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让我失望是一步步的，是随着自己看书的增多，眼界的扩大和对它了解的加深而最终彻底失望并放弃读研究生的想法的。首先让我失望的是本系的教授。应该说我第一次坐在教室里边听北大老师讲课，真的有种很异样的感觉，首先开一大堆书的书目让人觉得很新鲜，有否定了好多中学时当作绝对真理记住的结论，的确有些新鲜感。后来看书渐多，涉猎了一些西方史学的理论，比如兰克的客观主义学派，柯林伍德的新历史学派，布罗代尔和布洛赫的年鉴学派的理论等等，总之，西方的理论虽不完美（哪有完美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不完美呢？），但就象西方人在文学绘画等领域一样新见迭出，，令人大开眼界。而我们那帮老师还在讲乾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死抱着制度史不放，毫无新意可言，既无独到的理论又缺乏趣味，所以他们的讲课就成了最好的催眠曲了，尤其是大一时我上朱龙华和张衍田先生的课是肯定要睡觉的，别误会我是一个混日子的学生，我泡图书馆看的书真不少。后来我看了《史记》和《剑桥中国史》和《万历十五年》这些书，则从实践上否定了他们的水平。因为他们写的书我是从来提不起兴趣看的。下面点评诸位先生，我在看历史书时一直为中国从古至今虚假的历史书写感到头痛，所以这里我也就不为尊者讳了。
　　
　　 中国先秦史，吴荣曾先生，他总是在校园里骑着一辆破烂的过时的加重自行车。应该承认，如果不以大师的标准衡量，他的学问还是扎实的，他是翦伯赞的学生。但问题不在这里，北大老师里面可能有三分之一是混混，但一般大学混混的比例可能是三分之二，所以比较而言，北大文科老师的功底还是扎实的，态度还是严谨的。但问题不在这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除了真实的史料之外，关键是看你如何去诠释它，要说功底的扎实的话，清代人谁比得过，可是所谓三大考史名著有什么价值？钱穆的〈国学大纲〉有何价值？先是他给我们讲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争论，当时倒也略具新鲜感，后来一想，够糟糕，中国传统的王朝史学固然乱七八糟，但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之说也根本不应该适用于中国社会，就是用封建社会来命名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他们不去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解释术语（象李泽厚在哲学史领域所做的那样），却去阐释根本就错误的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讲什么田客，步曲之类，讲什么行政制度，历史有必要研究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吗？讲秦汉史讲讲史记多有趣！当然，吴先生在古钱币研究方面的造诣是高的。当然你的黄金时期在共和国三十年度过，也怨不得你，因为受损害的何止学术？我只是觉得北大真的已经没有反叛精神，创新精神。（未完待续）
　　 世界上古史，朱龙华：我上你的课要睡觉，但在历史系我最佩服的是你，因为你通八门外语，钱钟书可能都要吓晕，乖乖龙的东，不得了，我六级都没过，一门外语都没学好。客观的讲我对你真无可挑剔，红光满面的你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穿西装永远不打领带，最具名教授派头。更重要的是还通艺术，古希腊，文艺复兴的课我还是喜欢听的，而且你似乎的确是通世界史，最近刚在广州天河购书中心看到一本你的谈玛雅文明的书，大概埃及，希腊，古罗马竞技场，世界名胜古迹都游览遍了吧？就冲能够到世界各地游览，我差点报你的研究生，但实在忍受不了历史的枯燥，我对你无话可说，只是世界史我更喜欢汤因比的路数。而且你上课从不点名，即使在猪头系主任强行规定以后你也毫不理睬，好！够气派！名教授！还有你从不考试，即使在猪头系主任强行要求之后，你也先把题告诉我们，叫我们到时抄上去就行了，大学哪能还象中学那样考记忆力？就冲这一点可见北大历史系多么堕落！我大学四年虽然平均分列倒数第一，但只重修一门课，其中不能不感谢你！
　　
