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将坐帐

《布尔什维克》是政治经济类期刊，所以，在发表小斯反击老斯的文章之时，该刊编辑即已说明，后续辩论应该转移到哲学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继续进行。而《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果然不负所望，很快就变成了那场辩论的主战场。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创刊于1922年，其全称应该是“我们打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前进”（мы идем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го марксизма），而其宗旨就是要成为“为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斗争的杂志”。【68】所谓“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而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是相对于“修正主义”而言的，意即对马、恩文字全部按照字面来理解并且执行，与就像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对待《圣经》那样。在当时的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自然是列宁，而在列宁的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分支旁系，右边是布哈林，左边是托洛茨基。

1、布哈林

实际上，早在斯坦挑起战端前三年，布哈林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名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科书》。【69】这本书风行一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性远非霍尔特的那本舶来品小册子所能企及。而仅看书名，即可知道，布哈林也犯下了斯坦所说的那个“根本罪过”，即“未能理解哲学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确实，该书总共八章，其中仅有一章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并且，虽然该书单词总量超过十二万，但“辩证法”（диалектика）这个词却只出现了五次。显然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在其“临终遗嘱”——写于1922年底，即在布哈林的名著出版一年之后——中一边不得不承认布哈林“是党内最有价值和最杰出的理论家”，一边对他是否“正统”表示怀疑：“他从未学过，并且我想，他也从来不曾完全了解过辩证法”。【70】而不论布哈林当时是否“完全了解过辩证法”，但在其生命的末端，他却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相当了解，所以他才会说这两个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是黑格尔哲学的伟大继承者”。【71】这到底是真心赞美，还是假意奉承，甚或意含讽刺，大概没有谁能说得清楚。

与1922年的列宁一样，卢卡奇在1925年也发表文章批评布哈林的书，其要点之一就是说：“在其哲学反思中，布哈林理直气壮地、不屑一顾地把源于古典德国哲学的所有要素都从马克思的方法中清除出去”。【72】需要指出的是，那篇文章后来被卢卡奇当作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之后四十多年间发表的最重要作品之一。【73】

事实是，在米丁主编、1934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我们’的机械论者”（«нашим» механистам）第一次被点名时，领头羊就是布哈林。【74】所谓“我们的机械论者”，是在大辩论期间辩证派对机械派的称呼，含有戏弄的意思。【28】【75】所以米丁在使用这个称呼时，给“我们”打上了引号。而直到六十年代，德波林仍在学着米丁的腔调，指认布哈林是机械派的头面人物，宣称自己“早在1922年就开始反对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机械论修正”。【76】同样，德波林帮成员、遗传学家杜比宁（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Дуби́нин, 1907-1998）也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回忆录《永动机》【77】一书中说，机械论者的观点 “得到了右倾机会主义领袖布哈林的支持”。【78】进入21世纪后，曾经主管苏联自然科学领域的小日丹诺夫（Ю́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Жда́нов, 1919-2006）继续指认布哈林是“粗俗的、原始的、庸俗的机械唯物主义”代表人物。【79】

所以说，斯坦当时如果意在批评当时苏联理论界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忽视辩证法的倾向，他的最大目标应该是布哈林，而不是霍尔特或斯捷潘诺夫。而他之所以会选择后者，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对布哈林心存顾忌，因为布哈林是红色教授学院的创始人之一【80】——所以那个学院还有“布哈林学院”（школа Бухарина）之称【81】——，因此布哈林与斯坦有师生之谊；并且，在列宁去世后，布哈林虽然不是“三驾马车”之一，但却与托洛茨基都是政治局委员，在名气上也不相上下，相当于政治谱系中的左、右两极。【82】1925年，布哈林的《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一书出版，《布尔什维克》马上就发表评论，称赞它“在形式上是卓越的，在内容上是毁灭性的”。【83】而斯捷潘诺夫批判托洛茨基，比布哈林的资格还老，早在1924年10月就发表了《谁发动了十月革命：评托洛茨基同志〈1917〉中十月的“历史”》【84】一文。这比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85】早了一个多月。显然，斯坦如果拿布哈林当靶子，不仅仅是以身试法，而且还会将其理论争端的政治背景暴露出来。

