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今天談論中國，就像1999年談論互聯網。

　　在獲得爆炸性成功的著作《非理性繁榮》一書中，羅伯特·希勒，一位智力與運氣俱佳的經濟學家，相信心理因素是驅動20世紀90年代美國股市繁榮的主要原因。一股強烈的樂觀主義情緒， 對商業的崇拜，與充斥四處的新聞報道，使人們當真開始相信泡沫永不破滅。在很多時刻，人們被情緒驅動，他們對真實不屑一顧。

　　“人們今天談論中國，就像1999年談論互聯網。”這是2004年3月《華爾街日報》一篇文章的開頭。儘管將今天的中國繁榮與互聯網泡沫類比異常拙劣，因為後者只擁有可能無法實現的期待，而前者則擁有更堅實的基礎，並已經源源不斷地產出成果，但我們同樣需要警惕的是，外界與我們自己對於中國概念的過分熱烈的談論，有可能正在形成某種語言的泡沫，語言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可能正在出現分離。

　　了解這種語言泡沫的最好方式，是堅持每天閱讀《參考消息》第8版。你將連篇累牘地閱讀到這樣激動人心的標題，“已經崛起的中國、“中國，第三世界國家的楷模”、“世界必須學會與中國相處”、“中國世紀”……為了緩解世界的焦慮，我們自己創造了“和平崛起論”，並準備投入200萬人民幣為這個概念製造理論框架。

　　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談論了這麼多“中國崛起”前景與可能造成的後果，卻很少有人明確地指出崛起的標誌是什麼，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標準是什麼。

　　一個國家的實力就是它擁有物質的力量嗎？所有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都建立於此。因為中國25年高速經濟增長，中國是第六大經濟體，並可能在2020年（或是2040年，這個年份總是在變）超過美國。但是，物質力量常常與國家力量並不同步。時至1880年，美國已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在國際舞台上，沒人看得起美國，它的外交力量與軍事力量都不值得重視。即使到了20世紀初，1907年－1913年英國駐美國大使布賴斯勳爵都會用遊客描述愛爾蘭之蛇的方式來描述外交政策對美國生活的左右——“愛爾蘭根本沒有蛇”。再比如日本，儘管從1960年代末開始，它就躋身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它僅僅是一個經濟大國，而非公認的大國。

　　即使就單純的物質力量而言，中國也仍未達到人們喜歡的類比國的對應程度：19世紀中葉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1960年代的日本，這些國家在各自的年份均在世界經濟中占據主導位置。但經過25年的改革，直到2001年，中國在世界ＧＤＰ的份額仍不過3． 5％，（美國的比例是將近25％），而這個比例在1900年時卻將近7％。是的，我們的物質力量的確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有了迅速的增長，但國際關係實力總是相對的，對此約瑟夫·張伯倫曾說，“需要謹記在心的關鍵……（是）一個國家的強大並不取決於它與自己過去的比較，而取決於它在世界聯合體中的相對地位。”

　　實力是人口嗎？看起來，我們正在徹底地拋棄馬爾薩斯最初的擔憂。對於中國崛起，一個不斷被談論的觀點是，我們擁有13億人的市場，它大得足以改變商業世界的運轉規則，它既可以提供源源不斷的廉潔勞動力，也為知識經濟時代準備了人材庫。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一直擁有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這並不能保證我們獲得實力，在20世紀初世界人口不過15億時，中國的人口就已達到4億，當時西方商業世界流行的一本書是《四億人的市場》，但我們同樣還是不斷地衰落。在世界範圍內，印度尼西亞擁有和日本一樣多的人口，但這說明不了什麼。

　　實力是軍事力量嗎？在最後關頭，這條比任何都重要。儘管外界總是試圖誇大中國的軍事實力，2002年時，中國的軍費支出仍不過是美國的1／10，比日本仍低。況且，在現代世界，軍事的作用仍顯著，卻越來越需要別的因素，尤其是軍事的合法性所輔助，叢林法則已不適合於聯合國建立後的世界。

　　實力是來自於文化、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軟權力嗎？很顯然中國仍不足以產生足夠的軟權力，談論中國是一種時髦，但人們的關注點仍僅僅在於這裡是消費市場與世界工廠。我們沒有產生足夠多的有影響力的作家、導演、藝術家、科學家與媒體。我見到的對於中國的軟權力最激動人心的描述來自於《紐約時報》的記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一篇名叫《2040 年的中國》的文章中他寫道，到2040年時，世界各種科學會議中隨處可以聽到中文，而美國的音樂排行中也充滿着中國歌曲。況且，軟權力也沒有描述的那樣重要，全世界都在觀看美國電影，但這並不會減弱反美情緒。

　　這種設問的單子仍可以無休止地進行下去。大約在1948年，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這樣描述國家實力的組成部分，它們包括地理、自然資源（特別是糧食與原料）、工業能力、軍事準備（特別是人口分布）、國民性格、國民道德、外交與政府的能力，但他強調在衡量國家實力時切勿“給予任何單一因素以壓倒一切的重要性”。

　　很顯然，今天我們正在給予物質力量過多的關注，並誤以為物質積累就是大國的標誌。衡量大國一個簡單的標準在於，它是否在國際關係中擁有足夠的權力，馬克斯·韋伯這樣定義權力：一個人或一些人在社會行為中，甚至不顧參與該行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實現自己的集會。而政治學家丹尼斯·朗給予權力以明確的三種形式劃分：武力、操縱與說服。那麼，暫時放開《參考消息》，根據你的常識，想象一下，中國在國際舞台中所採取的方式，它是否已經達到了語言描繪的大國地位了？創造新理論以減緩別人的焦慮值得理解，但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自己率先誇大了我們的實力。

(搜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