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恩格斯与他的《自然辩证法》

于光远承认，“自然辩证法”之所以会在中国成为一个学科的名称，就是因为“它是直接继承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43】其实，这个理由极为牵强，因为如果它能够成立的话，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应该叫“资本论”或“资本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应该叫作“反杜林论”或“反杜林论研究”。更何况，于光远的那个研究会后来根本就不曾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进行过的研究”搞过什么研究——连“考证注释”这类研究都不搞——，他们搞的主要就是跑马占荒般的“圈地运动”，美其名曰“大口袋”、“科学群”——“科学群就是包括许多科学的大口袋。”【44】据说于光远还说过“自然辩证法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样的话。【45, p.168】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作为一门学科，“自然辩证法”到底应该搞些什么、干点儿啥活儿，但他们的目标却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干事业”，即把这块蛋糕做大做强——什么都做，什么都干，但就是不做学问、不搞“学科建设”。

事实是，早在以“自然辩证法”命名该学科之初，武汉大学教师钱时惕就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那样做“似乎有些片面”。【46】但是在于光远的坚持下【47】，这个名称不仅保留了下来，它还成了于光远创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的刊名。

事实是，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的正文中，恩格斯一次都不曾使用过“自然辩证法”这个专有名词；而在那本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到“自然辩证法”也只有一次，即在其无数次讥讽杜林时，顺便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那里，在所有文明民族的历史开端，我们找不到杜林先生在这里用他惯用的、他称之为‘自然辩证法’的戏法强加给我们的‘大地主’”。【48】

也就是说，“自然辩证法”本来是那个被恩格斯吊打的盲人哲学家杜林最早提出的，他实际上还以之为名写了一本书，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两年（1865年）出版。【49】而上面这句引文的更重要之处就在于，恩格斯本人也把“辩证法”称为“戏法”。由此可知，于光远死死抱住这五个字到底有多么荒唐、荒谬。

事实是，辩证法不仅被恩格斯称为“戏法”，它在恩格斯出生之前就已经被那么称呼了——这是黑格尔说的话：

“后一个结论或者可以理解为只有这种辩证法才能玩弄出的虚假表象的戏法。”【50】

所以，列宁在看到这句话时这样写道：“辩证法被认为是戏法”。【51】实际上，就是因为“变戏法”这个戏称比“辩证法”更为流行，所以艾思奇在讲解辩证法第一定律时，使用的标题是“不是变戏法”。【52-53】

事实是，马克思从来就不曾谈论过什么“自然辩证法”。而如上所述，列宁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自然辩证法”；斯大林和毛泽东虽然知道恩格斯的那几捆草稿被以《自然辩证法》的名号出版，但他俩却从来就不曾提到“自然辩证法”这几个字。【11】实际上，斯大林【54】和毛泽东【55】连被恩格斯认定的“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规律都不认可。换句话说就是，“自然辩证法”是彻头彻尾、百分之一百的“恩格斯主义”（Engelsism），它与黑格尔主义的关系比与马克思主义还要近——近得多。

杜林：自然辩证法的祖师爷

“自然辩证法”这个说法的最早出处是德国盲人哲学家尤金·卡尔·杜林（Eugen Karl Dühring）在1865年出版的一本名为“Naturliche Dialektik”的书，将书名译成中文，就是《自然辩证法》。这本书在十九世纪末被丹麦著名哲学家霍甫丁（Harald Høffding, 1843-1931）称为“本世纪后半叶最优秀的认识论著作之一”、“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无疑是杜林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部”。【56】在霍甫丁之前，著名科学家马赫（Ernst Waldfried Josef Wenzel Mach, 1838-1016）曾称赞杜林的另一本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57】在21世纪，德国爱尔福特大学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标题就是《德国社会科学的盲人普罗米修斯：作为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有争议的社会批评家的欧根·杜林》。【58】显然是因为公开评论了《资本论》第一卷，杜林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曾在1868年两次提到杜林的《自然辩证法》，第一次是在1868年1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一边嘲笑杜林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边说“他针对黑格尔的‘非自然’写了一篇‘自然辩证法’”。【59】另一次是在两个月后给一个叫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人的信中，马克思一边大骂杜林是“一个厚颜无耻、傲慢无礼的家伙”，一边说他做了两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写了一本《自然辩证法》，“是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60】毫无疑问，马克思对杜林的观点影响了恩格斯，所以他写出《反杜林论》，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杜林变成了一个小丑般的人物。但终恩格斯一生，他都不曾正面批驳过杜林的《自然辩证法》，除了上面引用的那句“他称之为‘自然辩证法’的戏法”。而除了创造出《自然辩证法》之外，杜林还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一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这个观点之人，这比列宁早了大约四十年。【61】最好笑的是，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四十多年间，杜林是共产主义世界中最著名的丑角之一，但是至今，人们对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或罪行仍旧说不清楚，甚至连他的哲学体系到底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解决。【5】难怪伯恩斯坦会说，恩格斯关于“唯物”的定义是基于政治而不是科学。【62】