2、托洛茨基

与忽左忽右的布哈林相比，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内响当当的极左派。确实，早在1919年，卢那察尔斯基就说，在他眼中，托洛茨基比列宁还要正统。【86】果然，在1921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说：“马克思主义被不止一次机械地、直接地、因而是错误地理解”。【87】一年后，他又在一封信中告诫一个法国共产党员：“党的外部状态与群众行动之间的联系不是机械的，而是辩证的”。【88】所以有人说，托洛茨基一贯反对机械地解释马克思主义。【89】

与之相应，托洛茨基对黑格尔和辩证法极为推崇，早在1912年就曾这样写道：“我们的黑格尔在哪里？那个能够与之等量齐观的人物在哪里？在哲学方面，我们除了三流的学生和毫无人味的追随者之外，再就一无所有。”【90】整整十年后，托洛茨基又写道：“赫尔岑说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代数学。 这个定义可以更正确地转移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唯物辩证法才是革命的真正代数学”。【91】而在托洛茨基的脑中，“唯物辩证法”就是“黑格尔辩证法”，因为“黑格尔是 19 世纪初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他最清楚地证实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辩证本质”。【92】实际上，即使是在总结十月革命经验教训之际，托洛茨基也会说“这就是黑格尔，这就是书本上的智慧，这也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93】这样的话——显然是在引用“黑粉”海涅的诗《教义》。【94】

据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 1907-1967）在其“先知三部曲”之三《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95】一书中说，托洛茨基只是在三十年代流亡期间才认真地研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并且，他自认无力评论列宁的哲学著作。【96】在死前八个月，托洛茨基将自己定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97】而“辩证唯物主义者”托洛茨基公开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左派黑格尔系统中分离出来的，就像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新教是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一样。【98】

1924年6月，“战斗的唯物主义协会”成立，创始成员包括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虽然两人都没有出席成立会议，但托洛茨基却发来贺信。据《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透露出来的那两段话，第一段话给这个协会规定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反对歪曲辩证唯物主义”这三项任务；第二段话则告诉该协会应该介入自然科学领域：

“‘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协会’必须在不同的范围内与科学活动的所有分支联系在一起。唯物辩证法不是我们在人类实践之外，更狭义地说，在不断的科学应用之外、在越来越多的活生生的研究之外构想出来的。与机械工具不同，唯物辩证法并没有因为它在经验中的应用而变得迟钝，恰恰相反，它变得越来越锋利。”【99】

显然是在“托洛茨基思想”的指导下，“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协会”成立大会制定的宪章给自己规定了七项任务，其中前两项就是要进军自然科学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基础的科学发展、辩证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100】显然，这就是“小斯”向“老斯”发起突然袭击的根本原因：《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24年4月1日出版创刊号，小斯的文章发表在第11期，出版日期是9月20日。事实是。德波林在那场论战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它也是德波林讨论自然科学问题的处女作——，就学舌托洛茨基，说“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必须渗透到所有具体的和经验的科学中，因为它可以说是代数，它在具体内容中引入了内在联系”。【101】所以，“德波林帮”后来以“托派”的罪名惨遭“清洗”，并不冤枉。

托洛茨基不仅仅教导德波林帮入侵科学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从1925年起，托洛茨基开始“被解除武装”，主管工业科技工作。1925年9月，托洛茨基以苏联工业科技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门捷列夫学会的大会上发表了题为《门捷列夫与马克思主义》【102】的讲演，其中就说，虽然门捷列夫屡次蔑视辩证法，但辩证法却在他发现的元素周期律中“庆祝了自己最杰出的胜利”。【103】这显然是在暗引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哲学因遭到自然科学的遗弃而在死后报复了它。”【104】实际上，托洛茨基在讲演中还明引了刚刚问世的《自然辩证法》：“门捷列夫在不知不觉中应用了黑格尔量变质变定律”。【105】十三年后，当这份讲演稿被译成英文、即将在美国发表之际，托洛茨基为之写了一篇短序，其中说道：

