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恩格斯與他的《自然辯證法》

于光遠承認，“自然辯證法”之所以會在中國成為一個學科的名稱，就是因為“它是直接繼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經進行過的研究。”【43】其實，這個理由極為牽強，因為如果它能夠成立的話，則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就應該叫“資本論”或“資本論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應該叫作“反杜林論”或“反杜林論研究”。更何況，于光遠的那個研究會後來根本就不曾對“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經進行過的研究”搞過什麼研究——連“考證注釋”這類研究都不搞——，他們搞的主要就是跑馬占荒般的“圈地運動”，美其名曰“大口袋”、“科學群”——“科學群就是包括許多科學的大口袋。”【44】據說于光遠還說過“自然辯證法是個筐，什麼都往裡面裝”這樣的話。【45, p.168】換句話說就是，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作為一門學科，“自然辯證法”到底應該搞些什麼、干點兒啥活兒，但他們的目標卻非常明確，那就是要“幹事業”，即把這塊蛋糕做大做強——什麼都做，什麼都干，但就是不做學問、不搞“學科建設”。

事實是，早在以“自然辯證法”命名該學科之初，武漢大學教師錢時惕就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那樣做“似乎有些片面”。【46】但是在于光遠的堅持下【47】，這個名稱不僅保留了下來，它還成了于光遠創辦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的刊名。

事實是，在《自然辯證法》這本書的正文中，恩格斯一次都不曾使用過“自然辯證法”這個專有名詞；而在那本被譽為“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的《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提到“自然辯證法”也只有一次，即在其無數次譏諷杜林時，順便說過這樣一句話：

“在那裡，在所有文明民族的歷史開端，我們找不到杜林先生在這裡用他慣用的、他稱之為‘自然辯證法’的戲法強加給我們的‘大地主’”。【48】

也就是說，“自然辯證法”本來是那個被恩格斯吊打的盲人哲學家杜林最早提出的，他實際上還以之為名寫了一本書，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之前兩年（1865年）出版。【49】而上面這句引文的更重要之處就在於，恩格斯本人也把“辯證法”稱為“戲法”。由此可知，于光遠死死抱住這五個字到底有多麼荒唐、荒謬。

事實是，辯證法不僅被恩格斯稱為“戲法”，它在恩格斯出生之前就已經被那麼稱呼了——這是黑格爾說的話：

“後一個結論或者可以理解為只有這種辯證法才能玩弄出的虛假表象的戲法。”【50】

所以，列寧在看到這句話時這樣寫道：“辯證法被認為是戲法”。【51】實際上，就是因為“變戲法”這個戲稱比“辯證法”更為流行，所以艾思奇在講解辯證法第一定律時，使用的標題是“不是變戲法”。【52-53】

事實是，馬克思從來就不曾談論過什麼“自然辯證法”。而如上所述，列寧根本就不知道什麼“自然辯證法”；斯大林和毛澤東雖然知道恩格斯的那幾捆草稿被以《自然辯證法》的名號出版，但他倆卻從來就不曾提到“自然辯證法”這幾個字。【11】實際上，斯大林【54】和毛澤東【55】連被恩格斯認定的“辯證法三大規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規律都不認可。換句話說就是，“自然辯證法”是徹頭徹尾、百分之一百的“恩格斯主義”（Engelsism），它與黑格爾主義的關係比與馬克思主義還要近——近得多。

杜林：自然辯證法的祖師爺

“自然辯證法”這個說法的最早出處是德國盲人哲學家尤金·卡爾·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在1865年出版的一本名為“Naturliche Dialektik”的書，將書名譯成中文，就是《自然辯證法》。這本書在十九世紀末被丹麥著名哲學家霍甫丁（Harald Høffding, 1843-1931）稱為“本世紀後半葉最優秀的認識論著作之一”、“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無疑是杜林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56】在霍甫丁之前，著名科學家馬赫（Ernst Waldfried Josef Wenzel Mach, 1838-1016）曾稱讚杜林的另一本書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著作。【57】在21世紀，德國愛爾福特大學的一篇博士學位論文的標題就是《德國社會科學的盲人普羅米修斯：作為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有爭議的社會批評家的歐根·杜林》。【58】顯然是因為公開評論了《資本論》第一卷，杜林引起了馬克思的注意，曾在1868年兩次提到杜林的《自然辯證法》，第一次是在1868年1月11日給恩格斯的信中，馬克思一邊嘲笑杜林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一邊說“他針對黑格爾的‘非自然’寫了一篇‘自然辯證法’”。【59】另一次是在兩個月後給一個叫庫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人的信中，馬克思一邊大罵杜林是“一個厚顏無恥、傲慢無禮的傢伙”，一邊說他做了兩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寫了一本《自然辯證法》，“是反對黑格爾辯證法的”。【60】毫無疑問，馬克思對杜林的觀點影響了恩格斯，所以他寫出《反杜林論》，其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讓杜林變成了一個小丑般的人物。但終恩格斯一生，他都不曾正面批駁過杜林的《自然辯證法》，除了上面引用的那句“他稱之為‘自然辯證法’的戲法”。而除了創造出《自然辯證法》之外，杜林還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一國可以首先取得社會主義勝利”這個觀點之人，這比列寧早了大約四十年。【61】最好笑的是，儘管在過去的一百四十多年間，杜林是共產主義世界中最著名的丑角之一，但是至今，人們對他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或罪行仍舊說不清楚，甚至連他的哲學體繫到底是屬於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這麼簡單的問題都沒有解決。【5】難怪伯恩斯坦會說，恩格斯關於“唯物”的定義是基於政治而不是科學。【62】

