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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性格:風氣篇(上)
送交者: 道還 2016年09月15日14:16:59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中國人的性格:《風氣篇》


楊道還


社會風氣的勢,理與利


(上)


風起於青萍之末,社會風氣肇始於一人兩人,從心開始。曾國藩《原才》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來自哪裡)?自乎(從)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籍籍)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以其為首領)而受命焉;尤(更)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御者也。”


曾國藩這裡用的是“民”字的本意。《說文》有,“民,眾萌也”。段玉裁解萌,說:“萌,猶如懵懵無知兒也”。僵化地講究政治正確的人會認為這是對民眾的輕視。但這只是一種實際情況。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認為不需教育,此中隱含的認識就是,教育缺失,就會導致懵懵無知的民眾,因此要人為地強化教育。但教育幾乎在任何國家,都存在缺失的情形,事實上導致大批懵懵無知民眾的存在。一個稍具文明的社會,不能棄這些人於不顧,這是極為現實的問題。除了教育的缺乏,社會分工,如社會學的專業化,也導致很多其他專業的人士對社會的認識處於懵懂狀態。這也是非常現實的情形。


這樣的“懵懵無知的民”,需要在社會,在現實生活中,而非學校範圍內,繼續學習以便參與到社會中去。他們的思想趨向,往往不是出於系統的理解認識和自己的獨立判斷,受外在的社會風氣的影響往往較大。而一個人的生活圈裡的社會風氣往往因一兩個意見領袖而定。這裡的意見領袖,可能是某一政治人物,團體,傳媒,學者,甚至商人等,總之是個某種權威人士。越權威,惟其馬首是瞻的追隨者越多。他們主張的或者是智,或者是義,或者是利,不管是哪一個,不管是智還是愚,善還是惡,就影響力看,沒有太大的區別。


意見領袖既然稱為領袖,就是有人眾追隨。眾人所趨,就形成一種勢力。這個勢力一旦形成,正如曾國藩所講,“雖有大力,莫之敢逆”,能夠威迫裹挾那些不追隨,持不同意見的人們。這樣的勢力一旦站穩腳跟,就從無形的風轉成固定的習俗。在先秦學術中,這即是義轉為禮,或者說對禮的塑造過程。在某種“義”是有天理人性基礎的情況下,就形成好的傳統。在某種“義”是膚淺低級的情況下,就形成陋習。


舉例來說,中國人的鬧洞房是個傳統。在男女授受不親,非禮勿視的社會氛圍中,鬧洞房給社會的性壓抑一個渲泄的渠道,可親可視而不妨禮節。鬧洞房對社會的作用,就如節日:節日是人類特有的,從一成不變的生活中脫離出來,哪怕是暫時的,也對人的心理有莫大的慰籍,因為這是人性的一個根本特徵。但在現代中國,社會規矩與不親勿視近乎相反,很多地區鬧洞房傳統就完全墮落成為陋習,近乎變態性虐。


從社會風氣起處,就知道慎終追遠的人很少,所以社會風氣多是發起在先,先有狂簡,後有取裁。而社會上的普通人總是只在對社會風氣有所不滿,甚至厭惡的時候,才想到如何改變的問題。這裡就牽涉到勢的作用,尤其是改變勢的問題。


勢是常變的,此一時,彼一時。韓非子說:“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韓非子·難勢》)。《說文》解勢說,“勢,盛力,權也”。這裡的盛是動詞,如盛水一詞中的盛的用法,含有蓄而未發的意思。勢不是力,勢與形,物有關,指的是(形或物的高下)所盛之力。勢往往與權連用,權勢。權,即能夠對形或物變化起來時的走向有所影響之意。權是局域的,勢是廣域的。權勢一詞,既有指權本身的情形,也可看作“權”和“勢”的複合詞,即權與勢分離:勢存在於客觀條件,有權的人不能占有勢,情況的走向由兩者共同決定。集權社會中,政令不行,是權與勢分離造成的。借用韓非矛盾的寓言,集權要求絕對自由時,需能控制任何勢;而勢當其大時,莫之敢逆,勢不可當;這兩者必有一敗。


在先秦學術中,對勢這個範疇的重視從老莊始,為兵家法家所重。兵家法家對勢的討論,尤其是任勢而動的思想,與老莊有很深的聯繫,帶有濃厚的道家意味。但對於自我與勢的關係,孔孟卻比兵家更接近老莊。韓非子的矛盾寓言,是他用來說明“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韓非子所講的賢,應該就是孔孟一流人,甚至包括老莊。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老子·八》)。水處惡,即是沒有任何勢的卑低之處。老子認為聖人常處於勢不能及的地方,不去占有勢,不為勢所動,而可以為勢。莊子則避勢,講勢不能及處的妙境,講“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史記·日者列傳》)的道理。


雖然《論語》中沒有直接提及勢,但從孔子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來,孔子不為勢所動,行動有時順勢,有時逆勢。孔子在不以勢作為行動的原則這一點上,與老莊類似;在鄙視勢這一傾向上,與兵家法家的傾向正好相反。在順勢與逆勢中,孔子主要表現出的是雖逆勢而不改;孔子要順勢掌握權柄,也是為了扭轉勢,所以說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憲問》)。孟子的浩然之氣,可以抗擊“莫之敢逆”的大勢——“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但孟子的浩然之氣不是專門用來逆勢的,而是自身的本性修養,他說: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孟子·盡心上》)


孟子與孔子的儒家,表面上看起來有所不同,其實質卻是一脈相承的。宋儒就將這一點看得很清楚。表面上看,孔子時常有類似於道家的嘆惋,“天何言哉”;而孟子則咄咄逼人:“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又如,“(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而孟子卻常有再為馮婦之心(《孟子·盡心下》。馮婦力能打虎,後來向善不再打虎。這天他在野外,眾人逐虎到一個角落,不敢打,看見馮婦,就請他。馮婦就欣然下車。眾人很高興,士人認為馮婦(違背了誓言)而嘲笑他。)。此類的例子甚多,不必一一列舉。


孟子與孔子一脈相承的是朴,兩人的不同,部分是學術分工不同,部分是性格和稟賦上的不同:孔子文一點兒,孟子質一點兒,正是“君子和而不同”所講的情形。孟子見梁惠王,不大看得起王的威勢,第一句話就是搶白:“王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的愕然可以想見。如果這是孔子,梁惠王多半會問:“禮是這樣的嗎”?但碰到孟子這樣的性情,梁惠王一想到“能拿這老頭怎麼樣”,充其量只能翻翻眼睛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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