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老將坐帳

《布爾什維克》是政治經濟類期刊，所以，在發表小斯反擊老斯的文章之時，該刊編輯即已說明，後續辯論應該轉移到哲學理論刊物《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繼續進行。而《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果然不負所望，很快就變成了那場辯論的主戰場。

《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創刊於1922年，其全稱應該是“我們打着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前進”（мы идем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го марксизма），而其宗旨就是要成為“為唯物主義世界觀而鬥爭的雜誌”。【68】所謂“唯物主義世界觀”，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而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是相對於“修正主義”而言的，意即對馬、恩文字全部按照字面來理解並且執行，與就像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對待《聖經》那樣。在當時的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正宗”自然是列寧，而在列寧的左右兩側，還各有一個分支旁系，右邊是布哈林，左邊是托洛茨基。

1、布哈林

實際上，早在斯坦挑起戰端前三年，布哈林就已經出版了自己的名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通俗教科書》。【69】這本書風行一時，其影響力和權威性遠非霍爾特的那本舶來品小冊子所能企及。而僅看書名，即可知道，布哈林也犯下了斯坦所說的那個“根本罪過”，即“未能理解哲學唯物主義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確實，該書總共八章，其中僅有一章講授“辯證唯物主義”；並且，雖然該書單詞總量超過十二萬，但“辯證法”（диалектика）這個詞卻只出現了五次。顯然是由於這個原因，列寧在其“臨終遺囑”——寫於1922年底，即在布哈林的名著出版一年之後——中一邊不得不承認布哈林“是黨內最有價值和最傑出的理論家”，一邊對他是否“正統”表示懷疑：“他從未學過，並且我想，他也從來不曾完全了解過辯證法”。【70】而不論布哈林當時是否“完全了解過辯證法”，但在其生命的末端，他卻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以及列寧的《哲學筆記》相當了解，所以他才會說這兩個人“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傳統，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一定意義上是黑格爾哲學的偉大繼承者”。【71】這到底是真心讚美，還是假意奉承，甚或意含諷刺，大概沒有誰能說得清楚。

與1922年的列寧一樣，盧卡奇在1925年也發表文章批評布哈林的書，其要點之一就是說：“在其哲學反思中，布哈林理直氣壯地、不屑一顧地把源於古典德國哲學的所有要素都從馬克思的方法中清除出去”。【72】需要指出的是，那篇文章後來被盧卡奇當作自己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之後四十多年間發表的最重要作品之一。【73】

事實是，在米丁主編、1934年出版的《辯證唯物主義》一書中，“‘我們’的機械論者”（«нашим» механистам）第一次被點名時，領頭羊就是布哈林。【74】所謂“我們的機械論者”，是在大辯論期間辯證派對機械派的稱呼，含有戲弄的意思。【28】【75】所以米丁在使用這個稱呼時，給“我們”打上了引號。而直到六十年代，德波林仍在學着米丁的腔調，指認布哈林是機械派的頭面人物，宣稱自己“早在1922年就開始反對布哈林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機械論修正”。【76】同樣，德波林幫成員、遺傳學家杜比寧（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Дуби́нин, 1907-1998）也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回憶錄《永動機》【77】一書中說，機械論者的觀點 “得到了右傾機會主義領袖布哈林的支持”。【78】進入21世紀後，曾經主管蘇聯自然科學領域的小日丹諾夫（Ю́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Жда́нов, 1919-2006）繼續指認布哈林是“粗俗的、原始的、庸俗的機械唯物主義”代表人物。【79】

所以說，斯坦當時如果意在批評當時蘇聯理論界忽視馬克思主義哲學、忽視辯證法的傾向，他的最大目標應該是布哈林，而不是霍爾特或斯捷潘諾夫。而他之所以會選擇後者，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對布哈林心存顧忌，因為布哈林是紅色教授學院的創始人之一【80】——所以那個學院還有“布哈林學院”（школа Бухарина）之稱【81】——，因此布哈林與斯坦有師生之誼；並且，在列寧去世後，布哈林雖然不是“三駕馬車”之一，但卻與托洛茨基都是政治局委員，在名氣上也不相上下，相當於政治譜系中的左、右兩極。【82】1925年，布哈林的《論托洛茨基主義問題》一書出版，《布爾什維克》馬上就發表評論，稱讚它“在形式上是卓越的，在內容上是毀滅性的”。【83】而斯捷潘諾夫批判托洛茨基，比布哈林的資格還老，早在1924年10月就發表了《誰發動了十月革命：評托洛茨基同志〈1917〉中十月的“歷史”》【84】一文。這比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85】早了一個多月。顯然，斯坦如果拿布哈林當靶子，不僅僅是以身試法，而且還會將其理論爭端的政治背景暴露出來。

