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1） 

前言

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有人說好得很，是善之善者；有人說壞得很，是洪水猛獸。為什麼這樣對立？答案就在於這個學說的鮮明的階級性，它是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作鬥爭的武器，無產階級越喜歡它，資產階級就越害怕它，總要千方百計把它說得一無是處。

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把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的要點歸納為六點：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的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同志指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毛澤東同志告訴找們：必須“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日益鞏固和加強．使社會主義制度日益發展。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團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充份注意識破“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充份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說，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同時，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台，實行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幹部的革命三結合。

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對毛主席時代的歷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可以從這六大要點直觀地看出，這個學說的起點是在1956年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論十大關係》，主要形成時間是從1962年8月北戴河會議到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個時期，完善和要點的文字化是在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一直到1967年11月6日上述要點在“兩報一刊”發表出來這個時期。

毛主席逝世之後不久，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被鄧小平和他所領導的修正主義的共產黨所否定和拋棄，社會主義革命為資本主義復辟所取代，無產階級專政“和平演變”成了現今的資產階級專政，毛主席開創的社會主義制度被顛覆。這一結果證明了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預見性，從而也證明了它的真理性。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

“……那些德國的資產階級學者，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現在卻越來越頻繁的談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來了，仿佛馬克思培育出極有組織的工人聯合會是為了進行掠奪戰爭！在歪曲馬克思主義的風氣空前流行起來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

毛主席也遭遇着馬克思遭遇過的，甚至遭遇的更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專家”們，一些人昨天千方百計地歪曲摧殘毛主席的革命學說，今天更已把毛主席的革命學說完全拋棄，卻虛心假意把毛主席的旗幟高舉得比誰都高，仿佛他們才是毛主席思想的真正繼承人，仿佛毛主席締造和鍛煉出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就是為了搞所謂的“特色社會主義”，而這個“特色社會主義”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新民主主義，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另一些人，昨天是千方百計地歪曲摧殘毛主席的革命學說，今天則是變本加厲的繼續歪曲摧殘它，並誣衊詆毀毛主席所做過的一切，懼怕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正確地完整地掌握毛主席的革命學說，把它變成摧毀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任何假馬列主義的物質力量。此外，還有一些號稱左派或者無產階級的人，也在談論或者“研究”毛主席的革命學說，千方百計把它歪曲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或者實用主義的反腐敗論。列寧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相，我們也必須努力恢復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本來面目，讓繼往開來的將來的革命者，獲得最豐富的歷史借鑑，獲得最可靠的革命真理的指導，建成將來的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開闢道路。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歷史依據

1917年列寧在俄國領導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標誌着“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後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範疇的世界革命終結了，不等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本身也終結了，在世界範圍內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的階級利益，還要千方百計鞏固他們革命的成果，即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把社會主義當作他們最危險的敵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不久，我國在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的誕生。從此以後，中國革命歷史的進程和方向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自1840年以來的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讓位於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939年12月，毛主席和幾個同志合作，寫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是一個課本，還未寫完就已經向全黨指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歷史使命和歷史前途。1940年1月，毛主席發揮《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寫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了中國革命的“兩步走理論”：“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兩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的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為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中間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

1945年4月，離抗戰結束不遠了，毛主席寫出了《論聯合政府》，明確提出了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是要徹底完成各革命階級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完全地實現民主革命的目標，“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從而“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態和社會狀態中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態，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將來綱領或者最高綱領：

“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毫無疑義的。我們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最高理想。共產黨人入黨的時候，心中就是懸着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

毛主席《論聯合政府》告訴人們，歷史上的國民黨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代表，他們也說什麼“民族至上 ”，但是他們做的事情卻是把他們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抗日放在第二位，這不符合於我們民族大多數中國人的要求。他們也說什麼“國家至上”，但是他們所指的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國家，並不是人民大眾的國家。

歷史的經驗已經表明，沒有一個遠大理想的、堅強的、具有戰鬥力的，而且永遠是清醒的革命政黨，革命就不會成功，革命就會失敗。1949年3月，正是民主革命取得全面勝利的前夕，毛主席似乎已經意識到，共產黨的一些人將有一個懈怠而忘卻革命初衷的轉變，於是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全黨發出告誡。毛主席的告誡在當時是革命者的頭腦清醒劑，現在則成為歷史的一面鏡子，照耀出背叛革命者的骯髒的靈魂。