1、恩格斯其人

如上所述，“辩证唯物主义”是苏联人在二十年代以后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在那之前，人们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除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外，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63】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正确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里固有的，而只能是来自社会实践。【64】可惜的是，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本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存在”与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之间，不要说没有“决定”关系，人们至今连一般的、普通的、间接的“联系”都很难找到。所以，第一部马克思大型传记的作者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 1846-1919）说，恩格斯之所以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既不是来自家庭的教育，也不是出于个人的需要，而是源于他的“高智商”。【65】显然是根据这个说法，据称是“陶铸编写”的《恩格斯故事》也说，“恩格斯的走入革命道路，完全是由于他的先知先觉的天才表现，并不是因为本身的穷苦逼迫，出于被动的反抗。”【66】也就是说，为了打造马克思主义导师的光辉形象，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祭出“天才论”。而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天才论”是典型的“唯心主义”。【67】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否定天才论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说陈伯达编印的那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68】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马克思本人的话为根本、为根据，其余的人，包括恩格斯、列宁和他本人，都不能代替马克思说话。

与梅林在恩格斯的“社会存在”之外寻找恩格斯的“社会意识”根源相反，第一部恩格斯长篇传记的作者梅耶（Gustav Mayer, 1871 -1948）则说，恩格斯在童年上学时，每天在路上瞥见劳工阶级的悲惨状况，这在他的心灵打上了永久的烙印。【69】毫无疑问，梅耶之所以会那么说，是根据恩格斯作于1839年的《乌培河谷来信》，它也是恩格斯第一次正式发表的政论文章，其中确实描述了自己家乡工人生活的惨状。只不过是，根据梅耶本人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早期著作集》，恩格斯在私下承认，他在那篇文章中所叙述的情况，根本就不是他本人“瞥”见的，而是他从“目击者”和“耳击者”那里间接获得的。【70】实际上，在那封“来信”中，恩格斯根本就不曾掩饰自己对工人阶级的蔑视、厌恶之情：

“这些人的命运不是神秘主义就是酗酒。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这种粗暴的丑恶的神秘主义，必然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极端，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那里的人不是‘正派人’（人们这样称呼神秘主义者）就是放荡不羁的地痞流氓。这种向两个敌对营垒——不管这些营垒的性质如何——的分化本身就会断送人民精神的任何发展。”【71】

又过了大约五年的光景，恩格斯就莫名其妙地“正式”——即被《马恩全集》的编者们“认证”——转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在居留英国期间【指1842年12月-1844年8月——引者注】，恩格斯完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72】

而在当时，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还不曾动笔。

事实是，就是在“居留英国期间”，恩格斯在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称，当时正在英、法、德三国发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不同的根基：在英国，它是出于现实的原因（practically）；在法国，它是出于政治的原因（politically）；而在德国，它则完全是出于哲学的原因（philosophically）。【73】不仅如此，恩格斯本人的共产主义信念完完全全基于“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

“所有对共产主义的迫害和禁令都已证明是无效的，而且将永远如此；这是因为，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原则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其必然结论来自德意志民族自己的哲学，则德意志民族就决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就是，我们的党必须证明，要么德意志民族在哲学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从康德到黑格尔，毫无用处，甚至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糕；要么全都归结于共产主义。换言之，德意志民族或者拒绝自己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名字曾被这个民族引以为傲——，要么就必须接受共产主义。”【74】

俗话说，童言无忌。上面这段话是恩格斯在23岁时写下的，当时的恩格斯正处于其“科学共产主义二大爷”生涯的童年期。而上面这段“无忌童言”所透露出的秘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仅与经济基础无关，它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也全无关系，而只是一种形而上学——并且还是黑格尔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直接产物。这个事实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事实是，据苏联首席马克思主义专家梁赞诺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 1870-1938）的考证，直到1845年，恩格斯还在告诉欧文主义者说，共产主义在德国知识分子中进展迅速。【75】确实，恩格斯本人承认， 1847年之前，也就是在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前一年，他和马克思与欧洲的工人运动几乎完全绝缘。【76】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恩格斯还在给马克思的私信中对工人阶级出言不逊——而为了保护恩格斯的工人运动领袖形象，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在编辑马恩文集时，就将这类言论或者删除或者使用其他方法来予以掩盖，而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了马克思女儿的代理人、也是马克思传记作家的梅林的认可。【77】

事实是，尽管恩格斯后来在英国曼彻斯特工作了二十年，但英国工人运动领袖们对他却一无所知，以致他在从商界退休后加入工人运动时，那些工人对他的感觉只有一个——格格不入。【78】最奇的是，与绝大多数人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即是马克思将恩格斯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全相反，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是恩格斯促成的，所以马克思才会在1864年7月对恩格斯说这样的话：