1、恩格斯其人

如上所述，“辯證唯物主義”是蘇聯人在二十年代以後強加給“馬克思主義”的；在那之前，人們普遍承認的“馬克思主義”只有“歷史唯物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除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外，就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63】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一個人的正確思想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他頭腦里固有的，而只能是來自社會實踐。【64】可惜的是，這條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根本無法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因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存在”與他們的“共產主義意識”之間，不要說沒有“決定”關係，人們至今連一般的、普通的、間接的“聯繫”都很難找到。所以，第一部馬克思大型傳記的作者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 1846-1919）說，恩格斯之所以會走上革命的道路，既不是來自家庭的教育，也不是出於個人的需要，而是源於他的“高智商”。【65】顯然是根據這個說法，據稱是“陶鑄編寫”的《恩格斯故事》也說，“恩格斯的走入革命道路，完全是由於他的先知先覺的天才表現，並不是因為本身的窮苦逼迫，出於被動的反抗。”【66】也就是說，為了打造馬克思主義導師的光輝形象，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祭出“天才論”。而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天才論”是典型的“唯心主義”。【67】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否定天才論的第一個理由，就是說陳伯達編印的那份《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68】也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必須以馬克思本人的話為根本、為根據，其餘的人，包括恩格斯、列寧和他本人，都不能代替馬克思說話。

與梅林在恩格斯的“社會存在”之外尋找恩格斯的“社會意識”根源相反，第一部恩格斯長篇傳記的作者梅耶（Gustav Mayer, 1871 -1948）則說，恩格斯在童年上學時，每天在路上瞥見勞工階級的悲慘狀況，這在他的心靈打上了永久的烙印。【69】毫無疑問，梅耶之所以會那麼說，是根據恩格斯作於1839年的《烏培河谷來信》，它也是恩格斯第一次正式發表的政論文章，其中確實描述了自己家鄉工人生活的慘狀。只不過是，根據梅耶本人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早期著作集》，恩格斯在私下承認，他在那篇文章中所敘述的情況，根本就不是他本人“瞥”見的，而是他從“目擊者”和“耳擊者”那裡間接獲得的。【70】實際上，在那封“來信”中，恩格斯根本就不曾掩飾自己對工人階級的蔑視、厭惡之情：

“這些人的命運不是神秘主義就是酗酒。在那裡占統治地位的這種粗暴的醜惡的神秘主義，必然會造成截然相反的極端，結果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情況：那裡的人不是‘正派人’（人們這樣稱呼神秘主義者）就是放蕩不羈的地痞流氓。這種向兩個敵對營壘——不管這些營壘的性質如何——的分化本身就會斷送人民精神的任何發展。”【71】

又過了大約五年的光景，恩格斯就莫名其妙地“正式”——即被《馬恩全集》的編者們“認證”——轉變成了一名共產主義者：

“在居留英國期間【指1842年12月-1844年8月——引者注】，恩格斯完全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72】

而在當時，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還不曾動筆。

事實是，就是在“居留英國期間”，恩格斯在英文報紙上發表文章稱，當時正在英、法、德三國發生的共產主義運動具有不同的根基：在英國，它是出於現實的原因（practically）；在法國，它是出於政治的原因（politically）；而在德國，它則完全是出於哲學的原因（philosophically）。【73】不僅如此，恩格斯本人的共產主義信念完完全全基於“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

“所有對共產主義的迫害和禁令都已證明是無效的，而且將永遠如此；這是因為，德意志民族是一個哲學民族，既然共產主義是建立在堅實的哲學原則基礎之上的，特別是其必然結論來自德意志民族自己的哲學，則德意志民族就決不願意，也不可能，放棄共產主義。我們現在應該完成的任務就是，我們的黨必須證明，要麼德意志民族在哲學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從康德到黑格爾，毫無用處，甚至比毫無用處還要糟糕；要麼全都歸結於共產主義。換言之，德意志民族或者拒絕自己的那些偉大的哲學家——他們的名字曾被這個民族引以為傲——，要麼就必須接受共產主義。”【74】

俗話說，童言無忌。上面這段話是恩格斯在23歲時寫下的，當時的恩格斯正處於其“科學共產主義二大爺”生涯的童年期。而上面這段“無忌童言”所透露出的秘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不僅與經濟基礎無關，它與唯物主義、與辯證法也全無關係，而只是一種形而上學——並且還是黑格爾主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直接產物。這個事實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事實是，據蘇聯首席馬克思主義專家梁贊諾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 1870-1938）的考證，直到1845年，恩格斯還在告訴歐文主義者說，共產主義在德國知識分子中進展迅速。【75】確實，恩格斯本人承認， 1847年之前，也就是在撰寫《共產黨宣言》的前一年，他和馬克思與歐洲的工人運動幾乎完全絕緣。【76】直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恩格斯還在給馬克思的私信中對工人階級出言不遜——而為了保護恩格斯的工人運動領袖形象，恩格斯的遺囑執行人伯恩斯坦在編輯馬恩文集時，就將這類言論或者刪除或者使用其他方法來予以掩蓋，而他的這種做法得到了馬克思女兒的代理人、也是馬克思傳記作家的梅林的認可。【77】

事實是，儘管恩格斯後來在英國曼徹斯特工作了二十年，但英國工人運動領袖們對他卻一無所知，以致他在從商界退休後加入工人運動時，那些工人對他的感覺只有一個——格格不入。【78】最奇的是，與絕大多數人的先入為主的觀點，即是馬克思將恩格斯轉變成為“共產主義戰士”，完全相反，馬克思向共產主義的轉變是恩格斯促成的，所以馬克思才會在1864年7月對恩格斯說這樣的話：

“你是知道的，第一，所有的事情對我總是姍姍來遲，第二，我一直在跟隨着你的腳步前進。”【79】

那麼，恩格斯這個資本家大少爺到底是因為什麼變身成為共產主義的二大爺的呢？為了給他製造“經濟基礎”或“社會存在”，幾乎哪本恩格斯傳記都要竭力把他的父親說成是一個專制、暴虐、狂熱的基督徒——是他的壓迫導致了恩格斯的反叛。這實際上就是在採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它極可能是近代歷史上最大的偽科學——來解釋一切。例如，馬克思、恩格斯的傳記作家、英國肯特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麥克萊倫（David McLellan, 1940-）雖然也承認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與其家族血統及其所受的教育沒有什麼關係，但卻說恩格斯的早年生活以其對父親的反抗，尤其是對其信教和經商行為的反抗，所主宰。【80】而在號稱是“解放以來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恩格斯學術傳記”中，作者蕭灼基則這樣寫道：

