤夫研究所”的所長，並且在次年的“勝利大會”上建議正式譴責拉馬克主義，並且把拉馬克主義者趕出共產主義學院。【477】

另一位被謝列布多夫斯基洗腦的重量級人士是列維特。和阿戈爾一樣，列維特也是醫學院畢業生；和阿戈爾一樣，他也曾堅信拉馬克主義。但是，到了1927年，他的拉馬克主義信仰被謝氏徹底剷除：當時他正在謝氏的實驗室研究果蠅，而謝氏在參加了在柏林舉行的第五屆國際遺傳學大會之後，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聳人聽聞的文章，題為“震動科學世界的四頁紙”【478】——其句式是模仿美國記者里德介紹十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479】。所謂“四頁紙”，就是美國遺傳學家、優生學家繆勒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報道自己成功地利用放射性誘導果蠅發生突變。【480】而那篇論文最最奇特之處並不在於其發現之震撼，而是在於其中既沒有方法步驟、也沒有數據圖表、更沒有參考文獻——所以，在它問世九十多年後，遭到美國馬薩諸塞大學的一位教授的質疑。【481】而就是在這樣的“震撼”之下，鐵杆拉馬克主義者列維特的腦筋發生了急轉彎——用俄羅斯大牌李黑索伊費爾（俄文：Вале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ойфер；英文：Valery Nikolayevich Soyfer, 1936-）的說法就是：“他的‘拉馬克病’被就此徹底治癒”。【482】果然，在“勝利大會”上，列維特宣稱，如果再相信拉馬克主義，那就相當於倒退五十年；叫囂要永遠結束拉馬克主義者在共產主義學院占據統治地位的狀況。【483】

也就是因為把蘇聯的遺傳學界徹底地轉了基因，所以謝氏才會得意忘形，在1929年在他與列維特主持的一份刊物上發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題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人類遺傳學和優生學》。【484】為什麼說它“臭名昭著”呢？這是因為，為了鼓吹優生學，謝氏宣稱如果在蘇聯消滅了遺傳性疾病，那麼第一個五年計劃僅用兩年半即可完成。【485】不僅如此，謝氏還在文章中提出了這樣一個主張：將傳統的家庭形式改良，讓婦女接受人工授精，以產下“新型人”。【486】好笑的是，謝氏的這個優生學主張，後來被中國科學納粹第二代幫主方舟子張冠李戴，以訛傳訛，說成是與“主張獲得性能夠遺傳”的米丘林“不謀而合”。【158】

1930年，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列維特與阿戈爾雙雙前往繆勒的實驗室進修。回國後，曾經否認存在遺傳性疾病的列維特打着“醫學遺傳學”的旗號，在蘇聯開展了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雙胞胎遺傳學研究——典型的優生學研究。而在當時，蘇聯政府已經取締了優生學。1933年，繆勒受邀到蘇聯從事研究，馬上就成為列維特主持的“醫學遺傳學研究所”的首腦和靈魂。1935年，繆勒上書斯大林【487】，要求在蘇聯開展優生學計劃，其主要內容就是謝列布多夫斯基的人工授精繁殖偉人設想。1936年，繆勒在蘇聯率先發起了對李森科的公開攻擊（另詳）。也就是說，“李森科事件”完完全全就是那些優生學家們一手炒起來的，其實質，就是繼續其從1926年開始的“黑拉馬克主義行動”——而這個行動，被中國科學納粹二代幫主、中國科邪教父方舟子一直延續到今天。

6、玩火自焚、咎由自取

阿戈爾和列維特都沒能逃過大清洗的噩運，而謝氏本人在進入三十年代以後也風光不再。但是，謝氏的影響卻一直持續到六、七十年代，其原因，就是他還轉了另一個人的基因，那就是杜比寧（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Дуби́нин, 1907-1998）——他後來被俄羅斯李黑索伊費爾稱為“李森科第二”。【488】與其同門師兄弟阿戈爾和列維特一樣，杜比寧在德波林派大獲全勝的1929年也是趾高氣昂，狂妄囂張，曾如此公開表態：

