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无人揭榜的挑战书

如上所述，在那场大辩论期间，总共“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并在公开辩论中发表了数千篇演讲”。【3】而在那千言万语之中，最最重要的一番话，却是来自著名生理学家萨莫伊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илиппович Самойлов, 1867-1930）。1926年5月，他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362】。那篇文章长达八千多俄文单词，但其全部分量却似集中到了最后两段，它们只有3句话、90个单词：

“那些坚信辩证法在认识自然过程中具有威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们同时是自然科学某些领域的科学家的话，则他们就必须在实践中证明，通过运用辩证思维、辩证方法，他们能够比那些走另一条道路的人用更少的力气走得更远。如果他们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不用任何斗争，不用任何毫无必要的攻击性论战，辩证法就会在自然科学中赢得一席之地。”【363】

“如果你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辩证法可以更快地达到目标，则你们明天就会发现，没有一个科学家不信奉辩证法。”【364】

显然是因为被点中了命门，所以德波林在该文问世之前就对之大肆攻击，并且还在该文发表之际派出卡列夫给予负面“评论”，显然是要通过先打预防针、后喷消毒水的方式来抵消其恶劣影响——由此可知，萨氏的那篇文章能够在德波林的眼皮底下发表，肯定曾有过一番暗斗。

在那篇题为《我们的分歧》【37】的重磅文章中，德波林先是嘲笑“萨莫伊洛夫教授对辩证唯物主义还不够熟悉”【365】、接着指责“萨莫伊洛夫教授尖锐地批评了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并大大赞扬了我们的对手——机械论者”【366】，最后以这样一段话结束了对萨莫伊洛夫的攻击：

“让我用几句话来介绍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现象。日前，别赫捷列夫院士在列宁格勒发表了题为‘反射疗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演讲。别赫捷列夫证明了他的观点优于巴甫洛夫的观点。他宣布自己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指责巴甫洛夫学派坚持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别赫捷列夫认为，恩格斯所确立的所有辩证法则在反射疗法领域都得到了充分证实。此时，我们是否接受别赫捷列夫的反射疗法并不重要。通过这个例子，我只想强调，在自然科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转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可能渗透到新的科学领域的问题上，就在此时，一大批具有取消主义倾向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公开和暗中反对马克思主义，开始对代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对辩证法给与参议院的‘解释’。”【367】

上面提到，在1927年，德波林曾刊发了“米洛诺夫”的文章，其中，作者不仅把落水狗托洛茨基推给机械论者，而且还把“巴甫洛夫的反射疗法”（рефлексология Павлова）当作“机械论”的典型。【205】而在1926年，德波林认为，巴甫洛夫是“形而上学”，别赫捷列夫是“辩证法”。问题是，从未受过正规科学训练的德波林，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科学是非的呢？这是他的学姐“正统”揭示其中的奥秘：

“现在，让我们仔细研究这个问题，问一下为什么根据黑格尔的哲学，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竟然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滔滔不绝？首先，这是可能的，主要原因就是辩证法实际上是自然界和历史的主要的普遍规律，它无处不在。我们有四种主要的变化形式：简单生成、变化、发展、进步。所有这些主要形式或类别的变化都是由内在的和内部的矛盾所引起并伴随的。现在，感谢辩证规律的普遍性，我们可以无所不知地谈论一切事情，用抽象的术语说话，将完全的空洞赋予科学的表象。仔细观察这一过程，我们可以说没有人能像抽象哲学家那样把自己的无知隐藏得那么完美、那么精心。”【368】

其实，德波林那些言论的要害，并不在于用夸夸其谈来掩盖无知，而是在于其中暗藏的“杀机”。首先，所谓“取消主义”（Ликвидаторство），是指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中的一个右翼派别。在列宁的眼中，取消主义者（或“取消派”）比孟什维克还要可恨，所以，在《列宁全集》中，标题中即含有“取消主义”或“取消派”的文章有三十多篇，而标题中含有“孟什维克”的文章则只有十余篇。实际上，前面提到的那个巴扎罗夫就曾被列宁点名认证为“取消主义者”。【369】而那个“正统”更是因为批判取消主义不力遭到列宁的全力抨击。【370】对此，德波林当然了如指掌，所以他在一年后借着给“唯批”德文版作序之机继续补枪：

“吊诡的是，孟什维克取消派接着与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集团的马赫主义和‘奥托主义’调情。这两极相互靠近，结成了一种‘同盟’。”【371】

