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师爷”考

毫无疑问，“于光远等译编本”的出版，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一件头等大事。所以，这个局级单位在1985年先后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联手，召开了两次座谈会，给自己的“祖师爷”捧场。不言而喻，参加座谈的人全都应该按照祖师爷定下的调子说些场面话。但意想不到的是，除了那个不识趣的韩增禄之外，还有人在会上发出了这样的不和谐音：

“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到出版马列著作要搞序言的精神，认为应该为此书写一篇序言，把此书的内容、意义、背景、地位讲一讲，便于读者阅读。”【425】

原来，在1963年，毛泽东曾提出过这样的意见：要为那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465】两年后，毛泽东又对陈伯达等人说，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每部著作都要写我们的序言，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写。【466】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旨意，于光远即使没能亲耳聆听，他也一定会通过其他渠道达到“耳熟能详”的程度。可是，一直紧跟毛泽东的于光远，却对毛泽东一生中发出的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换句话说就是，在“《自然辩证法》新译本”的正文之前，是一片光秃秃、白茫茫、寸草不生、荒无人烟的“真干净”旷野，既没有序言，也没有引言，更没有介绍。于光远后来以该“新译本”是“试编本”为由将之搪塞过去。【402】但谁都明白，即使那个“试编本”真的有朝一日变成“定编本”，于光远的序文仍旧会付诸阙如，因为能否写一篇像样的序文，与被序之书的完美程度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梁赞诺夫序就是明证。

1、知不易

实际上，早在1955年，也就是在“曹葆华等”译本出版之际，研究《自然辩证法》已达十五年之久的于光远就应该为它写一篇序言，除了介绍“此书的内容、意义、背景、地位”之外，还要讲一讲恩格斯的预言到底兑现了几成、当时的读者应该如何利用这本书来指导自己的科研实践。如前所述，于光远在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但他当时手中并没有一件当得起这个身份的学术作品。【422】而一篇沉甸甸厚实实的《〈自然辩证法〉序》却足以奠定他的“中国自然辩证法之祖师爷”地位。可惜的是，于光远不仅在1955年没能完成这个任务，他在三十年后出版新译本之际仍旧没有完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的遗憾和十二分的不解：在“厚积”了三、四十年之后——其中的“文革”期间他几乎是完全赋闲，所以他才会闲得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而在1982年以后，于光远变成中顾委中最年轻的“老同志”，他无官一身轻，连在社科院的任职都只剩下吃空饷的“顾问”头衔，但于光远对自己手中的那件无价之宝仍旧无话可说。

如上所述，早在问世之初，《自然辩证法》正文之前就有梁赞诺夫亲自撰写的长篇序言，它奠定了梁赞诺夫的“全世界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地位。同样，在1941年新版《自然辩证法》之中，也有“联共（布）中央直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署名的序言——它被曹葆华、于光远等人顺手拿来，当作1955年译本的“代序”。尽管上面这两篇序言似乎已经把对该书应该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但与“于光远等译编本”同年问世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十六卷仍旧发表了一篇超长“导言”（Einleitung）【467】，外加“编者附言”（Editorische Hinweise）【111】，和一篇类似跋语的考证文章，《创造与传统》（Entstehung und Überlieferung）【468】。与之相比，“于光远等译编本”显得相当寒酸，不仅前言位置一片空白，即使是《后记》，也短得不能再短。而许良英那篇“四不像”，如前所述，就其内容而言，除了对胡克的批判之外，基本上没有超过梁赞诺夫的序。

实际上，连杜畏之都在自己的译本之前写了一篇“译者的序”。不仅如此，他还在书尾附上了一篇长达四万余言的论文，题为《辩证法与相对论》——其目的，就是要证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确实“是辩证唯物论在自然领域中之最深入的一次侦察。”看看他的这段话：

“没有绝对的运动，一切运动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静止，一切静止都是相对的。没有运动便没有静止，没有静止也不会有运动，运动和静止是紧相关联的。不像牛顿及一般玄学的思想家所想像的那样毫无瓜葛的两个对立物。这一个矛盾之两端违背了非辩证家的意志，联在一起，打成一片，溶为一物了，玄学家以为他们是不相连的，不相入的，可以相失的，现在知道不然了。对立之互相融合——这不是水清见底的辩证的结论吗？”【321, p.601】

在于光远的一生中，可曾写出过如此“辩证”的话吗？与只在河南大学学习了半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了三年——所学专业显然不会是自然科学专业——的杜畏之相比，清华大学物理系科班毕业生、毕业论文专门研究相对论、该论文还曾被爱因斯坦本人亲自审阅【2】【385, p.13】【469】的于光远岂不是当时全中国最适合写作“辩证法与相对论”这类文章的那个人吗？可是，终其一生，于光远既没有发表过《〈自然辩证法〉序》这样的综述性文章，也没有发表过《辩证法与相对论》这样的专论性文章。

事实是，在四十年代，连只念过六年私塾的徐特立都能够总结出“从牛顿的力学、光学中看来，他的成功是由于具备了两个基本工具：第一个基本工具是数学，第二个基本工具是当时发达了的工厂手工业，天文、航海运输的经验。”【470】而一生都在书本中生活的于光远最最仇恨的东西就是“经验”、“经验主义”。

到了六十年代，一个名叫林万和人还撰写了一篇长文，其中大部分篇幅用于讨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体系和结构问题”。【471】一个没有翻译过《自然辩证法》的人都能够长篇大论地讨论该书的体系和结构问题，但一个专门翻译并且“编排”《自然辩证法》之人却对之一言不发，这不奇怪吗？