“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這個毛主席當時發出的推翻蔣家王朝，建設人民的新中國的動員令，18年後更成為無產階級在新時代的造反宣言，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大街小巷和紅衛兵遊行隊伍中最醒目的革命標語和口號。許多人如今只大約記得毛主席那次告誡中的“兩個務必”，這是不夠的，如果丟掉了其前面的內容，“兩個務必”勢必成為抽象的說教，失掉它的革命性質：

“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究會向他們乞討才能活下去。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意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增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地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有批判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乞討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

1871年巴黎公社兩個月的革命失敗了，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起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巴黎公社的核心原則：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之後，不能只是簡單接過舊的國家機器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須要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1949年建立新中國，標誌着中國革命走完了民主革命的第一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其最低綱領，“一出長劇的短小的序幕”完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正劇必須開演，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必須帶領全國人民去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去開展社會主義建設，讓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國，為實現共產黨的最高綱領開闢道路，準備條件。

但是，由於當時的歷史特定條件所限，新中國國體採用了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革命的巴黎公社原則未能得到完全的貫徹。這是新中國的一個先天的缺陷。首先，人民民主專政理論上包括對敵人的專政方面和對人民的民主方面這兩個方面。但所謂敵人，包括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買辦階級、大資本家、大銀行家、大地主，國民黨反動派等等，在1949年10月建國的時候，基本都消滅了或者趕跑了，餘下的大多數也在建國初的剿匪、1951至1952年的鎮反中被基本肅清，殘留的只是極少數美蔣特務，他們一般也不敢公開活動了；而所謂人民，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四個階級；既然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在人民的範疇里，那這個由四個階級組成的共和國其實就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共和國。其次，新中國並沒有完全砸爛國民黨舊政權的國家機器，其標誌主要包括：1）新中國接納了大批國民黨留下來的官員，他們中一些人是國民黨的潛伏人員，是留下來等待國民黨再回來時做內應的，即使那些不是潛伏的人員，也都存在着剝削階級、官僚買辦階級的思想意識。2）接納了約500萬舊知識分子，其中很多是封建意識和資產階級的剝削意識根深蒂固的人，他們只是迫於政治形勢而歸順共產黨統治，決非是接納了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甚至都沒有接受人民民主專政，因為他們是看不起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要他們與工人、農民平起平坐，他們感到身價降低了。他們這種階級的心態，至今還在他們的“後代”身上變本加厲地表現着，一種形式就是吹捧民國多麼多麼好。3）接管了國民黨的很多警察，那些人歷來和社會中的三教九流，包括黑社會組織廝混在一起。這三類接納下來的人員，不少人因為在工作中的“優秀表現”入了黨，甚至當了共產黨的幹部，混入了共產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機關。其三，三年內戰中大批的國民黨將領率部起義或者投誠，他們被立即改變為解放軍而調轉槍口對國民黨軍隊作戰，解放後這些國民黨兵也都一定程度上成為功臣，在共產黨的軍隊獲得一定地位，轉入地方的也都體面得很，但他們同樣並沒有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甚至也沒有接受人民民主專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機器的最能體現專政色彩的兩大部件，那麼，即使不考慮國家幹部系統接納的無數的國民黨官員和舊知識分子，單從軍隊和警察看，新中國就沒有完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因此國家機器的資產階級性質是很濃厚的。

國家是階級專政的工具，新中國既然是一個資產階級性質的共和國，那麼搞資本主義就會得到社會廣泛的支持，搞社會主義革命則要取決於共產黨對馬列主義的堅定性、自身的純潔性和中央領導集體的團結一致性。從以往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經驗看，革命成功之後，革命黨很難保持原有的堅定性、純潔性和穩固的團結，因此，即使有毛主席的中國革命的精彩劇本在前，又有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告誡在後，中國革命是否還要繼續的問題，也就是共產黨還要不要巴黎公社原則，要不要建立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還是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後就立即出現了。很多共產黨人，包括共產黨的一些領袖，一進城就忘掉了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告誡，更忘掉了革命的初衷，打算躺在民主革命勝利的功勞簿上睡大覺，不願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了。劉少奇第一個從黨內站出來，反對向社會主義過渡，反對對資產階級開展任何鬥爭，更反對消滅資產階級，他 “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就是不要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共產黨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對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國體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共和國進行改造，使其變成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顯然，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那股黨內力量是一股社會主義的異己的力量。

