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無人揭榜的挑戰書

如上所述，在那場大辯論期間，總共“發表了數百篇文章，並在公開辯論中發表了數千篇演講”。【3】而在那千言萬語之中，最最重要的一番話，卻是來自著名生理學家薩莫伊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илиппович Самойлов, 1867-1930）。1926年5月，他在《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自然辯證法與自然科學》【362】。那篇文章長達八千多俄文單詞，但其全部分量卻似集中到了最後兩段，它們只有3句話、90個單詞：

“那些堅信辯證法在認識自然過程中具有威力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他們同時是自然科學某些領域的科學家的話，則他們就必須在實踐中證明，通過運用辯證思維、辯證方法，他們能夠比那些走另一條道路的人用更少的力氣走得更遠。如果他們證明了這一點，那麼不用任何鬥爭，不用任何毫無必要的攻擊性論戰，辯證法就會在自然科學中贏得一席之地。”【363】

“如果你們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證明辯證法可以更快地達到目標，則你們明天就會發現，沒有一個科學家不信奉辯證法。”【364】

顯然是因為被點中了命門，所以德波林在該文問世之前就對之大肆攻擊，並且還在該文發表之際派出卡列夫給予負面“評論”，顯然是要通過先打預防針、後噴消毒水的方式來抵消其惡劣影響——由此可知，薩氏的那篇文章能夠在德波林的眼皮底下發表，肯定曾有過一番暗鬥。

在那篇題為《我們的分歧》【37】的重磅文章中，德波林先是嘲笑“薩莫伊洛夫教授對辯證唯物主義還不夠熟悉”【365】、接着指責“薩莫伊洛夫教授尖銳地批評了我們辯證唯物主義者，並大大讚揚了我們的對手——機械論者”【366】，最後以這樣一段話結束了對薩莫伊洛夫的攻擊：

“讓我用幾句話來介紹一個非常有象徵意義的現象。日前，別赫捷列夫院士在列寧格勒發表了題為‘反射療法與馬克思主義’的公開演講。別赫捷列夫證明了他的觀點優於巴甫洛夫的觀點。他宣布自己接受辯證唯物主義；他指責巴甫洛夫學派堅持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別赫捷列夫認為，恩格斯所確立的所有辯證法則在反射療法領域都得到了充分證實。此時，我們是否接受別赫捷列夫的反射療法並不重要。通過這個例子，我只想強調，在自然科學的主要代表之一轉向辯證唯物主義的時候，在馬克思主義可能滲透到新的科學領域的問題上，就在此時，一大批具有取消主義傾向的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聯合起來，公開和暗中反對馬克思主義，開始對代辯證唯物主義，並且對辯證法給與參議院的‘解釋’。”【367】

上面提到，在1927年，德波林曾刊發了“米洛諾夫”的文章，其中，作者不僅把落水狗托洛茨基推給機械論者，而且還把“巴甫洛夫的反射療法”（рефлексология Павлова）當作“機械論”的典型。【205】而在1926年，德波林認為，巴甫洛夫是“形而上學”，別赫捷列夫是“辯證法”。問題是，從未受過正規科學訓練的德波林，到底是根據什麼來判斷科學是非的呢？這是他的學姐“正統”揭示其中的奧秘：

“現在，讓我們仔細研究這個問題，問一下為什麼根據黑格爾的哲學，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竟然可能對所有的問題都滔滔不絕？首先，這是可能的，主要原因就是辯證法實際上是自然界和歷史的主要的普遍規律，它無處不在。我們有四種主要的變化形式：簡單生成、變化、發展、進步。所有這些主要形式或類別的變化都是由內在的和內部的矛盾所引起並伴隨的。現在，感謝辯證規律的普遍性，我們可以無所不知地談論一切事情，用抽象的術語說話，將完全的空洞賦予科學的表象。仔細觀察這一過程，我們可以說沒有人能像抽象哲學家那樣把自己的無知隱藏得那麼完美、那麼精心。”【368】

