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26年再審視 “神童”到中年》有感

　　方渡飛

　　讀了《南方周末》李海鵬的報道，很有感觸。寧鉑、謝彥波、干政等這些當
年“最為耀眼的神童” －實際上不過是智商略高於一般的孩子而生活經歷和社
會閱歷一般甚至低於一般的孩子的少年們，他們的成功固然有成功的道理，但他
們的“失敗”卻與當時的環境和媒體的宣傳/炒作有深深的聯繫。

　　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左右，中國百廢待興。十年的文化革命使（高等）教
育和科學研究停滯不前。一方面國家急需人才，而另一方面當時社會上積壓了十
年的人才。因此當時的確是“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當然方法不外乎是恢復高考
及對個體的單獨考試。所以七七和七八年的高考是“老、中、青”（老三屆，文
革期間畢業的及應屆畢業生）齊上陣，錄取率不敢說是千里挑一，但“百里挑一”
可能不是誇張。錄取的考生中年齡懸殊很大（文科約10－15歲，視不同的學校；
理科約5－8歲）。這些人中包括了一些在他們少年期間極為聰慧的佼佼者，但他
們（除應屆畢業生外）有豐富的社會閱歷，深知受教育的機會來之不易。值得強
調的是，在77－78年中高考落選的考生中也不乏那些在他們少年期間表現極其聰
明的人。當然這些人在後來的個自工作崗位上有成功的，有不怎麼成功的，也有
失敗的。

　　當時這種“不拘一格”不謹在大學生招考上，而且在研究生的招收及青年教
師的使用等等上都是如此。我所認識的楊小凱先生就是如此。此公在少年時期極
為聰明，寫的一手好文章。文革中因置疑文革的方向曾寫過“中國向何處去？”
而打成反革命份子（五一六份子）而坐牢。當時中央文革不相信一個十六歲的孩
子能寫出如此思想深邃的文章。此公坐牢期間，認真閱讀、思考馬克思經濟學和
西方經濟學。出獄後一舉考上中國社科院的研究生。

　　當時這些情況對媒體而言並非無宣傳/炒作的價值，而是“神童”的賣點更
好。

　　我是七七年考上中國科技大學的近代物理系，寧鉑、謝彥波後來由少年班轉
入78級近代物理系。所以有幸做他們的學長。我和寧鉑交往不多，但據我的觀察，
寧鉑十分聰明，如下圍棋，下（象棋）盲棋，但不一定適合做科學學問。特別考
慮到周圍的環境和媒體，很難使他能靜下心來進行長期不懈的學習和深入的研究。
因為頭上有“神童”的光環，周圍環境對他的期望值很高，而他本人（早期）可
能也很在乎這些期望值，因此一旦受到挫折如考試成績不理想就情緒低落。這種
“正反饋”使的他每況俞下，最終對考試極端的害怕。記得我與他在大學的後期
談過一次，我們是在從圖書館回四系的路上談起來的。我當時的確是以年齡比他
大，學級比他高的口吻問他考研的準備情況，他當時說還沒有考慮好是否考。我
鼓勵他不妨試一試。最後分手時，他態度十分恭謙的對我道謝。但從他的眼睛裡
我可以讀出他是在感謝我對他象平常人的口吻來談話，甚至是渴望周圍環境的人
都能對待他象對待平常人一樣。由此我推斷他的內心是孤獨的甚至是痛苦的。可
惜我們沒有更多的機會交談。

　　謝彥波的情況有點不一樣。我們都是湖南老鄉。1979年我父親平反後回到省
城長沙，謝彥波的母親因謝彥波年齡太小不放心，寒暑假返校時(約35小時的火
車）都讓我帶着照看點。所以平時多以生活方面關心點。他在大學期間的成績還
可以並順利地考上了研究生。不知後來怎麼與導師關係不好。普林斯頓的事我知
道一些，但不知道其中矛盾究竟有多大。

　　平心而言，任何國家，任何時期都會有些出類拔萃的少年。中國有這麼多的
青少年，出一些智力超常的人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但他們是否能夠成功則很大
程度上取決與周圍環境，個人品性及機遇。在此媒體的作用最多也許在機遇上有
所幫助，絕大部分情況下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另外，很有必要考究一下
什麼叫成功。難道說Bill Gates不成功嗎？如果我的觀察不錯的話，寧鉑更象是
過去的“才子”，他很有可能成為象湯顯祖那樣的戲劇家，或是“星象學”家，
或是象李叔同 －如果他遁入空門的話－成為一代佛學大師。

　　事到如今，我倒是真誠地為寧鉑感到高興 － 他終於能夠按自己的意願和生
活方式過作一個平常人的生活，雖然這樣做給他的家庭帶來了痛苦。

　　科大的少年班的是與否，自有眾人的評說。但作為家長，我十分贊同寧鉑用
他自己心血總結出教育子女的教訓：“決不應該設計孩子的未來，應任其自由發
展，哪怕孩子最終只能做個普通的人。”“不以自我為中心，要真正地去愛人，
關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