毛主席在建國前就預料到，民主革命勝利可以為社會主義開闢道路，也可以為資本主義開闢道路。毛主席是要搞社會主義的，所以他不得不和劉少奇進行鬥爭，在1952年就提出並敦促黨在1953年確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黨的總路線終歸不能代替國家根本大法，所以為了讓社會主義改造變得合法，毛主席又親自帶人起草了1954年的憲法，把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寫進憲法裡，變成了全國各黨派共同的工作方向指針，而不再只是共產黨一個黨派的政治和經濟路線。1954年的憲法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下增加一個“社會主義原則”，這是它革命性的地方，起到了開闢社會主義道路的作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1955年底就基本完成了。這個成就為城市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條件，大大縮短了這兩大改造的時間，至1956年上半年，三大改造都取得決定性勝利，農村集體經濟基本建成，城市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也基本建成。以三大改造完為標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1956年上半年就初步建立起來了。這就是說，從1949年到1956年，在共產黨的最高領導集體中，毛主席幾乎是以個人的力量，堅持着人民民主專政向着社會主義方向發展，才有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發生和完成。現在反觀歷史，如果當時不是走了互助合作經濟，又經過一個時期，最終實現了農村的集體經濟和城市的集體經濟與全民經濟，我們就不可能從1950年開始，僅僅用了20來年的時間，在完成農業社會化的同時，也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建立起來了完備的、合理布局的工業體系。這個體系成為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快速發展的國防工業的基礎和保障，使社會主義中國那時就完全擺脫了被帝國主義重新奴役的危險。

總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不是任何其他的革命，而是徹底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俄國十月革命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這個革命分兩步完成，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中間不許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而它的最終目標，就是實現共產黨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而制定的最高綱領，即實現共產主義。這就是毛主席要求共產黨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建立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依據。這個歷史依據在1954年又用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確定下來，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法律依據。

——————

促成毛主席創立該學說的政治背景

1，1956年波、匈事件前後的社會思潮

1956年2月，我國三大改造即將全面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即將初步建立，可是，就在這個歷史關鍵時刻，對世界社會主義事業起了極大破壞作用的蘇共二十大召開了。蘇共二十大最初的政治影響，按毛主席的說法，一是揭了蓋子，二是捅了婁子；揭了蓋子，就是說是蘇共、蘇聯和斯大林不是一點錯都沒有。這就破除了迷信，各國共產黨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辦事。捅了婁子，就是說，對斯大林這麼重要的國際人物，赫魯曉夫不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商量，搞突然襲擊，會搞亂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思想，可能要在世界上造成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高潮。蘇共二十大長遠的破壞作用，回頭看則是怎麼評估都不為過，因為它犯了方向性錯誤，錯誤的本質就是毛主席在1956年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鐵托“反斯大林主義”的普拉演講事件之後評說的“丟刀子”，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思想混亂，使黨內黨外很多人對社會主義制度發生了動搖，失去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掉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判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是批評斯大林的錯誤，我們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列寧這把刀子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丟掉了。……你有多少資本呢？無非一個列寧，一個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丟了，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列寧的腳沒有了，或者還有一個頭，或者把列寧兩隻手砍掉了一隻。我們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十月革命的。馬克思寫了那麼多東西，列寧寫了那麼多東西嘛。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個很危險”。