“恩格斯的父親是一個精明的工廠主，頭腦敏銳，辦事幹練，十分熟悉國內外的市場情況。他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曾經擔任教區負責人和教會學校校長。在家裡，他對子女進行虔誠主義教育，‘灌輸要永遠最盲目地、無條件地相信聖經，相信聖經教義、教會教義以至於每一個傳教士的特殊教義之間的一致性’的思想。這位性情急躁的‘暴君’，經常對子女嚴厲訓斥，要求他們無條件服從。從小就具有獨立思想的恩格斯不願接受這種毫無道理的管教，因此父親和兒子之間感情並不融洽。”【81】

上面這段話很可能是所謂的“通常說法”，因為它還曾原汁原味地出現在另一本恩格斯傳記中：

“老恩格斯是一個性格暴躁、篤信宗教、政治上十分保守的人，在如‘暴君’一樣的父親那裡，恩格斯從來沒有感受到生活的溫暖和樂趣。由於父親信仰虔誠主義，他在家裡竭力對兒女施加嚴格的宗教教育，要求子女無論在家裡，還是在學校里都要認真聽講宗教教義，並無條件地相信聖經。從小就具有獨立思想的恩格斯不願接受這種毫無道理的管教，因此，父親和兒子之間感情並不融洽。”【82】

事實是，根據恩格斯的父親在1835年寫給妻子的一封信來看，那位“暴君”對自己的兒子非常關心；並且，他對兒子的性格和心理也相當了解：

“弗里德里希上星期的成績一般。你是知道的，他表面上變得彬彬有禮，儘管先前對他進行過嚴厲的訓斥，看來他即使害怕懲罰也沒學會無條件的服從。例如，令我感到懊惱的是，今天我又在他的書桌里發現一本從圖書館租借的壞書——一本關於十三世紀的騎士小說。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這類書籍擺在書櫃裡而滿不在乎。願上帝保佑他的心靈吧！我常常為這個總的說來還很不錯的孩子感到擔心。……為了孩子的幸福，我們不應該計較錢，而弗里德里希又是這樣一個性格奇特和好動的孩子，所以對他最有好處的是過一種與外界隔絕的生活，使他養成某種獨立性。再說一遍，願至善的上帝保佑這個孩子，不要讓他的心靈墮落。現在他身上除去一些使我高興的品質以外，正向一種令人不安的漫不經心和性格軟弱方面發展。”【83】

而對於上面這些話，恩格斯的蘇聯傳記作家斯捷潘諾娃（Евгения Акимовна Степанова, 1899-1988）這樣曲解道：

“他那狂信宗教的父親的筆下的‘意志薄弱和思想上的浮泛’，實際上就是指恩格斯還在孩童時代已經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力圖突破周圍那種偽善的環境。”【84】

其實，據早在恩格斯去世前就曾撰寫過一篇介紹恩格斯生平的長文【85】的考茨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一書的作者霍華德（Michael Charles Howard）和金（John Edward King）說他在發展和傳播“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文獻方面的貢獻“甚至可能比恩格斯還要大”【86】；《馬克思傳》和《恩格斯傳》的作者戴維·麥克萊倫則說，考茨基是恩格斯的最直接繼承者【87】——說，儘管自己是恩格斯生命最後十年的少數密友之一，但他對恩格斯的青年時代幾乎是一無所知。【88】而在恩格斯逝世後，伯恩斯坦在編輯恩格斯1845 年之後的所有信件時，更是“只要涉及到父親，都受到同樣嚴格的審查……小心翼翼地劃掉他對這個不敬的兒子的所有嚴厲評論”。【89】所以，在今天，對於恩格斯的早年身世，應該本着“大道至簡”的原則——這是列寧的介紹：

“恩格斯於1820年生於普魯士王國萊茵省巴門市。他的父親是一名製造商。1838年，由於家庭情況，恩格斯在高中還沒有畢業的情況下，被迫去不來梅一家貿易公司當一名辦事員。從事商業活動並沒有阻止恩格斯致力於科學和政治研究。當他還是一名高中生的時候，他就憎惡專制制度和官吏的專橫。對哲學的鑽研，使他走得更遠。當時在德國哲學界占統治地位的是黑格爾學說，於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爾的信徒。”【90】

眾所周知，恩格斯一生不追求名利，心甘情願地給馬克思拉“第二小提琴”。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貢獻，與其說是將《資本論》第二、第三卷整理完成並將之付梓問世，倒不如說是他的“馬普”，即將馬克思那艱深晦澀的理論和思想做了較為淺白的闡述。所以列寧說，“不看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不能完整地闡述馬克思主義。”【91】同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英國科學家霍爾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也說，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貢獻比馬克思本人還要大，所以馬克思主義應該改名為恩格斯主義。【92】而按照戴維·麥克萊倫的說法，“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最傑出的貢獻就是將一個有科學潛能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系統化。”【93】也就是因為通俗淺白，所以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它是《反杜林論》的一部分——比《共產黨宣言》還要流行。【94】而據斯大林說，“依我看來，恩格斯雖[在《共產黨宣言》上]署了名，但這是馬克思寫的。”【95】實際上，這也就是于光遠接觸馬克思主義始於閱讀《反杜林論》【2】的真實原因。

如前所述，恩格斯被伯恩斯坦說成是“修正主義”的鼻祖，所以梁贊諾夫才會在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駁斥“伯恩施坦及其朋友們時常證明說恩格斯晚年已經成為修正主義者”這個說法。【96】而後來的西方學者——不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Western Marxists）還是西方“馬克思學”（Marxist Studies）學者——對這個說法即使不是眾口一詞，那也可以說是“絕大多數”。【97-100】所以說，以“不悔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詡的于光遠【101, p.106】腦中的“馬克思主義”是徹頭徹尾的“恩格斯主義”——不論它是不是“修正主義”，它都與“馬克思主義”存在着相當明顯的、甚至是本質上的差異。