其次，所谓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патентованных «марксистов»）是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送给考茨基和鲍威尔的头衔。【372】而在那之前一年半，列宁就已经把考茨基定性为“叛徒”了。【373】所以，德波林这是在借列宁之手来打自己的对手，只不过是，他把列宁用在“正宗的”上面的引号，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者”上面，凸显其将对方打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用意。【374】

第三，所谓“参议院的‘解释’”（по-сенатски «раз’яснять»），也是来自列宁。例如，1906年12月7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参政院的新解释》（Новое сенатское разъяснение），其中，“参议院的解释”这个词组不仅出现在标题中，在正文中它更是出现了四次，而每一次的出现，都是在讽刺那些“幕后黑手”，即以普列汉诺夫为头子的孟什维克高层，如这句话：

“在我们党内，即在党的实际‘结构’内，想必也有参议院这类机构，也可能会通过参议院说明把党的‘法律’即党的正式机关的决定变成截然相反的东西”。【375】

在那之后，列宁曾多次使用这个词组，如在《政府伪造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中指责沙皇政府“过去采用通过参议院的说明的办法来修改选举法”。【376】

你说德波林在短短一段话中，射出了多少暗箭？

最好笑的是，别赫捷列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ехтерев, 1857-1927）在一年后去世——他的那个《反射论与马克思主义》公开演讲，一直未曾变成铅字发表——，而他的“反射疗法”也很快就被腰斩——在1929年4月召开的“胜利大会”上，反射疗法被批评为“没有引号的机械唯物主义，真正的机械唯物主义”。【377】这是苏联1990年出版的《心理学史教科书》中的一段话：

“别赫捷列夫是唯物主义者和进化论者，但他没有掌握辩证法，倾向于机械论和能量论。1929年，在讨论反射论时，别赫捷列夫在心理学客观方法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受到了赞许。然而，将心理和意识排除在研究之外导致对人和行为的生物学化和极端机械解释。在讨论之后，反射疗法不复存在。”【378】

实际上，根据别赫捷列夫的学生阿纳尼耶夫（Борис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Ананьев, 1907-1972）的说法，别赫捷列夫的反射论不仅仅是机械唯物论，它还是实证主义和庸俗进化论。【379】如上所述，所谓“实证主义”就是”反对列宁“；而所谓的“庸俗进化论”就是“反对达尔文”。在当时的苏联，无论是反对列宁还是达尔文，都相当于“反革命”。也就是说，德波林本人根本就分辨不出什么科学是机械唯物论，什么科学是辩证唯物论，这也是他及其同伙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和孟德尔遗传学问题保持“冷漠或中立”【380】的根本原因。德波林当时肯定曾经想到过这样的问题：以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懵懵懂懂，自然科学家怎么可能会接受他们的“指导”？而即使他想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也绝对不敢将之告诉世人。很可能又是良心发现，德波林后来虽然将《我们的分歧》收入《哲学与政治》一书，但上面那段话却被删去了。【57, с.328】

与德波林一样，在紧跟在萨文后面的那篇评论中，卡列夫也是要把萨莫伊洛夫说成是“恩格斯所反对的机械观的支持者”，曾宣称“恩格斯也有矛盾和含糊之处”，“试图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说它诞生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而所有这些言论，都不新鲜，因为它们来自臭名昭著的（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381】

最可笑的是，尽管德波林师徒二人在“萨莫伊洛夫教授”身上花费了四千多个单词，但他俩却自始至终都没敢碰一下该教授向“辩证派”提出的那个挑战。实际上，早在1924年，德波林就弹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高调。【382】既然如此，他岂不应该身体力行，主动“实践”，并且通过“实践”来证明“辩证法”或“自然辩证法”是“真理”吗？而他们之所以甘当好龙的叶公，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所谓的“德波林学派”由清一色哲学家组成——凯德洛夫后来就说，德波林那伙人是由“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少”的“纯粹哲学家”所组成【383】——，所以，即使他们有胆量，也没有能力，来从事科学实验。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妨碍德波林在半年后做出如下庄严宣布：

“我们从最深切的信念出发，认为唯物辩证法是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它能够极大地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科学开辟新的道路，帮助自然科学家将自然科学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就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下在社会科学中发生的那样。”【384】

也就是说，德波林一伙之所以非要坚持用辩证法来指导科学研究，完完全全地是出自“最深切的信念”。这与宗教信徒信仰上帝万能有什么差别？

实际上，直到倒台之后，德波林也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但不敢承认——，自己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能力指导科学，所以他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没能“理论联系实际”：

“如上所述，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将理论与实践分离。我必须承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理解这种指责，因为我不是经常在口中和笔下将实践说成是真理的标准吗？后来我才明白，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没有把理论的、方法论的文章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联系起来，我们把理论与现实生活分隔开来，停留在纯逻辑的范围内，因此远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竖起了一座壁垒。”【385】