蘇共二十大路線就是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但其充分表現出來，需要一定時間，這就好比走在一個圓弧上，那分明是一條曲線，剛走幾步，卻看不出是走在圓弧線上，還以為是走在直線上，再多走幾步，才明朗那其實是一條曲線。1956年波蘭事件發生的時候，赫魯曉夫兵臨華沙城下，比斯大林還老子黨主義，而匈牙利事件發生，匈牙利共產黨請求蘇聯紅軍協助平叛，赫魯曉夫開始卻按兵不動，讓匈牙利因為搞資本主義而下台的納吉再次上台，黨和國家發生分裂。在這兩個事件上，赫魯曉夫和他領導的蘇共，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都是違反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的，逐漸地暴露出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1956年10月赫魯曉夫在蘇共最高蘇維埃會上，打出了他的“和平綱領”（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大講“三無世界”（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這也是蘇共修正主義的一種外形，使蘇共的修正主義路線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後來的蘇共二十一大路線、二十二大路線，都是蘇共二十大路線和“和平綱領”路線的延續，這條路線沒有因為赫魯曉夫1964年10月下台而終結，而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發揚光大，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變成所謂的“改革新思維”。這條路線最終徹底葬送了列寧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成果，對於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整個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分崩離析等等都有直接責任。

蘇共二十大的初步情況傳回國內後，為了防範不測，毛主席採取了兩個重大措施。

第一個重大措施是指示陳伯達寫出文章，彌補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報告的不利影響，捍衛斯大林所代表的列寧的十月革命道路。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就是陳伯達根據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和提出的中心思想寫出的。它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十月革命後產生的，完全不同於過去一切階級專政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它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目標的鬥爭無疑是情況很複雜、道路最曲折、鬥爭最艱難。因此在這個鬥爭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現許許多多錯誤，但也存在着無限發揮人民群眾主動精神和積極作用以克服種種錯誤的可能性，從而為實現共產主義開拓光輝的前景。這篇文章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比較全面地辯證地分析問題，充分肯定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蘇共的方向是社會主義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斯大林的錯誤，是從哲學高度上用對立統一的馬列主義方法，分析了它產生的歷史根源和社會基礎，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從個人感情出發，搞情緒宣泄。

第二個重大措施是在黨內發起一個思想解放運動，主動出擊，爭取有利的局面。為此，毛主席從1956年2月25日蘇共20大閉幕到4月11日這差不多兩個月時間，夜以繼日先後和三十多個國家部、局、委的負責人談話，做調查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的分析方法，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探索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探索如何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次與我國社會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走出一條我們自己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道路。1956年4月25日他在黨內所做的《論十大關係》講話，就是這個探索的具體成果。“十大關係”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十大矛盾”。毛主席在吸取斯大林個人主觀主義的錯誤的經驗教訓之後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一類是敵我矛盾，它經常表現為對抗性矛盾；另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它是非對抗性矛盾。兩類矛盾在一定條件下會發生轉化，對抗性矛盾可能變成非對抗性矛盾，非對抗性矛盾也可能變成對抗性矛盾。因此，共產黨人必須學會如何分析矛盾，如何識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並採取不同的方法來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儘量使對抗性的矛盾能夠轉化為非對抗性的矛盾，而不使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的敵我矛盾，以達到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社會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目的。這個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思想，成為日後毛主席處理各項問題的一個方法論指導，貫穿在整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里，成為他關於無產階級下繼續革命學說的方法論基礎。

波、匈事件事件一出，毛主席覺得早先寫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不夠用了，需要再寫一篇文章把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的教訓也寫進去。八屆二中全會結束後不久，毛主席就開始落實寫這篇文章的事，1956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章，就是吳冷西、胡喬木他們根據毛主席12月初提出的具體觀點組織文字寫出的。這篇文章深化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思想，繼續從分析世界基本矛盾入手，旗幟鮮明反對修正主義，捍衛馬列主義，捍衛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同時也反擊了英美法等國家壟斷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和輿論工具，藉助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報告之政治錯誤，發起對社會主義的誣衊和攻擊。

反修防修理論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很重要的一個部分，而體現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兩篇文章中，尤其是第二篇文章中的思想，標誌着毛主席在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對修正主義有所警惕了，已經注意到了防修的問題了。因此這兩篇文章，尤其是第二篇文章，對於1963年至1964年反修防修的中蘇論戰起到了理論奠基的作用。

什麼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將其總結為五條：

（1）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織成為共產主義的政黨。這個政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密切地聯繫群眾，力求成為勞動群眾的核心，並且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自己的黨員和人民群眾。

