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李政道與楊振寧的決裂及其他
2005年5月16日 星期一

一、緣起

在最近的央視面對面節目中，楊振寧又談到了他與李政道的分裂，具體內容是這樣的：

“楊振寧和李政道分手原因是迷霧

在楊振寧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個舉足輕重不可迴避的人物，從1946年開始，兩個人的合作長達16年之久，並因“宇稱不守恆理論”同獲諾貝爾獎，被後世學者銘記，他倆的合作關係在近代物理科學歷史上，相當罕見。然而，從1962年以後，兩個人的關係徹底決裂，成為國際科學界以及中國科學發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記者：歐本海默（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楊振寧跟李政道並肩走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後，我們看不到這樣的情形。

　　楊振寧：這是一個悲劇，這個悲劇的根源非常複雜，不是一句話、兩句話所能夠解釋的，更不是我今天應該在攝影機的面前所討論的，我想這個問題我們兩個人身後一定會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後，大家中國人、外國人會得到一個結論的。

　　記者：我們中國有句老話“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國人都希望看到你們倆和好。

　　楊振寧：對，這也是我現在決定，我公開地在生前不再在這方面討論這個問題的道理，是因為大家很顯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們和好，可是我們沒法再和好，所以在這情形，最好的就是不再討論。

　　記者：是合作出現問題？但是楊先生的經歷不是這樣。

　　楊振寧：你知道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非常複雜的，這個裡頭有戲劇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異，有性格方面的差異，不是這麼簡單的，我想我現在的決定是對的，這個事情我不要再公開討論。

（話外音）雖然眾說紛紜，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終是迷霧一團。然而值得回味的是，兩個人在各自的物理學研究中都有多次與他人合作的經歷。除了與李政道合作的“宇稱不守恆理論”之外，楊振寧三大成就中的另外兩項楊-米爾斯規範場理論和楊-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與人分享，但卻沒有重蹈楊李之爭的覆轍。”

實際上，楊振寧曾經藉口1962年5月《紐約客》雜誌上發表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稱問題側記》、李政道1971年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歷史》和1979年富蘭克林的文章《宇稱不守恆的發現與未發現》，就1962年為什麼會與李政道分裂，在1982年的《論文選及注釋》裡把問題公之於眾，想把宇稱不守恆理論的功勞更多地攬到自己身上，詆毀李政道的為人和學術水平。

結果李政道被迫在1986年打破沉默，發表了《破缺的宇稱》和《往事回憶》，批駁了楊振寧的謊言。此後，楊又不吭聲了，為什麼呢？

我覺得，他知道，他認為很關鍵的證人，他和李政道共同的導師吳大猷，以及其他許許多多重要的了解內情的知情證人，都還沒有死，辯下去必然真理越辯越明，他自己的形象必然越辯越差，會徹底暴露他陰暗的一面。

結果呢，他以為關鍵證人差不多死光了之後，楊振寧以為自己終於有機會發彪了，就借着出版《楊振寧傳》的機會，想藉此機會渾水摸魚，再一次發表了自吹自擂和貶低李政道的言論，以為這樣子可以抬高自己的形象。沒想到李政道通過與《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的問答，把楊振寧的種種謊言，徹底揭穿，楊振寧的各種說法，都被李政道批駁得體無完膚，而且證據確鑿，非常有說服力，即使對物理學外行的我也可以看出誰的話更為可信，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參見《李政道答《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問》，網址http://tdlee.ccast.ac.cn/tdcv.html）。

楊振寧兩次主動出擊，都沒撈到什麼好處，反而被李政道揭穿了老底，又只好閉嘴了。要是真理真的在楊振寧這邊，我才不信楊振寧會閉嘴！他現在閉嘴是因為再跟李政道辯下去，只會讓人發現他貪婪無恥的真面目，在國人面前下不了台！

二、 楊振寧繼續誤導公眾

可是，楊振寧還是想誤導公眾。他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說到跟李政道決裂的原因：“你知道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非常複雜的，這個裡頭有戲劇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異，有性格方面的差異，不是這麼簡單的，我想我現在的決定是對的，這個事情我不要再公開討論。”似乎顯得自己多麼的高尚，多麼的寬宏大量，還含沙射影說李政道的做人和性格有問題，這也難怪後來記者加旁白時說什麼楊跟其他人合作就沒不愉快的話。

記者不懂。楊振寧跟李政道都是中國人，而且他一直以長兄自居，所以他敢跟李政道提出來自己名字放前面的問題。而楊與其他的合作者，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可能確實論文基本上都是楊振寧做的貢獻占絕大多數，他們是後來加入的；另一個可能是他們當時只是一個無名小輩，跟已經成名的楊振寧的地位不是一個檔次的，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餘地，能跟楊振寧合作，從而混上個終身教職，可能已經要非常感謝楊振寧了，當然不會鬧矛盾。你們可以看看，楊振寧與其他人合作的成果，“楊-米爾斯規範場理論”和“楊-巴克斯特方程”，都是楊振寧的名字在前，說明發表論文時，論文的作者並沒有按照作者的姓的第一個字母排序！！