2、《自然辯證法》其書

1873年5月30日，在寫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主要談論了自己“關於自然科學的辯證思想。”【102】這一般被認為是恩格斯撰寫《自然辯證法》的起始時間點。【103-106】三年後，恩格斯在無奈地接受“去收拾無聊的杜林”這個任務之際，這樣說道：“這部著作的最終的全貌也已經開始呈現在我的面前”了。【107】但最終，恩格斯只留下了四束、大約二百份——按照《自然辯證法》1941年俄文版序言所說是181份【108】；所以，許良英【109】、查汝強【110】都跟着說是181份；但是，按照1985年第二版《馬恩全集歷史考證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第26卷序言的說法則是197份【111】——“自然辯證法”札記，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斷篇殘簡。這四束草稿被恩格斯分別命名為“辯證法與自然科學”（Dialek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自然研究與辯證法”（Die Erforschung der Natur und die Dialektik）、“自然的辯證法”（Dialektik der Natur）、“數學和自然科學。札記”（Mathema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 Diversa）。【111-112】【113, s.569-570】

考慮到恩格斯只用了兩個月就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14】，只用了半年就寫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15】，只用了不到兩年就完成了《反杜林論》【116】——後兩部作品都長達二十多萬字——，則他在22年內仍未能完成《自然辯證法》這個事實本身就相當耐人尋味。當然，對此有正統的解釋，那就是，在1876-1878年間，恩格斯不得不放下手頭的工作批判杜林；在馬克思1883年去世後，恩格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於整理《資本論》第二、第三卷，這耗費了他的大部分殘年。【108-110】但這些解釋同樣可以說明，在恩格斯的心中，《自然辯證法》的重要性要遠低於《反杜林論》和《資本論》的續篇。

實際上，恩格斯批判杜林，不僅他本人心不甘情不願——他自己說“我不接受這件不愉快的工作，他們就死乞白賴地纏着我不放”【117】；馬克思則說“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犧牲”【118】——，連他的社會民主黨同志都對之表示反對：

“德國黨內杜林的追隨者們——連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也包括在內——瘋狂反對恩格斯的辯駁，甚至在1877年的黨代表大會上，提出不許中央機關報刊載這些文章。”【119】

而他耗費十年光陰整理的《資本論》第三卷，儘管他宣稱“這是一部光彩奪目的著作，在學術上甚至超過第一卷”【120】，但它不僅在西方學術界“經常會受到批評”【121】；即使是在“正統”馬克思陣營，對它的評價也不高。例如，梅林就說，《資本論》第二卷、第三卷“在外表上、在文采上，不像第一卷那樣完美、那樣閃爍着智慧的火花”。【122】梁贊諾夫則說，第三卷“只不過是一個恩格斯變體”。【123】

那麼，恩格斯到底為什麼要放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124-125】不去完成，而是干那些費力不討好、甚至可以說是可有可無——對《資本論》第三捲來說，尤其如此，因為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設想，《資本論》第三卷的內容不過是“說到剩餘價值轉化為它的各種不同的形式和彼此分離的組成部分”【126】，用梅林的形象說法就是：第一卷是滋生活力的心臟，而第二、三卷則是血液營養乃至皮毛【127】——的事情？對於一個具有從事學術寫作經歷的人來說，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答案就是寫作遇到了瓶頸，無法自圓其說。（下詳。）

恩格斯去世後，“自然辯證法”手稿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保管，具體負責人是該黨的理論家、也是恩格斯最信任的密友伯恩斯坦。但因為種種原因，除了將其中兩篇較完整的文章——它們都與“自然辯證法”這本書的主旨無關，但卻與于光遠的“自然辯證法生涯”關係極大——公開發表之外，伯恩斯坦將這份手稿一直壓下，既不整理，也不發表。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政府建立了一個“共產主義學院”（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它下設一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亦譯為“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ИМЭ）——中國社科院在七十年代末建立、由于光遠擔任第一任領導的“馬列所”，實際上就是在步它的後塵——，所長是曾任卡爾·考茨基科學秘書、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享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專家”美譽【128】、被蘇維埃政權第一任教育部長（“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 1875-1933）譽為“我們黨內最有學問的人”【129】、在二十一世紀初更是被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佐佐木力稱為“百年不遇的馬恩學者”【130】的梁贊諾夫。

 “馬恩所”最初的職責就是收集、整理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為出版全集做準備。在最初，梁贊諾夫並不知道“自然辯證法”的存在；但當他在德國收集馬、恩的手稿時，伯恩斯坦卻主動將那四捆手稿獻了出來。【131】1925年，這份手稿以德、俄文前後對照的形式出現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第二卷中，書名俄文為“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自然的辯證法》），德文為“Naturdialektik”（《自然辯證法》）。這一版的《自然辯證法》一般稱為“梁贊諾夫版”，因為梁贊諾夫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的主編，他還為《自然辯證法》一書撰寫了長篇序言，其中，他根據馬、恩二人之間的書信往來，詳細梳理了他們研究自然科學的整個過程。

1931，《自然辯證法》與《反杜林論》一道，被收入俄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四卷（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XIV）。但此時，梁贊諾夫已被逮捕，所以該書連梁贊諾夫的影子都沒有。實際上，如果不看《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二卷或在其兩年後出版的德文版——書名被改為《辯證法與自然》（Dialektik und Natur）——，人們幾乎找不到梁贊諾夫那篇史料價值極高的文章。而在中文世界，這篇文章因杜畏之翻譯的《自然辯證法》得以保存。【132】終于光遠一生，他也沒敢提及“梁贊諾夫”這四個字，而是冒充民國時人，稱他為“里亞扎諾夫”【133, p.67】，儘管從五十年代起，“梁贊諾夫”就已經是“梁贊諾夫”了；進入八十年代後，與于光遠關係密切的刊物，如馬列所主辦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134】和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主辦的《自然辯證法研究》【135】，都把他稱為“梁贊諾夫”。至於梁氏那篇世界上最早、學術水平最高的“自然辯證法研究”論文，于光遠更是像躲避瘟疫一般，對之完全無視，連一個字都不曾提及——至少我沒有看到。