（2）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鬥爭從資產階級手裡取得政權。

（3）革命勝利以後，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聯合廣大的人民群眾，建立無產階級對於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對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消滅階級。

（4）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民群眾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並且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

（5）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努力取得各國勞動人民的援助，並且努力援助各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民族。

蘇共二十大以來，國際上出現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潮流，根子是在各國的共產黨內，中國社會上出現的各種問題，雖然還沒有國際上那麼嚴重，但已經有發展的趨勢，其根子是在中國共產黨內。在民主革命時期，毛主席就不斷地通過政治工作，使共產黨建立了一個傳統，那就是黨員要當群眾的榜樣，黨的幹部要當黨員群眾的榜樣，黨要當非黨（包括民主黨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榜樣，教育別人的人先要接受教育。共產黨要搞馬列主義、要搞社會主義，那共產黨自己是不是馬列主義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毛主席非常清楚，共產黨要把社會主義搞下去，就非要正人先正己，先把共產黨的作風整頓好。列寧說過：“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的標誌，這才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群眾”。毛主席按照列寧的方法來指導黨的工作，對中國共產黨提出更嚴格的要求，要中國共產黨自己洗滌自己，吐苦納新，和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更大的知識分子一同努力，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推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為此，他提出要來一次黨內整風運動。

毛主席號召整風，實際上是毛主席把共產黨的革命革到共產黨自己頭上了，可是資產階級右派卻藉機鬧事。像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這樣的人，到底說了什麼，究竟做了什麼，中央是知道的，中央統戰工作是起到了作用的。反右運動開始後，中央把資產階級右派的言論和行動公布出來，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無產階級人民群眾，對他們是很不滿意的。不否認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他們和毛主席是一致的，因為毛主席提倡了“雙百方針”，也贊成說共產黨一些人就是不學無術，毛主席還主動倡導批共產黨內的“三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但是，在根本方向上，他們卻是與毛主席完全相反：毛主席要的是社會主義，他們要的是資本主義。

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他們的言論，在當時的報刊雜誌上很容易找到，就是在80年代初寫出的高校黨史教科書上也不難找到要點，但隨着資本主義化的逐步深入，那些仇視社會主義的言論都完全消失了，他們變成了符號，成為毛主席迫害知識分子的標籤，他們的後人，甚至是非婚生的後人，可以一無所能，單憑他們當年的反社會主義的名望，就可以名利雙收。最典型的代表莫過於章詒和、章立凡了，而儲安平的後人今年5月，在江蘇省委的操作下，把他們的不知所蹤的父親“入土為安”了（搞了個衣冠冢），那麼多的政治要人捧場，成為他們父輩反社會主義歷史劇在當下的續集。

還有一個叫林希翎的，幾十年來也被修正主義的共產黨塑造為英雄。1956年11月，南斯拉夫的鐵托發表普拉演講的消息傳到國內後，林希翎在北大發表演講，說“用真正的社會主義觀看斯大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卻發現了封建主義，封建主義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中國存在龐大的官僚機構，特權，等級制度，對思想，言論的壓制，對公民權利的剝奪，愚民政策，宗派主義，地主霸王作風，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取到的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要承認林希翎批評的這些東西不少是實際存在的，而且都正是毛主席也在黨內批判的東西，是毛主席想要解決的問題，黨內整風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時間，社會主義只有短短幾年的歷史，社會主義在形式上是建立了，但也只是所有制方面是初步建立的，更多的方面，更關鍵的上層建築里的東西，還沒有觸動，封建的思想、意識不會立即消失掉，需要去鬥爭，需要用社會主義的世界觀去改造。這正是毛主席要求全黨和全社會正在做的事情，他提倡大家都要改造，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共產黨自己，包括他自己，都要改造，而林希翎則是要用“資本主義的民主傳統”去改造，好像中國只要第一天搞了資本主義，第二天早晨起來她批判的那些東西就都無影無蹤了。這種“幼稚病”共產黨在搞民主改革的時候黨內不知道出現過多少次了，不是什麼新東西，也不是什麼有知識、有思想、有頭腦的表現。

資產階級右派借題發揮，對社會主義制度表示敵視，是由他們的階級本性決定的，不以毛主席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也不是以工人、農民階級的意志為轉移。這就是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一部分。