　　 中国历史文选：张衍田：身板厚，穿中山装，笑容满面。据说你是校警出身，能有今天不容易，还没升为正教授吗？你讲尚书，诗经，倒还津津有味，大约你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吧？能够沉浸在学问中的人是幸福的。你恐怕虽不如段玉裁，章太炎这样的小学大师，但能讲一个字的变迁能从甲骨文讲到现在的简化字，真令我矫舌不下，目瞪口呆，但你为何要研究这样的豆仃之学呢？真是寻章摘句老雕虫，雕雕龙多好？文字学大概也要象京剧一样行将灭绝了吧？但你为何不准我上课睡觉呢？老要叫醒我！奶奶的！还有我上你的课看〈废都〉干卿底事？把我的书收上去不说还说我看当代〈金瓶梅〉！现在找妓女都小菜呐！解放前的北大教授都逛八大胡同的妓院呢！看看淫书过过干瘾有什么要紧？何况我是出于研究的目的才看的，且不说他的书关键处留了太多的空白，如果纯从文学的和淫秽的角度出发，我才不看呢！（他完全是个欺世盗名之辈，比陈忠实都还差得远，没有一本书有价值，没有一本我看得下去，什么屁美文）没办法，要骂他，就要看他，就象余秋雨的破书文化苦旅一样。你太迂腐啦！（待续）我还说叫你开张证明买足本《金瓶梅》呢！看来你是不愿意的了？
　　
　　 中国古代史（隋唐以后）：张仁忠：你的讲课引用史籍原文颇多，但都不成条理，更无新奇之论，连催眠的效果都没有，我在上你的课的时候更多的是自己看书，无论是《史记》还是《全唐诗》的阅读都是在你上课的课堂上完成的。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你烟瘾奇大，课间吞云突雾不停。道是在最后几节课的时候你眼见只讲到清军入关，时间反正是不够了，反而放开手脚大讲雍正如何读书挨打和其他一些笑话，一直这样讲多好！不过，使我永远不能忘记你的是我在大学唯一一门没及格后又重修了的课就是你这门课。记得那一学期期末考试前一个多月前正是94年美国世界杯，对不起，世界杯对我这个狂热的球迷来说显然远比历史系的破课重要，所以一个月黑白颠倒吗课是没上了。其实你还算是个很好的人，最后一节课你告诉了我们要考的内容。但我连最后的关键一课也没上，仍然在蒙头补瞌睡，同学们又没告诉我这回事，真不仗义。弄得我拿着卷子发现全是没听说过的名词解释，胡乱做了问答题留下大量空白象文革中的张铁生一样几乎交的是白卷，我是开考后十分钟交的卷，你拿着我的卷子后冷冷一笑，我就知道完了，遇到杀手了，果然你给了我48分，最后我不得不我94级文科实验班的同学一起上课，重修是也。重修两老师：
　　
　　 明史：王天佑；现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我97年离开时还在任上，不知现在下课没有），你是属于工农兵一代，你自己说似乎是在甘肃的军队里呆过十一年（北大的教授由遗老，老中青四代组成，最老的一代是邓广铭，周一良，他们两是我们历史系的宝。邓是胡适的关门弟子，胡对他还是颇为称许的，功底肯定是很厚的，虽然也不过是考据而已，据说他的宋史研究是上个世纪中国第一；第二代是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以田余庆，祝总斌和吴荣曾等为代表；第三代就是王天佑，徐凯，宋成有'副系主任’等人，由于该读书时都作为革命闯将在闹革命，所以学问是没有的，但现在当官的是他们，不通学术者当官，情形可想而知；第四代是恢复高考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代表人物是阎步克，第四代唯一的人物，另外，第四代还有留美归来的博士朱孝远，洋气得很，他教我们史学概论，还有所谓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后的欧阳哲生，他是从湖南师大过来的，搞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专吃当年被我党的历史封杀了的胡适，傅斯年等倾向国民党或者中立的第三条道路文化人。），他因为有满口大牙又有个大嘴，而我们又都知道《绝代双骄》里有给人叫李大嘴，于是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王大牙或曰王大嘴，古龙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会起错，但外号是不会叫错的，我们也觉得还比较贴切。但与虽无学问却颇有学者风范的前任何芳川相比，明显缺乏学者风度，我们私下都认为有损北大历史系的形象。但我对他还是比较感激的，并不是因为他的明清史造诣比得上吴晗或者本系的博导许大龄，他的课我一节课都没听。但一个人的性格很多时候优劣并生，正是因为他做学位不投入，所以他并不迂腐，知道对于我们这种注定不会做学问的人来说，给我们过不去没什么意思（而对真正对历史感兴趣并且立志做学问的人来说，那样的考试又太小菜了，所以你说大学的考试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慷慨地让我过关了，这里遥致感激之情。