也就是在1931年，蘇聯的“馬恩所”變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а - Энгельса - Ленина при ЦК ВКП (б)），成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一個下屬機構。從1939年起，該研究所在所長米丁（Марк Бори́сович Ми́тин, 1901-1987）的主持下，對《自然辯證法》進行了重新編排，並且糾正了一些誤譯，於1941年出版，是為“米丁版”《自然辯證法》。“米丁版”也有一篇序言， 其內容之一就是極力貶低“梁贊諾夫版”：

“然而，這個版本並不令人滿意。恩格斯手稿的破譯極其粗心，導致許多地方完全歪曲。俄語翻譯充滿了錯誤和歪曲。最後，《自然辯證法》各組成部分的排列混亂無序，使閱讀和研究恩格斯的這部著作非常困難。”【136】

這就是于光遠後來說 “蘇聯人編得就很亂”【137】、“原著是蘇聯人編的，編得很亂”【138】、“里亞扎諾夫編得就很亂”【133, p.67】的來源。

實際上，“梁贊諾夫版”的最大特色就在於它的“編排”：它將恩格斯的斷片殘簡完全按其寫作時間重新排列，這為後人研究恩格斯的思想發展軌跡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實際上，在它問世之際，蘇聯剛剛爆發了一場“機械—辯證”大論戰，而“機械論”的代表人物斯捷潘諾夫（筆名И. Степанов，實名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1870-1928）就根據“梁贊諾夫版”《自然辯證法》證實歷史上曾經存在過至少“兩個恩格斯”（詳見本文附錄）。這很可能是從蘇聯人米丁到中國人于光遠極力詆毀梁贊諾夫版《自然辯證法》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根本原因。

“米丁版”在1961年被收入俄文第二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它也是《自然辯證法》眾多中譯本的主要來源。至於它與梁贊諾夫版的優劣，至今沒有定論，所以1985年東德出版的《馬恩全集歷史考證版》第二十六卷分別給出了按寫作時間順序（Chronologische）和按內容系統（Systematische）排列的兩個版本。【111】

總而言之，《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唯心主義”含量最高、“形而上學”程度最為嚴重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恩格斯寫作《自然辯證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動“從形而上學的思維復歸到辯證的思維”。【139】別的不說，只說他的論斷“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140】，就是先驗的、絕對的、因此是形而上學的。最好笑的是，形而上學的本義就是“哲學”——所以中國二十年代的科學主義者將之稱為“玄學鬼”——，可是，在恩格斯的筆下，它卻變成了一種與辯證觀念相對立的東西。【5】不僅如此，恩格斯還威脅自然科學家，要他們接受哲學的“指導”，否則就有遭到哲學“死後報復”的危險。【141】實際上就是蘇聯二十年代“機械—辯證”大論戰的關鍵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非要據此“指導”自然科學研究不可，並且曾有派出“辯證法工作隊”下基層指導工作的動議。【142】所以說，《自然辯證法》本身就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產物，它完全符合辯證法第一定律的前半部分，即只有“對立”，但卻根本無法“統一”。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如上所述，最早的《自然辯證法》是杜林在1865年出版的一本專著。1873年，恩格斯開始撰寫辯證法與自然、自然科學關係的文章，那些草稿在後來被恩格斯分為四束，其中一束被冠以“Dialektik der Natur”（“自然的辯證法”）之名。1920年代，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將這些文稿翻譯成俄文，作為《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二卷在蘇聯出版，書名就叫“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自然的辯證法》，左圖顯示該書1930年版單行本封面）。1927年，《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二卷出版德文單行本，書名為“Dialektik und Natur”（《辯證法與自然》，中圖，顯示初版封面）。1932年，杜畏之將蘇聯1925年版《自然的辯證法》譯成中文，書名為《自然辯證法》。這個名稱後來一直被于光遠沿用，如在1941年發表譯文《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著作大綱》，在1956年編制“自然辯證法十二年研究規劃”、創辦《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等。七十年代，于光遠接過“四人幫”幫刊《自然辯證法雜誌》的編輯班底，創辦了《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1981年，于光遠創建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1985年，于光遠創辦了《自然辯證法研究》。1995年，在于光遠任主編的《〈自然辯證法百科全書〉前言》中，于光遠宣稱“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定名為‘自然辯證法’是恩格斯作出的。”【143】

3、《梁序》簡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學的歷史

如上所述，“自然辯證法”手稿之所以能夠得見天日，最大的功臣就是蘇聯人梁贊諾夫。而實際上，梁贊諾夫還是這個世界上最早對這份手稿進行了仔細研究的學者，其研究的標誌性成果，就是他為《自然辯證法》一書所寫的長篇序言。《自然辯證法》問世之際，恰值蘇聯科學哲學界爆發了一場關於機械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大辯論，可想而知，《自然辯證法》會被“辯證派”當作殺手鐧。

梁贊諾夫為《自然辯證法》所寫的序言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最長，其內容就是梳理馬克思和恩格斯接觸自然科學的時間和契機；第二部分次長，講述恩格斯研究自然辯證法的過程；第三部分介紹“自然辯證法”手稿的內容；第四部分最短，篇幅只有全文的百分之五左右，內容就是“談談恩格斯工作的內容”。雖然這篇序文的第三部分引起後人的最大關注，但其實它的最大價值卻是在前兩部分。因為在當時根本就沒有馬恩全集，流行的只是梅林編輯、1902年出版的四卷本《卡爾· 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和斐迪南德·拉薩爾的著作遺產》【144】以及伯恩斯坦與倍倍爾編輯、1913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45】。由於梁贊諾夫本人當時也在編輯、出版馬恩著作集【146-147】，所以他才能夠根據當時最豐富、最完整的材料，梳理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注、研究自然科學的大致線索。