总而言之，如果非要给“中国自然辩证法”找个“祖师爷”的话，那这个人首先应该是杜畏之，而不是于光远。而“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之所以会演变成“中国科学纳粹”以及“方舟科邪教”的总后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根子不正——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最最好笑的是，许良英那篇“四不像”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自然辩证法跟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本身是科学的。科学是让人研究的，而不是要让人供奉起来膜拜的。它来源于实践，并且随时受着实践的检验。它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实际的行动的指南。它是要使人扩大眼界，活跃思想，而不是要使人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它是自然科学的前哨和后卫，并且要不断从自然科学中吸取养料，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109】

在今天，这段话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讥讽于光远，因为他就是要把《自然辩证法》当作“僵化的教条和空洞的说教”，“使人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而坚决不去研究它，拒不“从自然科学中吸取养料”去发展它。

2、行更难

实际上，根据于光远的亲兵嫡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编辑的《自然辩证法参考资料目录索引（1949-1978）》一书，在1949-1978那三十年间，于光远只发表了如下“自然辩证法参考资料”文章：

于光远：《外间世界、高级神经活动与心理现象》，《哲学研究》1956年5期

于光远：《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3期

于光远：《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学术月刊》1958年6期

于光远：《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造科学研究方法》，《红旗》1965年9期

于光远：《谈谈“科学种田”与“民主种田”》，《光明日报》1978年5月14日

也就是说，祖师爷于光远的任务只是号召别人去“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五年内编出三本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论文集”【472】、探讨“自然界的规律性”、发掘“辩证唯物主义诸范畴在各种自然现象中的体现”——这是他主持制订的“十二年规划”所规定的任务——，而他本人则主要负责玩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喝酒的“理论”。难怪连他会以“发起家”自诩。【473】

实际上，于光远的嫡系亲兵极大地美化了自己的祖师爷——在知网上查到的结果更是惨不忍睹：在1980年以前，于光远只发表了一篇以“辩证法”为主题的文章，即《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在那之后的三十多年，于光远发表的“辩证法”文章也仅有17篇，大约每两年一篇。但实际上，在那18篇文章中，除了《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之外，没有一篇可以算得上“学术论文”，它们大多都是不着边际、信口开河般的高谈阔论——所谓的“讲话”（见下表）。

实际上，在那些文章中，最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就是于光远为一部想象中的《自然辩证法辞典》撰写的条目：《农业》、《食物》、《饲料》、《水》、《自然》。也就是说，在于光远的心目中，“自然辩证法”不仅仅是个可以囊括万物的“大口袋”，它实际上还是一张铺天盖地般的大炕席，能够席卷一切、包容万物。这听上去虽然像是笑话，但看上去却是骨感十足的事实：科学文化人田松就说，“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很大的学科，比科学史大多了，能大到一千倍。”【45, p.177】所以“中国青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带头人吴国盛后来建议那些“自然辩证法家”们改行搞科学史。（同上。）好在那些人大都是万金油，抹到那里都能沾得上、贴得牢。据范岱年讲，在“改革开放以后”，那些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领域“重新焕发了活力，开展了许多开创性和奠基性研究工作，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的“老一辈学者”，只有这么几个人：“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侯德彭等，”而已。【474】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对于“科学哲学”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前面提到，苏联首席“自然辩证法”专家凯德洛夫从1925年起就开始研究《自然辩证法》，他在1952年出版了《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该书两年后再版。【475】1973年，这本书在扩充了近一倍之后重新出版。【476】从1952年到1973年，不正是于光远奠定其“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祖师爷”地位的那段时光吗？为什么他两手空空，而在“自然辩证法学派”都不存在的苏联，凯德洛夫却能够“硕果”不断？实际上，凯德洛夫不仅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他还著有《恩格斯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477】，还曾著有《怎样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478】。据于光远自己讲，《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两本启蒙教材之一。【479】但就像是吃了一辈子《自然辩证法》的老本但却对之毫无研究一样，于光远对那本以“唯批”闻名的“名著”也是没有任何研究成果。

苏俄非“祖师爷”凯德洛夫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

在1947-1973年间，苏联科学哲学家凯德洛夫出版了至少三本关于恩格斯及其自然辩证法的专著，并且主编了一本相关教科书。

实际上，不要说与苏联人凯德洛夫相比，即使与他的手下龚育之相比，于光远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也相形见绌。还是根据那本《自然辩证法参考资料目录索引（1949-1978）》，龚育之在1956-1965这十年间发表了以下20篇论文：

《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和科学分类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6年创刊号

《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

《哲学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究竟有什么影响?》，《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7年4期

《关于"化学中元素概念的演变"一书》，《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7年4期

《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工作的改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3期

《关于牛顿的"第一推动力"》，《新建设》1958年11期

《论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的相互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9年3期

《关于社会阶级对自然科学的影响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9年8期

《对于为"科学而科学"思潮的一些历史考察》，《新建设》1959年9期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生产的关系》，《红旗》1959年12期

《现代唯物主义科学观与唯心主义科学观的斗争》，《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0年1期

《自然科学与世界观》，《新华月报》1961年9月号

《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文汇报》1962年6月3日

《关于认识中的肯定否定问题》，《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

《对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点意见》，《人民日报1962年9月9日

《认识曲折发展的一种形式——试论燃素说、热质说等自然科学前期历史上的相对错误的学说》，《文汇报》1963年1月11、12日

《关于物理学家秦斯的哲学观点》，《哲学研究》1963年5期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科学实验的论述〈草稿〉》，《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年1期

