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贼篇

1、“万历五年”

《海瑞二三事》开篇第一段的内容就是海瑞给吕调阳的那封短札及方舟子本人对它的解读：

“‘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道也。惟公亮之！’

“这是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已在家赋闲了七年的海瑞写给大学士吕调阳的一封信。这一年，当国首辅张居正（太岳）次子张嗣修将参加会试，海瑞便给身为次辅的吕调阳写了这封信，旁敲侧击，提醒他不要徇私舞弊。也许在他看来，要让嗣修落第才能显出公道吧。结果呢，却是嗣修高中廷试第二名，赐进士及第。张居正为此向万历皇帝神宗谢恩时，神宗回答得挺坦率：‘先生大功，朕答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其后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即剥夺张的儿子们的功名，逼死的逼死，充军的充军，对先生的子孙是这么看顾的。赐进士及第的是他，连张居正请求回避都不许；剥夺功名的也是他，连奉旨行事的主考官都要追究责任，若说徇私舞弊，皇帝才是正主，海瑞这封信，完全寄错了人。就算吕调阳真能操纵会试结果，海瑞大约也不至于天真到以为从天涯海角寄一纸短笺就能让当朝大学士听退休官僚的忠告。这一封信，与其说是写给吕调阳看的，不如说是写给众人看的，更是写给後人看的。”【27】

方舟子上面这403字，前半部分的史料全部都来自蒋星煜的《海瑞》第六章《闲居了十六年以后再度出山》第三节《关心国事，不甘老于林壑》——这是相关文字：

“一五七七年（万历五年），海瑞曾写信给大学士兼太子太傅吕调阳，希望他对于会试能秉公办理。因为当时的科举弊端百出，朝中显贵，以张居正为首，全都把自己的子弟设法抬出来。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只能勉强做一二篇文章，也中了举，会试没有考上，张居正还怨主考者，准备予以报复，这事情是满朝皆知的。这一年会试，张居正的另一个儿子张嗣修要参加考试，朝野议论纷纷，知道又将舞弊了。海瑞听到这消息，也很愤慨。朝中大官权位仅次于张居正的是吕调阳，海瑞就写了这样一封信给他：

‘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亮之。①’

“这信对吕调阳和张居正讽刺得很厉害，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因此而有任何顾虑。会试的主考是张居正最亲信的张四维，结果张嗣修高中了廷试第二名。”【13, pp.101-102】

如上所述，《海瑞二三事》的第一个破绽就是“万历五年”这四个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几乎所有专门研究海瑞的学者，都说那封信作于万历元年或神宗初年。例如，蒋星煜的注释符号①就指向“宣统《琼山县志》卷一五《金石志》”，而该书中就有海瑞那份短札真迹的发现者莫绍德写的按语：

“吾乡忠介公刚正之气无往不与俱，此书盖明神宗初年，张居正擅权，其子嗣修将就试南宫，物议沸腾，公以讽大学士吕调阳者。太岳则居正，豫所，调阳也。仅五十七字耳，而简严謇直，不激不随，与颜鲁公《争坐位书》同一忠义气象，书法亦遒健，洵足追配千古。公手迹不多见，余于辛未游苏阊得之，今携归，入石以永其传。后之览者，庶几有所感发而兴起焉。嘉庆己卯夏六月，莫绍德谨记。”【37, 叶四十五】

在那之后，此札作于万历元年或神宗初年就成了定论：

“万历元年癸酉：公六十一岁。二月，公上吕调阳大学士书云：‘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谅之。案：太岳为张居正，吕调阳会试总裁，居正以子托之。当时物议沸腾，公上书直言其事，不激不随，词严义正，可以隐杜阴谋，寒权臣胆。”【51, p.383】

“按照封建科举制度的规定，三年一试。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朝廷举行会试，由大学士兼太子太保吕调阳任主考官。……闲居在距京城数千里之外的海瑞，对科场上的腐败风气，既忧虑又气愤，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他在会试将临之际，毅然决然地给会试主考官吕调阳写了封信。”【39, pp.186-187】

“一五七三年（万历元年），海瑞六十岁。......大学士吕调阳主持次年会试。张居正子当应试。海瑞得知便上书吕调阳，希望他‘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义正词严，不激不亢。张居正以此忌恨海瑞。”【40, p.26】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的长子敬修，是这一年的癸酉科举人，将参加次年甲戌科会试。朝廷任命大学士吕调阳为会试总篆。海瑞知道这个消息，给吕调阳写了一封信。”【41, p.96】

“公元1573年 癸酉 明神宗万历元年 海瑞61岁，在琼山闲居。……春，大学士吕调阳主持会试，张居正之子应试，特托吕调阳关照，一时舆论哗然。二月，海瑞有《与吕调阳书》：‘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循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亮之。’‘太岳’即张居正；‘以私干公’，意为以私事干予公事。”【42, p.60】

“万历元年二月，为京师会试之期。张居正以子托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一时物议沸腾。海瑞闻之，立即上书吕调阳，曰：‘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按：即张居正），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于公也。惟公谅之。’②时，神宗登极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则因这事得罪了张居正而不得出山。”【43, p.1616】

实际上，连被方舟子抄袭的另一个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怀效锋（下详）——，也是这么说的：

“万历元年，张居正之子张敬修准备会试，张居正怕儿子不能中举，便与当时主考官吕调阳说情，希望吕能给儿子有所方便。海瑞知道此事后,给吕调阳写信说：‘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亦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循太岳。’①他公然点名道姓挤轧张居正，自然招来了张居正的忌恨。”【44, pp.209-210】

事实是，吕调阳只在万历二年出任过会试主考官（总篆、总裁）——三年前的会试主考官是张居正，吕任副手【45】——，因此海瑞在万历元年（或二年）就会试问题给他写信，才合乎情理。实际上，蒋星煜本人后来在判断这个短札的真伪时也说过这样的话：

“明代隆庆五年（1571）、万历二年（1574）的两次会试, 这位豫所老先生（吕调阳）都是主考大人，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懋修、张嗣修均曾应考而高中魁元。海瑞一生嫉恶如仇, 最恨营私舞弊，写这封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46】

由此可知，海瑞给吕调阳写那封信，与后者出任会试主考官一职有着直接的关系。否则的话，如蒋星煜所说，万历五年的会试主考官“是张居正最亲信的张四维”，而一个退休的“老干部”却对着一个“形同摆设”、连张居正丁忧都“不敢担当首辅重任”——这是方舟子说的话【26】——的次辅吕调阳“旁敲侧击，提醒他不要徇私舞弊”，那岂不相当于当众碰瓷？遗憾的是，在2008年版的《海瑞》中，蒋星煜仍旧保留了这个错误【47, pp.110-111】，以及其他许多此类错误。

那么，蒋星煜为什么说那封信作于“万历五年”呢？可能的原因就是，他被莫绍德那篇按语中的“其子嗣修将就试南宫”这句话所误导，因为张嗣修乃是张居正的次子，他确实在万历五年成为榜眼；而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在万历二年参加会试，却名落孙山。这是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它曾被方舟子在写作《张居正二三事》时抄袭【1】——中的话：

“敬修是万历元年癸酉科举人，次年甲戌科会试下第。据说居正因此大为生气，甲戌科不选庶吉士，便是敬修下第底结果。万历四年丙子科乡试，懋修失败，（见《示季子懋修》）所以五年丁丑科会试，只有敬修、嗣修同到北京就试。这次敬修依旧落第，嗣修原定二甲第一人，神宗拔为一甲第二人及第。”【48, p.252】

至于方舟子为什么要在触目皆是的“万历元年”之中，独独选中蒋星煜的“万历五年”这个问题，我将在本文的下篇予以讨论。

2、“以私干公道”

其实，方舟子不仅是一个文贼加文痞，他还是一个文盲——所以我称他是“三文男”【1】——，而就在抄录海瑞的短札之际，方舟子露出了自己的文盲马脚。

如果仔细比较方舟子和蒋星煜抄录的海瑞短札，你就会发现，方文多出了一个字，即把蒋文中的“必不以私干公也”抄成了“必不以私干公道也”。事实是，“以私干公”乃是一句成语，早在宋代就有“某贫不给，以私干公，过实自某，公何辜焉？”这样的话【49】；在明嘉靖年间的一块石碑上，还有“风节愈凛，人不敢以私干公，慎不以私假人”这样的文字【50】。而在这个成语之后加上一个“道”字，则不仅仅是画蛇添足，而且还导致词不达意。在古代汉语中，“公道”有三个意思：“至公至正之道”、“公路”、“公平”。【51, p.169】所以海瑞要吕调阳“以公道自持”、希望张居正“以公道自守”，两人都不要以私人关系和利益干预公务（或公事）。

事实是，莫绍德见过海瑞的真迹【37, 叶四十五】，蒋星煜也见过该札的石刻【46】，因此，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抄录那57个字时，不约而同地都把那个“道”字给漏掉——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而根据崇祯末年刻印的《翰海》一书——蒋星煜显然未曾见过那本书，所以他才会以该札仅出现在莫绍德的发现之后为由，提出该札的“可靠性”问题【46】——，该札也确实没有第三个“道”字。【52】实际上，在方舟子发表《海瑞二三事》之前，把那句话抄成“必不以私干公道也”的书籍，我只能找到两本，它们都是通俗读物，但其中一个明说该札作于“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53】，另一个虽然没有明说年份，但却说“海瑞竟给主持这次会试的大学士吕调阳写信”【54】，因此均排除了“万历五年”的可能性，因为如上所述，吕调阳一生只在万历二年主持过会试。这也证明，方舟子犯下“万历五年”这个错误不大可能是出于无知，而是蓄意的。

3、“钦差大臣应天十府的巡抚”

《海瑞二三事》的第二段话大意是说，海瑞虽然科场失意，但却官运亨通，从一名小小的县学教官，“一步步往上爬，竟当过总管江南鱼米之乡的钦差大臣应天十府的巡抚，” 而他之所以会那么走运，又完全是他自己争取来的，因为他在嘉靖四十五年上演了一出“海瑞骂皇帝”大戏，因此一举成名——这是其原话：

“海瑞自己却不是进士出身。他在嘉靖二十八年（公元一五四九年）中了乡举之后，会试落第，就未再参加会试，而以举人出身踏上仕途。明朝对官僚的出身极其看重，举人只能做做小官，非进士出身万难挤入高层。海瑞从福建南平县的儒学教谕开始做起，一步步往上爬，竟当过总管江南鱼米之乡的钦差大臣应天十府的巡抚，最后又死在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的任上，追赠太子少保，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27】

事实是，“海瑞骂皇帝”乃是《海瑞二三事》的第一大戏，方舟子花了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对之进行渲染和歪曲，其目的就是要把它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演员”海瑞在闲得无聊之际，为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场大戏——关于这一点，详见下篇。此时，我们先讨论他的“钦差大臣应天十府的巡抚”这个笑话的来历。而之所以说它是个笑话，乃是因为明人敖英在其《东谷赘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或问方面官，有称钦差不称钦差者，何也？子曰：国初设官分职，咸有定额。往莅职掌者领部檄焉，皆不领敕，不称钦差。其后因事繁难，添设职掌，按察司如提学屯田兵备边备巡海抚民之类，察院如清军巡茶巡盐巡关之类，都察院如巡抚巡视总督河道总督漕运提督总制军务之类，皆领专敕，各于职衔上加钦差二字。于此以见前项职司俱出自朝廷处分，非吏部专擅也。”【55】

也就是因为如此，有人断言：“明代只有钦差某某职衔之称，而没有‘钦差大臣’的职称。”【56】

其实，明代确有“钦差大臣”这个称呼。【57, p.3823】只不过是，这四个字中的“大臣”乃是“某某职衔”的代称、统称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应该或者说海瑞是“钦差大臣”，或者说他是“钦差应天十府的巡抚”，而不能说他是“钦差大臣应天十府的巡抚”。

那么，方舟子的这个笑话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来自蒋星煜。原来，蒋星煜说过“一五六九年（隆庆三年）六月，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这样的话【13, p.57】，这本来没有错，但他后来又说“因为他做过钦差大臣的应天巡抚”这样的话【13, p.92】。而我早就发现，方舟子有个“顺杆爬”的秉性，即在看到某人的某个独特的观点之后，他就会“不禁忍俊不禁”——这是语文状元方舟子的注册商标【58】——地将之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彰显自己确实是一个“一等一的全才”——这是新华社记者、方舟科邪教三思科学帮大姐大王艳红送给方舟子的谥号【59】。例如，在“乱侃明史”之际，他就曾根据吴晗说过“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这句话，做出了这样的断言：在朱元璋以前，皇帝与大臣之间是“相亲相敬的准朋友关系”。【15】而在1997年，方舟子的这个“顺杆爬”秉性多次发作，给海瑞扣上了“钦差大臣应天十府的巡抚”这顶大帽子只是其中之一，其目的就是要凸显“不是进士出身”的海瑞“一步步往上爬”的功夫是多么的“绝无仅有”。

4、“嘉靖四十五年”

紧接着“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方舟子写道：

“他的仕途的转折点，是嘉靖四十五年的‘骂皇帝’事件。在两年前，海瑞从兴国县知县任上上调进京，在户部云南司任主事。名为主事，其实什么事也不用操心，大事有尚书、侍郎在管，小事有吏在做，无所事事了两年之后，他给嘉靖皇帝世宗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27】

关于“海瑞骂皇帝”的时间问题，早在清朝末年问世的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就以说得十分清楚，发生在“四十四年乙丑”十月。【51, p.342】而明史专家张德信在其《明史海瑞传校注》一书中还曾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过辨证：