“你是知道的，第一，所有的事情对我总是姗姗来迟，第二，我一直在跟随着你的脚步前进。”【79】

那么，恩格斯这个资本家大少爷到底是因为什么变身成为共产主义的二大爷的呢？为了给他制造“经济基础”或“社会存在”，几乎哪本恩格斯传记都要竭力把他的父亲说成是一个专制、暴虐、狂热的基督徒——是他的压迫导致了恩格斯的反叛。这实际上就是在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它极可能是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伪科学——来解释一切。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作家、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 1940-）虽然也承认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与其家族血统及其所受的教育没有什么关系，但却说恩格斯的早年生活以其对父亲的反抗，尤其是对其信教和经商行为的反抗，所主宰。【80】而在号称是“解放以来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恩格斯学术传记”中，作者萧灼基则这样写道：

“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个精明的工厂主，头脑敏锐，办事干练，十分熟悉国内外的市场情况。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曾经担任教区负责人和教会学校校长。在家里，他对子女进行虔诚主义教育，‘灌输要永远最盲目地、无条件地相信圣经，相信圣经教义、教会教义以至于每一个传教士的特殊教义之间的一致性’的思想。这位性情急躁的‘暴君’，经常对子女严厉训斥，要求他们无条件服从。从小就具有独立思想的恩格斯不愿接受这种毫无道理的管教，因此父亲和儿子之间感情并不融洽。”【81】

上面这段话很可能是所谓的“通常说法”，因为它还曾原汁原味地出现在另一本恩格斯传记中：

“老恩格斯是一个性格暴躁、笃信宗教、政治上十分保守的人，在如‘暴君’一样的父亲那里，恩格斯从来没有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和乐趣。由于父亲信仰虔诚主义，他在家里竭力对儿女施加严格的宗教教育，要求子女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要认真听讲宗教教义，并无条件地相信圣经。从小就具有独立思想的恩格斯不愿接受这种毫无道理的管教，因此，父亲和儿子之间感情并不融洽。”【82】

事实是，根据恩格斯的父亲在1835年写给妻子的一封信来看，那位“暴君”对自己的儿子非常关心；并且，他对儿子的性格和心理也相当了解：

“弗里德里希上星期的成绩一般。你是知道的，他表面上变得彬彬有礼，尽管先前对他进行过严厉的训斥，看来他即使害怕惩罚也没学会无条件的服从。例如，令我感到懊恼的是，今天我又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一本从图书馆租借的坏书——一本关于十三世纪的骑士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类书籍摆在书柜里而满不在乎。愿上帝保佑他的心灵吧！我常常为这个总的说来还很不错的孩子感到担心。……为了孩子的幸福，我们不应该计较钱，而弗里德里希又是这样一个性格奇特和好动的孩子，所以对他最有好处的是过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使他养成某种独立性。再说一遍，愿至善的上帝保佑这个孩子，不要让他的心灵堕落。现在他身上除去一些使我高兴的品质以外，正向一种令人不安的漫不经心和性格软弱方面发展。”【83】

而对于上面这些话，恩格斯的苏联传记作家斯捷潘诺娃（Евгения Акимовна Степанова, 1899-1988）这样曲解道：

“他那狂信宗教的父亲的笔下的‘意志薄弱和思想上的浮泛’，实际上就是指恩格斯还在孩童时代已经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力图突破周围那种伪善的环境。”【84】

其实，据早在恩格斯去世前就曾撰写过一篇介绍恩格斯生平的长文【85】的考茨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一书的作者霍华德（Michael Charles Howard）和金（John Edward King）说他在发展和传播“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献方面的贡献“甚至可能比恩格斯还要大”【86】；《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的作者戴维·麦克莱伦则说，考茨基是恩格斯的最直接继承者【87】——说，尽管自己是恩格斯生命最后十年的少数密友之一，但他对恩格斯的青年时代几乎是一无所知。【88】而在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在编辑恩格斯1845 年之后的所有信件时，更是“只要涉及到父亲，都受到同样严格的审查……小心翼翼地划掉他对这个不敬的儿子的所有严厉评论”。【89】所以，在今天，对于恩格斯的早年身世，应该本着“大道至简”的原则——这是列宁的介绍：

“恩格斯于1820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市。他的父亲是一名制造商。1838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情况下，被迫去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当一名办事员。从事商业活动并没有阻止恩格斯致力于科学和政治研究。当他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时候，他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走得更远。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90】

众所周知，恩格斯一生不追求名利，心甘情愿地给马克思拉“第二小提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与其说是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整理完成并将之付梓问世，倒不如说是他的“马普”，即将马克思那艰深晦涩的理论和思想做了较为浅白的阐述。所以列宁说，“不看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91】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英国科学家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也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贡献比马克思本人还要大，所以马克思主义应该改名为恩格斯主义。【92】而按照戴维·麦克莱伦的说法，“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贡献就是将一个有科学潜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93】也就是因为通俗浅白，所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它是《反杜林论》的一部分——比《共产党宣言》还要流行。【94】而据斯大林说，“依我看来，恩格斯虽[在《共产党宣言》上]署了名，但这是马克思写的。”【95】实际上，这也就是于光远接触马克思主义始于阅读《反杜林论》【2】的真实原因。