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德波林到底是如何改正自己的“理论脱离实际”这个错误的。实际上，我们也根本就想象不出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家，究竟怎样才能够把自己的那套空想出来、从未得到验证的理论与“形而下”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

确实，尽管德波林以推行、推广“辩证法”为己任，但他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所以他才会说出“唯物辩证法是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这样的话。当然，德波林是在学舌恩格斯，因为是恩格斯一再宣称辩证法是“最高思维形式”【386】、“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387】。问题是，按照同一个恩格斯，“正确的世界观”是“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388】既然“一切”都是如此，为什么人类的理论思维却不是如此，而只能停滞在“辩证法”这个阶段？显然，这样的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哲学家德波林的脑中的，因为对他来说，既然恩格斯的思维是“思维的最高形式”，则他的断言也肯定是“判断的最高形式”。【389】

确实，就在写下上面那段话之前一个月，德波林还在大段引用恩格斯之后，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之所以要大段引用《自然辩证法》，就是要再次向读者表明恩格斯对哲学的高度评价，以及他赋予哲学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要求自然科学家不仅要掌握数百年思想史的成果——新的思想理论、辩证哲学，而且要求自然理论家认真研究思想史、哲学史。在恩格斯看来，只有辩证法才能帮助自然科学走出它因为在哲学上和理论上继续站在旧形而上学的观点上而陷入的困境。”【390】

也就是说，德波林非要科学家学习辩证法，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是恩格斯说的”。他当然不会告诉世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的话，“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52】也就是说，就像于光远一样，德波林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恩格斯主义者”，但他却非要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偏偏指控其他人是“修正主义者”。其实，即使《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写的，德波林也有责任证明马克思确实有资格对科学家指手画脚；并且，二十世纪的科学家有必要理会一个十九世纪哲学家的杞人忧天。德波林当然不可能那么做，他也根本做不到。所以，到了六十年代，德波林不得不承认：

“关键是自然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辩证法在他们的领域中的巨大科学意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尚未得到自然科学家应有的认可”。【391】

事实是，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自然辩证法家”们，包括以于光远为首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在内，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等到那一天，即他们之中突然闯出一个人，把萨莫伊洛夫打下擂台，即证明运用辩证法能够让科学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1948年，凯德洛夫曾批评马克西莫夫在其1946年宣读的《论恩格斯著作〈自然辩证法〉》中“几乎完全忽略了俄罗斯科学的成就”。【392】可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凯德洛夫本人在《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只举出了一个实例——外加两份半证词——来证明《自然辩证法》确实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凯德洛夫找出的那个实例就是奥巴林（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Опарин, 1894-1980）提出的地球上的生命是通过化学的途径从非生命物质中产生的假说，据说它被全世界承认。【393】凯德洛夫没有提到的是，奥巴林是李森科的狂热支持者，在1948年曾发表文章庆祝李森科50 周年寿辰和从事科学研究25 周年。【394】而在凯德洛夫看来，李森科是伪科学的代表人物之一。【395】这样一来，宣称“辩证唯物主义总是完全站在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进步一边”【396】的凯大师岂不应该就自然辩证法对科学的发展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辩证”一下吗？可惜他却对之双唇紧闭。

凯德洛夫绝口不提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苏联心理学家科尔尼洛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 1879-1957）的“反应学”（реактология）。据科尔尼洛夫自己说，那是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397】而凯德洛夫之所以没有把这个证据搬出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的命运比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还要惨，在三十年代就被打成了伪科学。【398】也就是说，凯德洛夫每举出一个正面的实例——假设它们真的能够成立——，他就必须无视十个、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个相反的例子。实际上，恰恰就是因为把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引入了科学领域，所以当时苏联的心理学界才会出现这样的混乱场面：

“巴甫洛夫不承认别赫捷列夫的反射疗法；别赫捷列夫不承认任何心理学，并指责科尔尼洛夫主观主义；科尔尼洛夫指责巴甫洛夫、别赫捷列夫和恩奇曼是机械唯物主义，布隆斯基是行为主义；切尔帕诺夫指责科尔尼洛夫不懂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指控巴甫洛夫和别赫捷列夫是实证主义和折中主义、切尔帕诺夫歪曲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在巴甫洛夫的实验中看到了通向唯物主义的道路；布哈林从对反射论的依赖中看到了不可知论和实证主义的危险。”【399】

而德波林造下的这个孽障，被于光远一伙完完整整地打包运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