“海瑞上《治安疏》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海瑞《乞终养疏》说是嘉靖‘四十四年十月内。’张廷玉《明史·海瑞传》据《明实录》断在‘嘉靖四十五年二月。’而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又定在嘉靖‘乙丑（四十四年）冬十二月。’三说中，当以海瑞所述年代为确实。因为从《明实录》行文看，有‘留中数月’语。此足以说明海瑞上疏后，世宗皇帝‘再三读之，为感动太息。’而到他‘有疾烦懑’，才下诏逮捕海瑞，同时将《治安疏》公之于众。而史官记载此事的时间，也以《治安疏》公布的时间为准。所谓‘数月’，当指嘉靖四十四年十月至四十五年二月。谈迁《国榷》卷六四嘉靖四十五年二月癸亥（一日）条下载：‘户部主事海瑞下锦衣卫狱。先是去年十月，瑞上言……。’与海瑞叙述的上疏时间相吻合，亦符合历史实际。”【60, p.104】

早在“乱侃明史”时代，方舟子就曾冒充“明史专家”吹捧《国榷》“史料价值极高，堪称信史”、“向来为治明史者所必读”【61】、是“震烁千古的主流史书”【62】。但显然，在编攒《海瑞二三事》时，他或者不看《国榷》，或者是看了，但却拒绝被其“震烁”。

同样，方舟子还曾这样吹捧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该书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由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天地。”【62】

而就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说，海瑞上《治安疏》发生在1565年——即嘉靖四十四年——的“阳历十一月”。【64, p.138】

既然如此，方舟子为什么非要信誓旦旦地宣称“海瑞骂皇帝”发生在嘉靖四十五年呢？答曰：他显然是被蒋星煜误导，因为在蒋氏《海瑞》中，就有“他于一五六六年（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这样的话。【13, p.39】这个错误也被蒋星煜一直保留了下来。【47, p.43】

实际上，方舟子之所以敢说海瑞在户部主事任上“无所事事”，就是在抄袭黄仁宇的这段话：

“户部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⑾”【64, pp.137-138】

黄仁宇的注释⑾是：“《明史》卷72页743、卷225页2595；《大明会典》卷14，页1；Taxation页16、266-267、293。”【64, pp.161】

笔者分别查阅了这六条文献，发现其中只有一条，即“《明史》卷225”的《王国光传》与“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有关：

“户部十三司，自弘治来，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员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给，则委之吏胥，弊益滋。国光尽令入署，职务得修举。”【65, p.5913】

但是，在“《明史》卷72”，还有户部在“宣德以后增设云南司主事七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福建、河南、山西七司主事各二人，山东、四川、贵州三司主事各一人”这样的话。【65, pp.1739-1740】所以，即使海瑞真的在户部云南司“无所事事”，其原因也更可能是“人多事少”、“人浮于事”，而不大可能是由于“大事有尚书、侍郎在管，小事有吏在做”，因为根据《王国光传》，司内“惟郎中一人治事”，即“事”全都压在了郎中（司长）一人身上，与部级官员尚书、侍郎连边儿都沾不上。

5、“只字未谈本职工作”

在编造了海瑞在京两年“无所事事”这个谣言之后，方舟子写道：

“在这封空前绝後的奏疏中，海瑞只字未谈本职工作，从头到尾只是在攻击世宗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父子分离不是个好父亲，乃至夫妻分居不是个好丈夫，‘盖天下不直陛下久矣！’，一个大臣上奏疏告诉皇帝说天下人早就认为你不配当皇帝，可真够骇人听闻的了。”【27】

方舟子说海瑞在《治安疏》中“只字未谈本职工作”，说明他根本就不曾读过“这封空前绝後的奏疏”。事实是，海瑞在疏中四次提及“户部”，除了开篇的那个用来介绍自己的身份外，其余的三个都涉及他的“本职工作”：

“兴宫室，工部极力经营；取香觅宝，户部差求四出。”【66, p.218】

“梁材守官守道，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66, p.220】

“上之内仓内库，下之户工部光禄寺诸厂藏段绢、粮料、珠宝、器用、木材诸物，多而积于无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66, p.220】

方舟子未曾读过《治安疏》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他说该疏“从头到尾只是在攻击世宗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父子分离不是个好父亲，乃至夫妻分居不是个好丈夫”。事实是，贯穿那篇三千余字奏疏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批评嘉靖“一意修玄”、“一意玄修”、“建醮修斋”——用海瑞自己的话说就是：“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66, p.219】所以，张德信说：

“海瑞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期间，为嘉靖皇帝深居西苑，日事玄修，求长生不死，不见大臣，不理朝政，内忧外患继之而起的社会现实感到极大的忧虑。故而‘以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这就是轰动朝野的‘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的《治安疏》。”【60, p.9】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极端无知之徒，才能将《治安疏》总结成“攻击世宗屠戮大臣、父子分离、夫妻分居”。实际上，连被方舟子抄袭的张显清都说，“论述嘉靖皇帝修仙误国”是海瑞该疏的“核心内容。”【67, p.93】

实际上，一个人再怎么无知，他也不可能对一篇自己从未读过的文章妄下断言，因为那与朝天泼粪相似，它只会导致自己被粪水淋得一身恶臭。那么，方舟子他的无知断言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蒋星煜的《海瑞》中，有这样一段话：

“海瑞根据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即‘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了一下朱厚熜，得出了下面的结论：随心所欲地杀害、谩骂和怀疑臣僚，君臣的关系很不正常；自己亲生的儿子不让见面，违背了父子亲近的天性，和皇后分开居住，躲在西苑炼丹，失去了夫妇恩爱的人之常情，‘三纲’统统都谈不上。”【13, p.40】

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写《海瑞二三事》时，就是通过“东抄西凑”——这是“文抄公”方舟子的不打自招【68】——来拼凑构陷海瑞的“证据”。他不知道的是，“海瑞根据三纲来衡量朱厚熜”，是在总结嘉靖帝玄修所造成的恶果，而不是指出他玄修的病因——这是其原话：

“陛下则锐情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修玄。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66, p.218】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方舟子至今也不曾读过上面这些文字——以其半文盲的根底来判断，他也根本就读不懂。

6、“室如是罄”

其实，方舟子在《海瑞二三事》第二段话中闹出的最大笑话，就是他列在第二段末尾的那条引文：

“然而还有更激烈的话，为《明史》所不敢录，虽然一篇《海瑞传》，有一半的篇幅倒用于抄这封奏疏：

“‘今赋役烦增，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是罄，十余年来，天下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27】

方舟子不是刚刚指责海瑞在“骂皇帝”时，绝口不提“本职工作”吗？而方舟子摘出的这条引文恰恰证明，海瑞确实谈了“本职工作”，因为所谓户部，就是今天的财务部、税务部——“赋役”就是户部的“本职工作。”不过，方舟子的这类失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它连笑话都算不上。方舟子闹出的最大笑话，就藏在他抄来的那两句引文中——第一句话只有29个字，但方舟子却抄出了三个错误。

原来，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藏海瑞自刻本【69】、四库全书抄本【70】、《海南丛书》排印本【71】，那29个字全都是这样的：

“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69, p.30】【70, p.1286-6】【71, p.7】

也就是因为如此，海瑞文集的权威或流行版本，如中华书局版《海瑞集》【66, p.218】、台湾《海忠介公全集》辑印委员会编印的《海忠介公全集》【72, p.75】，海南出版社的《海南先贤诗文丛刊·海瑞集》【73, p.116】也都是那么印的。与之相比较，方舟子的引文出现的三个错误是：

第一，“赋役增常”被他抄成“赋役烦增”；

第二，“室如悬磬”被他抄成“室如是罄”；

第三，“十余年来极矣”被他抄成“十余年来，天下极矣”。

好笑的是，在2000年出版的《方舟在线》中——该书经“科学文化人”刘华杰的强力推荐【74-75】、被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苏青以方舟子“是个理性的科学主义者”为由选中【76】，显然未经过文史专业编辑的审核就按照方舟子的网文帖子排版付印——，那29个字一如其旧【32, p.342】。可是，在2004年出版的《江山无限》中——该书由福建省最知名的书贩子、方舟科邪教头号奸商许志强推荐，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但由一位专业水平颇高的编辑出任责编，他从书稿中发现了文史方面的低级错误一百多处，并因此把方舟子“当成小学生训斥！”，结果惨遭方舟子“打假”【77】——，上面那三个错误全都被“改正”，只不过“磬”字仍被排印为“罄”字【33, p.23】。显然，这些“改正”是那位责编动的手脚。可是，在其大张旗鼓地“打假”那位编辑的檄文中，方舟子一边大骂那位编辑“以屠杀知识产儿为乐”、诅咒他“下地狱”，一边却对那位编辑做出的上述重大改动不仅装聋作哑，还要装瞎【78-79】——这相当于他认栽了。果然，几个月后，方舟子摆出“打假斗士”的架势宣布：“装聋作哑其实是一切造假者在事情败露后的最后一招。”【80】

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打假斗士”吗？

问题是，方舟子的错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抄来的。这是蒋星煜抄录的那两句引文：

“今赋役烦增，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天下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13, p.42】【47, p.46】

看到方舟子的引文与蒋星煜的引文几乎一模一样了吗？而之所以说是“几乎”，就是因为，方舟子在盗文之际，照例要自作聪明地制造出几个“细微差别”【81】，以备将来东窗事发后，可以用于狡辩、自辩。所以，他在“之曰”后面加了一个冒号，并且将句尾的句号挪到了单引号的里面。只不过是，方舟子在自作聪明之际，不小心又搞出了一个更大的笑话，即把蒋星煜的“悬罄”抄成了“是罄”。根据《辞源》，“悬磬”或“悬罄”的意思是“形容空无所有，喻极贫”。【51, p.638】请问方状元：“是罄”有什么典故啊？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半文盲，还敢嘲笑海瑞“却不是进士出身。”

更好笑的是，2006年，方舟子把这篇文章放到了他的新浪博客，上面那29个字又变成了这样：

“今赋役烦增，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亲磬，十余年来极矣！”【82, p.139】

在打响“寒战”之后，为了卖弄自己的“语文状元”、“文史畸才”资本以恐吓“文傻”兼“文盲”韩寒及其粉丝，方舟子先后出版了《我的两个世界》和《方舟子自选集》，其中都收有《人生舞台上的海瑞》一文。而上面那句话，前两个错误都是“闽人民”编辑的修正版，但第三个错误中的那个“天下”二字，却又被他塞了回去，变成“十余年来天下极矣！”【34, p.23】【35, p.312】——即把蒋星煜的那个逗号删去了。且不说那个“天下”与下一句开头的“天下”距离太近而显得十分饶舌拗口，仅说其含义：“室如悬罄，十余年来极矣”本来就是“家家皆净，日甚一日，至今尤甚”的意思，加上那个“天下”，就是典型的“冗词”——所以我说他是“文盲”。可以断言，方舟子至今也没搞明白那句话的“真相”到底是啥样。

那么，蒋星煜的引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虽然方舟子将万历十年称为“中国一下子从辉煌灿烂的顶点跌入了黑暗不幸的深渊”的“重要转折点”【18】，但专业学者却说，“学术界完全了解，晚明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出版业的空前发达是这种繁荣的表征之一”【83】。确实，明末印刷出版业盛行，刻印名人的名文、名著，乃是一门大生意。例如，在“重要转折点”之后四十多年，一本题为《明文奇赏》的文集得以问世，而海瑞的《治安疏》就被以《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为题收入该书第二十七卷，其中，就有蒋星煜的那段引文。【84】几年后，另一部题为《昭代经济言》的书问世，海瑞的《治安疏》以《直言天下第一事（全）》为题成为该书卷十三的第一篇。【85, p.269】虽然标题略有不同，但上面提到的那29个字，却与《名文奇赏》中一模一样。【85, p.270】据蒋星煜自己说，他看到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就来自《昭代经济言》。【13, p.42】好笑的是，在《海瑞·后记》中，蒋星煜是这样解释其引文来源的：

“海瑞的文集我所引用的有《海刚峰先生文集》、《丘海二公文集合编》、天启梁氏刻十二卷本《海忠介公全集》三种，在本书注释引文出处时，我一般都用流传最广的《海刚峰先生文集》，这样读者要查考起来，就比较方便了。凡是《海刚峰先生文集》未收而《丘海二公文集合编》已收的，则注《丘海二公文集合编》。因为天启刻十二卷本《海忠介公全集》是明版善本书，不易见到，因此只有此书特有的文章，我才以此书作注。”【13, pp.133-134】

事实是，除《海刚峰先生文集》【86】未收《治安疏》外，其余两书都收录该疏。而在这两本书中，那29个字与前面提到的“权威版本”一模一样。【87, 海忠介公集卷之一叶六】【88, 卷二叶三】换句话说就是，蒋星煜本人被“商务”出版物所误导而引入了“异文”；他也因此为后世文贼挖下了一个大坑，结果导致方舟子在被“闽人民”编辑抓住手脖子时，宁肯认栽，也不敢反抗，但其贼性不改，时过境迁之后，他仍旧妄图恢复自己的“声誉”。

文贼偷文，文盲出丑，文痞认栽——人生舞台上的“三文男”

在1979年出版的《海瑞》一书中，作者蒋星煜引用了海瑞《治安疏》中的两句话，其中第一句话（黄色标记）显然来自二道手版本，与权威版本文字存在三处显著差异（红色圆圈标记）。1997年，为了构陷海瑞，方舟子在网上发表《海瑞二三事》一文，其中也引用了海瑞的那两句话，第一句除了把“悬”字误抄成“是”字外，其余文字与蒋星煜的引文一模一样。方舟子的这篇网文在2000年被原封不动地以《人生舞台上的海瑞》为题收入《方舟在线》一书。2004年，应福建省最知名的个体书贩子许志强的要求，福建人民出版社给毫无文史训练的方舟子出版了一本文史文集，即《江山无限》，为该社《春秋文丛》第二辑之一种。该书的文章大多经过编辑的修正，而该编辑也因此遭到文痞方舟子的毒打。但是，在《人生舞台上的海瑞》中，那句引文却恢复到了与权威版本一致——除了“磬”字外。方舟子当时连标点符号的改动都要与该编辑一争高下，但对这一系列重大改动一声都没敢吭。2013年，方粉们出钱给方舟子出版了一本《方舟子自选集》，因为其中错误百出，方舟子逼迫那些方粉换了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而上面那句话中的三处闽人民编辑的改动，被方舟子保留了两处，第三处的“天下”二字又被方舟子塞了回去。