2、托洛茨基

與忽左忽右的布哈林相比，托洛茨基是布爾什維克內響噹噹的極左派。確實，早在1919年，盧那察爾斯基就說，在他眼中，托洛茨基比列寧還要正統。【86】果然，在1921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說：“馬克思主義被不止一次機械地、直接地、因而是錯誤地理解”。【87】一年後，他又在一封信中告誡一個法國共產黨員：“黨的外部狀態與群眾行動之間的聯繫不是機械的，而是辯證的”。【88】所以有人說，托洛茨基一貫反對機械地解釋馬克思主義。【89】

與之相應，托洛茨基對黑格爾和辯證法極為推崇，早在1912年就曾這樣寫道：“我們的黑格爾在哪裡？那個能夠與之等量齊觀的人物在哪裡？在哲學方面，我們除了三流的學生和毫無人味的追隨者之外，再就一無所有。”【90】整整十年後，托洛茨基又寫道：“赫爾岑說黑格爾的學說是革命的代數學。 這個定義可以更正確地轉移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唯物辯證法才是革命的真正代數學”。【91】而在托洛茨基的腦中，“唯物辯證法”就是“黑格爾辯證法”，因為“黑格爾是 19 世紀初偉大的德國哲學家，他最清楚地證實了自然界和社會發展的辯證本質”。【92】實際上，即使是在總結十月革命經驗教訓之際，托洛茨基也會說“這就是黑格爾，這就是書本上的智慧，這也就是全部哲學的意義！”【93】這樣的話——顯然是在引用“黑粉”海涅的詩《教義》。【94】

據伊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 1907-1967）在其“先知三部曲”之三《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95】一書中說，托洛茨基只是在三十年代流亡期間才認真地研讀過黑格爾的著作；並且，他自認無力評論列寧的哲學著作。【96】在死前八個月，托洛茨基將自己定性為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辯證唯物主義者、無神論者。【97】而“辯證唯物主義者”托洛茨基公開承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從左派黑格爾系統中分離出來的，就像基督教是從猶太教中分離出來的、新教是從天主教分離出來的一樣。【98】

1924年6月，“戰鬥的唯物主義協會”成立，創始成員包括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雖然兩人都沒有出席成立會議，但托洛茨基卻發來賀信。據《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透露出來的那兩段話，第一段話給這個協會規定了“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反對歪曲辯證唯物主義”這三項任務；第二段話則告訴該協會應該介入自然科學領域：

“‘戰鬥的唯物主義者協會’必須在不同的範圍內與科學活動的所有分支聯繫在一起。唯物辯證法不是我們在人類實踐之外，更狹義地說，在不斷的科學應用之外、在越來越多的活生生的研究之外構想出來的。與機械工具不同，唯物辯證法並沒有因為它在經驗中的應用而變得遲鈍，恰恰相反，它變得越來越鋒利。”【99】

顯然是在“托洛茨基思想”的指導下，“戰鬥的唯物主義者協會”成立大會制定的憲章給自己規定了七項任務，其中前兩項就是要進軍自然科學領域：辯證唯物主義基礎的科學發展、辯證方法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發展。【100】顯然，這就是“小斯”向“老斯”發起突然襲擊的根本原因：《布爾什維克》雜誌於1924年4月1日出版創刊號，小斯的文章發表在第11期，出版日期是9月20日。事實是。德波林在那場論戰中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它也是德波林討論自然科學問題的處女作——，就學舌托洛茨基，說“唯物辯證法作為一種普遍的方法論，必須滲透到所有具體的和經驗的科學中，因為它可以說是代數，它在具體內容中引入了內在聯繫”。【101】所以，“德波林幫”後來以“托派”的罪名慘遭“清洗”，並不冤枉。

托洛茨基不僅僅教導德波林幫入侵科學界，他本人也身體力行。從1925年起，托洛茨基開始“被解除武裝”，主管工業科技工作。1925年9月，托洛茨基以蘇聯工業科技委員會主任的身份在門捷列夫學會的大會上發表了題為《門捷列夫與馬克思主義》【102】的講演，其中就說，雖然門捷列夫屢次蔑視辯證法，但辯證法卻在他發現的元素周期律中“慶祝了自己最傑出的勝利”。【103】這顯然是在暗引恩格斯的著名論斷：“哲學因遭到自然科學的遺棄而在死後報復了它。”【104】實際上，托洛茨基在講演中還明引了剛剛問世的《自然辯證法》：“門捷列夫在不知不覺中應用了黑格爾量變質變定律”。【105】十三年後，當這份講演稿被譯成英文、即將在美國發表之際，托洛茨基為之寫了一篇短序，其中說道：

