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勝利大會

1929年4月，共產主義學院召開了為期六天的“第二次全盟馬克思列寧主義科研機構代表大會”，來自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哈爾科夫等地科研機構的二百多名代表應邀出席。根據會後出版的文件集【67】【350】，那次會議的主題之一就是總結“機械論者和辯證論者多年來就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基本問題進行討論的結果”。【400】也就是因為如此，德波林是那次大會的主角，其主題報告——當時就有人說那是“勝利報告”【401】——題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代問題》。【130】三十多年後，這篇文章被德波林收入《哲學與政治》一書，標題中被加上了“列寧主義”這個單詞。【402】

1、“勝利報告”

儘管德波林刻意把這篇文章與其他批判機械論的文章分開，放在“列寧和辯證唯物主義”部分而不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反對馬赫主義者”部分，但實際上，該文從頭至尾都是在攻擊機械論者——這是其開篇三句話：

“同志們！過去五年的特點是機械論者和辯證法者之間的激烈鬥爭。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奇怪’的階段，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一些同志來說已經變成‘有問題的’和‘值得商榷的’了。”【403】

這是該文的結尾：

“同志們！我們進行了將近五年的討論。‘雙方’的觀點已經得到充分澄清。馬列主義科研機構會議將就所謂有爭議的問題做出決定。當然，我們必須在我們的隊伍中爭取團結，因為只有這種團結存在，只有集體和友好的工作，我們才能完成我們面臨的極其重要的任務。但是，只有在意見一致的基礎上，在一個明確的、毫不含糊的、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的綱領的基礎之上，團結才有可能。”【404】

實際上，早在一年前，德波林的大將卡列夫就已經在抱怨機械論者被給與“太多的自由”了，曾叫囂要“無情地毆打”並且“必須打敗”機械論者。【405】這是他向機械論者發出的威脅：

“如果我們在給自己設定這些任務時，為了確保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性，如果我們繼續將那些把馬克思主義本身變成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的人視為修正主義者，那麼機械論者不要責怪我們。”【406】

所謂“給自己設定”的任務，主要就是“構建辯證邏輯體系”（построение системы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它實際上也是“德波林學派”的核心任務。換句話說，機械論者是阻礙德波林一夥完成這個“任務”的最頑固堡壘——亞霍特的用語是“障礙”（препятствие）和“威脅”（угрозу）。【2, с.44】

現在看來，蘇聯哲學界在二十年代最後兩年的場景是這樣的：在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以唯物主義為唯一信仰的國家，一夥唯心主義哲學家——德波林哲學在三十年代被斯大林打成唯心主義，那伙人也確實是唯心主義者，因為洛斯基就說，“辯證唯物主義­根本就不是唯物主義”【407】；而在列寧眼中，辯證法根本就沒有唯物與唯心之分，所以他在1923年把辯證法稱為“革命辯證法”【408】——拿着恩格斯的形而上學自然哲學當擋箭牌，利用政治手段暴打一群真正的唯物主義者；一夥靠搖唇鼓舌為生的“玄學鬼”暴打一群實打實幹的科學家。可以毫不含糊地斷言，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比這更荒謬、更怪誕的事情沒有幾個。實際上，當時就有人說，“馬克思主義者”極力反對機械論令人費解。【409】

那麼，這一切到底是為什麼呢？當然是因為要把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打造成“（正統）馬克思主義哲學”，把黑格爾的“辯證法”打造成列寧所說的“有決定意義的東西”。【410】總而言之，那場大戰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徹底“黑格爾化”。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德波林在1928年年底將其一手控制的“戰鬥的唯物主義者協會”與“黑格爾辯證法唯物主義之友協會”合併，變成了“戰鬥的辯證唯物主義協會”【411】，而他們“戰鬥”的主要敵人，就是（機械論的）唯物論者。

可笑的是，儘管德波林一夥把“辯證法”吹得神乎其神、無所不能，但他們克敵制勝的法寶卻根本就不是辯證法。按照德波林，那次大會的主題詞彙應該是他們的永恆敵人，即“唯心主義”；而德波林承認，“我們的反對者指責我們是唯心主義”。【412】德波林舉出了一個例子就是阿克塞爾羅德在其新出版的《捍衛辯證唯物主義，反對經院哲學》一書中的結尾這段話：