如果說建國初劉少奇等人“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歷史局限性的第一次大暴露，那麼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到1957年中國共產黨整風這個期間發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歷史局限性的第二次大暴露。

在這個時期，黨在理論工作上，雖然以《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為主要標誌，一再強調是走列寧的十月革命道路、斯大林代表的社會主義方向，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中也是談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共產黨包括毛主席在內，很怕得罪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因為他們有文化、有科學技術知識和一定的國家管理知識，而這些正是共產黨軍隊出身的幹部所不具備的。在1956年八大期間，毛主席說中央已經制定三個五年計劃，要培養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將來的中央委員會就會有很多科學家、工程師。可是，長遠的計劃解決不了眼前的問題，眼前要搞社會主義革命，共產黨自己的知識分子、科學家、工程師不夠，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很大程度上要聽人家民主黨派和他們的知識分子的，所以共產黨不但還要那個“民主統一戰線”，也不敢把人家排除在人民的範疇之外，不敢放棄人民民主專政，甚至毛主席1948年就提出的“民主革命勝利後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也不敢提了。

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利用自己知識文化上的優勢，利用憲法上的缺陷（1954年憲法保留着人民民主專政，這決定了它與建國的《共同綱領》還是沒有完全劃清界限，這是它的致命缺陷），再利用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毛主席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契機，利用“雙百方針”帶來的比較充分的言論自由，向剛剛建立不久的初步的社會主義制度發起進攻。

馬克思當年的教導（巴黎公社原則）在這裡發出了回聲：革命成功之後，無產階級不能只是簡單接過舊的國家機器去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須打碎它，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否則革命的成果就不能最後保住。

社會主義革命中社會主要矛盾究竟是什麼？毛主席在建國前夕說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個論斷是極其正確的，所以七屆二中全會把它寫進了黨的決議。可是，中國共產黨人，包括毛主席自己，那時候可能都沒有意識到人民民主專政與這個正確的論斷是存在相互衝突的，就在建國時採取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其局限性兩次大暴露之後，尤其是第二次大暴露之後，毛主席意識到了他以前對於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以及舊知識分子的政治覺悟的認識是過於樂觀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從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出發，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總體上還是反對的、抵制的，而人民民主專政、《共同綱領》、1954年的憲法，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都促使毛主席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對於階級鬥爭都有了新的認識，讓毛主席再次認識到，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是一次認識上的輪迴，但這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輪迴，不是原地轉圈。

反右派運動的理論指導文件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文件因為歷史的原因還不能立即廢除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毛主席只好基於新的形勢對“人民”的概念做出調整，以使其不與還沒有遭到廢除的人民民主專政、1954年憲法、八大文件相衝突，而又能為反右派提供政策上的依據：

“……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疇，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體，都屬於人民的範疇。在現階段，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在這裡毛主席已經不是像以前簡單把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劃在人民的範圍了，而是加了一個 “是否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標準，就是說，這四個階級中凡是不贊成、不擁護，不按照要求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都不再屬於人民的範疇。

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論述是高屋建瓴的，可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篇文章，卻是共產黨與社會所有各方妥協的一個產物，也是共產黨內各政治派別之間的妥協的一個產物，因此它實際上就成了一個大雜燴。在當時雖然是合適的，卻把當時必須解決的問題推到了後來，正如1954年憲法把1954年就該解決的問題推到後來一樣，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敵我不分，一定程度上講，理論上的根源也在這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存在的理論缺陷之中，而法律上的根源就在於1954年的憲法的致命缺陷，即還是保留着人民民主專政，並把資產階級當成人民，而使革命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敵我矛盾無法在法律上做出分別。文化大革命後的1975年憲法對此採取了革命性措施，把人民民主專政廢除，用了無產階級專政。

可是，鄧小平他們掀翻華國鋒奪取中央最高權力之後馬上把1975年憲法廢除，搞了一個1982年憲法，把人民民主專政又請了回來，為他們的資本主義復辟掃清了法律上的障礙。鄧小平他們欺騙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至今還是連很多號稱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都在為人民民主專政叫好，不知道它與無產階級專政是本質上不同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