　　 徐凯，重修清史老师兼中国史学史教师：据说他在文革中是风云人物，所以学问也就没有，不过照办一些别人的结论，毫无真知灼见。（如仓修良和尹达的中国史学史，和本系名教授祝总斌的著作）但他是所有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最讲究穿着的一个，总是西装革履，（这在北大文科教授中非常少见，因为文人积习，多是不修边幅）有点象胡适一般，但这是他们唯一的相似之处，我说过，名教授是不在乎学生是否缺课的，倒是水平越差的越虚弱，就因为我曾缺过他的几次课，他大为恼火，差点取消我的重修考试资格，好在王主任主持考试的大度。所以我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知识是从《史通》《文史通义》和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梁启超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梁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来的，不是问道于盲，是无人可问道。
　　
　　 中国近代史：郭卫东，恢复高考后的一代，据说他下乡的时候是和陈凯歌一起，而现在陈发达了见到他爱理不理的，唉，人一阔就变脸呐！世态炎凉啊！人家好歹也是北大讲师，可见中国教授地位之低，尤其历史系教授，谁还愿意做学问呢？投入产出太不成比例了。他有一个大啤酒肚，倒颇气派。他讲课往往讲到自以为可笑处自己先笑了起来，而我们有时则毫无反映，显然，他讲笑话的水平并不高。他的讲课我比较喜欢听，我早就说过，在中国的大学中，真正厉害的是30到50岁那批教授（如现在的朱学勤，秦晖，何清濂等，连李泽厚都过时了，他在美国和刘再复对话都说些什么啊，真实老糊涂，世纪新梦，我看他真是在做梦）。但我认为他其实一般，但由于年轻人容易接受新思想，所以他的课我还是比较喜欢听，后来我一看《剑桥晚清史》，哦！哦！原来天下文章一大抄。我以为新鲜的论点全在上面呢！但不要紧，省得我通读。从他那里，我知道了研究义和团的周锡瑞。（的确不错，观点独到，不愧为加州伯克利的教授，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好，惭愧，记得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问题我还向你提了两个问题。为此我的班主任张建华还嘲笑我呢，他说你胆子挺大的，那么多名教授面前敢提问，那种总是仰视别人的人永远没出息。何况我不认为现在的北大历史系包括中国整个文科领域甚至文学领域有什么大师，北岛和李慎之勉强吧。）还有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的有趣过程。不错，不一定非要是大师，扎扎实实积累点新东西就不错，自己不能创造，输入新知也是可以的，严复和胡适不都这样吗？鲁迅说，别求新声于异帮，如果不是辜鸿铭那种怪物，谁都知道中国老一套是毫无价值的。打开我了我眼界，感谢！
　　
　　 中国现代史，刘一皋（我们给你取了一个外号叫牛皋，决无不敬之意。可怜未老头先白，做学问的真掺，都瘦得一根藤似的，哪象当官的肥头大耳的，满肚子民脂民膏，杜甫是“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做诗苦。”你们是做学问太苦，在中国不值得为学术献身，轻松点罢，当时为什么不跟我们出去踢踢足球呢），说实在的，你的课我几乎每节课都认认真真地听了而且认真做了笔记，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虽然同学们都说你讲课没条理，但我认为你是受美国史学实用主义和真理相对性观点的影响，拒绝宏大叙事，抛弃黑格尔马克思那一套，认为历史研究地越细致越接近真理。所以条理化也许不符合历史真实，所以你注重个案研究，比如井冈山时期的土地制度还有所谓吴满有方向之类。我从你那里知道了黄宗智和余英时。虽然我天性更喜欢波普和哈耶克和托克维尔潘恩也就是说思想或者鲁迅那一类，但你的讲课的确让我受益非浅。只是我觉得你在人格上应高大一些，不要匍匐在美国教授的脚下，应该跟他们平起平坐，就象鲁迅一样，绝不仰视任何人，那样领世界潮流的北大学派才有希望。继往开来，正在我辈是也！另外，记得大三到西安实习是你带的队吧？你请吃的西安清真寺的八宝粥和小笼包味道可真不错哟！你对学问真的很投入，记得大四选修课的作业就是你问我中国农村权力结构，我说乡长，村长都是地方一霸。还有，我出来教两年中学，由于我此时兴趣已转向文学和思想，历史方面再无长进，你的讲义派了不少用场，所以我讲课不用照本宣科，也算贩卖吧！哈，哈，北大教授的知识虽不怎么样，拿到中学还是绰绰有余，吓得中学生目瞪口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王元周，老捏，这是我们同学间用来形容既无个性又无本事的人的专用语。