《试论科学实验》，《红旗》1965年1期

《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红旗》1965年9期

除此之外，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在1961年出版了龚育之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一书。仅看标题，并且将之与于光远后来发表的那些“自然辩证法”文章的标题进行比较，就算你对“自然辩证法”一无所知，你也能明白这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因为他们探讨的问题，一个像是初等代数那么浅白，另一个却像是高等数学那么深奥。显然是与此有关，在八十年代，于光远是中国社科院的政治经济学博导，而龚育之则是自然辩证法博导。最好笑的是，在帮刊《自然辩证法研究》上，有《龚育之对自然辩证法等学科的贡献》【480】这样的文章，但却没有《于光远对自然辩证法等学科的贡献》这样的文章——相应的文章是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撰写的《长功夫、大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其中讲的主要是于光远对“自然辩证法事业”的“贡献”；并且，在那篇长达万余字的文章中，孙小礼没有举出一篇于光远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代表作。【457】所以说，虽然龚育之在表面上对于光远毕恭毕敬，甘拉第二小提琴；但在内心，他肯定对于光远心怀不屑，所以他才会在私下里让“他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没饭吃了”【481】这样的话脱口而出。也就是说，在龚育之看来，于光远之所以会张口闭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为了“噉饭”——就像方舟子张口闭口“科学”一样。

实际上，看不起于光远之人不大可能仅仅是龚育之。1964年，毛泽东就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召见于光远和周培源发表谈话，结果导致“于光远他们就大做文章”。【482】最终，这篇文章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但在文章之前，有一篇气势恢宏的编者按语：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一个事物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事物是不可分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483】

关于那个按语的作者，龚育之一直比较谦虚，没有说是自己起草的，而是说“我们”。【484-485】而于光远则极少谈论那件事，即使谈论，也不提其作者是谁这码事儿。【418】倒是何祚庥说，“龚育之根据毛泽东的几次讲话，包括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上的讲话，起草了一个《红旗》杂志《编者按》，并最后由于光远定稿。”【486】那样的文字——在当时，它就被视为“最高指示”【487】；即使在今天，仍有人以为那是“毛主席……亲自写的”【488-489】——，于光远大概搔破脑皮也写不出来，所以他相当于起了一个大早，但却连晚集都没有赶上。八十天后，《红旗》杂志第九期在“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这个大标题之下发表了六篇文章，龚育之的文章题为《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而于光远的文章却题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进科学研究方法》。你若是毛泽东，你会怎么看这两个人？

立竿见影、相形见绌

为了迎合毛泽东对“无限可分”、“一分为二”哲学思想的痴迷，于光远一手挑起了1965年的“坂田昌一热”。1965年6曰1日出版的第六期《红旗》杂志全文发表了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并且附加长篇编者按语。虽然该按语出自龚育之之手，当时不知内情的读者却几乎一致认为那是毛泽东的手笔。1965年8月21日出版的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六篇关于“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文章，它们的作者都是参与其事的人，龚育之的文章哲学气味十足，题为《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而于光远的文章则明显“形而下”，题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进科学研究方法》。后来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当时的着眼点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研究”。注意：那六篇文章的总标题是《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而不是《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

其实，于光远的那篇学术论文，《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它被其拥趸“精选”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六篇典范文献之三【301, pp.231-245】——，是一个更大的笑话。不言而喻，那篇文章的主旨就是“反伪”，并且是运用“自然辩证法”来反伪。而于光远的主要招数，也不过就是先把“人体特异功能”打成“灵学”，然后用恩格斯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这篇文章当作核武器——对于光远来说，它不仅是“从根本上破除伪科学的理论武器”，而且还是“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的鼓风机【19】——，对它狂轰滥炸。于光远当然不会告诉自己的读者这个秘密：与《从猿到人》一样，《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根本就不是“自然辩证法”文章，而是恩格斯在“反杜林”时撰写的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它之所以出现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之中，唯一原因就是恩格斯找不到它的可去之处。实际上，恩格斯对这篇文章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地位都搞不定，所以他才会先是把它放到第二捆中、然后又把它挪进第三捆。【490】也就是说，于光远最最借重的两篇《自然辩证法》文章，恰恰就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与“自然辩证法”距离最远、甚至可以说与之毫不相干的文章。

更好笑的是，恩格斯那篇文章的标题是“Die Naturforschung in der Geisterwelt”，俄文译为“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в мире духов”，英文译为“Natural Science and the Spirit World”，中文则大同小异：杜畏之将之译为《精神世界中之自然科学》【321, p.437】，郑易里将之译为《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329, p.40】，而曹葆华、于光远、谢宁则将之译为《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404, p.29】。可是，到了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那篇文章被译为《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在“反伪”之初，于光远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翻译的巨大意义，所以他在对“伪科学”唠唠叨叨搞他拿手的“哲学评论”时，仍旧沿用“精神世界”这个翻译。【491】但很快，于光远就从“神灵世界”中获得了灵感，于是一口咬定“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灵学是一门伪科学”。【492】顺理成章地，他把自己的译名扔进垃圾桶，而改用中央编译局的译名。如果你还记得于光远在“反对四人帮”、“为企业家说话”时所使用的招数之一就是曲解“经典作家”的文字的话，你就会明白，于光远这是前车后辙，惯性使然——所谓的“故伎”。同样，于光远的关门弟子方舟子“反伪”的利器之一也是在外文翻译上捣鬼，如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的“另类医学”、“非常态遗传”。【199】而一个以“学者”自居之人之所以要搞这种下三滥“戏法”，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无法通过光明正大的、堂堂正正的、规规矩矩的“科学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3、中国特色