其實，德波林那些言論的要害，並不在於用誇誇其談來掩蓋無知，而是在於其中暗藏的“殺機”。首先，所謂“取消主義”（Ликвидаторство），是指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內部中的一個右翼派別。在列寧的眼中，取消主義者（或“取消派”）比孟什維克還要可恨，所以，在《列寧全集》中，標題中即含有“取消主義”或“取消派”的文章有三十多篇，而標題中含有“孟什維克”的文章則只有十餘篇。實際上，前面提到的那個巴扎羅夫就曾被列寧點名認證為“取消主義者”。【369】而那個“正統”更是因為批判取消主義不力遭到列寧的全力抨擊。【370】對此，德波林當然瞭如指掌，所以他在一年後借着給“唯批”德文版作序之機繼續補槍：

“弔詭的是，孟什維克取消派接着與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集團的馬赫主義和‘奧托主義’調情。這兩極相互靠近，結成了一種‘同盟’。”【371】

其次，所謂的“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патентованных «марксистов»）是1920年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送給考茨基和鮑威爾的頭銜。【372】而在那之前一年半，列寧就已經把考茨基定性為“叛徒”了。【373】所以，德波林這是在借列寧之手來打自己的對手，只不過是，他把列寧用在“正宗的”上面的引號，轉移到了“馬克思主義者”上面，凸顯其將對方打成“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假馬克思主義者”的用意。【374】

第三，所謂“參議院的‘解釋’”（по-сенатски «раз’яснять»），也是來自列寧。例如，1906年12月7日，列寧在布爾什維克機關報《無產者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參政院的新解釋》（Новое сенатское разъяснение），其中，“參議院的解釋”這個詞組不僅出現在標題中，在正文中它更是出現了四次，而每一次的出現，都是在諷刺那些“幕後黑手”，即以普列漢諾夫為頭子的孟什維克高層，如這句話：

“在我們黨內，即在黨的實際‘結構’內，想必也有參議院這類機構，也可能會通過參議院說明把黨的‘法律’即黨的正式機關的決定變成截然相反的東西”。【375】

在那之後，列寧曾多次使用這個詞組，如在《政府偽造杜馬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文中指責沙皇政府“過去採用通過參議院的說明的辦法來修改選舉法”。【376】

你說德波林在短短一段話中，射出了多少暗箭？

最好笑的是，別赫捷列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ехтерев, 1857-1927）在一年後去世——他的那個《反射論與馬克思主義》公開演講，一直未曾變成鉛字發表——，而他的“反射療法”也很快就被腰斬——在1929年4月召開的“勝利大會”上，反射療法被批評為“沒有引號的機械唯物主義，真正的機械唯物主義”。【377】這是蘇聯1990年出版的《心理學史教科書》中的一段話：

“別赫捷列夫是唯物主義者和進化論者，但他沒有掌握辯證法，傾向於機械論和能量論。1929年，在討論反射論時，別赫捷列夫在心理學客觀方法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受到了讚許。然而，將心理和意識排除在研究之外導致對人和行為的生物學化和極端機械解釋。在討論之後，反射療法不復存在。”【378】

實際上，根據別赫捷列夫的學生阿納尼耶夫（Борис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Ананьев, 1907-1972）的說法，別赫捷列夫的反射論不僅僅是機械唯物論，它還是實證主義和庸俗進化論。【379】如上所述，所謂“實證主義”就是”反對列寧“；而所謂的“庸俗進化論”就是“反對達爾文”。在當時的蘇聯，無論是反對列寧還是達爾文，都相當於“反革命”。也就是說，德波林本人根本就分辨不出什麼科學是機械唯物論，什麼科學是辯證唯物論，這也是他及其同夥對愛因斯坦相對論和孟德爾遺傳學問題保持“冷漠或中立”【380】的根本原因。德波林當時肯定曾經想到過這樣的問題：以他們這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對自然科學的懵懵懂懂，自然科學家怎麼可能會接受他們的“指導”？而即使他想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他也絕對不敢將之告訴世人。很可能又是良心發現，德波林後來雖然將《我們的分歧》收入《哲學與政治》一書，但上面那段話卻被刪去了。【57, с.328】