7、“为《明史》所不敢录”

方舟子在上面那93个字中闹出的另一个笑话就是，他说《明史·海瑞传》虽然花了一半的篇幅用于抄录《治安疏》，但却因为海瑞骂皇帝太过狂野而不敢收录其中的某些文字。

事实是，早在1993年“乱侃明史”之际，方舟子就曾摆出一副“明史权威”的架势告诉读者，《明史》在“雍正元年，全稿修成，称为《明史稿》”、“第二年，雍正任命张廷玉为总裁，对《明史稿》再加修订，直至乾隆四年（1739），才最后定稿。”【61】既然《明史》是清人修的前朝史书，他们为什么会“不敢”收录前朝官员骂前朝皇帝的话呢？那不更能证明关外满清入主中原是名正言顺、救人民于水火吗？

那么，方舟子的奇谈怪论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呢？

原来，1959年，吴晗以刘勉之这个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所载治安疏，是经过修史的人的删节的，例如他骂嘉靖最厉害的几句话：‘如今赋役增于平常，到处如此，陛下破产礼佛，一天比一天厉害，弄到家里光光的，这十几年来闹到极点。天下人民就用你改元的年号“嘉靖”，取这两个字音说，嘉靖就是家家皆净，没有财用也。’这大概是修史的人要替皇帝回护，万一老百姓都拿年号的同音字来讽刺，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呢。”【89】

也就是说，吴晗所说，只是他的猜测；并且，他也仅以为犯忌讳的是“拿年号的同音字来讽刺，”而已。可无知的方舟子竟然因此而浮想联翩，以为“《明史》所不敢录”的另一半都是如此这般的“谩骂”，真是可笑之至。事实是，《治安疏》全文三千余字，《明史·海瑞传》将之缩写到一千余字，基本上就是本着“去粗取精”的精神，哪有什么“不敢”？如果真的“不敢”，他们大可不必摘录那么多字。确实，很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猜想有些过头，吴晗后来对自己的猜测做了如下改动：

“这样大胆直接骂皇帝的话，不仅嘉靖当了几十年皇帝没有听见过，就是从各朝各代的古书上也很难找到。但却句句刺痛了他的要害，嘉靖又气又恼，十分冒火。”【90】

这相当于吴晗提前抽了方文贼一记耳光。

8、“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

《海瑞二三事》的第三段话是说，嘉靖帝在明朝皇帝中本来不算太糟，但在被海瑞骂过后，他却变成了明朝最著名的昏君。而海瑞的“骂街”式进谏，连中国最著名的明君唐太宗都不大可能接受。这是方舟子接下来的话：

“据说世宗读了这封奏疏后，气得全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逃跑了。旁边的一位宦官劝他说：这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上奏疏之前已告别了家眷，遣散了仆人，连棺材都准备好了，不象会逃跑的样子。实际上在两年前海瑞进京前就把家眷都送回了琼州故乡，不可能在这时候又来告别家眷，这或者是这位宦官编造了一番话为海瑞求情，或者这整个戏剧性的一幕，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虽然被一本正经写进了正史，但中国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实和小说不分。”【27】

方舟子说的这一套，又是抄自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⒁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64, p.139】

黄仁宇的注释⒁是：

“此宦官为黄锦，文见《明史》卷226页2603，《海瑞集》页526、558。又参见后者页539、649。当日海瑞家眷在海南岛。是以黄锦所云，或为替海瑞求情，或则全部故事出于杜撰。嘉靖因海瑞奏疏而激动，见《明史》卷226页2603，《海瑞集》页558、588，《国朝献征录》卷64页29、33。”【64, p.161】

也就是说，在刚刚偷了吴晗的猜想之后，方舟子马上又偷黄仁宇的猜想——“是以黄锦所云，或为替海瑞求情，或则全部故事出于杜撰”——都偷了过来。实际上，按照《明史·海瑞传》，宦官黄锦说的是海瑞“市一棺，诀妻子”。【65, p.5930】“诀妻子”就是与妻子诀别，它既可以是当面诉说，也可以通过书信来完成——实际上，张德信就是这么说的：

“海瑞明知道，上疏后必然招致无穷的祸患。‘这又有什么呢？典籍里视死如归的有为之士，不是屡见不鲜吗？只要对朝廷有利，对百姓有益，即便是死，也在所不辞！’于是，他觉得有必要把身后的事料理一下，作个妥善的安排。悬在心上的第一件事，是给老夫人写一封信，谈谈忠孝不能两全的道理，敬请老夫人善自保重，并嘱咐妻子好好服侍老夫人，好好抚育孩儿。”【39, p.100】

而黄仁宇将“诀别”译成“召集家人诀别”，显然意在“当面话别”，结果误导了不读——也读不懂——古书的方舟子，所以他一再把“诀别”说成是“告别”；并且，趁机朝着中国的史书吐了一口浓痰。实际上，就在那之前四年，方舟子还曾宣称《明史》“向来为治明史者所必读”，说它的“最大毛病是有意隐没事实”【61】，而没敢说它编造瞎话。

9、“公是疏一出”

在抄袭完黄仁宇之后，方舟子回过头来接着抄袭蒋星煜。这是《海瑞二三事》的第四段话：

“海瑞没有家眷可告别，但上了奏疏之后，倒是去找过同乡王宏海托付后事，可见他自己也明白上这样的奏疏，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并不能让皇帝幡然改悔。既然如此，又何必干这种无成效的蠢事呢？用后来神宗评言官们的话说，这是‘讪上卖直’，以诽谤皇上来卖弄自己的正直。果然，‘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者。’（《刚峰海公行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举人出身的小官僚，一夜之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真可谓一骂成名天下知了。”【27】

这是蒋星煜的相应文字：

“海瑞把奏疏递上去以后,觉得很轻松愉快。他想得很周到，觉得自己身后之事也应该先布置一下，就到玉堂公署去找同乡王宏诲①。王宏诲是琼州府定安县人，一五六五年（嘉靖四十四年）中进士，选的庶吉士，著作很多，是海瑞最亲近的朋友，彼此无话不谈。海瑞找到了王宏诲，把自己的全部积蓄二十两银子交给他，把身后之事一一拜托，王宏诲觉得海瑞今天有些失常，追问之下，海瑞才把奏疏的底稿拿出来，王宏诲看了以后才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发楞了。海瑞倒好象心上没有事了，和王宏诲喝起酒来，畅谈了不少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最后海瑞又激动起来，慨叹道：‘现在医国的，只有一味药，那就是甜津津的甘草。现在人们的处世也只有一套办法，那就是虚伪和因循敷衍。’海瑞回到家里自己先买了棺材，把童仆们遣散了，和家属也逐一告别，准备随时随地被捕或被处死。

“在当时，政治局势在表面上看来还是平静的，海瑞的上疏无异在一池死水中引起了一个大波澜。稍有正义感的人无不钦佩海瑞的见识和胆量。正如梁云龙所说：‘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者。’①”【13, pp.43-44】

看到方舟子把蒋星煜的“王宏诲”抄成“王宏海”了吗？实际上，中华书局版《海瑞集》就收有“王弘诲”的《海忠介公传》，其署名上注“同郡”，下注“安定人，明礼部尚书”。【66, p.530】由此可知，在构陷海瑞之时，方舟子对海瑞的无知程度简直就是骇人听闻。

不过，方舟子在上面这段话中露出的最大马脚就是，他抄录的“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者”这31个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们竟然与蒋星煜的引文一模一样，连标点符号都丝毫不差。而这之所以可怪，就在于，对古代汉语缺乏深度了解之人，一般会以为“海内外”是一个词组，因此会把“薄海”后面的那个逗号移到“内外”之后。【66, p.539】【91-92】而中国最著名的语文伪状元方舟子的最大特点就是“薄学多财”，其骗钱的“本事”足以让世人目瞪口呆，但他的古代汉语水平则低得匪夷所思【14】，很可能还不如被他屡次嘲笑为“半文盲”【93-94】的高中辍学生罗永浩。如果不是照抄蒋星煜，他怎么可能知道把逗号放在“薄海”之后、“内外”之前呢？

其实，就算方舟子敢于狡辩，说他知道“薄海”乃是“接近海边”【51, p.1476】之意，他也洗不清抄袭蒋星煜的嫌疑，因为他在抄袭之际，又犯下了一系列“技术性错误”，即“抄袭铁证”。

原来，所谓“刚峰海公行状”，其作者名叫梁云龙（1528-1606），他和王弘诲一样，也是海瑞的海南老乡，也是海瑞的同时代人，也在明朝做大官——实际上，他与海瑞还有亲戚关系，是“海瑞母亲谢氏的至亲”【13, p.136】或“海瑞侄女的儿子”【95】。梁云龙的《海瑞传》，最初的标题很可能是《海公行状》【69, p.1】或《海忠介公行状》【96, p.34】。所以，康熙年间问世的《丘海二公文集》中的《海忠介公集》就以《海忠介公行状》为题刊刻了这篇文章。【87,  海忠介公集卷之一传叶一至叶九。】同样，中华书局的《海瑞集》也以这个标题收录此文。【66, pp.533-545】但是，在有些海瑞文集中，如在明万历年间问世的《海刚峰文集》（又名《海刚峰先生文集》）中，该文被改题为《资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忠介刚峰海公行状》。【86, 卷下叶六十一至叶七十六】而更有些刻本，如天启六年梁氏刻本《海忠介公全集》【88, 卷十二叶十六至叶三十五】和四库全书版《备忘集》【70】，在那个本来就已经超长的标题上又加了“明故”二字。也就是因为标题太长，所以有人将之缩写为《忠介刚峰海公行状》【97-98】，而蒋星煜则将之缩写为《刚峰海公行状》，据其《后记》，他参考的应该就是《海刚峰先生文集》。【13, p.133】而无论是什么标题，也不论是哪个版本，被蒋星煜和方舟子放在引号里的那句话却全都一模一样（《丘海二公文集》中没有那句话）：

“公是疏出一日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也者。” 【66, p.539】【69, p.539】【70, p.1286-223】【91-92】【96, p.41】

与蒋星煜、方舟子二人的引文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如下三个差异：

第一，蒋、方二人都在“公是疏出”中插入了“一”字；

第二，蒋、方二人都将“一日而直声震天下”中的“一日”删去；

第三，蒋、方二人都将“海主事也者”中的“也”字删去。

上面刚刚提到，方舟子曾在一句只有29个字的话中，与年龄长他47岁、人生经历、专业素养与他迥然不同的蒋星煜一样，抄出了三个完全相同的错误。而上面这句话，原文只有33个字，但他们二人却又犯下了三个完全相同的错误。这样的“巧合”，其机率大致相当于蒋星煜在1979年从上海的家中抛出一枚双黄鸡蛋，它飘洋过海，在十八年后不偏不倚地落入正在美国加州寓所苦思冥想如何放弃科学研究、改行以文贼文痞为生的方舟子的煎锅中，并且自动变成了一个双黄煎蛋。请问方舟子：你的《刚峰海公行状》来自哪本书、什么版本啊？

好笑的是，在《江山无限》中，上面那33个字，又变成了下面这25个字：

“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32, p.23】

也就是说，方状元至少曾看过两个不同版本的《刚峰海公行状》，但你就是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他也不会告诉你他抄的到底是哪本书。

10、“特务跟踪”

《海瑞二三事》第五段话的第一句是这样的：

“世宗虽然大叫‘快去把他抓来’，却并不相信一区区主事敢上这样的奏疏，还想放长线钓大鱼钓出幕后的黑手，派特务跟踪海瑞跟踪了一段时间，实在摸不出别人，才把他抓进了锦衣卫让刑部问罪定刑。”【27】

这是蒋星煜的相应文字：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特务最横行的一个封建皇朝，锦衣卫和宦官主持的东西厂便是当时特务机关的中心，这一批特务的工作是镇压人民的反抗和监视或暗害对皇帝不满的臣僚。朱厚熜很重用锦衣卫和东厂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虽然没有立刻把海瑞逮捕，却派了人在暗中跟随着他，想调查出海瑞的同谋之人，予以一网打尽。海瑞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来报告朱厚熜，因此官员们遇见海瑞便远远避开，以免自己受牵累①。这样拖了一个短时期，最后朱厚熜还是把海瑞交给锦衣卫严刑逼讯，问成了死罪。”【13, pp.44-45】

蒋文的注①是：“同治冯端本跋本《海忠介公集》卷首何乔远《海忠介公传》。”

其实，“同治冯端本跋本《海忠介公集》”远没有何乔远（1558-1632）本人的《名山藏》更容易找到，所以吴晗在引用“何乔远《海忠介公传》”时，明指该文源自该书。【89】而在大批“海瑞罢官”的1965年，南京图书馆和江苏省文联资料室更是把何乔远《海忠介公传》从《名山藏》中抽出，与其他相关文献汇集成册，以《有关海瑞的史料》为题内部发行。而不论是什么版本的“何乔远《海忠介公传》”，其中只有这么一句话与蒋星煜所述相关：