如前所述，恩格斯被伯恩斯坦说成是“修正主义”的鼻祖，所以梁赞诺夫才会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驳斥“伯恩施坦及其朋友们时常证明说恩格斯晚年已经成为修正主义者”这个说法。【96】而后来的西方学者——不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Western Marxists）还是西方“马克思学”（Marxist Studies）学者——对这个说法即使不是众口一词，那也可以说是“绝大多数”。【97-100】所以说，以“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的于光远【101, p.106】脑中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恩格斯主义”——不论它是不是“修正主义”，它都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

2、《自然辩证法》其书

1873年5月30日，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主要谈论了自己“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102】这一般被认为是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的起始时间点。【103-106】三年后，恩格斯在无奈地接受“去收拾无聊的杜林”这个任务之际，这样说道：“这部著作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了。【107】但最终，恩格斯只留下了四束、大约二百份——按照《自然辩证法》1941年俄文版序言所说是181份【108】；所以，许良英【109】、查汝强【110】都跟着说是181份；但是，按照1985年第二版《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² ）第26卷序言的说法则是197份【111】——“自然辩证法”札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断篇残简。这四束草稿被恩格斯分别命名为“辩证法与自然科学”（Dialek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自然研究与辩证法”（Die Erforschung der Natur und die Dialektik）、“自然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数学和自然科学。札记”（Mathema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 Diversa）。【111-112】【113, s.569-570】

考虑到恩格斯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14】，只用了半年就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15】，只用了不到两年就完成了《反杜林论》【116】——后两部作品都长达二十多万字——，则他在22年内仍未能完成《自然辩证法》这个事实本身就相当耐人寻味。当然，对此有正统的解释，那就是，在1876-1878年间，恩格斯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批判杜林；在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整理《资本论》第二、第三卷，这耗费了他的大部分残年。【108-110】但这些解释同样可以说明，在恩格斯的心中，《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性要远低于《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的续篇。

实际上，恩格斯批判杜林，不仅他本人心不甘情不愿——他自己说“我不接受这件不愉快的工作，他们就死乞白赖地缠着我不放”【117】；马克思则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118】——，连他的社会民主党同志都对之表示反对：

“德国党内杜林的追随者们——连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也包括在内——疯狂反对恩格斯的辩驳，甚至在1877年的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不许中央机关报刊载这些文章。”【119】

而他耗费十年光阴整理的《资本论》第三卷，尽管他宣称“这是一部光彩夺目的著作，在学术上甚至超过第一卷”【120】，但它不仅在西方学术界“经常会受到批评”【121】；即使是在“正统”马克思阵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例如，梅林就说，《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在外表上、在文采上，不像第一卷那样完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火花”。【122】梁赞诺夫则说，第三卷“只不过是一个恩格斯变体”。【123】

那么，恩格斯到底为什么要放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24-125】不去完成，而是干那些费力不讨好、甚至可以说是可有可无——对《资本论》第三卷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设想，《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不过是“说到剩余价值转化为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彼此分离的组成部分”【126】，用梅林的形象说法就是：第一卷是滋生活力的心脏，而第二、三卷则是血液营养乃至皮毛【127】——的事情？对于一个具有从事学术写作经历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写作遇到了瓶颈，无法自圆其说。（下详。）

恩格斯去世后，“自然辩证法”手稿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保管，具体负责人是该党的理论家、也是恩格斯最信任的密友伯恩斯坦。但因为种种原因，除了将其中两篇较完整的文章——它们都与“自然辩证法”这本书的主旨无关，但却与于光远的“自然辩证法生涯”关系极大——公开发表之外，伯恩斯坦将这份手稿一直压下，既不整理，也不发表。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学院”（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它下设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亦译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 ИМЭ）——中国社科院在七十年代末建立、由于光远担任第一任领导的“马列所”，实际上就是在步它的后尘——，所长是曾任卡尔·考茨基科学秘书、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享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专家”美誉【128】、被苏维埃政权第一任教育部长（“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 1875-1933）誉为“我们党内最有学问的人”【129】、在二十一世纪初更是被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佐佐木力称为“百年不遇的马恩学者”【130】的梁赞诺夫。

 “马恩所”最初的职责就是收集、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为出版全集做准备。在最初，梁赞诺夫并不知道“自然辩证法”的存在；但当他在德国收集马、恩的手稿时，伯恩斯坦却主动将那四捆手稿献了出来。【131】1925年，这份手稿以德、俄文前后对照的形式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и Ф. Энгельса）第二卷中，书名俄文为“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自然的辩证法》），德文为“Naturdialektik”（《自然辩证法》）。这一版的《自然辩证法》一般称为“梁赞诺夫版”，因为梁赞诺夫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主编，他还为《自然辩证法》一书撰写了长篇序言，其中，他根据马、恩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详细梳理了他们研究自然科学的整个过程。