虽然一部共和国史，从何说起，真的不好讲，中国历史以来，讲当代史就是难题。但你为何不可以讲讲文革，讲讲梁效，石一歌，讲讲储安平，讲讲庐山会议，还有遇罗克，等等等等，太多不是禁区又有价值的。我对共和国史抱的希望最大，失望最深。你好歹是研究生哪，我就是随便找几本参考书，然后站上讲台恐怕都比你强，搞得共和国史现在还是我知识结构中的缺陷之一。唉，北大，北大，五四时期的教授聘任制实行没有？如实行了，别象学分制徒具形式。真正作到不拘一格吸纳海内外英才，使北大重写蔡校长时期的辉煌。别还象以前一样优汰劣胜，把优秀的人才要么赶到国外，要么赶到草莽江湖间。（三，待续）
　　
　　 世界近代史：1：郑家馨，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比较笨拙，随便提一个难题他就紧张得拍着额头冷汗直冒。我们都亲切地称之为家馨。他曾向向我们推荐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世界通史》，我当时就觉得好笑，一个人写世界通史，笑话，这怎么可能？果然，我看了一下这本书的中国和日本部分，真糟糕，幸运的是我比较有主见，没有买。我到了社会上之后，还有很多人向我提起这本书，唉，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弱得简直象儿童。另一给我印象较深的事是他在讲解近代时时引入了马克思的一个所谓中心-外围的理论来加以解释，这个宏大的理论的本身是否高明这里暂不讨论，但他在赞叹马克思的“天才”的五体投地的表情却让我觉得可笑，就象我对鲁迅的崇拜一般，北大的教授水准也就可想而知了。历史到了今天，他面对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动不去思考马克思的问题不去批判它，却还在推崇，让我怀疑他的智力也怀疑他的学术良心，连我并不研究历史和思想的人都可以随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堆错误出来。唉，人格矮化，批判的独立的思维能力的缺乏，真是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蔡元培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就他们这种水平，虽然我们北大的学生都心知肚明（好多人都对我说，北大的老师差劲，学生厉害），但他们出去还真能吓倒人，哇，北大名教授，恐怖！所以每次我告诉别人北大教授很糟糕的时候，别人都以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心里想，这人是不是有病，狂人，又见狂人，只有北大的同学理解我，北大出来的同学都眼高于顶，落落寡合，总是难于融入主流群体，也就是说边缘化是他们的普遍生存状态，悲乎！回到正题上来，毕业以后我有一次在电视中看见家馨同志正在以专家的身份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谈谢晋执导的电影《鸦片战争》，我看见他激动地说：“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真的吗？打了你的大使馆了你又怎样？我怎么听觉得这样的话都象文革革命话语，又象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口气，可悲的是他又是发自内心，这样的人以专家身份出现的时候就会误导民众。还有就是他主编了一套非洲史，很厚，唉，那些劣等民族研究他们干什么？谁关心索马里的历史呢？倒真是为历史而历史啊！另外补充一点他给我们的讨论题目是比较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据说另一个教日本史的老师说，他们读书的时候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2：何芳川：他是我们刚进北大时的系主任，虽然同样研究亚非史，但他显然比家馨有风度气派得多，据说他的父亲解放前是北京有名的何公子，世家子弟，毕竟不凡，但学问方面是否能跟陈寅恪，俞平伯和钱钟书这样的世家子弟比呢？我看可疑得很。他写的《世界近代史》（亚非部分）用的是诗化的语言，有点象《河殇》的笔调，初进大学的学生最容易被吓倒，马上拜倒脚下，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只知道有诗化哲学家，比如尼采，克尔恺廓尔，柏格森和海德格尔等，就是还不知道有诗化历史学一说，也许这倒是北大历史系的独创，庶几可作为一学派与欧美史学相颉闶也未可知。