按照梁贊諾夫，在1858年之前，馬克思對自然科學沒有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中學時的數學和物理學成績都不過剛剛“令人滿意”而已。【148】所以，在其博士論文——題目是“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之間的差異”——中，儘管馬克思可以對物理學和原子論說很多的話，但他卻“從不超越純粹的哲學推理”。【149】與馬克思相比，中學時的恩格斯則在物理和化學這兩個科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接着，梁贊諾夫從馬恩四十年代的著作中，如二人合著的《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及馬克思獨自撰寫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哲學的貧困》等書中，找出了涉及到自然或自然科學的字句。大致來說，梁贊諾夫從這些著作中找出來的東西可以說是相當的“貧困”。

按照梁贊諾夫，恩格斯開始研究自然科學始於1858年，具體科目是有機化學，具體誘因是當時正在發生的的染料化學革命。而恰恰就在這一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先後“轉回”（поворот）到了黑格爾，並且導致恩格斯要閱讀黑格爾的《自然哲學》。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致信馬克思，向他索取黑格爾的這本書，並且還談到當時的科學進步：生物學中細胞的發現、物理學中各種力的相互轉換。梁贊諾夫指出，在作於1888年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提到三大科學發現；而1858年7月，恩格斯只知道其中的兩個。一個月後，一份期刊就披露了第三大發現（即華萊士和達爾文的進化論）的部分內容。1859年11月24日，《物種起源》出版。幾天后，恩格斯致信馬克思，告訴他“我現在正在讀達爾文的著作，寫得簡直好極了”【150】半年後，馬克思致信恩格斯：

“我重讀了達爾文，讓我覺得好笑的是，達爾文說他把‘馬爾薩斯的’理論也應用於植物和動物，好像在馬爾薩斯先生那裡，關鍵不是在於這種理論沒有應用於植物和動物，而是只應用於人類——說它是按幾何級數增長，與植物和動物相反。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如何在動、植物世界中看到了他自己所在的英國社會，其分工、競爭、開闢新市場、‘發明’以及馬爾薩斯的‘生存鬥爭’。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它使人聯想到黑格爾的《現象學》，那裡的市民社會是‘精神動物界’，而在達爾文的筆下，動物界則是市民社會。”【151】

對此，梁贊諾夫評論道：

“我們剛剛看到在這之前是馬克思複述恩格斯的意見，而現在，馬克思有了他自己的觀點，它們後來被恩格斯逐字逐句地複述。”【152】

梁贊諾夫當時顯然忽略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為“生存鬥爭”所做的辯護。

梁贊諾夫不僅找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學的源頭，他還找到了恩格斯寫作“自然辯證法”的源頭，那就是馬克思與德國著名科學家畢希納的交往歷史：在他看來，恩格斯對畢希納起了“反”心，就是在1867年年底前後，即在畢希納的聲望如日中天之際，因為在當時，即使是馬克思的追隨者也搞不清馬克思與畢希納的唯物主義到底有什麼不同。【153】而他的這個觀點，在其將恩格斯的那些斷篇殘簡按照寫作的時間順序進行排列之後，益發突出。

根據梁贊諾夫，恩格斯將自己的計劃付諸行動，是在1873年5月——這是那篇序文第二部分的開篇：

“直到1873年，恩格斯才有機會開始更系統地研究自然科學中的辯證法問題。一次愉快的巧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馬克思到曼徹斯特肖萊默家裡度假，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匆忙與朋友分享他對自然科學辯證法問題的想法：……”【154】

顯然知道“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自然辯證法”的看法【155】，梁贊諾夫還特別指出，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自然科學興趣的增強，與他“轉向”黑格爾的痕跡同樣明顯【156】。梁贊諾夫接着摘錄《資本論》第二版後記，藉此說明“馬克思相信黑格爾是第一個全面而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運動的一般形式”的那個人。不僅如此，梁贊諾夫還舉出馬克思對貨幣轉變成資本的敘述時加的一個注，即利用“現代化學上應用的、最早由羅朗和熱拉爾科學地闡明的分子論”來說明量質互換規律之普遍存在。顯然，梁贊諾夫試圖用這樣的例子來證明，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得到了馬克思的首肯。實際上，他更想要證明的是，馬克思參與了“自然辯證法”理論體系的構建——儘管馬克思的密友倍倍爾（August Ferdinand Bebel, 1840-1913）在馬克思生前（1874年）就對人說，據他所知，馬克思從未試圖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157】

總而言之，且不說梁序中的觀點如何，其考證出來的史料是後來幾乎所有“自然辯證法專家”介紹該書的藍本。例如，許良英在八十年代為于光遠的新譯本所寫的那篇《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準備、寫作和出版的過程》【109】，其絕大多數材料都來自梁序，他也因此沒能在見識上超出梁贊諾夫當時的水平。

4、恩格斯為什麼沒能完成《自然辯證法》？

那麼，恩格斯到底因為什麼不肯（或不能）完成這部書稿？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回答另一個問題：他當初為什麼要寫“自然辯證法”？

原來，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即將形成之際，德國哲學發生了所謂“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即德國的哲學家們對於自己的工作內容、研究對象到底是什麼感到迷茫無解。而造成這種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所謂“經驗科學”——即通過實驗來獲得知識的科學——的興起。【158】毫無疑問，相對於既講實證又講邏輯並且還能夠通過實驗來反覆驗證自己的結論的“經驗科學”來說，純屬玄想的“哲學”根本就沒有任何優勢可言。而恩格斯寫作《自然辯證法》的目的之一，甚至可以說是主要目的，就是要奪回被“將唯物主義庸俗化的小販子”——這是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送給“經驗科學家”們的綽號【159】——占領的“唯物主義”市場，讓“哲學”繼續給“經驗科學”當教師爺。關於這一點，從他撰寫的“自然辯證法”第一篇草稿《畢希納》中得以充分展現。這是《馬恩全集》的編者給這個標題加的註：