“帝密访，外谁与瑞同商者。同官见瑞，皆避去。”【73, p.22】【99-100】

而就是根据这17个字，蒋星煜将之敷衍成了172个字，然后它们又被文抄公方舟子缩减成81个字。

其实，何乔远的那句话很可能源自梁云龙的“刚峰海公行状”，因为其中就有这样一句话：

“疏入为乙丑冬十二月，逾年丙寅，数月不下，时有厂卫人在公左右，侦食息暨所如往，而公则终日孑孑然，无所顾畏。”【66, p.540】

而根据张德信的《海瑞》一书，海瑞撰写《治安疏》的缘由，除了自己在京城的所见所闻外，就是与其下属何以尚的交谈。【39, pp.92-97】在上疏之前，海瑞又向同乡王弘诲交代了后事。【39, pp.101-103】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受到海瑞上疏事件的牵连——何以尚后来入狱，乃是他自找的——《明史》曰：“户部司务何以尚者，揣帝无杀瑞意，疏请释之。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65, p.5931】

问题是，为什么嘉靖的特务如此无能，连与海瑞过从甚密的那两个人都没有抓到呢？原来，按照《明史》的记载，抓海瑞与追究海瑞同谋的先后顺序是这样的：“遂逮瑞下诏狱，究主使者。”【65, pp.5930-5931】确实，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锦衣卫的介入，只与何以尚有关：

“户部司务何以尚疏请宽宥建言主事海瑞。上览其疏大怒，诏锦衣卫杖之百下。镇抚司狱昼夜用刑锢禁，不许罔上行私。因命出给事中沈束于狱，发为民。按以尚揣知上无重罪海瑞意，故欲姑之以为名。疏中所言谬悠竦诞，无可采者。又自叙奉购买龙涎香，以供上敬事玄修之用。今已得四十两云。是又欲以诡道希合为自解之地。惟上圣明，深烛其奸，故重谴之如此。”【57, p.9026】

揆之相关史实，官史、正史明显要比野史更可信。实际上，连专门研究“明代特务政治”的丁易都没有提到海瑞被特务跟踪这码事儿。【101】而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在前四章每章都提及特务，偏偏到海瑞这一章却对特务只字不提。方舟子不是吹捧黄仁宇“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能力的‘通史’之才”【63】吗？他怎么连一个“文史畸才”都不如？

除了“特务跟踪”这个子虚乌有的情节外，蒋、方二人编造的另一个故事就是，海瑞之所以被下狱，乃是因为特务跟踪无果，所以，“这样拖了一个短时期”【13, p.45】或“跟踪了一段时间”【27】后，嘉靖帝才决定抓人。方舟子不是说“中国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实和小说不分”吗？而实际上，“云霄方氏明史”就是方舟子根据自己从电影中看到的国民党特务抓共党分子的情节编造的。这是被方舟子誉为“堪称信史”、“震烁千古的主流史书”的《国榷》中的话：

“二月癸卯朔，户部主事海瑞下锦衣狱。先是去年十月，瑞上言：……上怒，掷之。复取观，反复太息。如是再四，竟留中数月。至是，上疾烦懑，谕徐阶曰：‘瑞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安能视朝？令人心恨。不新其政，其政既新，其君御此，尊无二上。朕欲别建一宫于南京，文何贬焉？’阶曰：‘瑞诚戆，顾殊无一语及传继事。陛下奈何出此言？且臣闻“主圣则臣直”，陛下天地也，何所不容？’乃下旨曰：‘瑞畜物，詈君不臣悖道。锦衣卫其捕付镇抚司，严诘主使同商者。’既谳上，法司拟‘子骂父’律绞，竟留中。”【102, p.4022】

据黄秉石的《海忠介公传》，嘉靖帝之所以改变主意，决定抓捕海瑞，其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疏入，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复取再览，太息，意若为动者。留逾月不下。一日，挞诸宫婢，宫婢故作呓语曰：‘万岁受詈海瑞，以吾侪泄忿邪’？上不怿，乃诏曰：‘海瑞詈主毁君，悖道不臣，廷杖六十，法司收讯，并追主使者。”【66, p.558】

总之，从海瑞上疏，到海瑞下狱，中间相隔一百多天；并且海瑞下狱的原因，并不是锦衣卫特务没能抓住海瑞的上级领导，而是“上疾烦懑”，意即嘉靖帝既生病又生气，显然是因为在过去的三、四个月中，海瑞的“骂”让他耿耿于怀、无法释怀，结果在遭到宫婢的嘲弄之后被气昏了头——所谓“上疾甚，当其怒至不可忍”【102, p.4022】——之际，贸然做出的冲动决定。

11、“子骂父”

方文第五段话的其余部分是：

“该给海瑞定什么罪，却颇使刑部为难。《大明律》虽有‘骂人’一条，对各种各样的骂人的处罚规定得非常详细，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人居然敢骂皇帝，最高只定到骂公侯，对此只是处以枷号一个月的惩罚，而世宗的意思，当然是要定成死罪。刑部人马翻遍了《大明律》，也翻不出该给骂皇帝的人定什么罪。最后是刑部尚书想出了解决办法，比照‘子骂父’律，属十恶不赦之罪，判处绞死。‘子骂父’罪属于告诉乃论，在这一案中，皇帝成了原告了。”【27】

方舟子平生第一次提到《大明律》，是在1994年2月发表的《大明小史（49）——明初酷刑》一文中。【103】而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经证明，那篇文章是方舟子从吴晗的《朱元璋传》第五章《恐怖政治》抄来的，其中的一条铁证就是，吴晗在摘录《太祖实录》中的一份诏书时，漏抄了一句话，而方舟子的那段引文与吴晗的“错票”一模一样。【14】

俗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所以，一般人一定会以为，方舟子在三年后再次大谈《大明律》，肯定是真的查阅过《大明律》。可惜的是，俗话还说，是狗就改不了吃屎。确实，现在看来，方舟子永远都不可能改掉自己与生俱来的“三只手”本性：上面那五句话中，第二句话就是方舟子不曾读过《大明律》的铁证。原来，《大明律》卷二十一的标题就是《刑律四：骂詈》共八条，而不是什么“‘骂人’一条”：①骂人、②骂制使及本管长官、③佐贰统属骂长官、④奴婢骂家长、⑤骂尊长、⑥骂祖父母父母、⑦妻妾骂夫期亲尊长、⑧妻妾骂故夫父母。并且，八条律文，总共只有四百多字【104, pp.169-171】，根本就不需要“刑部人马翻遍了《大明律》”。更奇的是，在那四百多字中，不仅没有“公侯”和“枷号”，而且连方舟子放在引号内的“子骂父”都没有出现过。

原来，《大明律》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主持制定的刑律基本法。而为了对之进行补充、修订、细化、完善，后续朝廷通过发布《问刑条例》——类似美国宪法的“修正案”——来完成。而就是在《问刑条例》中，出现了“公侯”与“枷号”：

“凡毁骂公、侯、驸马、伯及两京文职三品以上者，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104, p.416】【105-106】

那么，方舟子的那一大套，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呢？原来，蒋星煜在讲解海瑞何以不死的原因时，提到了首辅徐阶、吏部尚书严讷、刑部尚书黄光升等人的作用：

“当时任吏部尚书的严讷对救援海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甚至有的记载完全归功于严讷，如《林居漫录》就说……。这里把徐阶作为主张把海瑞及早处决的人物了，其实并不尽然，罪刑是刑部尚书黄光升拟的②。黄光升曾被监察御史王时举论劾，说他拟李永与海瑞失律，于是被降职调到塞外①。因为徐阶是内阁首辅，所以就有人误会是徐阶所拟的了。”【13, pp.48-49】

注释①是：

“谈迁《国榷》卷六十四。谈迁肯定了海瑞的入狱是由于黄光升拟的‘子骂父律’，并说海瑞出狱以后有所闻，黄光异并作了‘上疾甚，当至怒至不可忍，孰谓先君而后君，不拟重律进者，上怒瑞，瑞立死矣’的解释。”【13, p.49】

看到方舟子把蒋星煜的“子骂父律”改为“‘子骂父’律”了吗？一个本来就没有什么大智慧之人，却把自己仅有的那点儿小聪明全都花费在偷鸡摸狗的下流勾当上，他焉能不败！

其实，在被方舟子抄了个遍的《严嵩传》中，就有这样得话：

“皇帝大怒，立即命礼部及三法司议拟李默之罪。礼部尚书王用宾执笔拟写处置意见，心知其冤，不欲深诋，稍从宽容。皇帝斥责诸臣‘党护’，王用宾等各降俸三级，而命将李默逮入镇抚司狱拷讯，再议罪名。《大明律》中只有‘子骂父者绞’的律条而无‘臣骂君’之律，②因此刑部尚书何鳌便比拟‘子骂父’者之律将李默定为绞刑。皇帝对此手批道：‘律不着臣君父，谓必无也。今有之，其加等，处斩，锢于狱。’①就是说，法律条文中之所以没有规定‘臣骂君父’之罪，是因为考虑到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既然发生了就要治罪，而且要比‘子骂父’者加重一等，定为斩（死刑分‘绞’和‘斩’二等，‘斩’为重），下狱候决。皇帝有权对法律任加解释和修改，李默遂按钦命定案，瘐死于狱中。”【67, pp.288-289】

你都不需要知道李默是谁，也不需要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你只需知道此事发生在嘉靖三十五年即可。也就是说，“臣骂君当斩”在那时就已成为定律，因此在十年后，“刑部人马”根本就不用“翻遍了《大明律》”来确定“该给骂皇帝的人定什么罪”。我曾指出，方舟子在写科唬文章时，他“必须直接翻译某篇英文‘短文’，因为如果改写过多，他就要闹出大笑话来。”【107】现在看来，这一定律并非仅限于方舟子的“科唬”，他在“史唬”时也是如此。

12、“一哭一晕”

《海瑞二三事》第六段话的内容就是利用海瑞听到嘉靖帝驾崩的消息后，将吃进肚子里的绝命酒菜全都吐了出来，并且哭得“死去活来”这件事，来暗示海瑞是在演戏：

“海瑞既然已直声震天下，若被处死，就会青史留名，如果大难不死，就有了升官的资本。他很幸运，世宗还来不及处死他就自己先走一步了，连牢中的主管都知道这下子海瑞该高升了，办了一桌酒席来讨好他。海瑞还以为这是死前的最后一餐呢，从从容容吃喝完毕，才知道原来世宗驾崩了，于是哭得死去活来，把吃下去的酒菜都吐了出来，晕倒在地。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世宗早就不配做皇帝了吗，现在换了别人来当皇帝了，怎么又如此难过呢？但不这么一哭一晕，又如何能显出其先前的骂乃是忠心耿耿？”【27】

这段话中，除了用于抹黑、构陷海瑞的文字之外，其余全部都抄袭自蒋星煜的《海瑞》：

“被关在牢狱中的海瑞根本不知道朱厚熜病死的消息, 而提牢主事早已风闻，并且听说要释放建言得罪诸臣，他估计海瑞十分可能被开释而重用，因此办了酒菜请海瑞吃，以此讨好。海瑞以为这是狱中陈规，犯人处决前要饱餐一顿，好在自己早有思想准备，就吃了不少酒菜，只等待被解往刑场了。后来提牢主事把有关朱厚熜病死的许多情况和传闻都告诉了海瑞，海瑞知道自己真的绝处逢生，反而激动得痛哭流涕。想到这一次买棺进谏，原是希望朱厚熜能幡然悔悟，洗去数十年的积弊，结果朱厚熜却始终未能悔悟，因此心中格外难受，也为朱厚熜而惋惜，竟在百感之下，把酒菜尽行吐出而晕倒在地了。果然,没有过了几天，海瑞、何以尚等就都被释放出狱了。”【13, p.49】

怎么能够证明方舟子是抄袭蒋星煜而不是他通过阅读“必读书”之后的“改写”呢？这是《明史》中的相关记载：

“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65, p.5931】

显然，方舟子不知道“提牢主事”乃是六品命官——和海瑞的“户部云南司主事”同级——这个史实，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牢中的主管”。实际上，按照《明史》，提牢主事的权力大了去了：

“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修葺囹圄，严固扃钥，省其酷滥，给其衣粮。囚病，许家人入视，脱械锁医药之。簿录俘囚，配没官私奴婢，咸籍知之。官吏有过，并纪录之。岁终请湔涤之。以名例摄科条，以八字括辞议（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以五服参情法，以墨涅识盗贼。籍产不入莹墓，籍财不入度支，宗人不即市，宫人不即狱，悼耄疲癃不即讯。”【65, p.1758】

而“牢中的主管”一般是指“司狱”一类小官，最高从九品，再小一些的连“官”都不是，而是“吏”。《明史》曰：“司狱司，司狱六人，从九品。”【65, p.1755】既然如此，一名与海瑞同级的官员，为什么要“讨好”海瑞？

事实是，海瑞被下狱之后，曾被锦衣卫打了一百杖。在一般情况下，海瑞即使不被当场打死，那也必然会留下残疾。但海瑞似乎根本就没有受到那次杖刑的多大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蒋星煜说，那是因为“刑部郎中徐廷绶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在海瑞被杖以后和病危时亲自侍奉汤药，把海瑞从死亡中救活了转来。”【13, p.46】如上所述，郎中是司长，正五品官。难道五品官照顾六品海瑞也是预料到他将高升，因此预先“讨好”？可惜的是，海瑞在下狱之际，似乎必死无疑，没有任何人会预料到他有朝一日会飞黄腾达。

实际上，按照蒋星煜，“朱厚熜之所以没有敢把海瑞立即处死，主要的原因是海瑞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朱厚熜发现了自己身边的太监、宫娥们也对海瑞深表钦佩”。【13, p.47】既然连太监、宫女都钦佩海瑞，则提牢主管请海瑞吃饭更可能的原因是替他庆贺——实际上，张德信就是这么说的：“出于对海瑞的敬慕”。【39, p.111】