1931，《自然辩证法》与《反杜林论》一道，被收入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四卷（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XIV）。但此时，梁赞诺夫已被逮捕，所以该书连梁赞诺夫的影子都没有。实际上，如果不看《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或在其两年后出版的德文版——书名被改为《辩证法与自然》（Dialektik und Natur）——，人们几乎找不到梁赞诺夫那篇史料价值极高的文章。而在中文世界，这篇文章因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得以保存。【132】终于光远一生，他也没敢提及“梁赞诺夫”这四个字，而是冒充民国时人，称他为“里亚扎诺夫”【133, p.67】，尽管从五十年代起，“梁赞诺夫”就已经是“梁赞诺夫”了；进入八十年代后，与于光远关系密切的刊物，如马列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34】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自然辩证法研究》【135】，都把他称为“梁赞诺夫”。至于梁氏那篇世界上最早、学术水平最高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论文，于光远更是像躲避瘟疫一般，对之完全无视，连一个字都不曾提及——至少我没有看到。

也就是在1931年，苏联的“马恩所”变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а - Энгельса - Ленина при ЦК ВКП (б)），成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下属机构。从1939年起，该研究所在所长米丁（Марк Бори́сович Ми́тин, 1901-1987）的主持下，对《自然辩证法》进行了重新编排，并且纠正了一些误译，于1941年出版，是为“米丁版”《自然辩证法》。“米丁版”也有一篇序言， 其内容之一就是极力贬低“梁赞诺夫版”：

“然而，这个版本并不令人满意。恩格斯手稿的破译极其粗心，导致许多地方完全歪曲。俄语翻译充满了错误和歪曲。最后，《自然辩证法》各组成部分的排列混乱无序，使阅读和研究恩格斯的这部著作非常困难。”【136】

这就是于光远后来说 “苏联人编得就很乱”【137】、“原著是苏联人编的，编得很乱”【138】、“里亚扎诺夫编得就很乱”【133, p.67】的来源。

实际上，“梁赞诺夫版”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编排”：它将恩格斯的断片残简完全按其写作时间重新排列，这为后人研究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轨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实际上，在它问世之际，苏联刚刚爆发了一场“机械—辩证”大论战，而“机械论”的代表人物斯捷潘诺夫（笔名И. Степанов，实名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1870-1928）就根据“梁赞诺夫版”《自然辩证法》证实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至少“两个恩格斯”（详见本文附录）。这很可能是从苏联人米丁到中国人于光远极力诋毁梁赞诺夫版《自然辩证法》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

“米丁版”在1961年被收入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它也是《自然辩证法》众多中译本的主要来源。至于它与梁赞诺夫版的优劣，至今没有定论，所以1985年东德出版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十六卷分别给出了按写作时间顺序（Chronologische）和按内容系统（Systematische）排列的两个版本。【111】

总而言之，《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唯心主义”含量最高、“形而上学”程度最为严重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动“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139】别的不说，只说他的论断“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140】，就是先验的、绝对的、因此是形而上学的。最好笑的是，形而上学的本义就是“哲学”——所以中国二十年代的科学主义者将之称为“玄学鬼”——，可是，在恩格斯的笔下，它却变成了一种与辩证观念相对立的东西。【5】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威胁自然科学家，要他们接受哲学的“指导”，否则就有遭到哲学“死后报复”的危险。【141】实际上就是苏联二十年代“机械—辩证”大论战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非要据此“指导”自然科学研究不可，并且曾有派出“辩证法工作队”下基层指导工作的动议。【142】所以说，《自然辩证法》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产物，它完全符合辩证法第一定律的前半部分，即只有“对立”，但却根本无法“统一”。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如上所述，最早的《自然辩证法》是杜林在1865年出版的一本专著。1873年，恩格斯开始撰写辩证法与自然、自然科学关系的文章，那些草稿在后来被恩格斯分为四束，其中一束被冠以“Dialektik der Natur”（“自然的辩证法”）之名。1920年代，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将这些文稿翻译成俄文，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在苏联出版，书名就叫“Диалектика природы”（《自然的辩证法》，左图显示该书1930年版单行本封面）。192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二卷出版德文单行本，书名为“Dialektik und Natur”（《辩证法与自然》，中图，显示初版封面）。1932年，杜畏之将苏联1925年版《自然的辩证法》译成中文，书名为《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后来一直被于光远沿用，如在1941年发表译文《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著作大纲》，在1956年编制“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规划”、创办《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七十年代，于光远接过“四人帮”帮刊《自然辩证法杂志》的编辑班底，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1981年，于光远创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5年，于光远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在于光远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前言》中，于光远宣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定名为‘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作出的。”【143】

3、《梁序》简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历史

如上所述，“自然辩证法”手稿之所以能够得见天日，最大的功臣就是苏联人梁赞诺夫。而实际上，梁赞诺夫还是这个世界上最早对这份手稿进行了仔细研究的学者，其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他为《自然辩证法》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自然辩证法》问世之际，恰值苏联科学哲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机械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大辩论，可想而知，《自然辩证法》会被“辩证派”当作杀手锏。