“題為‘畢希納’的這個片段寫在‘自然辯證法’所有其他部分之前；它是恩格斯手稿第一束的第一個筆記。這個片段顯然是恩格斯計劃中的針對庸俗唯物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代表人物路德維希·布希納的一部作品的草稿。從其內容和恩格斯對路德維希·布希納的《人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萊比錫 1872 年第2版）一書的批註來判斷，恩格斯曾打算專門批判這本書。根據威廉·李卜克內西在1873年2月8日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的簡短評論，‘至於畢希納，你隨便！’，我們猜測恩格斯事先已經告訴李卜克內西自己的計劃。因此斷定，這個片段寫於1873年年初。”【160】

而在《畢希納》中，正文的第一段話是這麼說的：

“我們本來可以對之聽之任之，讓他們從事那並非不值得稱讚、但頗為狹隘的事業，即向德國市儈傳授無神論等。可是，他們卻，第一，對哲學——無論如何不堪，它仍舊是德國的榮耀——發出叫罵（引文待查）；第二，提出這樣一種假設，即那些關於自然界的理論能夠用於社會並且用於改造社會主義。因此，他們迫使我們對之加以關注。”【161】

僅從上面這段話，我們即可知道，畢希納的主要罪過就是對“德國古典哲學”發出了攻擊，所以恩格斯才會在那篇不到一千個單詞的札記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莫名其妙的話：“哲學終於在死後報了自然科學背叛之仇”。【141】這句話在當時就使人感到茫然不解，在今天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笑話：沒有科學，哲學就會一文不名；相反，脫離了哲學，科學不但照樣發展，並且極可能發展得更快——方勵之在1982年就直截了當地告訴于光遠等人：“自然科學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僅在技術問題上、學術思想上是主人；而且在方法上、自然觀上和科學哲學觀念上也是主人。”【36】所以，有人說：

“事實是，恩格斯的唯物主義非常接近畢希納或海克爾的唯物主義，因為他們都支持動態唯物主義而不是靜態唯物主義。……恩格斯和科學唯物主義者之間的真正爭論涉及發展方式，因為恩格斯堅持認為，如果去掉其唯心主義，黑格爾的辯證法就可以解釋自然的發展。科學唯物主義者對黑格爾只有蔑視。”【162】

所謂“科學唯物主義”，就是“庸俗唯物主義”早前的、公開的名稱，馬克思在1867年就曾指出它的主要弊端是“排斥歷史進程”。【163】在這個世界上，似乎沒有人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至於恩格斯提出的第二條罪過，即在其“大綱”中所說的“通過租用時髦的達爾文主義來獲得新的活力”【164】，後人將之解釋為批評畢希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眾所周知，“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不過就是馬爾薩斯人口論與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雜種，而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核心內容就是生存鬥爭。可是，在作於1876-1878年間的《反杜林論》中，因為杜林指責達爾文採納了馬爾薩斯的理論——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杜林）說全部達爾文主義除了從拉馬克那裡抄來的東西以外，只是一種與人性對抗的獸性”【165】——，恩格斯就故意與之唱反調，這樣為達爾文辯護：

“不論天真的達爾文盲目地接受了多少馬爾薩斯的學說，任何人都不需要戴上馬爾薩斯的眼鏡才能一眼看清自然界中的生存鬥爭：大自然生產出無數胚胎，但只有少數能夠達到成熟的程度；這種矛盾實際上絕大部分是在生存鬥爭——有時是極其殘酷的生存鬥爭——中解決的。正如工資規律在李嘉圖所依據的馬爾薩斯論點消失很久以後一直有效一樣，生存鬥爭也可以在自然界中發生，即使沒有任何馬爾薩斯式的解釋。”【166】

也就是說，在寫作《反杜林論》時，恩格斯並不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遑論“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實際上，就在寫下上面這段話之前一年，恩格斯還曾在一封給一位俄國人的信中指責畢希納等科學家“只看到無處不在的生存鬥爭”；但同時，他也承認，在達爾文進化論出現之前，這些人一直強調自然界中的共生關係。【167】換句話說就是，如果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罪過的話，那麼罪魁禍首就是達爾文；可是，在恩格斯的眼中，達爾文的進化論又是十九世紀“第三個偉大的科學發現”。【168】所以，恩格斯是極為明顯地使用雙重標準：達爾文相信生存鬥爭是基於科學發現，而庸俗唯物論者，如畢希納，相信生存鬥爭則是犯下彌天大罪。

更好笑的是，就在開始“反杜林”之前，恩格斯還曾寫下一篇未完成稿，它後來以《從猿到人》聞名於世，它也是于光遠翻譯《自然辯證法》之始。而就是在這篇文章中，“恩格斯對人類進化的解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拉馬克關於後天獲得性遺傳的理論，但也結合了源自畢希納和其他德國科學唯物主義者的環境進化論的元素”。【169】也就是說，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與畢希納的“科學唯物主義”或“庸俗唯物主義”即使不是“十同九九”，那也是“十同七八”——就像方舟子的“方氏科學”和他所打擊的“偽科學”一樣——；倒是恩格斯本人的前後反差太大，因此才更為顯眼。

上面提到，《自然辯證法》逋問世，蘇聯人斯捷潘諾夫就從中發現了兩個截然相反的恩格斯；而在蘇聯解體之後，一位西班牙學者更是根據這類差異發出這樣的疑問：“恩格斯（真的）寫了自然辯證法？”【170】實際上，恩格斯的那個著名論斷，“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就是直接或者間接地來自畢希納——這是馬克思在1868年11月11日給恩格斯的信：