据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说，“1996年，在庆祝于光远从事学术工作六十周年时,我得知他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文章经初步汇集就有228篇！”【457】尽管这个数字很可能真的如孙小礼所说，“即使是专业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也是一辈子难以企及的！”，但就其质量来讲，则其中没有一篇能够“企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事实是，于光远几乎从来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遑论对他们“诬蔑”恩格斯及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予以驳斥。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卢卡奇写的东西……文字很不好懂”。【240】实际上，根据读秀数据库，从1988年到2022年，中国高等院校总共出产了250篇标题中含有“卢卡奇”三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第一篇就题为《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试评〈历史和阶段意识〉》。【493】如果连数以百计的本科毕业生都能够研究卢卡奇，而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首屈一指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博导、院士却说自己读不懂卢卡奇的文章，这不奇怪吗？

1980年，于光远曾到意大利访问。有一天，一个意大利中学生给于光远等人当导游。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故事：

“我问他的岁数，知道他才17岁，正在中学学文科，还要学习一年才毕业。为了了解意大利中学的教育程度和他本人都学过些什么，我便问他，在中学他们是否学习过哲学史。他告诉我，他们学校有这样一门课程，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学起，一直学到当代的意大利和欧洲的哲学。我想到，意大利曾经是法西斯魔王墨索里尼统治的地方，想起了尼采，想起了尼采的《扎拉斯图如是说》、《善恶的彼岸》……。于是我问他：

“‘你们学习过尼采吗？’

“‘学了。’他说。

“‘那么尼采的哲学该是墨索里尼、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了？’我脱口说了这一句。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尼采是主张“超人”哲学，认为世界上有什么“超人”，“超人”创造历史，可以奴役群众。墨索里尼、希特勒当然喜欢他。但是法西斯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而尼采哲学里并没有那样的政治内容。’”【494】

假如那位意大利中学生知道向他提问的人是“中国的亚里士多德”的话，他一定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万分惭愧。

所谓“尼采的哲学是墨索里尼、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一说法，源于三十年代的苏联。例如，1939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42卷的“尼采”词条第一句话就把他定性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兴帝国主义时期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最直言不讳的思想家之一，革命无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死敌。”【495】该词条的正文提到“法西斯”三次、“纳粹”两次。可是，“自从五十年代中叶以来，经罗斯（Richard Roos）、施莱西塔（Karl Schlechta）、蒙梯纳里（Mazzino Montinari）等人的考证，已经查明，尼采的妹妹伊利莎白·福尔斯特—尼采在出版尼采遗著时多有篡改, 在解释尼采思想时故作歪曲, 为纳粹利用尼采哲学提供了方便。”【496】所以，到了七十年代，不仅在美国很难找到关于尼采的负面评论【497】，连苏联人也已经放弃了自己先前的观点。在1974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8卷中，“尼采”词条的第一段话变成“德国哲学家、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诗人。曾就读于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1869–79 年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尼采创作活动于 1889 年因精神疾病而中断。”【498】该词条通篇只提到“法西斯”一次：“尼采主义也被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所利用。”【499】显然，在向意大利中学生提问之时，于光远的“知识”还停留在三、四十年代。

最好笑的是，在“五十年代中叶”以前，将尼采“纳粹化”最卖力气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卢卡奇——在1934-1952年间，每隔九年他就发表一篇将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到一起的文章。【497】【500-501】也就是说，尽管于光远以读不懂卢卡奇为由回避卢卡奇对恩格斯的批评，但卢卡奇却通过自己的其他言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于光远。或许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死后报复”。谁说自然辩证法不灵验？

如上所述，在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之中，最受后人诟病的那本书就是《自然辩证法》。且不说“修正主义”祖师爷伯恩斯坦，也不说“西马”祖师爷卢卡奇，只说苏联的一位名叫萨莫伊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илиппович Самойлов, 1867-1930）的生理学家。1926年5月，萨莫伊洛夫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自然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这是该文的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辩证法可以更快地达到目标，则你们明天就会发现，没有一个科学家不信奉辩证法。”【502】

至今，全世界的“你们”——即主张科学家必须接受“自然辩证法”的指导的那些人——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接受这个挑战。而在萨莫洛夫之后七年，一个名叫陈范予的中国人也提前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大门前竖立了一座珠穆朗玛峰。如上所述，对于陈范予的那些不恭之词，从祖师爷于光远到他的成千上万名徒子徒孙，全都装聋作哑，不置一词。只有在讲述“中国自然辩证法史”时，龚育之才不得不写上这么几笔：

“三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论战是由张东荪等人挑起的, 他们摆开阵势, 组合力量, 从各方面向正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批判。参与论战的, 在政治和思想背景上情况十分复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论战中批判各种错误思潮, 在理论上取得很多成绩。这场论战也涉及自然辩证法。一九三三年五月和六月, 陈范予发表题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连载文章（上海《大陆》月刊）, 自称‘根据自然科学的立场’ , 根本否定辩证法在自然界存在, 进而否定‘辩证法本身’和‘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同年八月, ‘社联’成员主办的上海《现象》月刊发表白亦民的《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评陈范予先生》, 对陈文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这篇文章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上海《新中国》月刊重登时, 注明‘待续’, 但续文未见发表。而陈范予却在一九三四年三、四月又写了《自然辩证法再批判》, 发表于《新社会科学》季刊, 这个杂志是南京正中书局发行的。”【285】