“卡列夫及其同道德波林派，正在迅速走向神正論，簡單地說，正在走向教權主義，並以同樣的步伐從辯證唯物主義中撤退。他的主要命題，與我所表達的觀點相反，即‘我們的思維創造的一般概念只是對事物本身共有的東西的反映’，是上帝存在於萬物中的本體論證明的基礎，也是這個臭名昭著的證據的關鍵。因為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的本質歸結為這樣一個事實，即一旦上帝的概念存在，那麼這個概念就對應於真實的現實，即上帝。”【413】

對此，德波林叫喊道：“這位作者喜歡用強烈的表達和可怕的詞彙來代替自己的邏輯論證”。【414】顯然，德波林所說的“邏輯”是“形式邏輯”而不是“辯證邏輯”，因為他接着便利用“形式邏輯”論證卡列夫根本就不是在證明上帝存在。

德波林不僅在自衛時拒絕使用“辯證法”，他在發起攻擊時也不肯使用“辯證法”，而是專門使用“政治手段”，即給對方扣上各種各樣的大帽子。事實是，在德波林的“勝利報告”中，充斥着“馬赫主義”、“修正主義”、“早已陷入實證主義”、“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立場”、“反對恩格斯的唯物主義、“反對辯證法”、“不僅反對黑格爾的辯證法，而且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反對辯證唯物主義”、“敵視馬克思主義的思潮”、“裝扮成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冒充馬克思主義”這樣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指責【415】，簡直就是脫口而出、信手拈來。

最好笑的是，德波林還刻意要把機械論者打成唯心主義者，如說什麼“機械論集團的個別同志沒能逃脫唯心主義的影響”、“這些同志在其他問題上雙腳站在唯心主義的立場上”、“機械唯物主義的其他代表也陷入了唯心主義”、“自然科學家中形成了唯心主義傾向”，等等。【416】這有什麼好笑的呢？這是因為，如果說哲學分為唯物、唯心兩大對立的譜系的話，那麼距離唯心主義最遠的那一端就是機械唯物主義——所以，阿克塞爾羅德說，機械世界觀一直並且始終是唯物主義的基礎。【417】而據前面提到過的那個德波林的“最有才華的學生之一”斯托利亞羅夫，機械唯物論有七大“特徵”【109, с.55-56】【110, pp.68-70】，但其中沒有一條與唯心主義有直接關係。實際上，這位辯證論者確曾試圖駁斥正統的上述觀點，但在繞了一個大大的圈子之後，他也不得不說“從本質上講，當我們的機械論者將唯物主義等同於‘機械世界觀’時，他們是對的”。【418】顯然，德波林的這位得意門生還沒有把乃師的“真才實學”學到手。

吹毛求疵，可笑至極

根據德波林“最有才華的學生之一”斯托利亞羅夫（又譯“史托里雅諾夫”）的總結，機械論者總共犯有七大錯誤。且不說這些“錯誤”全都是關於一些雞毛蒜皮類的問題，屬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類；只說它們之稀鬆平常：這些錯誤全部都能夠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中找到。截圖來源：【110】

也就是說，德波林試圖把機械唯物主義打成唯心主義，就像他試圖把黑格爾哲學美化成唯物論一樣，凸顯其打擊對手時是多麼的蠻不講理、多麼的不擇手段。實際上，連列寧都承認，現代自然科學家“傾向於唯物主義，敢於捍衛和宣傳唯物主義，反對盛行於所謂‘有教養社會’的唯心主義和懷疑論的時髦的哲學傾向”。【419】難怪德波林在其勝利報告中沒有使用“反對列寧”這根棍子，顯然是害怕它會打到自己身上。

2、“四月決議”

也就是在德波林一夥的全面掌控之下，那次大會就德波林的報告通過了一個決議，題為《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現代問題的決議》。【420】該決議含有十一項條款，其中第一項是：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是唯一賦予無產階級完整世界觀的科學理論，是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而鬥爭的武器。作為人類所獲得的全部知識的總和，它為階級鬥爭的日常經驗和科學研究的每一個進步所證實。唯物辯證法的意義在當今時代——資本主義垂死、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的條件下尤為重要。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深刻矛盾，一切社會現象的異常複雜，事態的瞬息萬變，新興社會形態與垂死社會形態的鬥爭，只能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理解。”【421】