“我之所以對畢希納的劣作感興趣，是因為其中引用了德國人在達爾文主義領域的大量研究，如耶格爾教授（維也納）和海克爾教授。根據他們的觀點，生命的起點不再是細胞，而是沒有固定形狀但卻可以收縮的蛋白團塊。這一假設後來被加拿大（以及巴伐利亞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發現所證實。對原始形態的追尋必須自然地達到能夠化學合成的地步。看上去正在這麼做。”【171】

所以說，一個人如果意識到了下面這個事實，他就會馬上明白恩格斯在二十多年內沒能寫成《自然辯證法》的奧秘：他原本是要撰文“反”畢希納的機械唯物論，但陰差陽錯，他的《反杜林論》卻提前問世，而恩格斯“反杜林”的內容之一就是反對杜林的“辯證唯物論”——連恩格斯本人都承認，儘管杜林的《哲學教程》一書“就其庸俗程度而言是空前的”，但其中“談論自然的那一部分卻是迄今為止最好的。在這裡還有一些辯證說辭的痕跡”。【172】所以，假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之前寫成《反畢希納論》的話，他就無法再寫《反杜林論》了。同樣的道理，在“被迫”完成《反杜林論》之後，恩格斯相當於親手閹割了《反畢希納論》——即《自然辯證法》。所以說，一個人只有在了解了這個內幕之後，他才能夠理解下面這個事實：“在馬克思、恩格斯所有經典著作中，沒有任何一部像《自然辯證法》這樣被貶低到了如此地步。”【173】

在此，順便介紹一下畢希納：畢希納（Friedrich Karl Christian Ludwig Büchner, 1824 -1899）是德國十九世紀最著名的科普作家，他的《力與物質》（Kraft und Stoff）一書出版於1855年，到1884年，它已經出了十五版，外加二十二個外文版，其中包括四個英文版。【174】僅憑這本書，畢希納就獲得了“德國的盧克萊修”這個名號，那本書也被稱為“唯物主義的聖經”。【175】與之相比，終馬克思一生，他也沒有看到《資本論》第一卷的英譯本——第一個英譯本是在他死後四年才問世的。

事實是，畢希納第一次出現在馬、恩的筆下，就是因為《資本論》的外文翻譯：1867年5月1日，也就是在《資本論》剛剛付印之際，馬克思就興沖沖地給畢希納寫信，請他推薦一位能夠將這本書譯成法文之人——這是那封信的開篇：

“親愛的先生：雖然我與您素昧平生，但我仍舊貿然就個人的，同時也是科學的，問題致信給您。我希望您能夠原諒我的冒昧，因為這是由於您作為一名科學家和一位黨內同志所給予我的勇氣。”【176】

為什麼馬克思認畢希納為“黨內同志”呢？因為畢希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即將出席當年9月在瑞士洛桑舉行的第一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The Lausanne Congress），是6名德國代表之一——代表總數只有71名，但到會的只有64名。【177-178】而馬克思雖曾參與了那次大會的籌辦，但因為忙於《資本論》的出版而沒能出席那次大會。可是，馬克思對畢希納的“同志”關係在一年半之後發生逆轉。1868年11月，馬克思至少兩次與恩格斯談論畢希納——這是在14日：

“偉大的畢希納已將他的《關於達爾文的理論的六次演講》寄給了我。我在庫格曼那裡的時候，這本書還沒有出版，但他寄給我的卻已是第二版了！這類書的寫作方法不錯。例如，畢希納說——凡讀過朗格的胡言亂語的人不用他說也會知道——，他關於唯物主義哲學的那一章，大部分都是抄自這個朗格的著作。但正是這個畢希納，卻高高在上地看不起亞里士多德，而他對亞里士多德的了解顯然只是來自道聽途說！不過，使我特別發笑的是他評論卡巴尼斯著作（1798）時說的下面這段話：

‘當人們讀到（卡巴尼斯的）這樣的話時，幾乎會以為是在聽卡爾·福格特說話：“大腦的用處是思維，正如胃臟的用處是消化，或肝臟的功能是將膽汁從血液中析出”等等。’

“畢希納顯然認為卡巴尼斯抄了福格特。 甚至懷疑相反的過程也超出了畢希納大人的能力。他對卡巴尼斯的了解似乎只是從朗格那裡得到的！真是嚴謹的學者！”【179】

事實是，在《關於達爾文的理論的六次演講》的初版前言中，畢希納就已經坦言，講演中關於唯物主義的內容，主要來自朗格的《唯物主義史》一書。【180】所以，馬克思翻來覆去地暗示畢希納抄襲——對抄襲指控，馬克思看得非常嚴重，所以當有人指控他本人在《資本論》中抄襲之後，他連發了兩個聲明【181】——，肯定有背後的原因。而梁贊諾夫則說，恩格斯立意批判畢希納，就是從那一時刻開始的。【182】而德國當代哲學家赫伯特·施納德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 1936-）認為，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對“庸俗唯物主義”極端仇視的原因之一。【183】換句話說就是，馬、恩二人對“庸俗唯物主義者”的憎恨，與“主義”的關係幾乎是微乎其微，如果真的有的話。

總而言之，恩格斯之所以任憑《自然辯證法》半途而廢，最直接、最簡單、最可信的答案就是：恩格斯在寫作《自然辯證法》時左右掣肘，捉襟見肘，所以他才會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向連馬克思本人都棄置十多年不顧的殘稿。這與“《資本論》之所以難產，就在於遇到了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矛盾”【184】、“正是因為馬克思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才導致《資本論》難產”【185】這類說法在邏輯上和學理上是完全一樣的。只不過是，馬克思終於完成了《資本論》第一卷，而恩格斯則沒能闖過難關，導致《自然辯證法》胎死腹中。很可能是因為“辯證法”最最強調的就是“對立”、“矛盾”，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們對這本書本身所包含的巨大矛盾採取了見怪不驚、甚至故意曲解的態度——如二十年代蘇聯的德波林（詳見本文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