到了四十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传记，其中这样评价恩格斯：

“恩格斯是一位多才博览之人，他通过勤奋获得了相关主题的一些基础知识，但他对这些主题的探讨并没有什么亮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试图证明两个负数的乘积为正数的数学规则受黑格尔三大定律支配的野心，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异常尴尬，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承受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捍卫一种古怪的观点，它从来就不曾出现在马克思本人的任何作品之中。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和数学，就像笛卡尔物理学一样，在一场伟大的智力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奇特而孤立的飞地，具有古玩的而不是科学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恩格斯版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忠实地发展了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或唯心主义史学的攻击，但它比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部分著作，尤其是他早年的著作中，要更机械论和粗暴的决定论得多。”【503】

到了八十年代，胡克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在他的《辩证法与自然》发表后，他本人受到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等人的批评。胡克于是将那些人请到纽约座谈：

“我记得我们一再要求霍克海默尔和波洛克澄清他们关于辩证法含义的啰嗦且含混描述。在两次座谈中, 霍克海默尔在大部分时间成为研究所的代言人, 马尔库塞则一言不发。我一再请求无论在什么领域, 举出一个在科学上为真而在辩证法上为误的陈述, 或举出一个在辩证法上为误而在科学上为真的陈述,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504】

也就是说，在胡克看来，对于那些坚信自然辩证法的人来说，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证明辩证法比科学具有优越性，否则的话，人们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学习什么劳什子“自然辩证法”？而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公认的祖师爷”，于光远难道可以推卸回答这个问题的责任吗？可是，终其一生，他都假装这个问题并不存在。

从2010年到2016年，山东大学出现了三篇专门研究于光远的硕士论文，它们分别研究于光远的学术生涯、马克思主义观、自然辩证法思想。下面这段话是对于光远在“中国自然辩证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的总结：

“于光远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创始人，对于学科思想的发展有许多创造性的贡献。他指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主要对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但从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需要出发，又可以将学科的研究范围进行扩展，科学和哲学在不断发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理应相应的发展丰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学科特别重视对‘人工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的研究，倡导不同学科之间、学科工作者之间的联盟，特别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重视以学科的发展和学术成果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于光远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来反对伪科学，通过系统地研究伪科学，揭穿伪科学，最终反对伪科学。这些都为学科理论的发展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对中国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进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505】

不论怎么理解，这段话都在说明这样一个意思：于光远在理论上对自然辩证法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一个“创始人”，于光远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证明“自然辩证法”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哪怕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也好——；其次，他应该证明恩格斯的那些论断对当今科学研究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或意义；第三，他还应该举出哪怕是一个例子来证明，运用自然辩证法确实能够推动和促进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放着这三件事不去做，而是侈谈什么“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是科学”、“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事实是，于光远在这三个方面的成绩单完全是一片空白。

4、左右逢源

实际上，于光远不仅对远在欧洲的“西马”、早在民国时代的陈范予双目紧闭，他对自己麾下的将士们也无法管束。

如上所述，1985年春，北京大学自然辩证法硕士学位研究生吴国盛起草了一篇《青年自然辩证法宣言》，将“中国自然辩证法”贬得一钱不值。好像是要给吴国盛的观点提供佐证似的，刚刚创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刊登了一份“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考题选”，其中的第一道题是：

“简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关于‘两个提升’的思想。”【506】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顶尖教育机构还在通过检验考生能否背诵十九世纪的一个自然哲学家的某些论断来选拔、培养“高级人材”。这不就是所谓的“焚琴煮鹤”式教育吗？

更好笑的是，紧接着上面那期，《自然辩证法研究》又刊登了一份“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试题选编”，其中的第一道题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标准是不确定的，这就与______划清了界限；实践标准又是确定的，这又与______根本不同。”

如此不要脸的考题，把“辩证法”的本质暴露得清清楚楚：它对于任何问题都可以给出两种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答案；更要命的是，这两种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答案全都是正确答案；并且，如果仅仅给出一个答案，那就不符合“辩证法”。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不会自扇耳光、自食其言的话，你就永远都理解不了“辩证法”，遑论“自然辩证法”。所以，中国苏联问题专家金雁说：“什么叫‘辩证法’呢？俄国老百姓都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是‘人嘴两张皮，说什么都有理’。”【508】而吴国盛所说的“极其可悲”，大概就在这里。

据吴国盛那份“宣言”的注释，该文“原拟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未就。”据《自然辩证法通讯》当时的常务副主编范岱年说，“于光远给我们《通讯》的一个指示，就是不许登鼓吹特异功能的文章，若登他就不兼主编了。”【14】而吴国盛的文章“未就”的原因，到底是因为范副主编收到了于光远的密令，还是因为有其他原因，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确切地知道的是，虽然“祖师爷”没有公开训斥吴国盛，但吴国盛却是第一个惨遭祖师爷的狗腿子方舟子“打假”的“科学文化人”。【358】

到了1986年，“青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们几乎到了集体造反的地步。这年夏初，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刘兵等人的文章，《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中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商榷》。【509】几乎同时，《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仲维光的《是自然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对查汝强同志两篇文章的质疑》。【510】谁都知道，那些年轻人的背后是许良英和方励之，而查汝强的身边是何祚庥，背后则是于光远。

查汝强虽然不是于光远的嫡系弟子，但他对于光远的作用，却远远超过他亲手培养出来的任何一位弟子——说他是于光远的“左膀右臂”很可能低估了他的身价。据范岱年说，查汝强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中见过波普尔本人的唯一一人；并且，他还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责国际交流部的最早负责人。【511】不仅如此，查汝强对于光远忠心耿耿，反右期间曾因为害怕遭到于光远的冷眼而与右派妻子毅然离婚；直到去世前，他还公开承认自己“后半生的学术研究生活”是于光远“开始”的。【512】而“青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之所以要对查汝强群起而攻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查是坚持马克思的基本哲学观点的，并且为这样的观点写作”——对此，于光远在几年后承认，“我是赞成他的这种基本观点的。”【513】可在当时，他却既没有向查汝强伸出援手，也没有站出来亲自捍卫“恩格斯尊严”或“自然辩证法尊严”。