他还搞的是环太平洋史学研究，仿佛所谓的环太平洋经济带和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之类。又让我想起布罗代尔以地中海为中心进行的历史研究，也许真有道理也未可知，可以认为是历史地理学吧，或者仿黄仁宇的笔法叫做“太平洋大历史。”好象他在解释为什么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中国和日本在近代西方化努力方面的结果的巨大差异时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叫做“密度论”，把物理学概念引入历史研究，意思是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工商业的分布的密度和地区占全国的比例来说较中国高得多，接近于西欧的水平，好象有点道理。
　　
　　 3：世界现代史（亚非部分）XXX，对不起，我一向记忆力不好，这个人的名字记不住了，决非不敢直言。我只记得上了他的第一节课和最后一节课之后就走了，第一节课是判断他的课是否值得听，结果是不值得听，最后一节课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考试的重点。不过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讲课尤其出题目的方式简直就是中学老师，这在北大倒是绝无仅有。唉，我无言，这样的老师都能呆北大，北大还想建成和牛津剑桥比肩的世界名校，做梦！他给我们出的题目其中最怪的一道是写出印度土地制度的印度语发音的英语翻译，真是遇到鬼了，当时就有一个叫王献华的同学（这名同学现在读完北大宗教系的研究生又到圣地耶路洒冷留学去了，当时我们都大吃一惊，想不到这老捏还如此有脾气，他身材矮小，从不运动，面色苍白，肌肉柔软，带着厚厚的眼镜，宁愿节约下吃饭的钱来买书，小子倒是挺聪明，喜欢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也许十年之后他会成为第二个刘小枫吧！不知会不会在中国传教。）突然拍案而起，对XXX说：“你过来！”然后厉声质问到：“有你这么出题的吗？考中学生呐！”，XXX面色尴尬，无言以对，斯文扫地。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没做完题目匆匆就交了卷，结果所有人都及格了，我又是六十分。
　　
　　 4：世界中古史：马克尧，不是前力帆队南非籍外援马克，别弄错了。年约六旬，言语举止颇为女性化。据说他当年是以省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不知果是否？还有就是据说他的夫人是当年北大的校花。可见前改革时期历史系是何等的风光，就象现在北大的计算机系和经济系法律系一般。现在是今非昔比喽！不要说泡校花，就是班花系花都肥水流了外人田。如果弗洛依德的理论果然正确的话，你说还有谁愿意学历史？当年毛泽东的女儿和薄一波的女儿都是读的北大历史系。现在恐怕都走私和官倒去了吧。据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张建华说，他是我们系的名教授，不过他的话多半靠不住，好象谁在他眼中都是名教授。他的课就更不用提了，又是一个催眠高手，一口山西土话，声音又女里女气，讲的又是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土地制度这一类东西，又不准逃课，痛苦！
　　
　　 邓广铭：超级博导，我们系两巨头之一（另一位是周一良），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的在大陆的关门弟子，九十来岁了，当然不可能给我们上课了，我甚至没见过他一面，因为历史系的大会我几乎从来没去开过。不过，对他的学术成就大体还是知道一些，《中国古代史纲要》的宋辽夏金元部分就是他写的，他对苏轼的大力推崇让我对他颇有好感。另外他的《嫁轩集笺注》也极有功力，好象还有《岳飞传》和学术论文自选集，都没看过，不敢妄评。
　　