其次，方舟子对海瑞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后的反应（痛哭、呕吐、晕死）的解释，虽然与蒋星煜的解释在表面上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出于对皇帝的忠心——方舟子不过是出于邪恶目的，故意将之曲解为“做戏”而已。但实际上，海瑞的反应更可能是出于愧疚，因为他当时最本能的想法应该是，自己的《治安疏》即使不是导致嘉靖帝死亡的直接原因，那也一定是个间接原因，因为从他上疏到皇帝驾崩，前后仅仅十四个月而已。并且，嘉靖帝死时，还不到六十岁，比海瑞还小八岁。而这样的想法，海瑞不能与人言，只能憋在肚子里，所以他才会“终夜哭不绝声。”

13、“升迁之快，无以复加”

《海瑞二三事》的第七段话将近四百字，讲述海瑞的第三件事，即他在出狱之后参与了徐阶、高拱之间的党争，因此得以“连升四级”——这是该段的头两句话：

“海瑞在出狱后的两年间，换了六七次官职，连升四级，从正六品主事一直升到了正四品的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其升迁之快，无以复加。这固然是大难不死的后福，却也是因为在当时内阁的党争中，他投靠首辅徐阶排挤次辅高拱，被徐阶一手提拔。”【27】

它们全部来自蒋星煜：

“海瑞出狱以后复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没有好久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一五六七年（隆庆元年）调到专管皇帝玺印的尚宝司为司丞。”【13, p.49】

“海瑞的尚宝司司丞只做了一个极短的时间，就升为审谳平反冤狱的大理寺的寺丞，从品级来说，前者是正六品， 后者便是正五品了。这一年冬天，海瑞又升为南京右通政，一五六九年（隆庆三年）正月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都是正四品的官阶，通政司的职责是收受四方章奏，以上达民情。”【13, p.50】

“海瑞在出狱以后的二年之间升迁之快无以复加，假使没有徐阶以及赵贞吉、朱衡等人的提携，决不可能这样顺利的。”【13, p.56】

方舟子抄袭蒋星煜的“铁证”，就是“无以复加”这四个字。所谓“无以复加”，《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达到极点，不可能再增加。”【108, p.1377】用在这里，就是说海瑞的升迁速度之快，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还后无来者。而事实是，嘉靖帝驾崩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海瑞，而是方舟子的偶像张居正：他在隆庆年间的升迁速度，不仅能让海瑞产生“望尘莫及”之叹，而且还能让满朝高官都“望洋兴叹”——这是《明史·张居正传》中的话：

“世宗崩，阶草遗诏，引与共谋。寻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月余，与裕邸故讲官陈以勤俱入阁，而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寻充《世宗实录》总裁，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学士五品仅岁余。”【65, p.5644】

据《明史·职官》：

“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65, p.1731】

海瑞用了两年的功夫才“连升四级”，而张居正仅用了“岁余”就从正五品升到正一品——用方舟子的话说应该就是“连升十级”——，而方舟子和蒋星煜却都说海瑞的“升迁之快无以复加。”还有比这样的“巧合”更“无以复加”的吗？

14、“齐康弹劾徐阶的家人”

这是《海瑞二三事》第七段接下来的话：

“隆庆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阶的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这本是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以后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时也对该如何处置徐阶的儿子而伤透了脑筋；但当时的言官都是徐阶的亲信，他们一口咬定齐康是受高拱指使，乘机对高拱群起而攻之。这时担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起哄，上了一封《乞治党邪言官疏》，谩骂高拱是小人，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的鹰犬，这二人乃是奸党，请求穆宗‘罢斥高拱，将齐康重加刑治’，以其骂皇帝的天才来骂大臣，不过是小菜一碟。”【27】

这是蒋星煜的相应文字：

“一五六七年（隆庆元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劾徐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③，这本来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因此徐阶虽然疏辩，还是只得请求退休。这时候朝中所有的给事中和御史等言官都是徐阶的亲信，便群起而攻齐康，并一口咬定齐康是受高拱的指使。和高拱有宿怨的欧阳一敬首先奏劾，说高拱、齐康等是奸党，齐康也奏劾欧阳一敬，说欧阳一敬是奸党。从北京到南京，参与论争的人很多，差不多全是赞誉徐阶斥责高拱的。

“正当事态在急遽地发展之中，海瑞上了奏疏④，首先从根本上否定了高拱的才识和能力，根据‘小人非才不能动人，小人非才不能乱国’的逻辑，证明高拱没有充任辅弼重臣的理由。并武断地一口咬定齐康的弹劾徐阶，其目的就是使高拱当权。因此斥责齐康是‘受高拱指使，搏噬善类， 顾一已爵禄，不顾天下安危’的‘鹰犬’。最后请求‘罢斥高拱，将齐康重加刑治’。整篇奏疏没有提出任何关于齐康是受高拱的指使这一事实的确证，而对高拱和齐康进行了谩骂。”【13, pp.52-53】

怎么证明方舟子确实抄袭了蒋星煜呢？证据就是方舟子所说的“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阶的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这23个字。

原来，关于齐康弹劾徐阶，《明史·徐阶传》是这样记载的：

“拱初侍穆宗裕邸，阶引之辅政，然阶独柄国，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时，给事中胡应嘉尝劾拱，拱疑阶嗾之。隆庆元年，应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削籍去，言者谓拱修旧郄，胁阶，斥应嘉。阶复请薄应嘉罚，言者又劾拱。拱欲阶拟杖，阶从容譬解，拱益不悦。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阶疏辩，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誉阶，拱遂引疾归。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65, pp.5636-5637】

这类言辞，又被陈鹤收入《明纪》之中：

“御史齐康，劾徐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阶疏辨，乞休。诸给事御史以康受高洪指，群集阙下，詈而唾之。欧阳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互指为党。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誉阶。南敬科道拾遗亦及拱。尚宝司丞海瑞言，阶事先帝，无能救于神仙土木之误，畏威保位，诚亦有之。然自执政以来，忧勤国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鹰犬搏噬，善类其罪，又浮于拱。康竟黜去。”【109】

蒋星煜的注释③，就指向《明纪》。显然，不论是陈鹤还是蒋星煜，都以为齐康的奏疏以“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为主题，以致方舟子也鹦鹉学舌，说什么“弹劾徐阶的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而事实是，海瑞在其《乞治党邪言官疏》中就明说：齐康“论辅臣徐阶，备载贪秽实迹，中外传闻，人人骇异。”【66, p.226】据《明穆宗实录》隆庆元年五月甲戌日记载：

“降广东道试御史齐康二级，调外任。初，康以大学士高拱屡被论劾，意大学士徐阶主之，乃疏论阶险邪贪秽、专权蠹国。状复言先帝欲建储，阶坚执不可。及皇上登极，有疑惧心，遂诈称疾以尝上意。又与大学士李春芳声势相倚，有旨切责康妄言，令阶、春芳安心视事。于是阶疏辞，言御史康劾臣过恶，皆暧昧之事。及谓父子请托，则各部当事之臣可以召问，俱不必辩。至以建储一事系臣阻挠，尤为妄诞。臣昔在礼部曾四疏请立东宫，不报及备员内阁。先帝尝问及传继于时，恐启他衅，以故不敢赞成。而皇上之纯孝，曾恳为先帝陈之。至今缴进御劄及臣所藏，皆可查入，亦何待臣之辩而后明也。”【110, pp.232-233】

也就是说，在齐康的弹劾奏本中，“父子请托”只是诸多指控之一，并且还是最不严重的那个指控，但却被蒋星煜和方舟子都当作了唯一的指控。而如此的“错误巧合”，用所谓的“奥卡姆剃刀”来剃一下，第一个蹦出来的答案就是“抄袭”。

方舟子不仅根据蒋星煜的叙述来揣测齐康奏疏的内容，他还根据蒋星煜的叙述来揣测海瑞的《乞治党邪言官疏》：“谩骂高拱是小人，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的鹰犬”。显然，方舟子以为在那封奏疏中，“小人”乃是海瑞对高拱最严重的“谩骂”。而事实是，在写下那句话之前，海瑞还写下了这样的话：

“康将以其狡且凶如高拱者，谓有才力而遗之以辅陛下祸天下乎。盗贼资性凶强，刀矢惯熟，故杀人劫财，无所不至。”【66, p.226】

在那之后，海瑞还大骂“恶如高拱”【66, p.226】、“如鼠高拱”【66, p.227】——这些言论，哪一个不比“小人”更严重？而正在构陷海瑞的方舟子之所以只选择了弱弱的“小人”来彰显其“骂皇帝的天才”，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蒋星煜没有把海瑞那些更严重的“骂街”、“谩骂”摘录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在苦心孤诣地构陷海瑞之时，不要说通读海瑞的文集，他连自己指名道姓地数落的那几篇文章都不肯读，因为他根本就读不懂。

15、“还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税粮”

《海瑞二三事》第八段话讲“海瑞第四事”：海瑞虽然官阶高了，但实权却少了，所以他又通过“京察”的机会玩了一个“以退为进的把戏”，向吏部伸手要官，结果竟然得逞：

“京城天子脚下，高官多如牛毛，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除了跟着起哄骂街，也没什么用武之地，我们的英雄仍然感到寂寞。海瑞披上红袍的这一年（隆庆三年），刚好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之年。所谓京察，就是由吏部和都察院对五品以下的京官做出考察，而四品以上的则做自我鉴定。海瑞在自我鉴定中便称自己无所事事，不称所职，请求把他革职。内阁和吏部的大臣们自然很明了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他们既然不敢当真把这位名满天下的忠臣革职，就只好委以重任。这一年六月，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让一个举人担任钦差大臣，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更不用说巡抚的是全国最富庶的应天（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这十府了（还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的税粮）。”【27】

上面这七句话有两个抄袭来源，前五句抄自黄仁宇，后两句抄自蒋星煜。这是《万历十五年》的相应文字：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惯例，凡属四品以上身服红袍的官员都应当作出自我鉴定。于是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迫切地要求报答陛下的恩典。接着，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浅识疏；又接着，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只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财政责任，又用不着下左右全局的决心，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位置还不称所职，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

“这样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文渊阁和吏部终于向他低头。当年夏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是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于罕见。”【64, p.140】

看到方舟子把黄仁宇所说的“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改成“以退为进的把戏”了吗？看到方舟子又一次“顺杆爬”，把黄仁宇的“罕见”说成是“前所未有”了吗？

这是蒋星煜的相应文字：

“一五六九年（隆庆三年）六月，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①，他所管辖的地区包括应天、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等十府及广德州。”【13, p.57】

而蒋星煜的注释①，就是方舟子放在括号内那14个字的来源：

“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八册所载，此官还兼理浙西杭、嘉、湖三府税粮。” 【13, p.57】

好笑的是，蒋星煜在注释①中还说，“《明史》卷七三《职官志》：‘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一员，宣德五年初命侍郎总督粮储兼巡抚，景泰四年定遣都御史，嘉靖三十三年以海警加提督军务驻苏州，万历中移驻句容，已复驻苏州。’”而张德信也说，应天巡抚的全称是“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60, p.136】也就是说，不知什么原因，蒋星煜在正文中把海瑞三大职责中的“提督军务”给漏掉了，而方舟子也是如此。这就像是一个患有老花眼的老人，把一只苍蝇看成了蟑螂，而年轻力壮、视力健全的方舟子也跟着他扯嗓子大喊：“蟑螂在那儿！”

16、“惜纸成癖”

《海瑞二三事》的第九、第十段，主要讲“海瑞第五事”，就是嘲笑海瑞在当上钦差巡抚之后颁发的《督抚条约》——这是第九段的上半部分：

“新官上任，照例要发布一个安民告示。海瑞颁布的《督抚条约》洋洋洒洒三十六条，所津津乐道的是地方官员该如何参见、招待巡抚大人，当然是要求一切从简，连一顿饭该花多少钱（价贵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地方，费银二钱，烛柴俱在内），该吃什么（鸡、鱼、猪肉三样和小瓶酒，不用鹅及金酒），都定得清清楚楚，使人觉得这位巡抚大人未免也太婆婆妈妈。”【27】

方舟子在写下这些字时，肯定“参考”了蒋星煜和黄仁宇的相关文字——实际上，他的“太婆婆妈妈”都是从黄仁宇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64, p.141】改写成的。显然是在他们的启发下，方舟子不知从哪儿搞来了《督抚条约》中的第四条，即关于使用价廉草纸那一条，并且将之全文照抄，然后在第十段中尽情地予以嘲笑：

“联想到他还在担任淳安知县时，就规定衙门用纸‘先用后偿’，‘用过纸一张，则给与一张，用过四五张，则给与四五张’，真是惜纸成癖，始终如一了。要是让他担任首辅，说不一定也会下一条全国惜纸令。我们也许会误以为明朝的纸张是什么贵重东西，其实他所规定不许留空白的廉价纸，不过是每百张银六至八分，高价的永丰纸，每百张也就值银二钱，相当于他的一顿饭钱。他对此的解释是‘毫厘皆民脂膏，损之毫厘，莫不有益。’要提倡节俭，就从每一张纸抓起，而且惟恐人不知。”【27】

如上所述，方舟子撰文构陷海瑞的最大特色就是完全不读海瑞的原著，而是专门从其他人那里偷窃海瑞的片言只语当作自己攻击的靶子。既然如此，他是怎么从应天巡抚的“督抚条约”，“联想到”淳安县令的“兴革条例”的呢？他又是怎么知道明代纸张的价格的呢？