于光远之所以置身事外，当然可以解释为他在摆“祖师爷”的谱，或者意在鼓励公开辩论，自由争鸣——就像方舟子在某些时候，如受害人打上门来时，谎称他自己“不过是提供了个争论平台”【514】、“新语丝只是提供一个争论的平台”【515】一样。但同样的，它也可以解释为他对那场辩论插不上嘴，或者不愿意让世人知道他与“左棍”们站在同一条战壕中这个事实。实际上，恰恰就是因为把自己隐藏得很深，所以美国人莱曼·米勒（Lyman Miller, 1944-）才会把他列为自然辩证法学派中“多元论者”（Pluralists）——意即“改革派”、“自由派”、“开放派”、“开明派”——的始祖，与许良英、方励之、吴国盛同属一系，与胡乔木、查汝强、何祚庥这些“一元论者”（Monists）——即“保守派”、“守旧派”、“极左派”、“毛派”——相对立。【516】显然，这位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当了十多年分析师的中国问题专家被中国的大玩学家玩得懵了圈。也难怪《纽约时报》会造谣说于光远之所以没有当上中宣部长是因为他“太自由”。【517】

雾里看花，随心所欲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米勒（Harold Lyman Miller, 1944-，变性之后改名 Alice Lyman Miller）曾在中央情报局任职长达16年，并且曾在霍普金斯大学、海军研究生院任教。1996年，他的专著《后毛时代中国的科学与异端》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书中，米勒把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分为两大系统，而于光远就是“多元论派”——它是“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的代名词——的鼻祖，其后代分别为第二代许良英、范岱年，第三代方励之、董光璧、金吾伦，第四代李醒民、金观涛，第五代吴国盛。与“多元论派”对立的那个系统叫作“一元论派”，意即“专制保守”、“愚昧教条”，其代表人物为胡乔木、钱学森、何祚庥、查汝强。米勒当然不会告诉世人，尽管于光远在口头上对“左棍”恨之入骨，但终其一生，他都是何祚庥和查汝强的最强大靠山，而与许良英、方励之等人保持着最大的距离。事实是，为了利用政治权力迫害吴国盛，于光远的狗腿子方舟子曾妄图利用米勒的这本书书名中的“dissent”一词把吴国盛打成“持异议者”、“持不同政见者”。【518】

确实，在当时，连几年前被他请来撰写那篇“四不像”的许良英也反了：

“此外，还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不少同志还没有完全从本本主义解放出来，多多少少还受着唯书、唯上、唯权的真理观这条精神锁链的束缚。在自然辩证法领域中，他们把《自然辩证法》当作《圣经》，书中每一个论点都被视为真理，看不见100年来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巨大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无疑是一部论述自然科学的历史和哲学问题的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但对照一下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仔细检验起来，不难发现，书中不仅有些论点在今天已经过时了，而且还有不少地方，即使在当时也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科学水平。”【47】

据许良英为该文写的“题记”，这篇文章是他在1986年3月为论文集《自然辩证法往何处去？》而写的；该文集因为“反自由化”斗争而被迫拆版，主要原因就是这篇文章。而据吴国盛的《80年代自然辩证法界争论备忘录》，《自然辩证法往何处去？》共有12篇文章，其作者除了许良英外，还有李醒民、刘兵、董光壁、韩增禄、吴国盛、陈恒六、范岱年、梁志学等人。【519】仅看这些人，你就会明白他们要把“自然辩证法”引向“何处”了。

实际上，这个刚刚“完全从本本主义解放出来”的许良英，几年前曾痛骂自己的偶像爱因斯坦，因为他没有给予《自然辩证法》高度评价：

“爱因斯坦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根本不理解《自然辩证法》这部辉煌文献的深刻内容和伟大意义，结果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评论。……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任何污蔑，当然无损于《自然辩证法》所揭示的真理的光芒，同时也丝毫抹煞不了这部伟大的著作对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伟大指导意义；真正‘可笑的’，恰恰是爱因斯坦的无知和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是反共小丑胡克之流的卑劣的用心！”【520】

与沉痛反思的许良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于光远及其铁杆跟班龚育之和何祚庥：他们何止是拒绝反思，他们的拿手把戏就是坚决无视，也就是完全无视那些对能够将“自然辩证法”证伪的言论、文章、和著作。为什么一个“学派”的祖师爷，对于学派内一名重量级成员的大逆不道会像是一个入定的老僧一般静若死水呢？假如他一直就是一位平和的长者的话，合理的解释当然是“不屑理会”、“任其自然”。但是，如果这个祖师爷的作风一贯霸道的话，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事实恰恰是，于光远的作风，至少在他的“学派”之内，是相当的霸道——这是他的得意弟子孙慕天充满敬意地讲述的一个故事：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成都锦江宾馆开工作会议。大会发言由于师主持，当时‘人体特异功能’闹得正欢，四川又刚刚出了个唐雨‘耳朵认字’，轰动全国。会上北大一位姓叶的中年教师，登台介绍他们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实验。不料，他刚刚讲了几旬，于师就厉声说：‘你不要讲了。’这位叶先生反问：‘为什么？’于师说：‘我们这个会不容许宣传伪科学！’叶大声说：‘您没有参与科学实验，怎么能说是伪科学呢？’于师说：‘我不用看，搞自然辩证法的不知道什么是经验论？’会场下面秩序大乱，有人大喊：‘光远同志，百家争鸣嘛，让人家说话！’于师也提高声音说：‘你下去，要不你就出去，我这里就是不给你发言权！’接着于师就推荐大家重读恩格斯的《神灵世界的自然科学》，说识别伪科学只能靠科学理性，不能靠经验，这是自然辩证法的ABC。忘记了这一点，就不配当自然辩证法工作者。”【521】