梁赞诺夫为《自然辩证法》所写的序言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最长，其内容就是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触自然科学的时间和契机；第二部分次长，讲述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过程；第三部分介绍“自然辩证法”手稿的内容；第四部分最短，篇幅只有全文的百分之五左右，内容就是“谈谈恩格斯工作的内容”。虽然这篇序文的第三部分引起后人的最大关注，但其实它的最大价值却是在前两部分。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马恩全集，流行的只是梅林编辑、1902年出版的四卷本《卡尔· 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和斐迪南德·拉萨尔的著作遗产》【144】以及伯恩斯坦与倍倍尔编辑、191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45】。由于梁赞诺夫本人当时也在编辑、出版马恩著作集【146-147】，所以他才能够根据当时最丰富、最完整的材料，梳理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研究自然科学的大致线索。

按照梁赞诺夫，在1858年之前，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中学时的数学和物理学成绩都不过刚刚“令人满意”而已。【148】所以，在其博士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异”——中，尽管马克思可以对物理学和原子论说很多的话，但他却“从不超越纯粹的哲学推理”。【149】与马克思相比，中学时的恩格斯则在物理和化学这两个科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接着，梁赞诺夫从马恩四十年代的著作中，如二人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独自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哲学的贫困》等书中，找出了涉及到自然或自然科学的字句。大致来说，梁赞诺夫从这些著作中找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的“贫困”。

按照梁赞诺夫，恩格斯开始研究自然科学始于1858年，具体科目是有机化学，具体诱因是当时正在发生的的染料化学革命。而恰恰就在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转回”（поворот）到了黑格尔，并且导致恩格斯要阅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向他索取黑格尔的这本书，并且还谈到当时的科学进步：生物学中细胞的发现、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转换。梁赞诺夫指出，在作于1888年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提到三大科学发现；而1858年7月，恩格斯只知道其中的两个。一个月后，一份期刊就披露了第三大发现（即华莱士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部分内容。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出版。几天后，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告诉他“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150】半年后，马克思致信恩格斯：

“我重读了达尔文，让我觉得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好像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关键不是在于这种理论没有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长，与植物和动物相反。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如何在动、植物世界中看到了他自己所在的英国社会，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使人联想到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的市民社会是‘精神动物界’，而在达尔文的笔下，动物界则是市民社会。”【151】

对此，梁赞诺夫评论道：

“我们刚刚看到在这之前是马克思复述恩格斯的意见，而现在，马克思有了他自己的观点，它们后来被恩格斯逐字逐句地复述。”【152】

梁赞诺夫当时显然忽略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为“生存斗争”所做的辩护。

梁赞诺夫不仅找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源头，他还找到了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源头，那就是马克思与德国著名科学家毕希纳的交往历史：在他看来，恩格斯对毕希纳起了“反”心，就是在1867年年底前后，即在毕希纳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因为在当时，即使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也搞不清马克思与毕希纳的唯物主义到底有什么不同。【153】而他的这个观点，在其将恩格斯的那些断篇残简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之后，益发突出。

根据梁赞诺夫，恩格斯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是在1873年5月——这是那篇序文第二部分的开篇：

“直到1873年，恩格斯才有机会开始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一次愉快的巧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马克思到曼彻斯特肖莱默家里度假，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匆忙与朋友分享他对自然科学辩证法问题的想法：……”【154】

显然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然辩证法”的看法【155】，梁赞诺夫还特别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自然科学兴趣的增强，与他“转向”黑格尔的痕迹同样明显【156】。梁赞诺夫接着摘录《资本论》第二版后记，借此说明“马克思相信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而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运动的一般形式”的那个人。不仅如此，梁赞诺夫还举出马克思对货币转变成资本的叙述时加的一个注，即利用“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罗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论”来说明量质互换规律之普遍存在。显然，梁赞诺夫试图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马克思的首肯。实际上，他更想要证明的是，马克思参与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建——尽管马克思的密友倍倍尔（August Ferdinand Bebel, 1840-1913）在马克思生前（1874年）就对人说，据他所知，马克思从未试图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157】

总而言之，且不说梁序中的观点如何，其考证出来的史料是后来几乎所有“自然辩证法专家”介绍该书的蓝本。例如，许良英在八十年代为于光远的新译本所写的那篇《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准备、写作和出版的过程》【109】，其绝大多数材料都来自梁序，他也因此没能在见识上超出梁赞诺夫当时的水平。

4、恩格斯为什么没能完成《自然辩证法》？

那么，恩格斯到底因为什么不肯（或不能）完成这部书稿？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他当初为什么要写“自然辩证法”？

原来，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将形成之际，德国哲学发生了所谓“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即德国的哲学家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内容、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感到迷茫无解。而造成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经验科学”——即通过实验来获得知识的科学——的兴起。【158】毫无疑问，相对于既讲实证又讲逻辑并且还能够通过实验来反复验证自己的结论的“经验科学”来说，纯属玄想的“哲学”根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而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目的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目的，就是要夺回被“将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子”——这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送给“经验科学家”们的绰号【159】——占领的“唯物主义”市场，让“哲学”继续给“经验科学”当教师爷。关于这一点，从他撰写的“自然辩证法”第一篇草稿《毕希纳》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是《马恩全集》的编者给这个标题加的注：