與德波林一樣，在緊跟在薩文後面的那篇評論中，卡列夫也是要把薩莫伊洛夫說成是“恩格斯所反對的機械觀的支持者”，曾宣稱“恩格斯也有矛盾和含糊之處”，“試圖誹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法，說它誕生於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體系”，而所有這些言論，都不新鮮，因為它們來自臭名昭著的（老牌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381】

最可笑的是，儘管德波林師徒二人在“薩莫伊洛夫教授”身上花費了四千多個單詞，但他倆卻自始至終都沒敢碰一下該教授向“辯證派”提出的那個挑戰。實際上，早在1924年，德波林就彈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高調。【382】既然如此，他豈不應該身體力行，主動“實踐”，並且通過“實踐”來證明“辯證法”或“自然辯證法”是“真理”嗎？而他們之所以甘當好龍的葉公，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所謂的“德波林學派”由清一色哲學家組成——凱德洛夫後來就說，德波林那伙人是由“對自然科學知之甚少”的“純粹哲學家”所組成【383】——，所以，即使他們有膽量，也沒有能力，來從事科學實驗。但所有這些，都沒有妨礙德波林在半年後做出如下莊嚴宣布：

“我們從最深切的信念出發，認為唯物辯證法是理論思維的最高形式，它能夠極大地推動自然科學的發展，為科學開闢新的道路，幫助自然科學家將自然科學提高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就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下在社會科學中發生的那樣。”【384】

也就是說，德波林一夥之所以非要堅持用辯證法來指導科學研究，完完全全地是出自“最深切的信念”。這與宗教信徒信仰上帝萬能有什麼差別？

實際上，直到倒台之後，德波林也沒有意識到——或者意識到了但不敢承認——，自己的根本問題就是沒有能力指導科學，所以他把自己的“錯誤”歸咎於沒能“理論聯繫實際”：

“如上所述，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將理論與實踐分離。我必須承認，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都不理解這種指責，因為我不是經常在口中和筆下將實踐說成是真理的標準嗎？後來我才明白，這並不是問題的核心。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沒有把理論的、方法論的文章同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任務聯繫起來，我們把理論與現實生活分隔開來，停留在純邏輯的範圍內，因此遠離了社會主義建設，在理論與實踐之間豎起了一座壁壘。”【385】

至今，我們也沒有看到德波林到底是如何改正自己的“理論脫離實際”這個錯誤的。實際上，我們也根本就想象不出一個“形而上”的哲學家，究竟怎樣才能夠把自己的那套空想出來、從未得到驗證的理論與“形而下”的“現實生活”融為一體。

確實，儘管德波林以推行、推廣“辯證法”為己任，但他就是一個形而上學哲學家，所以他才會說出“唯物辯證法是理論思維的最高形式”這樣的話。當然，德波林是在學舌恩格斯，因為是恩格斯一再宣稱辯證法是“最高思維形式”【386】、“辯證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適合於自然觀的這一發展階段的思維方法”【387】。問題是，按照同一個恩格斯，“正確的世界觀”是“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產生和消失。”【388】既然“一切”都是如此，為什麼人類的理論思維卻不是如此，而只能停滯在“辯證法”這個階段？顯然，這樣的問題是絕對不可能出現在哲學家德波林的腦中的，因為對他來說，既然恩格斯的思維是“思維的最高形式”，則他的斷言也肯定是“判斷的最高形式”。【389】