在訪談中，楊振寧提到，米爾斯在北大的一個會議回答別人的提問時，稱“楊—米爾斯規範場理論”主要的東西都是楊振寧的，楊振寧說他是不必要的謙虛，不像有些人，只有30%的貢獻，他要說成有70%的貢獻（這當然是說李政道）。還說這篇文章比米爾斯所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全部文章加起來還要重要，所以應該所有的榮譽都應該給他，但是沒有給，所以物理學界對米爾斯的評價是不公正的。

其實，楊振寧的話完全是自相矛盾的。看名字就知道，米爾斯的名字會放在楊振寧的後面，沒有按照正常的按作者姓的第一個字母排列作者的順序，這就意味着，米爾斯的貢獻不足三分之一，主要的貢獻都是楊振寧的，當然無法獲得太多的榮譽，這是顯而易見的。米爾斯在回答別人的提問時，說那篇文章主要都是楊振寧的貢獻，楊振寧居然說這是米爾斯不必要的謙虛，不會像李政道那樣，明明只有30%的貢獻，非要說成是70%。可是，一個顯然的事實是，既然楊振寧的署名在米爾斯前，沒有按照字母排序，如果米爾斯真的是謙虛，那麼只能說明楊振寧在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又做了不道德的事，就是硬要把自己的名字不按字母序排列，搶了米爾斯的學術功勞，從而降低了米爾斯的學術地位。如果是這樣，米爾斯為什麼沒得諾獎，恰恰是他害的！

米爾斯相比楊振寧，可能確實不是一個檔次的，跟李政道也不是一個檔次的，在那篇最重要的文獻中的貢獻是很次要的，主要的貢獻都是楊振寧的，當然他沒有資格跟楊振寧來爭按字母序發表論文了。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更加能夠證明楊振寧這個人非常無恥了。

但是，與米爾斯不同，李政道是個真正的天才，他跟楊振寧是一個等級的，在合作時，很多重要的發現都是他先想到的，所以他不願意讓楊振寧違背字母序，讓別人誤以為文章基本上都是楊振寧的貢獻，這是天經地義的。楊振寧沒有資格以自己年歲大點，就要求自己的名字排前面，而楊振寧由於愛慕虛榮，特喜歡把自己名字排前面，當然會鬧矛盾。要是我是李政道，我也會跟楊振寧這種人斷交，永不來往，拒絕和好。

為什麼說李政道是真正的天才？

1946 年，20歲的李政道到美國留學，當時他只有大二的學歷（在浙大和西南聯大各讀了一年），但經過嚴格的考試，竟然被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錄取。3年後便以“有特殊見解和成就”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辨，被譽為“神童博士”，其時年僅23歲。1956年30歲時便升任哥倫比亞大學正教授，從副教授到正教授，只用了1年的時間。

李政道30歲就升任哥倫比亞大學正教授，“當時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在全校各系裡，被聘為正教授時最年輕的人。”

1957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年僅31歲，是諾貝爾獎有史以來第二年輕的獲獎者。

這些，足以說明李政道是真正的天才。

相比之下，楊振寧去芝加哥大學前，已經在西南聯大讀完了研究生，由於仰慕費米教授，去了芝加哥大學，但是卻被費米拒收門下，被費米推薦給其他教授，結果被幾個教授拒來拒去，最後一個老師沒辦法才收下他做博士生。沒想到到後來他竟然敢吹自己的水平比費米還高。所以即使宇稱可能不守恆是李政道首先想到的，他也敢吹宇稱不守恆是自己首先想到的，也就很自然了，他就是這種人，就是喜歡自吹自擂。

三、楊振寧和李政道各為中國作了什麼貢獻？

在面對面的節目中，要是楊振寧真的有什麼數得出來的對中國的貢獻，早就吹出來了。

結果記者怎麼找也找不到楊振寧對中國的貢獻，能吹的只是他是第一個回國的，說明他多麼愛國。這種謊言我後面會有證據來反駁，根本不是由於他多麼的愛國，而是由於很多私人的原因，是來拯救家人於水火之中，同時接受國人的讚揚的。即使他第一個回國真的僅僅是由於愛國心切，僅僅第一個回國這樣的“愛國”行動，也談不上對祖國的發展有多大的貢獻。

於是楊振寧自己也總結說，想來想去，自己對於中國的貢獻，頂多也就是自己和李政道是華人第一次得諾貝爾獎，從而改變了中國人認為自己不如人的心理。大家看看，這就是楊振寧對他很“愛”的祖國的最大貢獻！

而這個貢獻，李政道也一樣有，因為李政道也是一起獲諾貝爾獎的。但是對於李政道來說，這種東西簡直不值一提，不僅是因為這種東西根本不算什麼切實的貢獻，還因為他可以一清二楚講得出來的對祖國的貢獻，多得是，不像楊振寧，沒有什麼可吹的，吹來吹去，對祖國的貢獻都是虛的，從祖國這裡得到的好處，卻都是實實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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