“通过历史的残酷讽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已成为苏联所有学说中最受禁锢的学说。在社会科学领域，被束缚的苏联思想非但没有说出一个新鲜词汇，恰恰相反，它陷入了可悲的经院哲学深渊。极权制度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尽管如此，这篇演讲中提出的观点在处理社会制度与科学思想之间相互关系的部分中仍然有效。”【106】

好笑的是，尽管托洛茨基高举辩证法大旗，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几乎没有差别，因为在那个讲演中，他就高声赞誉门捷列夫的“化学反应的原因在于粒子的物理和机械特性”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因为“将化学过程的本质还原为粒子的机械和物理性质”。【107】而根据而据德波林“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108】斯托利亚罗夫（Алексе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а Столяров, 1896-1938）撰写的《辩证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的哲学分歧》【109】一书——中文译为《机械论批判》【110】——，机械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还原论”，即“将复杂的现象还原为简单现象”。【111】同样，凯德洛夫也说，“机械论”的主要特点就是“还原性”：把质量还原为数量，把高级还原为低级，把整体还原为部分。【112】

在1930年出版的《自传》【113】中，托洛茨基透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隐私。例如，他说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一般高于个别、规律高于事实、理论高于个人经验”；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益发强烈。【114】并且，由于这样的感觉，他对狭隘的、经验主义的、非意识形态的、非理论化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敌意。【115】最好笑的是，托洛茨基骂死敌斯大林是“顽固的经验主义者，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116】这实际上道出了“哲学派”（辩证派）仇恨“科学派”的心理原因，因为科学的新发现随时都可能破坏他们的旧信仰。三十多年后，何祚庥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大搞胡搅蛮缠，强调“实践标准有相对性和绝对性”，其实质，就是要为他所心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留出“一票否决”的权力。【117】同样，于光远在“反伪”之时，抛出的重磅炸弹也是把对方骂为“经验主义者”——这与他失去邓小平的宠幸关系极大，因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最典型的“经验主义”。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这样的铁律：看不起“经验主义”的人，一定是“教条主义者”和“理论家”。也就是因为如此，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倾向于“经验主义者”斯大林，而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没有什么好感。【118】

更好笑的是，就在托洛茨基痛批门捷列夫不懂辩证法之前半年、亦即在托洛茨基痛骂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理论界是“经院哲学深渊”之前十三年，斯捷潘诺夫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题为《对自然的辩证认识就是机械认识》。【119】而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斯捷潘诺夫将德波林帮称为“新经院哲学的最典型代表”。【120】而斯捷潘诺夫之所以会如此说，又完全是因为国立季米里亚泽夫科学研究所，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如此定性“那些想要建立某种完全特殊的辩证自然科学来代替他们意欲推翻的机械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121】

也就是说，托洛茨基在抱怨斯大林“集权制度”之时，完全不曾反思自己及其同伙恰恰积极参与制造了那个“集权制度”。实际上，在流亡之际，托洛茨基对“辩证法”仍旧痴心不改，说什么“伯纳姆不承认辩证法，但辩证法却承认伯纳姆”、“沙克曼认为辩证法在政治结论中并不重要，但在沙克曼的政治结论中我们却看到了辩证法对他的蔑视态度所结出的可悲苦果”这样的话。【122】难怪中国的托派人士会把他死后出版的文集《捍卫马克思主义》（In Defense of Marxism）译为《苏联问题与辩证法》。【123】而在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机械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而孟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则基本上是‘左’倾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础”。【124】这不仅点出了那场大辩论两派的政治头领，而且还相当于把那场大辩论定性为左、右机会主义者的大混战。

总而言之， 在二十年代持续了将近五年的“机械—辩证”大辩论，从表面上看，颇像是两派文人之间爆发的口水仗；但在其幕后，却相当于布哈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代理人战争——1930年创刊的中国托派刊物《动力》在其创刊号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痛批布哈林，题为《机械的唯物论与布哈林》。【125】可笑的是，在当时，不论是布哈林还是托洛茨基，都已成为斯大林的手下败将。而于光远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建立的“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无论怎么看，都像极托派—德波林帮在中国的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