“题为‘毕希纳’的这个片段写在‘自然辩证法’所有其他部分之前；它是恩格斯手稿第一束的第一个笔记。这个片段显然是恩格斯计划中的针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布希纳的一部作品的草稿。从其内容和恩格斯对路德维希·布希纳的《人及其在自然中的地位…》（莱比锡 1872 年第2版）一书的批注来判断，恩格斯曾打算专门批判这本书。根据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73年2月8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的简短评论，‘至于毕希纳，你随便！’，我们猜测恩格斯事先已经告诉李卜克内西自己的计划。因此断定，这个片段写于1873年年初。”【160】

而在《毕希纳》中，正文的第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本来可以对之听之任之，让他们从事那并非不值得称赞、但颇为狭隘的事业，即向德国市侩传授无神论等。可是，他们却，第一，对哲学——无论如何不堪，它仍旧是德国的荣耀——发出叫骂（引文待查）；第二，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那些关于自然界的理论能够用于社会并且用于改造社会主义。因此，他们迫使我们对之加以关注。”【161】

仅从上面这段话，我们即可知道，毕希纳的主要罪过就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发出了攻击，所以恩格斯才会在那篇不到一千个单词的札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哲学终于在死后报了自然科学背叛之仇”。【141】这句话在当时就使人感到茫然不解，在今天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没有科学，哲学就会一文不名；相反，脱离了哲学，科学不但照样发展，并且极可能发展得更快——方励之在1982年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于光远等人：“自然科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不仅在技术问题上、学术思想上是主人；而且在方法上、自然观上和科学哲学观念上也是主人。”【36】所以，有人说：

“事实是，恩格斯的唯物主义非常接近毕希纳或海克尔的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支持动态唯物主义而不是静态唯物主义。……恩格斯和科学唯物主义者之间的真正争论涉及发展方式，因为恩格斯坚持认为，如果去掉其唯心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可以解释自然的发展。科学唯物主义者对黑格尔只有蔑视。”【162】

所谓“科学唯物主义”，就是“庸俗唯物主义”早前的、公开的名称，马克思在1867年就曾指出它的主要弊端是“排斥历史进程”。【163】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至于恩格斯提出的第二条罪过，即在其“大纲”中所说的“通过租用时髦的达尔文主义来获得新的活力”【164】，后人将之解释为批评毕希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众所周知，“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过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杂种，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核心内容就是生存斗争。可是，在作于1876-1878年间的《反杜林论》中，因为杜林指责达尔文采纳了马尔萨斯的理论——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杜林）说全部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165】——，恩格斯就故意与之唱反调，这样为达尔文辩护：

“不论天真的达尔文盲目地接受了多少马尔萨斯的学说，任何人都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才能一眼看清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大自然生产出无数胚胎，但只有少数能够达到成熟的程度；这种矛盾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有时是极其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工资规律在李嘉图所依据的马尔萨斯论点消失很久以后一直有效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在自然界中发生，即使没有任何马尔萨斯式的解释。”【166】

也就是说，在写作《反杜林论》时，恩格斯并不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遑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实际上，就在写下上面这段话之前一年，恩格斯还曾在一封给一位俄国人的信中指责毕希纳等科学家“只看到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但同时，他也承认，在达尔文进化论出现之前，这些人一直强调自然界中的共生关系。【167】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罪过的话，那么罪魁祸首就是达尔文；可是，在恩格斯的眼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是十九世纪“第三个伟大的科学发现”。【168】所以，恩格斯是极为明显地使用双重标准：达尔文相信生存斗争是基于科学发现，而庸俗唯物论者，如毕希纳，相信生存斗争则是犯下弥天大罪。

更好笑的是，就在开始“反杜林”之前，恩格斯还曾写下一篇未完成稿，它后来以《从猿到人》闻名于世，它也是于光远翻译《自然辩证法》之始。而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人类进化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拉马克关于后天获得性遗传的理论，但也结合了源自毕希纳和其他德国科学唯物主义者的环境进化论的元素”。【169】也就是说，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与毕希纳的“科学唯物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即使不是“十同九九”，那也是“十同七八”——就像方舟子的“方氏科学”和他所打击的“伪科学”一样——；倒是恩格斯本人的前后反差太大，因此才更为显眼。

上面提到，《自然辩证法》逋问世，苏联人斯捷潘诺夫就从中发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恩格斯；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一位西班牙学者更是根据这类差异发出这样的疑问：“恩格斯（真的）写了自然辩证法？”【170】实际上，恩格斯的那个著名论断，“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就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毕希纳——这是马克思在1868年11月11日给恩格斯的信：