“唐雨‘耳朵认字’”是《四川日报》1979年3月11日报道的；同年5月26日，于光远在辽宁发表的一个长篇讲话中说，“不久前我到四川去”。【522】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思想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523】并且，据于光远后来反复炫耀，邓小平的那篇讲话——它后来被称为“中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524】——，是他主持起草的。【525-526】把这几个史实与孙慕天讲述的那个故事放到一起来看，我们就会得出“于光远完全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并且对之泰然自若”这样的结论。

最奇的是，在那个题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科学态度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的“辽宁讲话”中，于光远说了这样一番话：

“科学从来不是停留在一点上的，自然科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也是如此。总之，科学之为科学，决不是要求人们去盲目相信；决不要求人们向它膜拜。……宗教作为宗教，就不要求人们去研究它，不要求人们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它的教义，而是要求人们去相信这门宗教，向宗教中的神去进行膜拜。……法律要求人们用对待法律的态度去对待它，这就是服从它，遵守它，执行它。”【522】

这番话显然是许良英那篇“四不像”结尾的发挥，它后来还被于光远简化为“宗教要求对它膜拜，法律要求对它服从，科学要求对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拒绝人们对它膜拜或服从，只要求人们真正研究它。”【101, p.82】范岱年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学院里、书斋里的学说，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说，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学说，是要深入中国社会、深入各个领域的学说。”【14】俗话说，听其言，观其行。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侈谈什么辩证法！

事实是，在那篇长达两万余字的“辽宁讲话”中，“辩证法”只出现了一次，但“经验”却出现了十六次。前面提到，一辈子在书本中打转转的于光远最恨的就是“经验”和“经验主义”。而他在1979年之所以把“辩证法”撇在一边，大谈“经验”，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摸石头过河，就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于光远在当时是以邓小平幕后高参的身份在全国各地鼓吹“改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怎么可能反对“经验主义”呢？但是，在自家的菜园子里，于光远却敢于高声大嗓地说“识别伪科学只能靠科学理性，不能靠经验”——你说他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学说”？

尽管于光远曾经幻想编纂一部《自然辩证法辞典》，并且还为那本辞典撰写了许多词条，但他最不可能撰写的那个词条就是“经验”——实际上，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确实没有“经验”这个词条。按照正常人的理解，没有的东西大多都不重要；但是，对于“辩证法家”来说，一个东西之所以不存在，恰恰说明它非常重要。事实是，对于“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来说，“经验”（或“经验论”、“经验主义”——它与“实践”几乎完全吻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是“理论”、“教条”的死敌。实际上，恩格斯、列宁之所以看不起科学家——“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就出自列宁的笔下——，就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科学家搞的都是“经验科学”，他们不善于根据自己的经验数据，总结出高屋建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于光远一伙完完全全地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他才会让“搞自然辩证法的不知道什么是经验论？”这句话脱口而出。明白为什么于光远一伙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命题”那么不适了吗？实际上，连何祚庥都批评那本由“于光远建议”编辑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在方法论的叙述中一个较重要的缺陷是，缺少专门的一章来探讨实践作为检验自然科学理论的标准的问题”。【527】而在于光远眼中，它并不是缺陷，而是优点，因为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他还怎么凭借一本《自然辩证法》来统治中国的科学界？

5、科邪教父

1980年，在恩格斯诞辰160周年纪念会的开幕词中，于光远一边把恩格斯尊为“人类历史上最博学多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一面对外国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的特色过分地加以夸大，甚至把他们对立起来”的观点表示“不能同意”。【528】毫无疑问，在于光远的口中，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要对之进行研究、验证、修改、充实、提高，而是要把它当作绝对真理。因为他早在五十年代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真正科学的哲学”【529】、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万能的科学”【530】这样的话。可以肯定地说，于光远说自己是“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101, p.106】，不仅完全是真心话，而且他还一直坚信自己的真心话。

事实是，在中国，这个“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更像是于光远的私生子，因为毛泽东本人几乎从来都不提“自然辩证法”：在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中，“自然辩证法”这个词组只出现了1次，即在1963年提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本杂志【11】；而在被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等人视为自然辩证法最辉煌的1965年——许良英说是“一种类似‘大跃进’的‘大好形势’”【47】——，《红旗》杂志第9期在“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这个大标题下发表了6篇文章，包括于光远和龚育之的文章，但“自然辩证法”这5个字除了作为恩格斯的书名出现了三次之外，再就一次都没有出现过。也就是因为如此，不论是于光远的《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418】，还是任何其他人的类似文章【531-534】，都拿不出一条相关的“毛主席语录”。这无疑是最让“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感到尴尬和难堪的事情——当然，“尴尬和难堪”对于“辩证法家”们不是事情。

按照吴国盛的说法，“自然辩证法”这五个字至少包含三层含义：理论、事业、学科。【31】作为一种理论，于光远对于自然辩证法的贡献不要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前苏联的那些理论家们无法相提并论，即使是与其手下的那些后起之秀们相比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如果把“中国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一项“事业”的话， 于光远无疑是一位成功者：他靠一己之力，凭空在中国建造出了一个有成千上万名从业人员——据许良英说，在八十年代前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就有会员上万名【47】；据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在2008年说，“目前，全国有3000多名自然辩证法专业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有几十万名硕士研究生、数万名博士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程”【535】——的职场、一个能够在中国社会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局级单位”——于光远的跟班和信徒申振钰在“缅怀于光远先生”之时，就十分识趣地把他称为“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409】确实，没有于光远开创的“事业”，这些人到哪儿去吃饭都成了问题——他们能不“缅怀”吗？