　　 周一良：他可是大有来头哦！他的祖父是袁世凯的财政总长，本世纪出所谓南张北周的两大资本家之周学熙是也。据他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说，他祖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请了英，日，德等国的私人教师来教他外语，还有一些国学大师的熏陶，在北大（还是清华？）读书时又是陈寅恪的学生（陈现在无论道德学问都是神话了，只要跟他沾边的人似乎都不得了，可悲可悲！），自然了不得，据说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仅次于陈寅恪，而又是日本史的权威。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我没看，考据那一套我始终敬而远之。他给我们开过一次讲座，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写历史要追求真实，所谓董狐南史是也，二是不要介入政治，并讲了自己文革中成为梁效集团成员从而成为江青的工具的教训。
　　 所谓他在文革中的事，他告诉我们说，当9.13事件之后,江青叫他们去检查林彪读过的书,发现在古代政变的地方都有仔细的批注.文革后,曾有人寄过一封信给他,上面写桌四个字”无耻之尤”,学术与政治，其间的牵扯令人感慨。
　　
　　 田余庆：历史系第二代的第一人，所谓名教授是也。他长相威猛，剑眉虎目，实际上不象学者，更象一个军人。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东晋门阀政治》，我翻了一下，书中涉及的史料实在太过陌生，看起来没什么感觉，据说是论证了士族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而非东晋南北朝，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祖师爷陈寅恪。据说本书在史学界尤其海外相当有影响，有些老头不看完都睡不着觉。但并没有卖出去几本，除了几个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之外，就是本系的几个学生了。看来学术著作实在没多少人看。他曾经有一次给我们讲如何写学术论文，告诉我们做学问主要靠积累，历史从来就不是显学，要有一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精神，虽说我并不喜欢他的书，其人其精神却令人感动。
　　
　　 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史选修课，身材瘦削，面皮青白，满脸冷酷，我们赠号“杀手”。我们喜欢佩服人的班主任最佩服他。当然，我觉得他的学问还是很扎实的，他的两部比较有名的著作是《中国传统士人政治》和《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后者获得了长江读书奖。好象在历史系惟有他获得了超出历史学界的名声。现在想看他的这两本书却找不到了。不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他在讲话中很动情地说北大最有魅力的就是他的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就是他的不计功利的精神追求。我当时也深受感动，在北大历史系总算还没有人忘记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承教了，让我们共勉吧！
　　
　　 徐勇，因为做学问太过用功，瘦弱得风都吹得倒，我的四川老乡。原来在军事科学院，据说因为敢说真话，被赶出了军科院才到的北大，似乎是由于他不是北大嫡系的原因，他的评教授也就比较困难。我选了他的抗日战争史的课。我们是早上7点半上课，而我们历史系普遍的生活习惯是晚上看书看到12点或更晚，第二天没课也许就睡到10点半吃午饭，尤其我更为典型。但他的早上头两节的课我一节没有落下过。我不是一味地贬低，如果真的有水平的话，我恐怕比谁都要认真上课，当然，他连教授都不是，可是职称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记得他讲卢沟桥事变和蒋介石的事可真的很精彩，他总是介绍国，共和日本三方的说法再加上自己的意见，这才是球真知的精神。有些事情我现在都还不方便说。他当然也不是大家，但我觉得北大的希望正在他们这一类中青年教授身上。徐老师，保重身体。
　　
　　 邓小楠：宋史选修课；从不修饰打扮，女性的妩媚柔情全无。她是邓广铭的女儿，家学渊源，经过文革的浩劫，有这种基础的做学问者已经不多了。照里他应该大有成就才对。但好象也不过如此，女人嘛，除了班固的妹妹，谁还听说过什么女人能研究历史的？我个人一直有个看法，我觉得让女性做学问简直是一种残忍，尤其对女性魅力的伤害，不知道中文系的戴锦华和赵园和夏晓虹是什么样子？也许中文系的更浪漫艺术一些吧？她讲宋代的政治制度，是拿着资治通鉴上一篇文章逐字逐句的讲，偶尔引用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上的一些说法，真可悲，自己就研究宋史，为什么要引用别人的说法呢？
