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三位老校長

葉永烈

未名湖的湖水是平靜的，北京大學卻從來不平靜。每當我回憶起母校，腦海中常浮現三位命運坎坷的老校長的形象，而北京大學的歷史與他們的命運休戚相關……

記得，那是1981年。我步入北京醫院高幹病房，看望作家高士其。病房裡是那樣的安謐，使高士其那嗯嗯喔喔的“高語”顯得格外清晰。突然，從敞開的窗口，傳來一陣尖厲的痛叫聲，我為之一驚。

“是誰？”我問高士其夫人金愛娣。

“是馬寅初，得了直腸癌，住在隔壁。”金愛娣答道。

雖然我知道高幹病房是不許隨便串門的，但是我在看望了高士其之後，還是向值班護士提出：“我要去看看303房的馬寅初先生。”

“你是他的什麼人？”值班護士問道。

“我是他的學生。”我一邊說，一邊掏出我的工作證。

“他正病重。你看一下就走。”值班護士終於同意了。

白被單擁簇着一張圓臉，光禿的頭顱上只有幾根稀疏的白髮，雖然20多年沒有 見過他，我還是一眼就認出這位年已99歲的老校長。病魔正折磨着他，他的臉還顯得往日那般和善。可惜，他已耳聾目眩，無法交談。我大聲地在他耳邊喊道：“馬老，我是您的學生！”他，微微一笑，頷之而已。我向老校長深深一鞠躬，輕輕退出病房，默默祝願他早日康復……

1957年，我以第一志願考入北京大學化學系時，領到《迎新手冊》，首頁便是校長馬寅初寫的《熱烈歡迎新同學》。在開學典禮上，我見到了他，矮矮胖胖的個子，身體非常結實。他用一口“紹興官話”向同學們講話，他的臉像彌來佛似的，總是笑嘻嘻的。

宿舍31齋的的走廊里掛着《光明日報》。1959年，我吃驚地在《光明日報》上，看到連篇累牘的“批判”馬寅初人口論的文章。不久，就連大飯廳的牆上，也貼出“批判”大字報。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樣的大字標題：“馬老，你是哪個‘馬’家--馬克思還是馬爾薩斯？”

也就在這時，我讀到馬老發表在《新建設》雜誌上的反駁文章，他“明知寡不敵眾”，卻“單身匹馬，出來應戰”。最使我感動不已的是，他身陷重圍之際，依然念念不忘北大的學生：“我平日不教書，與學生沒有直接的接觸，但總想以行動教育學生，我總希望北大的一萬零四百名學生在他們求學的時候和將來在實際工作中要知難而進，不要一遇困難便低頭。……”此後,雖然馬老被撤掉北大校長之職，但是他的“不屈不淫”，他的“敢言敢怒”，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真理是時間的兒子。1979年，馬老的《新人口論》一出版，我當即買了一本。我讀罷，深為他的真知灼見和堅持真理的精神所感佩。人們深切此感到：“錯批馬寅初一個人，中國多生了幾億人！”我寫了《馬寅初的成功》一文，為之讚嘆：

“只有發現真理而又敢于堅持真理的人，才是最後的勝利者。”

馬寅初的繼任者是陸平。我愛聽陸校長的報告，條理清晰，邏輯嚴密，口齒清楚，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在我求學期間，陸平正處於一帆風順之際。我記得，1963年，當我們在西門辦公樓前的草坪上拍畢業紀念照時，請來了陸校長。

他笑盈盈地坐在正中，在紀念照上留下永恆的微笑。

不料，三年之後，在上海工作的我，從報上讀到那轟動全國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驚訝地得知陸校長蒙塵！此後，從紅衛兵小報上，看到陸校長掛黑牌挨斗的照片；此後，就連我自己挨批鬥時，也被說成“黑幫陸平培養的修正主義苗子”！

1986年夏，我因創作長篇小說《浩劫》，從上海來到北京，到陸老家中採訪。

我與陸老以及陸老夫人石堅作了長談。我驚喜地發現，飽經磨難的老校長，心地是那麼寬廣，情緒是那麼樂觀。他的思維還是那樣的有條不紊，侃侃而談，不減當年。往事不堪回首，而我的採訪話題，卻正是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是那般磊落，富於自製，坐在沙發上回憶20年前的風暴，跟我談聶元梓，談康生老婆曹軼歐，談“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出籠經過，談“噴氣式”批鬥，談他的幹校生涯，談他給毛澤東主席去信和他獲得解放的經過……