那么，将自然辩证法当作一门“学科”、一个“学派”来看待，于光远的成绩如何呢？答曰：他是一个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从方法论而言，这个“学科”连中国几千年前就已经存在的以寻章摘句、引经据典为特征的“汉学”、“儒学”都不如，因为“寻章摘句、引经据典”的逻辑前提就是要言之有据，将论点建立在证据之上。而“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则根本就不讲证据——实际上，他们连“论证”的工作都不屑于去做。2011年，在乌克兰基辅召开了一个题为“科学与实践”的研讨会，有人在会上这样指责前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

“熟悉苏联哲学史的人都会从‘另一种观点’中认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发现都被宣布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新证实，但即使是哲学家也很难举出实例来说明辩证法到底在哪门特定科学中帮助解决了哪些特定问题。”【536】

实际上，这个“苏联‘自然科学哲学’的特点”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最大特点。确实，就其捕风捉影、画地为牢、抱团取暖、自得其乐这些“特色”而言，“中国自然辩证法”与“红学”和“鲁学”颇为相似。假如“中国自然辩证法”真的和红学、鲁学完全一样——靠敲死人的棺材板子讨饭吃——的话，那也就罢了。事实是，于光远创建这个“学科”、这个“学派”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既要以“最高科学”自命，又要给“自然科学”当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委员、党委书记。而他的这个自信，又是基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言中的这样一句话：

“黑格尔体系是最终的、最完美的哲学形式，因为它被当作为一门高于所有其他科学的特殊科学。”【537】

这句话在《反杜林论》的最初版本中并不存在，所以在吴亮平和钱铁如翻译的《反杜林论》中根本就找不到它。那么，它到底是哪来的呢？大约，它来自恩格斯的草稿，后来被以注释的形式发表在后来版本中。【389, p.26】但对于于光远之流来说，这句被恩格斯抛弃的片言只语的“价值”却“高于”恩格斯的千言万语，因为它既把哲学定性为“科学”，又把哲学置于“所有其他科学”之上。说穿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最大价值，或者说最大的“可利用价值”，就是它为一些粗知科学皮毛甚至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党棍、政客提供了“领导科学”的“合法”依据——用于光远自己的话说就是：“它是党领导科学工作的一个科学基础。”【408】实际上，直到2018年，“自然科学家得受哲学的支配”仍旧是“自然辩证法学家”对《自然辩证法》的标准解读。【538】因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是这么说的：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389, p.552】

当然，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的心中和脑中，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必须是“自然辩证法”。

事实是，曾高呼“科技领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539】的“四人帮”之所以会将其科学理论刊物定名为《自然辩证法杂志》，其原因与于光远所说完全一样，因为按照姚文元，“我们的自然科学理论指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自然辩证法。”【540】而于光远在筹建《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之时，他的主要理由就是《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停刊；并且，他意向中的编辑班底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主要来源，就是《自然辩证法杂志》那帮人。【541】

新瓶老酒，金蝉脱壳

“四人帮”的“帮刊”《自然辩证法杂志》在1976年停刊，于光远在1977年要求创办《自然辩证法通讯》。该刊在1978年开始“试刊”，1979年正式“创刊”，其编辑队伍几乎就是《自然辩证法杂志》的原班人马，连其封面都形神俱似。只不过是，该刊在1980年9月以后改版，由范岱年代替李宝恒任常务副主编。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之后，《自然辩证法通讯》并没有“认祖归宗”，而是与之渐行渐远，保持了相对独立。据范岱年说，“我对文章的要求比较高，不大喜欢那些重复自然辩证法教条的东西，很多大学自然辩证法教师的文章在这里发不出来。他们就找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丘亮辉，说我们得另外搞一个杂志。于是，他们于1985 年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14】也就是因为如此，这份刊物的声誉一直不错，到了方舟子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论文”之际，已经有“《自然辩证法研究》更象‘通讯’，而《自然辩证法通讯》更象‘研究’”这样的口碑。【542】1996年7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署名文章揭露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剽窃案。【543】对此，方舟子曾专门撰文予以反驳，并且经年累月地为陈章良辩护。【544-546】

总而言之，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做“伪科学”的话，那么它的最典型标本——没有“之一”——就是“中国自然辩证法”；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官方伪科学组织”的话，那它的样板——不但没有“之一”，连“之二”、“之三”都没有——就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假如没有这个“学科”、这个“学派”、这个“组织”的存在，或者它们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只能会更好，而绝无更差的丝毫可能——它们只存在于中国的某个特殊时代、并且即使在中国，它们的存在也遭世人侧目这样的事实本身就是这一论断的铁证。换句话说就是：于光远是“中国伪科学学派”的开山鼻祖。可笑的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然被中国的媒体吹捧成“中国反对伪科学的第一人”。那么，这个“自然变戏法”到底是怎么“玩”的呢？

文革末期，有人在《动物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然科学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纪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写作一百周年》的文章。【547】这个标题在问世之后不久就变成了一个笑话。但是，它实际上却道出了“自然辩证法”的真谛：它就是一个“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个人恩怨斗争——的产物。所以《自然辩证法杂志》又被称为 “一个战斗着的刊物”。【548】也就是因为如此，于光远才会高喊：“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也就是为了要永远地“斗”下去，他才会把一个网络混子捧为“科学斗士”，并且指认他为自己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