確實，就在寫下上面那段話之前一個月，德波林還在大段引用恩格斯之後，說了這樣一番話：

“我們之所以要大段引用《自然辯證法》，就是要再次向讀者表明恩格斯對哲學的高度評價，以及他賦予哲學在自然科學發展中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要求自然科學家不僅要掌握數百年思想史的成果——新的思想理論、辯證哲學，而且要求自然理論家認真研究思想史、哲學史。在恩格斯看來，只有辯證法才能幫助自然科學走出它因為在哲學上和理論上繼續站在舊形而上學的觀點上而陷入的困境。”【390】

也就是說，德波林非要科學家學習辯證法，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這是恩格斯說的”。他當然不會告訴世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過的話，“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52】也就是說，就像于光遠一樣，德波林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恩格斯主義者”，但他卻非要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偏偏指控其他人是“修正主義者”。其實，即使《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寫的，德波林也有責任證明馬克思確實有資格對科學家指手畫腳；並且，二十世紀的科學家有必要理會一個十九世紀哲學家的杞人憂天。德波林當然不可能那麼做，他也根本做不到。所以，到了六十年代，德波林不得不承認：

“關鍵是自然科學家還沒有意識到辯證法在他們的領域中的巨大科學意義。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尚未得到自然科學家應有的認可”。【391】

事實是，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全世界的“自然辯證法家”們，包括以于光遠為首的“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在內，也沒有一個人能夠等到那一天，即他們之中突然闖出一個人，把薩莫伊洛夫打下擂台，即證明運用辯證法能夠讓科學多、快、好、省地向前發展。1948年，凱德洛夫曾批評馬克西莫夫在其1946年宣讀的《論恩格斯著作〈自然辯證法〉》中“幾乎完全忽略了俄羅斯科學的成就”。【392】可是，四分之一世紀之後，凱德洛夫本人在《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一書中也只舉出了一個實例——外加兩份半證詞——來證明《自然辯證法》確實推動了科學的發展。凱德洛夫找出的那個實例就是奧巴林（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Опарин, 1894-1980）提出的地球上的生命是通過化學的途徑從非生命物質中產生的假說，據說它被全世界承認。【393】凱德洛夫沒有提到的是，奧巴林是李森科的狂熱支持者，在1948年曾發表文章慶祝李森科50 周年壽辰和從事科學研究25 周年。【394】而在凱德洛夫看來，李森科是偽科學的代表人物之一。【395】這樣一來，宣稱“辯證唯物主義總是完全站在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進步一邊”【396】的凱大師豈不應該就自然辯證法對科學的發展到底起了什麼作用“辯證”一下嗎？可惜他卻對之雙唇緊閉。

凱德洛夫絕口不提的另一個例子就是蘇聯心理學家科爾尼洛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 1879-1957）的“反應學”（реактология）。據科爾尼洛夫自己說，那是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建立的“馬克思主義心理學”。【397】而凱德洛夫之所以沒有把這個證據搬出來，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它們的命運比米丘林—李森科遺傳學還要慘，在三十年代就被打成了偽科學。【398】也就是說，凱德洛夫每舉出一個正面的實例——假設它們真的能夠成立——，他就必須無視十個、百個、甚至成千上萬個相反的例子。實際上，恰恰就是因為把哲學、政治、意識形態引入了科學領域，所以當時蘇聯的心理學界才會出現這樣的混亂場面：

“巴甫洛夫不承認別赫捷列夫的反射療法；別赫捷列夫不承認任何心理學，並指責科爾尼洛夫主觀主義；科爾尼洛夫指責巴甫洛夫、別赫捷列夫和恩奇曼是機械唯物主義，布隆斯基是行為主義；切爾帕諾夫指責科爾尼洛夫不懂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指控巴甫洛夫和別赫捷列夫是實證主義和折中主義、切爾帕諾夫歪曲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在巴甫洛夫的實驗中看到了通向唯物主義的道路；布哈林從對反射論的依賴中看到了不可知論和實證主義的危險。”【399】

而德波林造下的這個孽障，被于光遠一夥完完整整地打包運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