“我之所以对毕希纳的劣作感兴趣，是因为其中引用了德国人在达尔文主义领域的大量研究，如耶格尔教授（维也纳）和海克尔教授。根据他们的观点，生命的起点不再是细胞，而是没有固定形状但却可以收缩的蛋白团块。这一假设后来被加拿大（以及巴伐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发现所证实。对原始形态的追寻必须自然地达到能够化学合成的地步。看上去正在这么做。”【171】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意识到了下面这个事实，他就会马上明白恩格斯在二十多年内没能写成《自然辩证法》的奥秘：他原本是要撰文“反”毕希纳的机械唯物论，但阴差阳错，他的《反杜林论》却提前问世，而恩格斯“反杜林”的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杜林的“辩证唯物论”——连恩格斯本人都承认，尽管杜林的《哲学教程》一书“就其庸俗程度而言是空前的”，但其中“谈论自然的那一部分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在这里还有一些辩证说辞的痕迹”。【172】所以，假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之前写成《反毕希纳论》的话，他就无法再写《反杜林论》了。同样的道理，在“被迫”完成《反杜林论》之后，恩格斯相当于亲手阉割了《反毕希纳论》——即《自然辩证法》。所以说，一个人只有在了解了这个内幕之后，他才能够理解下面这个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有经典著作中，没有任何一部像《自然辩证法》这样被贬低到了如此地步。”【173】

在此，顺便介绍一下毕希纳：毕希纳（Friedrich Karl Christian Ludwig Büchner, 1824 -1899）是德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科普作家，他的《力与物质》（Kraft und Stoff）一书出版于1855年，到1884年，它已经出了十五版，外加二十二个外文版，其中包括四个英文版。【174】仅凭这本书，毕希纳就获得了“德国的卢克莱修”这个名号，那本书也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圣经”。【175】与之相比，终马克思一生，他也没有看到《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第一个英译本是在他死后四年才问世的。

事实是，毕希纳第一次出现在马、恩的笔下，就是因为《资本论》的外文翻译：1867年5月1日，也就是在《资本论》刚刚付印之际，马克思就兴冲冲地给毕希纳写信，请他推荐一位能够将这本书译成法文之人——这是那封信的开篇：

“亲爱的先生：虽然我与您素昧平生，但我仍旧贸然就个人的，同时也是科学的，问题致信给您。我希望您能够原谅我的冒昧，因为这是由于您作为一名科学家和一位党内同志所给予我的勇气。”【176】

为什么马克思认毕希纳为“党内同志”呢？因为毕希纳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即将出席当年9月在瑞士洛桑举行的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The Lausanne Congress），是6名德国代表之一——代表总数只有71名，但到会的只有64名。【177-178】而马克思虽曾参与了那次大会的筹办，但因为忙于《资本论》的出版而没能出席那次大会。可是，马克思对毕希纳的“同志”关系在一年半之后发生逆转。1868年11月，马克思至少两次与恩格斯谈论毕希纳——这是在14日：

“伟大的毕希纳已将他的《关于达尔文的理论的六次演讲》寄给了我。我在库格曼那里的时候，这本书还没有出版，但他寄给我的却已是第二版了！这类书的写作方法不错。例如，毕希纳说——凡读过朗格的胡言乱语的人不用他说也会知道——，他关于唯物主义哲学的那一章，大部分都是抄自这个朗格的著作。但正是这个毕希纳，却高高在上地看不起亚里士多德，而他对亚里士多德的了解显然只是来自道听途说！不过，使我特别发笑的是他评论卡巴尼斯著作（1798）时说的下面这段话：

‘当人们读到（卡巴尼斯的）这样的话时，几乎会以为是在听卡尔·福格特说话：“大脑的用处是思维，正如胃脏的用处是消化，或肝脏的功能是将胆汁从血液中析出”等等。’

“毕希纳显然认为卡巴尼斯抄了福格特。 甚至怀疑相反的过程也超出了毕希纳大人的能力。他对卡巴尼斯的了解似乎只是从朗格那里得到的！真是严谨的学者！”【179】

事实是，在《关于达尔文的理论的六次演讲》的初版前言中，毕希纳就已经坦言，讲演中关于唯物主义的内容，主要来自朗格的《唯物主义史》一书。【180】所以，马克思翻来覆去地暗示毕希纳抄袭——对抄袭指控，马克思看得非常严重，所以当有人指控他本人在《资本论》中抄袭之后，他连发了两个声明【181】——，肯定有背后的原因。而梁赞诺夫则说，恩格斯立意批判毕希纳，就是从那一时刻开始的。【182】而德国当代哲学家赫伯特·施纳德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 1936-）认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庸俗唯物主义”极端仇视的原因之一。【183】换句话说就是，马、恩二人对“庸俗唯物主义者”的憎恨，与“主义”的关系几乎是微乎其微，如果真的有的话。

总而言之，恩格斯之所以任凭《自然辩证法》半途而废，最直接、最简单、最可信的答案就是：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时左右掣肘，捉襟见肘，所以他才会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连马克思本人都弃置十多年不顾的残稿。这与“《资本论》之所以难产，就在于遇到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矛盾”【184】、“正是因为马克思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才导致《资本论》难产”【185】这类说法在逻辑上和学理上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是，马克思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而恩格斯则没能闯过难关，导致《自然辩证法》胎死腹中。很可能是因为“辩证法”最最强调的就是“对立”、“矛盾”，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这本书本身所包含的巨大矛盾采取了见怪不惊、甚至故意曲解的态度——如二十年代苏联的德波林（详见本文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