原来，《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9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海瑞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章，作者是洪焕椿，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海瑞在淳安时，甚至对于衙门用纸这样比较细小的事情，都作了明文规定：纸张‘先用后偿’，‘用过纸一张，则给与一张；用过四五张，则给予四五张。’只有对上级的紧要公文，才许使用质量较高的、每百张值银二钱的‘永丰纸’，其他只能用每百张六分至八分的廉价纸。县送府的公文封套，‘只用单纸为封，不裱背’。海瑞认为这并不是小事，因为‘毫厘皆民脂膏，损之毫厘，莫不有益。’凡事要从小处做起。”【111, p.60】

这是世界上与方舟子《海瑞二三事》第十段话最相似的文字，其特点就是，方舟子放在三对引号中的那23个字，全都出现在洪焕椿的段落中，并且一字不差；其中给出的两个纸价，也与洪文中的数字分毫不爽。众所周知，物价一般都会因时因地而异。而洪焕椿和方舟子这两个人，在时间上相差了十八年、在空间上隔着半个地球，竟然报出了中国四、五百年前的相同纸价，并且都不说明它们出现在何时何地——这未免太过诡异。事实是，华裔美国学者周佳荣（Kai-wing Chow）就曾在一本专著中提供了一个明末纸价的表格，其价格范围大多都相差一至二倍，其中还有每百张不到三分的廉价纸。【112】

实际上，方舟子的“价贵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地方，费银二钱，烛柴俱在内，”也是从洪焕椿的文章中抄来的：

“他一举一动都从自身作起，《条约》中规定：‘本院到处下程，……价贵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地方，费银二钱，烛柴俱在内’；‘本院凡巡历， 所在县驿不许铺毡结彩。拜席等用，止用本地方所出稍软厚草席。百凡家伙，一从朴素’。”【111, pp.65-66】

为什么说方舟子的引文来自洪文，而不是抄自《督抚条约》原文呢？因为那句话的断句，一般是这样的：

“物价贵地方费银不过叁钱，物价贱地方费银贰钱，烛柴俱在内。”【66, p.243】【72, p.272】【73, p.397】

看到方舟子与洪焕椿一样，都把“物价贵地方”中的那个“物”字删去了吗？

实际上，方舟子的那句“用过纸一张，则给与一张；用过四五张，则给予四五张”，也是抄自洪文，因为在通行的海瑞文集中，其断句是这样的：

“如有申文，各房先出纸写成，至佥押，计用过纸一张则给与一张，用过四五张则给与四五张。”【66, p.41】【72, p.171】【73, p.272】

也就是说，方舟子放着俯拾皆是的海瑞文集不读，却专门从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中披沙沥金般地寻找、抄录海瑞的文字。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只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当那些文字出现在古文的背景中时，方舟子对它们的含义完全无法理解；而一旦它们被人摘出，放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之后，方舟子才会如醍醐灌顶一般“豁然开朗”。最好笑的是，在成为“打假斗士”后，方舟子曾以“中国科普界掌门人”的面孔给全中国的科普作家立下了一个家规，那就是必须根据“原始资料”（或“原始论文”）来写作科普读物。【113】此人的没脸没皮、没羞没臊由此可见一斑。

17、“天下郡国利病书”

显然是为了彰显海瑞“惜纸成癖”乃是作秀，《海瑞二三事》的第十段以下面这两句话收尾：

“他在巡抚任上主持疏浚吴淞江这一‘万世功’，公布的预算是银七六一零二两二钱九分，真正是把毫厘都算在内了。而这花费了几万银两的疏浚工程，没过三年就又堵塞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七册引耿橘的话说：‘海公之役，计费四万有奇，不三年而旋淤，说者谓稽查无法，委任欠当之故，是非卑县之所敢知。’）。”【27】

一般来说，一旦方舟子同时使用书名号和引号，则他的引文和引源大概率都抄自其他来源，而不大可能来自他给出的那本书或那篇文章。果然，在蒋星煜的《海瑞》中，就有这样的话：

“工程开始以后，因为有钱不容易买到米，湖广和江西虽然没有灾情，也不肯把米卖出，因此海瑞担心原来的预算七六一○二两二钱九分可能不够，于是再一次请求朝廷将苏、松、常三府的漕粮二○○○○○石也按上一次禄米的折扣折为现金上缴，而把米存在江南以充民食。”【13, p.61】

“虽然如此，海瑞所采取的种种设施在他离职以后基本上没有能保持下来。吴淞江的水利工程也是通了十多年。巡按御史林应训在海瑞去任后十年把黄渡以西到千墩的三十里也加以疏浚，但不久就给副使许应逵弄淤塞了。因此有人曾叹息着说：‘海公遗迹不二十年复为平陆。’③也有人对海瑞的开吴淞江评价很低，如耿橘说：‘海公之役，计费四万有奇，不三年而旋淤，说者谓稽查无法，委任欠当之故，是非卑县之所敢知。’④认为是得不偿失的。这主要是因为后来官员不注意疏浚，不久即致淤塞之故。” 【13, p.89】

蒋星煜的注释④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七册。”

最好笑的是，方舟子搞不懂蒋星煜说的“原第七册”是怎么回事，所以就把那个“原”字删去了。而事实是，那个“原”字，乃是指顾炎武34册手稿中的序号，大致相当于其他书中的“卷”。但因为各册之间篇幅的差异过大，所以在该书稿付印时，实际册数与原册数并不一致，但一般都要标记“原书”的册号。例如，上海书店1935年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 史部”《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七册是“原书第十六册”至“原书第十九册”；蒋星煜所说的“原第七册”是在该书的第二册。事实是，在1997年，方舟子所能够找到的任何《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的手稿除外——中，都没有“第七册”等于“原第七册”的，其中当然也不可能含有他抄录的那句“耿橘的话”。这是伪状元抄书抄出来的第N个笑话。

18、“鼓励告状”

《海瑞二三事》的第十一段话，讲的是“海瑞第六事”，即海瑞断案。方舟子的结论是海瑞必然断出冤假错案：

“巡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审案，对此，海瑞在《督抚条约》中一面反反复复地说‘江南刁风盛行’，喜欢告刁状，一面又宣布‘本院法之所到，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则又等于是在鼓励告状。据他说，应天巡抚衙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的这两天，每天来告状的有三四千人之多。每月要由他一个人处理这么多案子，没有神仙的本事，绝无法一一都能公正地处理。何况他在办案时，遵循的是伦理、道德高于事实、法律的原则：‘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其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则不知有多少弟、侄、富民、刁顽、乡宦乃至小民遭受其冤屈，才织成了这顶‘青天’的高帽。”【27】

首先，上文中的第一句话证明，方舟子当时就是在蓄意构陷海瑞。因为海瑞说“江南刁风盛行”，是在《督抚条约》第三十一条，讲的是民间争讼。【66, p.251】而海瑞说“本院法之所到，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是在第十七条，讲的是大户“拖欠钱粮”、与官府缠斗，海瑞鼓励下级官府不要退让。【66, p.246】即二者性质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一个粗通文墨之人会看出那“等于是在鼓励告状”。而上文第二句话，他至少有两个抄袭来源：

“应天巡抚衙门的陈规是每月初二、十六这两天放告，海瑞没有加以改变，每次放告，来告状的有三四千人之多。”【13, p.66】

“他指定每月有两天专门收受这一类案件。据他自己的文章中说，他每天要收到三千至四千件禀帖^[22]。牵涉面如此之广，自然一发而不可收拾。”【64, p.142】

这段话的其余部分，抄自《万历十五年》: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64, p.135】

方舟子抄袭黄仁宇的证据，就是“宁屈其侄”后面那个句号——粗通汉语之人都能感觉到，黄仁宇在一系列分号之间，贸然插入那个句号是多么的莫名其妙——中华书局《海瑞集》使用的是逗号【66, p.117】，所以姚文元也使用逗号【114】；怀效锋和海南出版社的《海瑞集》则使用的是分号【44, p.198】【73, p.352】。方状元不是擅长制造“细微差别”吗？怎么面对如此天赐良机，你却拒不制造啊？事实是，海瑞的原文，在“以救弊也”和“以存体也”之后都有小字注解。【66, p.117】黄仁宇和方舟子都将之略去，并且都不使用省略号，又是偶然的“巧合”吗？

19、“志大才疏”

《海瑞二三事》的第十二段话讲“海瑞第七事”，即“海瑞罢官”的经过：

“海瑞巡抚应天半年之后，有给事中舒化弹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这是针对其种种条约的；另一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导致‘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民风，这是针对其办案的。这时候高拱东山再起，也不会容忍一个政敌占居要职，海瑞终于因‘志大才疏’被免去应天巡抚而专督粮储，愤而告老还乡。临走前上疏把朝中大臣骂了个遍，‘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告养病疏》），当时的首辅李春芳看了哭笑不得：这么说来，我岂不是老太婆了吗？连这位宽厚的首辅，海瑞也失去了他的同情。”【27】

方舟子上面这四句话的前三句，都能在蒋星煜的《海瑞》中找到来源：

“海瑞把乡官侵夺的民田归还农民，同时杜绝迎送，使应天十府的乡官富豪和经常往来应天十府的官吏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②，在朝在野的大官员群起而攻之，其中正面向海瑞发动斗争的有给事中舒化和戴凤翔，舒化说海瑞在嘉靖年间以风节称著，不失为鲠直之臣，但是太不通世故人情，现在在应天巡抚任上，对于往来官员的供应与夫马，订了许多所谓条约，加以种种限制，‘恐非人情’，认为象海瑞这样创立与时俗相对抗的新办法，根本不是为官者应该做的事。建议考虑另外在京中或南都选择没有实权的清闲职位安插海瑞，‘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①。戴凤翔说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②。其实戴凤翔所指的‘奸民’便是贫苦的农民，所指的‘缙绅’便是侵夺民田的乡官富豪。”【13, pp.83-84】

“戴凤翔是嘉兴府人，嘉兴府和海瑞所管辖的松江府、苏州府是贴邻，海瑞所勒令退还民田的乡官富豪之中很多和戴凤翔有亲戚朋友关系，戴凤翔说海瑞纵民为‘虎’，而以乡官为‘肉’，因而造成了‘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局面。……”【13, p.84】

“他的请求退休不是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是一种抗议，他同时还请求朝廷要继任应天巡抚的人特别警惕，切不可因为他受到诬陷而轻易改动他的政治设施，更不可因乡官有势力便向乡官讨好，小百姓没有势力便不问小百姓的死活。他又说：‘胡铨之谏孝宗曰：《诗》云：“勿听妇人之言。”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皇上勿听可也。’①这是他对朱载垕的临别赠言，也是他对当时朝中大臣总的批评。”【13, p.85】（注释①：“《丘海二公文集合编》土集《告养病疏》。”）

“海瑞对当时朝中绝大部分官员都极度不满，因此在《被论自陈不职疏》中有‘举朝柔懦，皆为妇人’等话。身为首辅的李春芳也是一个缺乏果断和魄力的人。有一天李春芳刚刚上朝以后回到家里，一个幼年时代的同学来访，李春芳说：‘我方才看到海瑞在奏疏中有‘举朝柔懦，皆为妇人’这些话，照这种说法，我岂不是一个老太婆么？真惶恐啊！真惶恐啊！’那个人却是很钦佩海瑞的，劈口就回答李春芳道：‘知道惶恐，总算还有一点丈夫气罢！’李春芳听了很不舒服，就不开口了①。”【13, pp.86-87】

方舟子说的“志大才疏”以及最后一句话，“连这位宽厚的首辅，海瑞也失去了他的同情”，显然来自黄仁宇的这三句话：

“吏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疏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狷介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64, p.144】

从上面的引文中，读者不难发现方舟子在抄袭之时选择性极强，即专门挑选那些对海瑞不利的文字和内容。而他之所以选中蒋星煜的《海瑞》当作抄袭蓝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方舟子从中能够找到足够的“黑料”，至少是能够供其做出恶意解读的黑料，因为蒋星煜就说，“海瑞也确有些可非议之处。”【13, p.89】

20、“未免有点自欺欺人”

《海瑞二三事》的第十三段话讲“海瑞第八事”，主要是说，海瑞在被罢官之后，通过为贪官污吏“歌功颂德”来捞钱：

“海瑞离职后，就回到了家乡琼山闲居。有祖传的十亩薄田可供度日，他自己又清苦惯了，生活本不成问题。但是他又要刻书印文集，好让自己的政绩流传下去，则不能不另开财路，这时候，他的名声又派上了用场了。对琼州府的官员、乡绅们来说，身边这位以正直清廉闻名遐迩的大名人，正是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最佳人选。通过写这些应酬文章而获得报酬，是海瑞闲居时的一项主要收入。文集中所收的‘赠序’一类的文章之多，真让人怀疑他是否把这当成了一项生意来作，来者不拒。这些赠序的对象，大约有的本来名声并不好，甚至乃是贪官污吏，所以海瑞一面应酬为他们歌功颂德，一面又用点春秋笔法，羞羞答答地作些‘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时耳闻’‘诸君信予不为佞，予亦信诸君不我欺’之类的声明，未免有点自欺欺人了。”【27】

毫无疑问，上面这些话，都是他抄来的。原来，蒋星煜《海瑞》的第六章题为《闲居了十六年以后再度出山》，其第二节题为《写作应酬文章和编刻自己的文集》，而这一节就是方舟子第十三段话的写作蓝图——看看蒋书中的这段话：

“《贺贰守陈后溪荣奖序》和《赠郡节推大东刘侯膺荣奖序》都是在极勉强的情况之下写的：陈后溪（一名陈南川），也就是琼州府同知陈梦雷，胆小如鼠，每逢海盗倭寇登陆， 都吓得不敢出战。海瑞在序中说：‘侯兼理海防事，有主之，至今迄无成绩，然即其不已于行之心，小有警闻，兴言出宿，而民已信其为御灾捍患之大矣，何也，民之信于侯者深也。’这是指责陈梦雷用装腔作势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的卑劣行为。海瑞也提到作为同知的陈梦雷一直和知府合作得很好，是知府的得力助手，又说他办案很公允，操守很廉洁，这些话当然是歌颂陈梦雷的，但最后海瑞作了‘诸君信予不为佞，予亦信诸君不我欺’的这样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的作用是表示他对文章中所提到的陈梦雷的政绩不能负责证实是确有其事。”【13, p.94】