“通過歷史的殘酷諷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現在已成為蘇聯所有學說中最受禁錮的學說。在社會科學領域，被束縛的蘇聯思想非但沒有說出一個新鮮詞彙，恰恰相反，它陷入了可悲的經院哲學深淵。極權制度對自然科學的發展同樣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儘管如此，這篇演講中提出的觀點在處理社會制度與科學思想之間相互關係的部分中仍然有效。”【106】

好笑的是，儘管托洛茨基高舉辯證法大旗，但他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機械唯物主義”幾乎沒有差別，因為在那個講演中，他就高聲讚譽門捷列夫的“化學反應的原因在於粒子的物理和機械特性”是“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因為“將化學過程的本質還原為粒子的機械和物理性質”。【107】而根據而據德波林“最有才華的學生之一”【108】斯托利亞羅夫（Алексе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а Столяров, 1896-1938）撰寫的《辯證唯物論和機械唯物論：我們的哲學分歧》【109】一書——中文譯為《機械論批判》【110】——，機械論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還原論”，即“將複雜的現象還原為簡單現象”。【111】同樣，凱德洛夫也說，“機械論”的主要特點就是“還原性”：把質量還原為數量，把高級還原為低級，把整體還原為部分。【112】

在1930年出版的《自傳》【113】中，托洛茨基透露了很多不為人知的隱私。例如，他說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這樣一個觀念：“一般高於個別、規律高於事實、理論高於個人經驗”；並且，隨着年齡的增長，這種感覺益發強烈。【114】並且，由於這樣的感覺，他對狹隘的、經驗主義的、非意識形態的、非理論化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敵意。【115】最好笑的是，托洛茨基罵死敵斯大林是“頑固的經驗主義者，缺乏創造性的想象力”。【116】這實際上道出了“哲學派”（辯證派）仇恨“科學派”的心理原因，因為科學的新發現隨時都可能破壞他們的舊信仰。三十多年後，何祚庥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大搞胡攪蠻纏，強調“實踐標準有相對性和絕對性”，其實質，就是要為他所心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留出“一票否決”的權力。【117】同樣，于光遠在“反偽”之時，拋出的重磅炸彈也是把對方罵為“經驗主義者”——這與他失去鄧小平的寵幸關係極大，因為鄧小平的“摸着石頭過河”就是最典型的“經驗主義”。你一定要牢牢地記住這樣的鐵律：看不起“經驗主義”的人，一定是“教條主義者”和“理論家”。也就是因為如此，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傾向於“經驗主義者”斯大林，而對“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沒有什麼好感。【118】

更好笑的是，就在托洛茨基痛批門捷列夫不懂辯證法之前半年、亦即在托洛茨基痛罵斯大林治下的蘇聯理論界是“經院哲學深淵”之前十三年，斯捷潘諾夫發表了一篇重磅文章，題為《對自然的辯證認識就是機械認識》。【119】而就是在這篇文章中，斯捷潘諾夫將德波林幫稱為“新經院哲學的最典型代表”。【120】而斯捷潘諾夫之所以會如此說，又完全是因為國立季米里亞澤夫科學研究所，作為一個整體，就是如此定性“那些想要建立某種完全特殊的辯證自然科學來代替他們意欲推翻的機械自然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的。【121】

也就是說，托洛茨基在抱怨斯大林“集權制度”之時，完全不曾反思自己及其同夥恰恰積極參與製造了那個“集權制度”。實際上，在流亡之際，托洛茨基對“辯證法”仍舊痴心不改，說什麼“伯納姆不承認辯證法，但辯證法卻承認伯納姆”、“沙克曼認為辯證法在政治結論中並不重要，但在沙克曼的政治結論中我們卻看到了辯證法對他的蔑視態度所結出的可悲苦果”這樣的話。【122】難怪中國的托派人士會把他死後出版的文集《捍衛馬克思主義》（In Defense of Marxism）譯為《蘇聯問題與辯證法》。【123】而在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機械論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哲學基礎，而孟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則基本上是‘左’傾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基礎”。【124】這不僅點出了那場大辯論兩派的政治頭領，而且還相當於把那場大辯論定性為左、右機會主義者的大混戰。

總而言之， 在二十年代持續了將近五年的“機械—辯證”大辯論，從表面上看，頗像是兩派文人之間爆發的口水仗；但在其幕後，卻相當於布哈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代理人戰爭——1930年創刊的中國托派刊物《動力》在其創刊號中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痛批布哈林，題為《機械的唯物論與布哈林》。【125】可笑的是，在當時，不論是布哈林還是托洛茨基，都已成為斯大林的手下敗將。而于光遠在時隔半個世紀之後建立的“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無論怎麼看，都像極托派—德波林幫在中國的死灰復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