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2年夏，我國高教部安排院系調整，浙江大學改為工科大學，其理學院主要力量調往他地，我同談家楨、蘇步青、陳建功、吳征鎧等多人調往復旦大學。當年秋，一列專車將我們送到上海，離秔時林乎加到火車站送行。到滬後我一家7口被送入復旦第二宿舍，也不過是平房三間而已。物理系主任是從同濟大學調來的王福山，副主任是江仁壽。當時正值學習蘇聯經驗，系裡決定由我講授熱力學及統計物理學兩課，將莫斯科大學這兩門課程的教學大綱交我參考。熱力學我採用美國季曼斯基所著一書；統計物理學因無合適教本可選，我不得不自行編寫講義，由校方印出。聽講學生數目猛增，每班學生近百人。我還被邀請給校內外同事們講授量子力學原理講座一學期。1953年我在盧於道的引導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科技高教界友黨九三學社。

二
1960年起我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長兼一室主任，從而參與了該所的草創工作。1964年我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海市代表。1966年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在一為批判我專備的教室中，長時期空着，批判我的大字報寥寥無幾。忽然一夜之間布滿大字報，牆上貼的、頂上掛的密密麻麻，使我震驚。入秋；這些大字報移到本系，不再公開對外。但新添大字報對我的批判加劇，驚嚇得我雙臂流汗，大受觸動。主要罪名是裡通外國大洋奴，宣揚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等等。在一次全組師生批判會上，將我冠以反動權威批倒。所幸革命群眾沒有動手，對我身上未加迫害。每日在本系院中上午勞動，下午學習，直至1967年2月系黨總支書貼出布告，我被平反。

1968年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我被移到嘉定原子核所，關入牛棚，再次接受批判。我被批為推行所謂劉少奮反革命科研路線的罪魁禍首，整日勞動。1969年2月在一次全所大會上宣布我被解放，其後即送入本所內抗日大學學習。

1976年秋，文化大革命結束，理科大批判組撤銷。1975至1985年我被選為上海市物理學會理事長，其後被選為其名譽理事長。由於逐漸對外開放，我受命多次接待科學界上層外賓(包括楊振寧、李政道)，並在市內主持其學術報告。在擔任上海市物理學會理事長期間，我積極支持組織“近代物理討論班”，主持一系列關於粒子理論的講座，後來不少活躍在粒子物理領域的研究人員就是聽了這些講座產生興趣的。1978年我應《自然雜誌》要求撰寫了《蓬勃發展的現代物理學》長篇文章，在其5月創刊號發表。1978年底我還應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的要求，撰寫了《高能粒子物理學漫談》—書，1979年11月出版。這本書全面地總結評述了全世界高能物理學研究取得的有實效的成就及其展望。1978年初，我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78'年底我還為《中學物理競賽電視輔導講座》編寫播講了《和中學生談談怎樣學好物理學》，於1979年10月公開發表。

三
1979年春，華東醫院發現我長期患有糖尿病，住院醫治。5月16日在醫院突接美國斯瓦爾斯莫，爾大學物理系的畢蘭紐克教授(即首次論證速度大於光速的粒子不違反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的兩科學家之一)打來電話，告以該大學有一國際性教授席位，系校友康涅爾夫婦捐款設立的，經他推薦，該校校長邀請我為1979年至1980年度康涅爾尊貴訪問教授，囑我接受這一難得的榮譽，偕夫人前往。因手續複雜，遲至8月才獲得教育部批示同意我偕夫人前往講學一年；遲至11月才發來我二人的公務護照。

1979年11月30日我偕夫人飛離上海，當天到達舊金山，有斯瓦爾斯莫爾大學派專人來接待。在舊金山停留兩天，加州大學阿爾瓦雷斯及黑穆浩茲兩教授設宴歡迎，阿爾瓦雷斯並帶我二人到斯坦福大學參觀了其大小兩座環形正負電子對撞機。12月2日晚飛抵費城，由該大學物理系主任曼哥斯多爾夫及畢蘭紐克、巴希歐三教授迎候，接進住所(斯瓦爾斯莫爾鎮胡桃巷405號)。在斯校我先後給申請讀優等生榮譽文憑的高年級學生教兩門研究班(席門那爾)課程，1980年上半年教兩班量子物理學，1980年下半年教兩班經典物理學，每班學生近十人。到斯校不久，巴丁教授打來電話，邀我夏季去他所在地伊利諾大學擔任物理學訪問教授，我當即答應，偕夫人於6月2日到達俄爾巴那市，在伊利諾大學物理系講授為期兩個月的為各系高材生選修開的速成課，內容包括熱力學、分子運動論、電磁理論及狹義相對論，有學生57人。教完後我二入下8月7日返回斯瓦爾斯莫爾。在斯校教學時期，我曾兩度應邀給斯瓦爾斯莫爾鎮地區的科學界作過學術專題報告：一次是給希格瑪賽科學研究會講了“論容變粘滯性概念”；另一次是給物理學俱樂部講了“量子色動力學與量子電動力學的比較”。