“拉馬克主義和摩爾根主義之間沒有調和的可能，因為遺傳學的基本概念與拉馬克主義完全矛盾。摩爾根主義和拉馬克主義是兩種對立的世界觀，試圖將它們融合到一起只能導致折衷主義，它們之間的鬥爭必須進行到底，直到一方獲勝：要麼是拉馬克主義，要麼是摩爾根主義。”【489】

簡言之，如果說“機械—辯證”大論戰與“科學”有什麼相關的話，那麼在謝氏那篇“宣戰書”之前，其主戰場就是物理學；而謝氏的那篇文章，相當於給“辯證論者”開闢了“第二戰場”——頗像二戰後期英美聯軍在諾曼底登陸。不僅如此，在1929年4月之後，第一戰場在瞬間不復存在，但第二戰場卻戰鼓隆隆，硝煙四起——它直接導致了“李森科主義”在蘇聯的崛起。換句話說就是，蘇聯之所以能夠出現了“李森科主義”，罪魁禍首就是以謝氏為首的“遺傳學派”投靠了“辯證論者”——或者說遺傳學家拉哲學家為外援，名副其實的“引狼入室”。之所以這麼說，並不僅僅因為李森科的軍師普列森特——沒有此人，李森科最多不過就是一個“赤腳農藝師”——就是一個“辯證論者”；更重要的是，這夥人的初衷就是要藉助政治力量來消滅自己的學術敵人，即所謂的“拉馬克主義者”。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弄巧成拙，敗在了“李森科學派”的腳下。這是杜比寧後來的反思：

“但未來動盪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是在 1931年預先決定的。宙斯向我們的遺傳學世界送來了潘多拉，而我們未來的不幸就盛放在那鎖定的棺材之中。屈服於我們的科學和農業的不同趨勢被折射的鬥爭感覺，遺傳學家和他們的反對者將打開這個棺材。但儘管困難重重，這些事件將成為許多人的坩堝，最終將為了解社會主義國家需要什麼樣的科學掃清道路。”【490】

杜比寧之所以說自己的命運是在1931年決定的，就是因為德波林幫的徹底垮台發生在那一年。而事實是，他們的命運，在謝列布羅夫斯基率領遺傳學家跳上德波林戰車那一刻就已經註定。

1930年6月7日，《真理報》發表了米丁、拉里采維奇、尤金三人署名的文章，題為《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新任務》。全文以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為綱，分析和評價了“前一段”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在蘇聯的發展，而其內容就是對“機械論者”和“辯證論者”各打五十大板，說前者是“右傾”，後者是“忽略了對托洛茨基主義理論基礎的揭露”、犯有形式主義乃至唯心主義的錯誤。【491】在當時，德波林一夥正在春風得意之際，哪裡可能把名不見經傳的米丁一夥放在眼裡，所以他們馬上在自己控制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上回敬了一篇《論哲學兩條戰線的鬥爭》，最最震撼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它的署名：德波林領銜，身後站着九員大將，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斯坦、卡列夫、盧普波爾、列文、列維特、阿戈爾、赫森等。【38】眼看着蘇聯第二次哲學大戰即將進入相持階段，當時已經完全掌握了蘇聯黨政大權的斯大林出面了，宣布德波林一夥是“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33】【136】可笑的是，雖然德波林幫在斯大林的打擊下，頃刻間土崩瓦解，但斯大林卻繼承了德波林幫遺留下來的精神遺產，即將“辯證唯物主義”欽定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世界觀”，並且，與“歷史唯物主義”一道， “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492】很可能就是這項“功勞”，德波林保住了自己的一條命。

最可笑的是，按照萊文的說法，斯大林版的“辯證唯物主義”實際上就是“機械唯物主義”——看看這兩段話：

“斯大林的布爾什維主義最終表現為機械唯物主義的形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斯大林的布爾什維主義是從列寧哲學活動的第二個時期——即寫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那個時期——汲取力量的，而那時的列寧正處於恩格斯和普列漢諾夫的影響之下。”【493】

“的確，機械唯物主義對德波林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勝利，即只是在斯大林的直接政治干預之下才取得的那場勝利，是蘇聯的一場反恩格斯主義的勝利。”【494】

從這個意義上說，辯證法還是蠻靈驗的，至少它的“否定之否定”定律就在“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演變、進化之中得到了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