也许有人眼尖，发现上文没有方舟子所说的“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时耳闻”这样的话。那么，那句话是方舟子从哪儿抄来的呢？原来，就在蒋星煜的《海瑞》94页的页尾，有这样一条注释：

“如《丘海二公文集合编》上集《赠大尹吴秋塘德政序》，内有‘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时耳闻’等语，很多文章中有类似的声明。”

实际上，在“如前所云”之前，还有“予杜门谢世”五字，中华书局版《海瑞集》将这句话断成“予杜门谢世，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时耳闻。”【66, p.389】海南出版社版《海瑞集》则将这两句话断成一句话，但在“大抵多出”之后，添加了一个“于”字。【73, p.534】

至于蒋星煜说，海瑞的赠序中，“很多文章中有类似的声明”，笔者没有找到实例。实际上，在海瑞的所有赠序中，“耳闻”二字只出现了三次，除了蒋星煜找出的那例之外，其余两例分别出现在《赠赖节推署贵县序》和《赠丁敬宇父封君寿诞序》中，其上下文是：

“泗崖平生志气不妄语，不谀人，言无可疑。虽予亲履其地，目见耳闻，不过如是。”【66, p.380】

“敬宇之于句容，何如哉？大抵百度具举，满腔子尽是恻隐，政又足以发越之，而无遗其才也。一尘不染，六年一日其节也。目见耳闻，一时循良声称天下，未有若此尹者。”【66, p.390】

请问：除了语文伪状元，还有什么样的人能够从这些话里发现“春秋笔法，羞羞答答”、“自欺欺人”？

21、“海瑞忌恨张居正”

《海瑞二三事》的第十四段话用字291个，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该文的重心所在，讲述“海瑞第九事”，即海瑞遭到张居正唾弃的原因：

“虽然人在天涯海角，离京万里，但从本文开头引的那封信即可知道，海瑞对官场的是非并未忘怀。张居正柄政的时候，海瑞曾希望他能主持公道，但张居正却委婉地拒绝了。其实两人的政见本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赞成、推行一条鞭法，都想严肃法纪，但张居正在用人之际却拒绝重新起用海瑞，乃是嫌他不通人情世俗，轻率冒进（他在给海瑞的复信中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史·海瑞传》却说是‘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倒象是张居正怕召来海瑞跟自己对着干似的。而有的更说张居正之不用海瑞，乃是海瑞写给吕调阳的那封信引起了他的忌恨。其实海瑞写那封信时，张居正已当国五年，不用海瑞也已五年，还不如说海瑞正是因此忌恨而写了那封信的呢。”【27】

方舟子的信息源仍旧是蒋星煜和黄仁宇：

“海瑞与张居正在推行一条鞭法、兴修水利以增农业生产、加强武备防御倭寇等重大的政策方针方面有很多的共同之处，但他们之间仍旧存在着矛盾，原因在海瑞不满张居正的勾结冯保、玩弄夺情阴谋、压制朝野舆论、为儿子在科场中通关节等卑劣手段，而且通过写信给吕调阳、替沉思孝写《借山亭记》等行动，把这种不满的情绪表示了出来。张居正本来惮惧海瑞的刚直，发生了这些事件以后，他对海瑞更具戒心，因此千方百计阻挠海瑞的出山了。人民群众对张居正那些卑劣手段也不满，而海瑞说的话正好替他们吐了喉中的骨鲠，这也是人民群众拥戴海瑞的原因之一。当时极端保守的势力也和张居正有矛盾，他们是反对张居正在政治上的革新，和海瑞对张居正的不满是两件事。海瑞说过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话，充分说明了他对张居正的评价以及他们之间矛盾的性质。”【13, p.128】

“两年之后，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这位文渊阁的首脑和海瑞一样，尊重法纪而讨厌苏松地区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经和张居正作过接触，希望他主持公道。张居正给他的复信中说：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

“这种以委婉的语句阳作同情、阴为责备的修辞方式，正是我们的文人所擅长的技巧。张居正认为海瑞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手，使海瑞赋闲家居达十五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佥都御史。”【64, p.144】

看到惨遭方舟子驳斥的那个“有的”就是指蒋星煜了吗？这就是所谓的“盗憎主人”：既要大块大块地偷人家的文章，又要选择性地批驳人家的某些观点。只不过是，与他三年前暗里偷窃金庸、明里“针对”金庸【19】不同，方舟子这次却连蒋星煜的名字都不敢提，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提及蒋星煜，人们马上就会按图索骥，发现他的这篇文章几乎全部抄自蒋星煜。

22、“千载一时”

《海瑞二三事》的第十五、十六段讲“海瑞第十事”，即海瑞的东山再起——这是第十五段话：

“张居正死了，海瑞才有了出头之日，但新的当权者对于起用海瑞一事也是能拖就拖，一直到张居正死后两年，即万历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才宣布让海瑞担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这时候经过十六年的赋闲，海瑞已是七十二岁的老翁了，却欣然受命，视之为‘千载一时’的难得机会，浑然不顾那不过是一个闲职。”【27】

这是蒋星煜的《海瑞》第六章第五节《七十二岁的老翁再上政治舞台》中的一段话：

“朱翊钧决定起用海瑞是在一五八四年（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广东巡抚邓炼（邓纯吾）再度荐举海瑞以后，起初有关部门拟的是通政司左通政的缺，朱翊钧觉得还有些大材小用，要有关方面另外考虑较重要的职位，第二年一月发表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海瑞在赴任途中，接到新的任命，改为南吏部右侍郎。这一次出仕前后，海瑞有过复杂的思想斗争，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年龄问题，他常常想到七十岁本来已经是告老还乡的年龄了，而现在自己是七十二岁了，再出仕的话，不是打破了这个老规矩么？是否妥当呢？再说自己的身体和精力也在显著地衰退之中，头发已经只剩稀朗朗的几根，牙齿落的落了，没有落的也在摇动，颇有杜甫所说的那种‘辞深意苦’的感慨。对于朱翊钧这个皇帝，他感到比朱厚熜确实清醒得多，对自己的尊重也很突出，因此决定不错过这个‘千载一时’①的机会，还是出仕。当然，在他决定出仕的同时，他也考虑到朱翊钧对自己的尊重不可能永远不起变化的。决定出仕以后，接着来的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出仕的工作作风要不要稍为改得世故一些，以免得罪的人太多，又想到假使象汉朝的魏桓那样说些‘能不能在数千宫女之中去掉一些呢？能不能在万匹厩马之中去掉一些呢？’那样不关痛痒的话，根本起不了作用，觉得自己的嫉恶如仇的精神还是应该保持。”【13, pp.105-106】

蒋星煜的注释①是：“正谊堂刻《海刚峰先生文集》卷之下《启邓纯吾》。”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蒋星煜，方舟子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千载一时”。

23、“《中德季日即景》”

《海瑞二三事》第十六段话是全文中的奇葩，它是全文中唯一没有提及海瑞的段落，而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南京说成是一个无事可做的温柔富贵乡，只适合养老，因此证明万历帝只是给了海瑞一个闲差，让他当花瓶、当摆设，而贪恋官职的海瑞却把它当成了宝：

“自从明成祖把京师迁到北京，南京就成了留都，保留着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但这只是有名无实的荣誉机构，到南京的中央机构任职，也就跟养老差不多。江南花花世界，也正是老干部们养老的最佳场所。歌德曾有一首诗描绘这种情形（《中德季日即景》）：

厌倦官场，腻于朝政。
春和日丽，辞离北国。

驻足江南，退隐水乡。

游山玩水，舞文弄墨。

开怀畅饮，杯复一杯。
自在若是，夫复何求！”

上文的第一句话抄自《万历十五年》：

“自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这个名义上称为陪都的南京，除了正德皇帝一度在此驻跸以外，从来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大典。这里的各种中央机构，实际上等于官员俱乐部。”【64, p.158】

问题是，歌德的那首诗是方舟子从哪儿搞来的？

原来，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将中山大学出版社总编杨权翻译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秘戏图考》一书出版，内部发行。由于高罗佩在自序中提到歌德的组诗“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杨权将之译为《中德季日即景》，并且将它的第一首翻译了出来，放在《英文自序》的尾注中。【115】而方舟子似乎早就在收集中国古代房中术之类的图书，为自己正在策划中的网络书店当作吸引顾客的诱饵。因为《秘戏图考》属于这类书，所以，方舟子不仅将高罗佩的《中文自序》搞成电子文本，他还将之放入新语丝《电子文库》的“古典色情文学”专辑。【116】1999年，方舟子终于摆脱了“科学研究”这个既不赚钱、又不大可能成名的天坑职业，与奸商许志强联手开办了“汉林网上书城”，他几乎是马上就在“古典色情文学”专辑中提供了购买该书的链接。【117】由此可知，早在1998年正式告别科学研究之前一年，方舟子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大打“古典色情文学”和“房中术”的招牌，为新语丝和“汉林书城”招揽顾客。【118】

显然，在写作《海瑞二三事》之时，方舟子以为歌德的那首诗也与香艳或色情有关，就把它抄录了下来，暗示南京官职之所以诱人的原因。其实，早在1926年，歌德的那个组诗就被介绍到中国，并且以《中德晨昏四季词》为题被冯至全文翻译。【119】冯至翻译的第一首是这样的：

怎肯辜负好春光，

吏尘仆仆人消瘦；

梦魂一夜到江南

草色青青水色秀——

临流赋新诗，

踏青携美酒，

一杯复一杯，

一首复一首。

24、“剥皮囊草”

《海瑞二三事》第十七段是字数次多的段落，共432字，主要讲述“海瑞第十一事”，即海瑞到“老干部之家”主管“老干部”，不仅把那里搅得天昏地暗，还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这是该段话的第二句：

“海瑞正是对南京中央机构的这帮人整天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大为不满，竟然想到要援用两百年前明太祖禁止官员游乐的陈规，对这些官员施加廷杖。”【27】

这是蒋星煜的相关文字：

“这事件发生在一五八六年（万历十四年），海瑞看见南京的御史们都不顾自己的职守，整天尽是歌舞声色地鬼混，很是不满，主张援用朱元璋时陈规，用廷杖重责这些御史们。”【13, p.110】

方舟子接下的一句是：

“这时候他似乎对朱元璋的那套严刑峻法着了迷，给神宗上疏要求严惩贪官污吏，‘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剥皮囊草，指的是朱元璋剥贪官的皮制成草人放在公堂上警告继任官员），此论一出，朝野大哗。”【27】

这句话显然抄自《万历十五年》的这段话：

“海瑞在1586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在命令发布之前，他已经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惹是生非的条陈。他提议，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途。条陈中提到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文官中造成了一阵震动。”【64, p.159】

显然，按照黄仁宇的指引，方舟子从《明史》中或其他地方找到了相关文字——伪状元的这点本事还是有的——，凑成了那句话。

25、“有乖政体”

这是《海瑞二三事》第十七段的最后一句话：

“被激怒的御史们群起攻击海瑞，南京的御史们要保护自己的屁股，更是起哄得厉害，神宗为了平息众怒，就下了个结论，宣布海瑞的言论‘有乖政体’‘词多迂憨’，最后乾脆把话挑明了，他之所以起用海瑞，只是看中了他的名声让他来当花瓶的：‘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27】

方舟子放在引号中的那38个字，全部都来自《万历十五年》：

“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拥护者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万历皇帝于是亲自作出结论：‘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主管人事的吏部，对这一场争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海瑞节操可风，只是近日关于剥皮实草的主张过于偏执，‘不协于公论’，所以不宜让他出任要职，但可以继续保留都御史的职位。皇帝的朱批同意吏部的建议：‘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64, pp.159-160】

方抄子当时或者是抄书抄花了眼，或者就是要蓄意抹黑海瑞，所以他置黄仁宇“皇帝的朱批同意吏部的建议”这几个字于不顾，把它说成是神宗“乾脆把话挑明了”。事实是，黄仁宇所说的“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就是指蒋星煜提到的那个贪官房寰对海瑞的无端弹劾——连黄仁宇都说他“采用莫须有的老办法”。【64, p.159】而被方舟子装疯卖傻当作神宗侮辱海瑞的话，其上下文是这样的：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房寰疏纠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谓其蒞官无一善状，惟务诈诞，矜己夸人，一言一动，无不为士论所嗤笑。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吏部覆：瑞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水之节。海内人士无不推毂重之者。惟是近日引年一疏，颇不协于公论，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上从之。”【120, pp.3188-3189】

26、“强项不能谐时”

《海瑞二三事》第十八段讲“海瑞第十二事”，即海瑞死后遭到皇帝的褒贬，受到百姓的“喝彩”：

“海瑞受到了神宗如此公开的蔑视，再热衷也无法把官继续当下去了，连上七次奏疏要求告老还乡，神宗一概不准，要他继续把花瓶当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病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神宗在悼词中赞扬海瑞是‘直言敢谏之忠臣’，却也不忘贬他一句‘强项不能谐时’，这是官方对他的盖棺论定。海瑞出丧那天，穿白衣送葬的人群百里不绝，这是百姓对这位演员谢幕时的喝彩。”【27】

语文状元方舟子把“强项不能谐时”当作神宗皇帝“贬”低海瑞的话，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葩。将那六个字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性格耿直刚强，特立独行，不能合群——《辞源》对“强项”的解释就是“性格刚强而不肯低首下人。”【51, p.570】《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不肯低头，形容刚强正直不屈服（项:脖颈儿）。”【108, p.1042】

