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新黨在人大演講時，紀校長歡迎詞中說了一句“七月流火，但充滿熱情的豈止是天氣”的話。一句“七月流火”引發一場激烈爭論，批評之聲不斷，認為“七月流火”是說“天要涼了”，而不是說“天真熱”，這是國學入門典籍《詩經》裡的入門詩句。

　　真是怪了，國學的積極倡導者竟然不懂《詩經》中的名句！對國學如此無知還能有倡導國學的資格嗎？不過且慢，即便真的是偶爾說錯或用錯浩如煙海的國學典籍中的哪句話，也很正常，只要不是神仙誰都會有錯。然而，我覺得，紀校長在此說“七月流火”不僅沒錯，而且很恰當。試想，在這“七月”的季節里，在那“流火”般的炎熱環境中，不是真正的“七月流火”嗎？別忘了這樣的規則，任何說話和對話語的理解，都必須適合當下語境，而脫離語境的話語是無法理解的。

　　嚴格地說，沒有一定的語言環境，任何簡單的語詞都無法給出確切的解釋，而在一定的具體的語言環境中，即便是簡稱、省略以及語詞的移用、借用，也會容易理解，而即便是多義詞，在一定語境中也只能有一種理解。為了把表達更生動，以顯示說話藝術，體現講話魅力，總是要講究“修辭”，而其中很常用的一種就是臨時變更語義。錢鍾書先生寫到一個女子沒有結婚，而且非常漂亮，便稱其為“絕代佳人”；賈平凹在一本小說後記中寫他當時父親去世，自己又沒有兒子，便戲稱自己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些都是在一定語境之下的“活用”。如果拘泥本義，不講語境，就無法認同這樣的“亂用”。語言就是這樣在越軌中發展的。由此來看，可以認為紀校長使用“七月流火”是適合語境而且決不會產生任何歧義的。

　　批評者的錯誤在於拘泥於《詩經》的原本意義，而忽略了語言發展的鐵律。在批評者那裡，只要使用古代的詞語，就必須具有古代才有的意義。這樣泥古不化，只能把鮮活的語言變得索然無味。的確，在古老的《詩經》當中，“七月流火”確實不是指7月的炎熱，而是說“到了七月，火星漸漸西沉，天氣逐漸涼爽”。但這是《詩經》中的本義，在現在將其作為成語使用時，已經賦予了全新的含義。現在流傳下來的成語好多都是對原義的改造之後的使用，像“明哲保身”也是出自《詩經》，本是褒義，指明達的人不參與可能危及自己的事，而在毛澤東的那篇《反對自由主義》中，卻將其作為自由主義的一種表現，被用做貶義了，是指因怕犯錯誤或有損自己利益而對原則性問題不置可否的處世態度。

　　語言是發展的，而非一成不變的；是約定俗成的，甚至會“弄假成真”。有個詩人出國跨越海洋，不僅感慨萬千，他在敘述時說稱是“望洋興嘆”。有人批評他用錯了，說“望洋興嘆”在《莊子》那裡不是指“望着海洋感嘆”。而詩人則有自己的理解，他說我確實是“望着海洋生發感慨”，你說我錯在哪裡？是的，這樣“望文生義”是語言使用和發展過程的重要現象，好多詞語的語義演變就是採用這一方式，以致將來就弄假成真。再如“強人”，這在古代是指“強盜”，而在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以來出現許多奮發有為、自強不息的強者，於是有人就稱他們為“強人”或者“女強人”。當時也有人拿過去的語義來批評“亂用”，而事實上現在已經不再有“強盜”的含義。

　　用古代的最初語義來規範現代語言的使用，那只能把語言引入死胡同，窒息了語言生氣。這本來不難理解，但何以對紀校長如此苛刻呢？我覺得還是因為紀校長復興國學計劃的倡導與實施，從而引發公眾更多的期待，希望他能夠帶頭按照國學去規範自己，當然包括說話也要“有來歷”“不逾規”，而一旦離經叛道，便是期待彌高，批評亦重。

　　當然，紀校長倡導國學，也引發不少人的疑慮，而紀校長在這樣舉世矚目的重大場合，開篇就說出“七月流火”這樣有爭議的話，而且不拘泥於《詩經》中的原義，這樣與時俱進和積極創新，正是表明一種姿態：國學不是簡單擬古、復古，而是汲取精華為我所用，是“我”去抉擇後的“拿來”，而不是讓“古”來限制“我”，更不是“照搬”。這就撥去了多日來人們心頭上的迷霧。也許正是這樣的開明、開放與開通，才引得一些專心致志的“國學者”的反感。但我們還是要為紀校長的如此姿態而鼓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