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兩個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

作者：謝泳

　　偶然在網上看到一個消息：萬維讀者網“教育與學術”專欄上，有劉正山的文帖說“列舉一些知名的華裔學者，算是一個排名”。

　　劉正山列出了六個著名的華裔經濟學家，這六個人，是目前人們知道的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裔經濟學家。 這六個人的排名是：

　　（1）劉大中（1914─1975），著名的計量經濟學家。《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收錄傳記的唯一一位華裔學者。1955─1975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任教。1946年，第一個做出中國的Nationnal Accounts的試圖。曾參與眾多重要計量經濟模型的創建。他去世之後，庫茲涅茲（197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專門撰寫一篇長達16頁的文章紀念他。

　　（2）蔣碩傑（1918─），先後在美國、台灣等地多所大學和單位工作。對台灣經濟改革貢獻極大。他是惟一一位獲得提名角逐諾貝爾經濟學獎（1982年）的華裔經濟學家。

　　（3）鄒至莊（1929─），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他是着名的計量經濟學家，最主要的貢獻是“鄒氏測試”（Chow─test），是研究耐用品需求函數的先驅。1989年，美國的《教育經濟學報》（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全球經濟學家排行榜”，他名列第28位，是華裔經濟學家中排名最高的。1993年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學俱樂部”評選的“29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他是唯一上榜的華裔學者，排名第8。

　　（4）張五常（1935─）。他在新制度經濟學的成就是不容忽略的。劉正山說：“我們應該看真正的權威人士對張五常學問的評論，而不應該只看國內幾個儘管有點名氣，但實際上毫無學術建樹的人的評價。比如應該看弗里德曼、阿爾欽、科斯、貝克爾等對張五常的評價。……在經濟學上，貢獻最大的要算經濟思想，其次是技術方面的東西。而張五常是極少數的對經濟學思想很有貢獻的人，而獲得諾貝爾獎的人中，有很多是僅在技術方面有貢獻的，當然沒法同張比。”

　　（5）黃有光（1942─），現在澳大利亞工作。貢獻主要在福利經濟學、社會選擇與微觀經濟學的某些方面（包括俱樂部理論、資本論、消費者選擇）。近年來，他又提出一種綜合微觀、宏觀與全面的均衡經濟分析方法。

　　（6）楊小凱，現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多所大學任教。主要研究領域：數理經濟學、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微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他的主要貢獻是開創新興古典經濟學。據有關資料介紹，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認為楊的工作比盧卡斯（Lucas）、羅默（Romer）、克魯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阿羅稱楊的研究使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論與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然一體。儘管“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基礎存在幾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但是，其意義不容忽視。

　　看到這個排名，引起了我的一些感想。這六位經濟學家，他們的成就沒有一個是在中國大陸完成的，我比較熟悉劉大中、蔣碩傑和楊小凱的經歷。他們先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離開了中國大陸，台灣的經濟起飛，劉大中和蔣碩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台灣的稅制改革就是劉大中設計的。要知道，在這個排名中最前面的兩個經濟學家，當年都是清華的少壯教授。清華現在不是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嗎？如果他們兩位可算是清華人的話，那半個多世紀前，清華就是世界一流了，因為有劉大中和蔣碩傑。那時，他們一個34歲，一個只有30歲。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吳景超從官場退出來，重回清華社會學系執教。他參預了《新路》雜誌的工作。當時較能集中反映大學教授對中國社會經濟問題認識的，以《新路》最有代表性。這本雜誌和它所屬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在以往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中，基本給予了否定性的評價，但從學術的角度觀察，這些教授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看法，對中國的發展更有參考作用。我去年曾在《萬象》雜誌上，專門介紹過這本雜誌的主要情況。現在就不多說了。劉大中當時是這本雜誌的經濟專欄編輯。蔣碩傑是雜誌的主要撰稿人。當時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今後的中國走什麼樣的道路？是他們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雖然那時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蘇聯的計劃經濟和社會公正有好感，但對於蘇聯的社會制度，他們卻敏銳地保持了清醒的認識。他們雖然對蘇聯的計劃經濟和社會公正有相當程度上的認同，但他們對於蘇聯缺少個人自由的現實也做了保留。

　　吳景超在《論經濟自由》一文中就說過：“經濟自由的享受，美國人民大於蘇聯。這種情形，與財產的私有或公有的關係很少，而與計劃經濟的關係卻很大。我很相信，社會主義與經濟自由，根本上是不衝突的。假如社會主義放棄了計劃經濟，經濟自由便可恢復，正如資本主義或任何主義，一旦採用了計劃經濟，經濟自由必然喪失。漢姆教授（G·Halm）曾說過：‘一方面照着計劃生產，一方面不許消費自由，是不可能的。計劃與自由選擇，不可能並存。’在戰爭的時候可以犧牲經濟自由。但在太平的時候，就不應當了。”