　　
　　 蒋菲菲，中国古代商业史，有人说“想入非非”，未免太亵渎了。对于女人来讲，风情即水平，用在她身上再恰当不过。虽然是研究历史的，她可一点也没有书生气，学究气。虽然脸上粉已经很厚，但虽曰徐娘半老，到底风韵犹存。她打扮时髦，讲课当中不忘自嘲以显示自己的无奈和清醒，也算生错了时代而误入历史系。记得她曾经给我们讲北京有个“福寿春药店”，全看如何断句，我总觉得一个女性开口讲关于性的问题显得对性很感兴趣不太好。她的课往往是讲在哪儿发现了古代的一个斗或者一个秤坨一杆秤或古代一斤相当于现在多少克之类，她自己也边讲边笑。还有就是《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当时的店铺早上几点开门小贩如何做生意之类，实在让人觉得无聊。这些东西还研究它干嘛？
　　
　　 许平：人到中年，仍有少女的天真，竟迷住了我们班上的一个小纯哥叫郭晓航的（一个大学生了，还把孟亭苇奉为偶像，买了琼瑶全集珍藏，出去踢球是白衣白袜白球鞋，成天都在洗衣服，我们都不敢坐他的床，也不敢借他的书看）西方史学史，不过给我们照本宣科地讲讲西方史学理论，根本没有自己的理解。
　　
　　 史学概论：朱孝远：四十来岁了还是单身一人，不过据说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在追他，想来现在应该解决个人问题了吧？一个北大教授，在北京还有四居室的房子，没问题！他喜欢穿一件绿颜色的衣服，我总觉得他有点女性化。据说他在美国留学八年，拿了一个历史系博士和一个哲学博士的学位。让我想起《围城》。讲课也确乎不同。经常是叫一个同学起来回答问题比如什么是历史之类，之后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历史？”，弄得满堂愕然。就有点象我去教中学生时我告诉他们课本都是垃圾叫他们把课本扔进垃圾堆时的反映相似。相信他八年间做的笔记不少，象胡适那样贩卖杜威或者象梁实秋贩卖白壁德那样贩卖贩卖也足以在中国成为名教授了，我在光明日报上看见一篇文章说他准备用现代西方的世界史理论来写新的世界史。不知写出来没有？我倒有兴趣一读。
　　
　　 岳庆平：秦汉史，跟蒋菲菲一样清醒，知道入错行的无奈。他讲课讲完了之后我完全不知道讲的什么，但正因为他不认真做学问，所以我选了他做我的毕业论文老师。结果我抄了一篇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的文章，果然轻轻松松地过了。这里也算是经验之谈，北大历史系的小兄弟们，千万选好导师，好过一些。
　　
　　 宋成有：副系主任，研究韩国史和日本史，据说当年是红卫兵闯将，周一良在他的《毕竟是书生》一书中说，一位姓宋的小朋友曾在文革中批斗过他，文革后又向他道歉，也算“相逢一笑泯恩仇”，不知是不是他？上过他的中韩外交史的课，看不出水平的高低。
　　
　　 李孝聪：历史地理，由于他做学问太投入以至于过于迂腐，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李孝鳖。”但我们并无不敬之意，他的确有学问。他研究的是某个地方的古迹古城之类，还有古代的交通道路之类，比如三国时出蜀的道路，所谓褒斜道，所谓蓝添武关道，还有“商山名利路，夜夜有人行”之类。
　　
　　 张建华，主攻中国现代外交史，（导师张寄谦，一个终身独身的知识女性）。班主任，唇红齿白，奶油小生，挺帅气的，一群日本小女留学生把他当作偶像，他能把一个法律系女研究生搞定为老婆，我们还是比较佩服。永远不脱学生气，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和喝酒。经常到我们寝室里来吹牛。吹北大教授的趣闻逸事和89年X四时的事情。记得他还参加北大杯足球赛，他自命自己踢球靠的是意识，自告奋勇踢中场，但才半场就在大家的一直要求下被换了下来，而他安排的历史系阵容也饱受非议，小纯哥就因对阵容不满一脚把矿泉水瓶给踢飞了。而且他自己觉得很有学术才华，他常常吹嘘说，我不是考的历史系研究生，我是因为学术论文写得好被保送的。他对北大和历史系的荣誉敏感得可笑，偏偏我和我的上铺老嘎（一个诗人，现供职南方周末）经常攻击北大和历史系，把历史系说得一钱不值，这时他就要脸红心胀地跟我们急，他说：“你看不起历史系什么关系？”，意思是我们这种无名小辈的褒贬毫无分量可言，我们的鄙视无损北大历史系的荣誉。有一次，他看见我一个人呆在寝室里没去上课，问我原因我说，没什么值得听的。他说“你挺狂的，北大教授的课还不值得听！”不过我们都挺喜欢他的，喜欢他喝醉了酒跟我们一起抱头痛哭的真性情。但他由于英语不好，一直没有考上博士，在北大硕士可不好混喽！不知现在读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