我問陸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首當其衝，受盡折磨，是怎麼過來的？不論在你的外表，或者在你的心靈，幾乎看不出‘傷痕’！”

他爽朗地笑了，雙眼透過紫色邊框的近視鏡片射出堅定的目光：“第一，我相信自己。自己最了解自己。我平生無愧於黨和人民。面對種種不實之詞，我坦然。我從來沒有悲觀。第二，我相信黨，相信人民。我深信，有朝一日會水落石出的。我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前途是堅定不移的，是充滿信心的。有了這兩條，再大的困難也能度過。我是一個樂觀的人。”他的這段話，是他的內心世界的最清楚的曝光。

在結束採訪時，他竟問起我來：“你是北大理科六年制的畢業生。當時，我是六年制的積極倡導者之一。你能不能就你畢業之後的工作實踐，談談六年制的利弊？你對當時北大課程設置，有什麼意見？……”

這時，他的夫人笑道：“你怎麼還像在當北大校長的時候一樣？”

他大笑起來：“雖然我現在不當校長，我可以把他的意見轉告北大嘛！”

哦，他的心還在北大！

在北大求學的時候，在幾位校長之中，我接觸最多的，要算是副校長傅鷹教授。剛剛跨進北大校門，上第一堂課的時候，一位個子矮胖的教授邁着八字步，走上講台，語出驚人：“第一章，《化學的重要性》，我不講了。因為在座的諸位，都是以第一志願考取北大化學系的，都是充分了解化學的重要性的。好，現在開始講第二章……”他，便是傅鷹先生。

我很愛聽傅先生講課。他風趣、幽默，有着相聲演員般的口才，課堂里常常爆發大笑聲。整整一年，他給我們教普通化學。作為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即院士），由他教普通化學，如同吃豆腐一般便當，可是他竟常常備課到夜深。那時，他住在中關村。他的夫人張錦教授也是我們的教師。有一次勞動，分配我給傅先生家送煤，我來到他家。在我的想象中，教授之家一定富麗堂皇，而傅先生的家卻那樣的樸素。

傅先生心直口快，在1957年便差一點成為“右派”。毛澤東親口御批傅鷹是“中間偏右”的典型，總算使他免於苦難。1958年“拔白旗”時，傅鷹再度成為批判的對象。北大校刊上登載批判傅鷹的文章，那標題我迄今還記得：《白旗晃動，貽害無窮》！……

1979年11月，當我去北京出席第四屆文代會時，有關部門知道我是傅先生的學生，約我為兩個月前剛剛去世的傅先生寫報告文學。我拿着全國政協的介紹信來到母校，卻沒有用過那張介紹信，因為所採訪的張青蓮教授、唐有琪教授、黃子卿教授等，都是我的老師，用不着“介紹”。他們異口同聲稱讚傅先生的最大特點：敢說直話！

傅鷹的正直，連毛澤東都十分讚賞，稱他的講話“尖銳”而又是“善意”的。

可是，也正因為他敢說真話，在北大成為歷次政治運動衝擊的對象，尤其是“文革”。他被斗得死去活來，依然直言不諱。在周恩來總理去世時，“上頭”派人了解傅鷹的動向。傅先生對來人說：“總理的逝世，損失不亞於斯大林。我擔心總理死後，會天下大亂！”傅先生的話，被飛快地匯報上去。“上頭”問：“傅鷹所講‘天下大亂’是什麼意思？”那人又跑到傅先生家裡，傅先生直截了當答曰：“天下大亂，這還不明白？鄧小平旁邊有了張春橋，張是要闖亂子的！”……

我懷着對傅先生的崇敬之情，寫了報告文學《敢說真話的人》，1980年5期《新華文摘》當即全文轉載，因為傅先生的直道而行的品格，確實感人至深。

從“五四”運動起，北京大學校史一直是中國現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時代風雲與北大緊相連。我有幸在北大度過了六個春秋，受到馬寅初、陸平、傅鷹這樣的師長的教誨。這三位校長跌宕乖戾的命運和剛正不阿的人品，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二○○五年一月五日，於美國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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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葉永烈，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教授。1940年生於浙江溫州，1957年考入北京大學化學系，1963年畢業（六年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