事实是，从二十一世纪第二年起，因为公开作恶而众叛亲离，方舟子就一再神神叨叨地念咒说“虽万千人吾往矣！”——对，方舟子每次念咒，都是“万千人”而不是“千万人”，明显是从金庸那里偷来的香港赝品，而不是《孟子》——，一念就念了十年【121-124】，并且宣称“有人说我像乔峰，打假就像单枪匹马去赴英雄宴”【125】、“我是一个人在战斗”【126】。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的老婆刘菊花才会说自己的老公是“呆子”【127】、“不合时宜”【128】。同样，曾跟着方舟子搞打砸抢搞了二十余年——但最终被方舟子骂为“反科学、反人类”【129-131】——的胡同串子司马南也学着刘菊花的腔调，鼓吹方舟子“不食人间烟火”、“做事情不屑按世俗常理出牌”、“一根筋”、“特立独行”、是“绝无仅有的啄木鸟”。【132】显然是因为被舔得太过舒坦，方舟子竟然屁颠屁颠地把司马南那篇“未曾发表过”的采访稿亲手裱糊上墙，“新盗”进新语丝的客厅。实际上，方舟科邪教前大员、“三联骗子”袁越（网名“土摩托”）【133】也曾提出过所谓的“土氏三定律”，其中第一条就是：“凡是在当今中国混得风生水起的十有八九不是好人”。【134】换句话说就是，对于一直摆着愤世嫉俗、道高才大面孔的方舟子来说，“强项不能谐时”绝对应该是赞美、褒奖之辞，而且还是最高级别的那种——没有任何可能被理解成含有“贬”义。也就是说，即使神宗真的是在用那六个字来贬损海瑞，方舟子也应该将之理解成是对海瑞的表扬才对。确实，姚文元在引那句话时，也说“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114】

实际上，在《神宗实录》中，就记载着万历帝在万历三年对“强项令董宣事嘉叹久之”这件事：

“上览帝鉴图说，至强项令董宣事，嘉叹久之，顾谓辅臣张居正等曰：彼公主也，尚不私庇一奴如此，外戚家何可不守法。今戚里间，朕以慈闱，故多有委曲。调停处渠宁讵知。”【120, p.838】

如果按照伪状元方舟子在构陷海瑞时所使用的闽南汉语来理解这段话，则万历帝一定是在通过“嘉叹”来贬损张居正，说他编撰的《帝鉴图说》荒诞不经。

其实，如果不是抄自第二手、第三手材料的话，方舟子根本就找不到那两句话，因为蒋星煜和黄仁宇都不曾提到它们。不仅如此，它们也不是“神宗在悼词”中说的话，而是朝廷对海瑞逝世发表的官方声明。最奇的是，该声明似乎首见于王国宪的《海忠介公年谱》【38】或他参与编纂的《琼山县志》【37, 叶五十一】——方舟子很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两本书。这是相关文字：

“上命礼部议谥，郎中于孔谦请赐忠介，赠太子少保。制曰：‘国家于直言敢谏之忠臣，毕命在公之遗老，生加晋秩，殁赉荣名。匪徒论爵以酬庸，亦以旌贤而化俗。尔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明经奋迹，筮仕蜚声。训士以身，卓有严师之范；保民如子，居然良吏之风。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进郎官之清秩，轸黼座之深忧。慷慨片言，世争传其谏草，崎岖百死，天亦鉴其精忠。……”【38, pp.423-424】

那么，在1997年，方舟子到底是从哪里找到的“神宗悼词”、并且把那相隔了六、七十字的两句互不相干的话，拼凑成相互对立的评语的呢？他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把“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简化成“强项不能谐时”、并把它认定为神宗对海瑞的贬损的呢？能够完满回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怀效锋：他在1988年出版的《四朝政治风云》一书——它是“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种，首印即达32000册，并且还在香港以《十六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为题同时出版——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海瑞死后，明神宗下的制书中明褒他的有‘直言敢谏之忠臣’之词，暗贬他的则有‘强项不能谐时’之语，可见朝廷对海瑞的评价是非常矛盾的。迫于舆论，皇帝不得不表彰他的忠直，以便鼓励官员们一心为国尽忠；出于内心，又不能不抱怨他的多事：他使整个官僚阶层自惭形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行动限制，有损于政治的稳定，即使这种稳定是极不合理又不合法的。”【44, p.213】

除了怀效锋之外，还有一个名叫吴琦的人，他在1996年年底出版的《中华风云人物通览》一书（首印一千册）中发表了一篇题为《海瑞》的文章，其中有下面这四句话，与怀效锋的相关言论颇为相似：

“海瑞死后，万历皇帝下的制书中明褒海瑞，‘直言敢谏之忠臣’，暗贬他‘强项不能谐时’。可见朝廷对海瑞的评价是矛盾的。迫于事实和舆论，不得不表彰他的忠直，以便激励官吏们为国尽忠；出于内心，又不由不抱怨他的过分鲠直和多事。海瑞的这种境遇，是封建社会中忠臣不被腐败统治阶级所容的典型。”【135】

其实，类似的意思，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也说了，只不过黄没有引用“强项不能谐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罢了：

“海瑞虽然被挽留供职，然而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却把他所能发挥的全部影响一扫而光。一位堂堂的台谏之臣被皇帝称为‘迂戆’，只是由于圣度包容而未被去职，那他纵有真知卓见，他说的话哪里还能算数？由失望而终于绝望，都御史海瑞提出了七次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请不准。这一使各方面感到为难的纠结最终在上天的安排下得到解脱。接近1587年年底亦即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64, p.160】

你说“老是偷”的“方老偷”【136】到底又偷了谁家的汉字？

27、“艺术舞台的海瑞”

《海瑞二三事》的最后一段话讲“海瑞第十三事”，即海瑞的幽灵活跃在舞台之上：

“人生舞台上的海瑞谢幕下台了，艺术舞台的海瑞紧接着上场。海瑞死后不久，万历年间就出现了一本专门描写他的办案的小说《海忠介公居官公案》，里面所描述的七十一个案件，跟海瑞自己记载的许多案件相比，竟然没有一个相同的。此后又有长篇章回小说《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至于以他为题材的戏曲，那就更多了，传奇《朝阳凤》、《吉庆图》、《忠义烈》，京剧《五彩舆》、《德政坊》、《梁鸣凤》，高甲戏《海瑞回番书》，潮剧《刘明珠》……一直可以数到本世纪六十年代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和害死了一位明史学家的一家三口的更大的毒草《海瑞罢官》，这一位海青天，也就在舞台上永远地活了下来，与原型离得越远，活得也就越长久。主张‘宁作良臣，不作忠臣’的明末史家谈迁曾悲愤地问道：‘夫缄口以待迁，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实祸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虚名也……博此虚名，将焉用之？’答曰：用之舞台。”【27】

而在《海瑞》正文的最后一段话中，蒋星煜写道：

“中国古代人民心目中的海瑞是作为正义的象征来对待的，曾称之谓‘铁汉’，这是因为铁面无私的精神比任何进步的政治主张或政治设施更容易被人感受。就在当时，就已经流传了关于他的神话化的传说，……。至于专门描写海瑞的小说有李春芳③编撰的《海忠介公居官公案》，此书虽是明代万历刻本，但内容却比较怪诞，无非《玉蟾救主》、《乌鸦鸣冤》之类，全书记录七十一个案件，以在淳安县知县任上所审案件为主，和天启梁氏刻十二卷本《海忠介公全集》所收录的许多案卷相对照，竟没有一个案件相同，看来都是虚构的。……至于长篇章回小说，则有《海公大红袍》和《海公小红袍》两部。在传统剧目中，传奇有《朝阳凤》、《吉庆图》、《忠义烈》②、《海瑞市棺》③。京剧有《五彩舆》、《德政坊》和《梁鸣凤》，都是篇幅很大，可以连演多天的本戏，地方戏则以和剧《九龙厅》，福建高甲戏《海瑞回番书》，潮剧《刘明珠》，河北梆子《算粮打差》与温州乱弹《海瑞算粮》最为出名。专门描写海瑞的长篇弹词有《福寿大红袍》、《海公大红袍》以及包括《玉夔龙》、 《白梅亭》、《一顶巾》、《美人坊》、《忠孝缘》、《满堂荣》、《桃花卺》七部作品在内的《说唱海公奇案》。这一切都说明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在民间有着深厚而广泛的影响的，和包拯一样， 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义的象征。”【13, pp.131-132】

你都不用细读上面的文字，只需注意到下面这个事实即可：方舟子提到的那些文艺作品，全都出现在蒋文之中，而蒋氏没有提及的海瑞题材文艺作品，方舟子也一个都没有提到——众所周知的《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除外。

事实是，蒋星煜撰写《海瑞》之时，中国大陆的“海瑞热”尚未兴起【13, p.133】，所以他例举的那些文艺作品，范围相当有限。而方舟子显然以为，蒋氏已经穷尽了所有与海瑞有关的作品，所以他把蒋氏开列的名单几乎完全复制，连前后顺序都一模一样，可知他当时抄得十分忘情。好笑的是，他显然连《海忠介公居官公案》又名《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海公案》这个事实【137】都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傻乎乎地把那颇为拗口的八个字一丝不苟地抄了下来。

最好笑的是，笔者遍查所有可能找到的相关书籍，包括蒋星煜的戏曲专著【138-139】，也查不到京剧“梁鸣凤”的蛛丝马迹。最后，我终于在《京剧剧目辞典》中发现，该剧的真正名称乃是“梁凤鸣”【140, pp.869-871】——蒋星煜《海瑞》第四版也将之改为《梁凤鸣》【47, p.175】。蒋先生倒凤颠鸣固然令人扼腕，但他的这个失误在几十年后却误导了中国的一位文贼，铸成了他抄袭剽窃的又一个铁证，因此也算是蒋先生对人类的另一种贡献。

其实，除了蒋星煜举出的那些剧目外，引海瑞入戏的作品还有很多。【141】显然，方舟子对它们一无所知。最奇的是，闽南地方戏《章道成》就是海瑞戏，其独特之处就是把海瑞描写得颇像是一位昏官。【142】假如方舟子知道这出戏的话，他怎么可能不将它拿来，当作抹黑、嘲笑海瑞的一个“证据”？而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连自己家乡的海瑞戏都茫然无知，遑论全国的各类地方戏曲了。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在1997年扳着指头盘点“艺术舞台的海瑞”，就是在暗室中秉烛照抄蒋星煜的《海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空盗人”——头脑空空如也地盗窃他人的文章。

28、“谈迁曾悲愤地问道”

其实，《海瑞二三事》的最后两句话也是方舟子偷来的。这是怀效锋1988年写下的文字：

“海瑞的悲剧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忠臣在专制政治中的必然结果。对此，明清之际的史学家谈迁就归纳出一个原则：‘宁作良臣，不作忠臣。’他悲戚地说：‘夫缄口以待迁，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实祸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虚名也……博此虚名, 将焉用之?’②他的话也说明忠臣不被腐败的统治阶级所容是普遍现象。”【44, p.211】

事实是，谈迁根本就不曾归纳出什么“宁作良臣，不作忠臣”这个“原则”——他的原话是：

“袁袠曰：‘昔魏征曰：“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有以哉！’”【102, p.867】

而魏征的原话是：“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为“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143】

同样，在《国榷》中，谈迁也根本就不“曾悲愤地问道”——《国榷》中的原文是：

“御史李应升诉万燝之冤，言‘祖宗养士二百余年，一言触忤，褫辱身死，岂所以作忠而劝士哉。夫缄口以待迁，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实祸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虚名也。舍荣妻子、肥身家之计而博此虚名，将焉用之？况乎伤残遗体，备诸楚毒，以从龙比于九原，此魏征所以不愿为忠臣也。廷杖重典，殊失士心。为左右计则得矣，圣德宁不重伤耶？’”【102, p.5291】

换句话说就是，那句话不仅与谈迁本人没有直接关系，它与海瑞更是连间接关系都没有。确实，李应升的奏疏不仅见于《明实录》【144, pp.2417-2419】，而且还见于沈国元编辑的《两朝从信录》【145】和李应升本人的文集【146】，它们都与谈迁毫不相干。所以，方舟子学舌怀效锋的“他悲戚地说”，让谈迁“悲愤地问道”，进而自作聪明地引出“答曰：用之舞台”，就不是一般的滑稽，而是滑天下之大稽。

盗此伪文，将焉用之？答曰：用之构陷

上图为李应升文集《落落斋遗集》中奏疏《恳乞圣明念死谏之臣作敢言之气疏》的部分截图，红框内部分文字被谈迁在其《国榷》中引用，怀效锋在其《忠臣海瑞》一文中将谈迁引用李应升的文字当作谈迁本人的话，而方舟子则照抄怀效锋，并以为那是谈迁对海瑞的质问，由此得出《海瑞二三事》一文的最后六个字：“答曰：用之舞台。”

其实，怀效锋在尾注中不仅提供了书名（《国榷》），而且还提供了卷数（86），所以方舟子只需顺藤摸瓜，就能够躲开怀氏给他挖下的这个陷阱。但既好偷、又懒惰的方舟子当时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自己扒出来的粪便泼倒在海瑞的身上，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事实的真相”，更不要提什么他后来口口声声、信誓旦旦的“科学”和“道义”了。其实，你只要注意到方舟子放在那句话中的省略号，其省略的十个字与怀效锋的一模一样，你就会明白，当时已过而立之年但“老是偷”的“方老偷”，只是在习惯性地偷东西，完全是一副“义无旁顾”、“义无反顾”——“盗义”的“义”——的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