這是針對機械論的條款（第六項）：

“近年來最活躍的哲學修正主義趨勢是機械論者——阿克塞爾羅德（正統）、季米里亞澤夫、瓦里亞什等人——的運動，其本質就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作鬥爭，不了解唯物辯證法的基礎，用庸俗進化論代替革命的唯物辯證法，用實證主義代替唯物主義，客觀上阻止了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向自然科學等領域的滲透。這一潮流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立場的明顯背離。會議認為，有必要繼續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貫觀點出發，對機械主義方向的錯誤進行系統的批判和揭露。”【422】

動輒萬言的德波林學派當然不會在這個來之不易的勝利時刻，如此言簡意賅地把對手輕輕放過。

原來，就像在1926年把一個“別赫捷列夫院士”拉來給自己站台一樣，在1929年的這個“勝利大會”上，德波林也拉來了一個科學家給自己做陪襯，他就是施密特（Отто Юльевич Шмидт, 1891-1956），時任共產主義學院“自然科學與精密科學部”（Секц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и точных наук）負責人。施密特在大會上做了一個題為《馬克思主義者在自然科學領域的任務》的報告【423】，相當於德波林報告的“副報告”。為什麼這麼說呢？原因很簡單，德波林的報告很快就在權威的《共產主義學院學報》——其地位大致相當於中國現在的《中國科學》——上發表【130】，但施密特的報告卻只能等待《第二次全盟馬克思列寧主義科研機構代表大會論文集》的出版；並且，即使是在那個論文集中，他的報告也只能排在第二卷【350】，第一卷的位置留給了德波林【67】。

可想而知，施密特在報告中會說“現在所有科學的學科都出現了危機，除了辯證唯物主義之外，再沒有其它出路”這樣的話。【424】只不過是，施密特終歸是科學家，所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他也會敲打那些哲學家，如說“我們的力量因為這場哲學爭論而四分五裂”、“這場鬥爭削弱了我們”，他甚至還說出了“這場鬥爭……導致一些哲學家低估了威脅到經院哲學的實證知識”這樣的話，儘管他煞費苦心地加上了“暫時”這個副詞。【425】因為“經院哲學”是機械論者對辯證論者的主要指控，所以在討論這個報告時，辯證派人士多次提到這一點【350, с.29, 33-34, 103】，而一個叫波斯納（В. Познер）的人甚至還要求在決議部分將這句話刪除。【426】

實際上，那次大會的主導權完全掌握在德波林幫的手中，所以，在一個由15人組成的“施密特報告決議起草委員會”中，就有德波林及其手下大將赫森、列文、列維特、阿戈爾，以及上面提到的那個波斯納。【350,  с.126】而這夥人起草的決議第一款就明指機械論是“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暗指該思潮意在破壞蘇聯的社會主義重建：

“蘇聯國民經濟的重建使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理論自然科學——的發展成為首要任務之一。另一方面，從機械論到唯心論的所有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都試圖利用現代理論自然科學的危機（即成長危機），這向我們提出了讓馬克思主義占領這一領域的迫切任務。”【427】

也就是因為給德波林集團站了台，施密特在一年後被批評“對它採取調和態度，實質上是維護它”；而那幾個生物學家，如阿戈爾、列維特、列文——他們被方舟子當作在蘇聯“遺傳學痛史”中遭到迫害的“遺傳學家”【158】——則被指認為“完全支持德波林集團”。【428】

事實是，就像是四十多年後中國的“四人幫”一樣，德波林一夥也對“國民經濟的重建”這個問題漠不關心——德波林後來對之坦然承認【385】——所以斯大林在將矛頭對準蘇聯理論界之初就說這樣的話：“我們的理論思想趕不上實際工作成就，我們的實際工作成就和理論思想的發展之間有些脫節”。【429】所以，決議中的那段話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往死里整機械論者。可想而知，不論是關於德波林報告的決議，還是關於施米特報告的決議，都是德波林一夥一手策劃的，很可能是在會前就已經擬好了的。實際上，當時的德波林完全可以用“氣焰熏天”來形容，其黨徒把他捧為“偉大的哲學家”，甚至是恩格斯的“直系傳人”【430】——頗像半個世紀後“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吹捧于光遠是“中國的亞里士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