　　在《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是可以分開的》一文中，吳景超說：“我個人假如有一種偏見，那就是在價值系統中，我同樣的重視‘經濟平等’與‘經濟自由’。我一向的看法，深信社會主義可以使我們經濟平等，而計劃經濟則剝奪了消費者的自由。只有社會主義與價格機構一同運用，我們才可以兼平等與自由而有之。計劃經濟限制人民的自由，並非一種猜想，而是客觀的事實。凡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不管他奉行什麼主義，都難免侵犯人民的自由，因此損傷了他的福利。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必須要集中控制，必然要把生產因素的支配權，託付於少數人之手。這少數人假如是大公無私的，假如都如藍道爾（G·Landauer）所說：‘在其決定生產品的數量之先，要先解決幾十萬個方程式，其結果也不見得勝過價格機構下所表現的成績。萬一少數人別有用心，濫用其權力，逞其私意來支配生產因素，則其對於人民大眾所產生的禍害，真是不可勝言。’人類不要輕易放棄自由，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制度，其保護人民消費自由的能力，勝過價格機構。所以我不願意看到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聯姻，而願意他與價格機構百年偕老。”

　　1949年前，對於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真正做過深入研究的，就是以吳景超為代表的一批社會學家，過去總是批評知識分子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其實他們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實際上是非常深刻的。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經濟的人來設計的，不僅最初具體掌握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高層官員不了解現代經濟，就是當時中共的經濟學家如沈志遠、許滌新、孫冶方、于光遠、薛暮橋等人，對於現代西方經濟的了解，也根本無法和清華那一批留學歐美的社會學家相比。

　　胡適在1948年就對劉大中和蔣碩傑的經濟學才華特別看重。胡適對現代經濟學並沒有 做過深入研究，但對一個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來說，他非常敏銳地看出了世界的大勢，在他那一代學者中，胡適是比較早地認同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

　　1948年10月下旬，當國民政府的金元券政策失敗以後，胡適當時就向蔣介石和行政院長翁文灝推薦了清華的吳景超、劉大中和蔣碩傑。據蔣碩傑後來回憶，他當時在《新路》周刊上寫了一篇《討論金元券的善後》的文章，胡適非常欣賞。過了不久，胡適就給蔣碩傑打電話，問他有沒有空，說要帶他去看看翁文灝，同時胡適還約了劉大中。這次見面，蔣碩傑和劉大中對翁文灝的印象都不好，認為他太悲觀了。他們很失望。但過了一兩天，劉大中和蔣碩傑同時收到了蔣介石的請柬，原來是蔣要設宴招待北平教育的領袖們。蔣碩傑說；“胡先生卻藉此機會將我們兩人名字也推薦上去了。胡先生此舉是有用意的，原來那晚席間，胡先生就直接向蔣總統陳述經濟問題對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薦吳景超（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劉大中和我三人隨翁先生回南京去研討穩定金元券的方案。總統立表採納，就轉身問翁先生意見如何。翁先生自然也表贊同。”（《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2054頁）

　　吳景超、劉大中和蔣碩傑最後都沒有去南京。因為翁文灝不積極，因為當時蔣碩傑的感覺是“我也深信他本人並沒有意思接受我們作顧問。”。蔣碩傑後來說，胡適要吳景超陪劉大中和他同去南京，是因為他們兩人當時都很年輕，閱歷不多，去南京這麼複雜的環境中，恐怕會暈頭轉向，不知何所適從。所以要一位年事較長、有政治經驗的人做嚮導。因為吳景超抗戰期間曾在翁文灝手下做過經濟部的參事。吳景超對翁文灝很不滿意，說翁文灝很難服侍，此時去南京一定毫無用處。吳景超說服了劉大中。蔣碩傑和胡適商量後，也決定不去了。蔣碩傑晚年回憶，對他在大陸時曾被政府徵召的這一次機遇，還充滿溫情，雖然這並沒有成為事實。

　　胡適半個多世紀前對兩個青年經濟學家的賞識，寄託了他一生的理想，聯想到他前一年向當時的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建議，在北京大學集中全國第一流物理學家以加強中國的國防工業。胡適開出的名單有錢三強、何澤慧、吳健雄、胡寧、張文裕、張宗燧、吳大猷、馬仕俊、袁家騮等，其胸懷之開闊、眼光之遠大和知人之深刻，後來的中國大學校長，無人能與他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