在斯校時期，先後有二十多個大學或研究機構來電話或來函邀請我偕夫人去訪問、講學或參觀。因與斯校繁重教學任務衝突，一部分遲至1981年上半年才能陸續成行。應邀前去訪問的機構先後有：賓夕法尼亞大學、德拉威爾大學、富蘭克林學院巴托研究所、貝爾電話公司研究所、北卡羅蘭那州立大學、杜克大學、布魯克海文國家研究所、普林斯頓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布林莫爾女子大學、哈佛大學、達拉斯德克薩斯大學、芝加哥大學、費米研究院、明尼蘇達大學、加州麻省理工學院。1980年我被選為紐約科學院任職會員。

在我們回國之前，不少人對我們說，我二人的光臨對斯瓦爾斯莫爾社會作出了很多貢獻，在智慧方面和在社交方面都如此。在為我二人舉行的送別宴會上，物理系主任當眾宣稱我教學效果很好，學生們都滿意佩服，發現我對物理學近期重大進展理解得很透徹，說我在每次全系專題學術討論會上，總是最後發言提出令人感興趣的關鍵性問題，惹起人們討論，這使他們感到驚訝。我為能做出這類貢獻而感到欣慰。1981年7月10日我二人乘上泛美飛機離美返國，11日晚回到上海，這次客居美國共19個月零11天。我在美國期間，接上海九三學社函告我被選為上海九三學社副主任，並接中科院通知我於1980年12月被選為中國科學院物理學數學學部委員。

四
回國後，我曾應邀為上海市物理學會等單位作過訪美觀感的報告，並撰寫出《1979年7月30日至1981年7月10日訪美經歷及觀感》，分七章，共約13000字，呈報中央教育部、上海市委統戰部及復旦校方；我還應邀偕夫人到外地多處講學：1982年4月在湘潭大學及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同年5月在江西大學及九江市科委；1984年4月在江蘇常熟科委、杭州浙江物理學會、中山大學；同年5月在華南師範大學；11月在浙江上虞縣科委；1985年9月在鄭州大學並受聘為鄭州大學名譽教授；1986年5月在山東師範大學、山東大學、泰安師範學院及曲阜師範大學；我還於1983年受聘為上海師範學院物理系顧問，於1984年受聘為上海交通大學顧問教授，於1986年受聘為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管理學研究室高級研究員，1984年9月我被任命為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

歸國後我還發表了一些演說報告等文章。1982年7月我為《上海物理小報》發刊號撰寫了《物理學及其對人類社會實踐的作用》一文。1983年我為《數理化園地》撰寫了《二十世紀物理學——從電子、光子到W+、W-、Z0粒子》一文，1984年我應《應用科學學報》的邀請，撰寫了《技術革命的由來和展望》一文，發表在其二卷二期95頁至105頁上。這篇論文指明歷次技術革命同物理學研究成就之間的關係。1984年10月我在全國中學物理教學改革學術討論會上講了《從新技術革命談中學物理教學改革》，隨後在《物理通報》上發表。

1984年，我應復旦大學出版社的要求，撰寫了《哥本哈根學派關於量子論考釋》一書。這本書對哥本哈根學派關於量子論的觀點、言論和態度如實地作出實質性總結，供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進—一步研究，已於當年12月出版。我還應《自然科學年鑑》的要求，撰寫了《再釋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正統理論”》，已發表於1989年《自然科學年鑑》上，此文是評論量子力學解釋的最近突破性進展。

五
我先後在復旦大學指導—了碩士生兩名，一名劉浚，在量子論基礎理論方面；一名王匡，在高能核理論方面。後又先後指導了博士生兩名，一名畢品鎮，另一名凌有光，皆在高能核理論方面。同畢品鎮聯名發表了三篇研究論文：1．關於EMC將就及核的夸克膠子模型(1985)；2．中子結構函數及核效應(1986)；3．德萊耳一閻過程中的核效應(1988)。我月誰研究工作一方面仍在探索夸克膠子學說對原子核的影響，另一方面在指導研究宇宙的形成理論等前沿問題，冀能有所突破。我目前仍是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及上海市副主任，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委員。1988年10月我從事科學研究50年時，中科院授予我中國科學院榮譽獎狀，江澤民曾在場祝賀。1989年U月中科院授予我中國科學院榮譽章。《中國科學院院刊》1990年第2期載有《不知疲倦的探索者——盧鶴紱》一文，對我的所作所為給予了較全面的評價。該文的主要部分也發表在1989年12月24日的僑㈠·技日報》上。

1987年12月底我正在北京京西賓館出席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會議時，因控制飲食不力，血糖上升，腦血栓形成中風(下半夜左小腿抽筋劇痛)，其後左半身無力，經送至北京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搶救，住院醫治，其後由侄女盧瑜護送回滬，在華東醫院住院醫治，至春節前出院在家服藥醫療。自犯病起，至今已兩年有半，左足仍行動不自如，外出需入扶助，據醫診斷已80％恢復，尚有20％後遺症，仍在服藥，冀肯巨好轉。我夫人吳潤輝也因年老患老年痴呆病已近兩年，我二人老景，嘆今昔之不同，相依為命耳。天津家早於50年代初將原址賣掉，遷入今址(貴州路吉安別墅1號)。所幸老母健在，已98歲，由三妹在天津家中侍奉，我感放心。我每年至少一次趁去京開政協會之便回天津探母省親。先父骨灰盒已於去年安葬在天津南郊南馬集天津寢園。

（1990年7月14日完稿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