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到中南海給當朝講解世界歷史的專家們，肯定是一些拍馬屁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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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興衰的歷史經驗

袁偉時

主持人：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裡是思想的盛宴，這裡是學術的殿堂。大約是在一年多以前，我讀到了這樣一本書，書名叫做《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三十多萬字的書，而且有着很強的學術性，但是我卻愛不釋手，幾乎是一刻不停地就讀完了它。在書中，我看到了很多歷史人物，像李鴻章，還有像洪秀全，但是他們的形象卻和我們在傳統教科書當中所看到的形象完全地不一樣。當電視上到處都是康乾盛世的幻景的時候，這本書卻在提醒我們，在這些盛世的背後，有着制度性的腐朽和落後，而且我覺得，這本書讓我們開始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思考，為什麼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會如此地艱難。而與此同時，如果我們放眼世界，我們還會發現大國的興替，特別是大國的興衰史，對於中國人也會提出很好的歷史智慧。所以誚裉斕摹妒蘭痛蠼蔡謾返敝校�晤U嗆莧儺業匱�菤钄囂K獗臼櫚淖髡擼�中舍u笱д苎�蠙n慕淌冢�袁伟十吶生。袁先生，魂牠您�?

主持人：我想在袁先生正式開始演講之前，還是帶大家來了解一下袁先生的背景。

袁偉時簡歷

袁偉時，1931年12月出生在廣東省的興寧，中學的時候就跟着共產黨鬧革命，也算是個革命分子，地下工作者，共產黨領導的秘密組織的一個成員。廣州一解放，那個組織就相當於青年團。1950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因為新中國的成立，袁偉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學習經濟，從大學本科一直念到研究生。但畢業後很快發現，經濟沒有辦法研究，所以就轉向研究中國近代史，從歷史裡面尋找智慧。

袁先生畢生從事教育事業，現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此外還有很多的著作出版，像《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還包括了《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以及像《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等。出此之外，他還主編過像《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以及《牛虻文叢》等等。

主持人：那麼小就參加革命了，按您的話來說是個造反派。一般人可能都覺得無產階級成分的人才會成為造反派，要麼貧下中農，要麼是工人階級，我不知道您原來家庭狀況是怎麼樣，能不能給我們透露一下？

袁偉時：我的家庭狀況相當好，從小不愁衣食，而且是什麼呢，是資產階級吧，又是大地主。在我家鄉，我祖父這個家族，是當地姓袁的最大的家族，也是最大的地主。他建的一座大屋，光是房間一百多間。

主持人：一百多間房，幾個人住啊？

袁偉時：沒有多少人住。還有三十多個廳堂。我外祖父那個家族，是當地另一大姓??姓劉的最大的一個家族。兩家後來都向資產階級轉化，所以衣食對我完全不是問題，經濟條件較好。我1931年，九一八那一年出生，以後一直在戰亂年代生長，所以從小盼望中國富強；加上我很喜歡讀書，進而就關心為什麼中國不能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生活環境推動我去尋找這個秘密。

主持人：這麼好的家庭環境，無論是早年作為大地主，還是後來您所說的資產階級，按理說，即使要探求一個救國救民的道路，想給中國找一條出路，也應該認同的是那種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怎麼會認同的是共產黨的這樣一條道路呢？

袁偉時：有一本書對我影響特別大，就是胡繩寫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那本書其實是詮釋毛澤東的一個結論，說中國什麼都試過了，都不行，只有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反帝反封建這條道路，才是救國救民的一個正確的道路。我最初很相信，後來經過反覆研究，到1992年，當我寫出《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增訂新版，改名為《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在那本書序言裡，我又提出這個問題：“究竟什麼才是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經過長達幾十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戰爭，加上幾十年的建設，富強、民主依然是奮鬥目標。可見道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我的另外一本書：《中國現代思想散論》，其中有一篇研究嚴復思想的文章。我認為1895年嚴復講的十三個字，就將中國救國救民的道路說清楚了。他說：“身貴自由，國貴自主”；為什麼西方那麼發達，而中國說學西方，但是不行，到最後還是給日本打敗了，他說關鍵在“自由不自由”。

主持人：我想我們就用熱烈掌聲來歡迎袁偉時先生給我們進行今天的演講，《大國興衰的歷史經驗》。

袁偉時：講大國興衰，需要回答幾個問題。

第一個，什麼叫大國？

光是從土地和人民來看，中國老早就是大國了。那個俄羅斯土地也很大。美國原來土地不大，十三個州，三百六十萬人。英國原來也不大，是個島國，人口也不算多。究竟標準在哪裡？在我看來，所謂大國，不是以領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為標準的，它應該是這麼幾方面，一個是它的制度，有沒有一個自我更新能力很強的制度，這個是最根本的。第二個是當時經濟發展水平是不是居於世界的前列。第三個是生活水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也是富裕的。第四個，即使是世界上很富裕的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上沒有影響，那也很難稱為大國。這是今晚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究竟這個大國興衰的關鍵在哪裡？

我認為最好的概括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亞馬蒂亞•森，說過的一句話：“擴展自由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這句話十分精闢，將一個國家的興衰的秘密都說清楚了。

剛才我說過，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以後，嚴復打破了十多年的沉默，寫了五篇文章，震動了中國的知識階層。裡面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學習西方那麼久，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學，學了三十年，到1894年甲午戰爭的時候，被中國人素來看不起的小國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原因在哪裡？他就說了十三個字，“身貴自由，國貴自主”；一個國家的興衰關鍵在“自由不自由”。一百年後，亞馬蒂亞•森講的是同樣的觀點，這就值得我們認真地思考了。

我們用世界歷史的經驗看一看。遠的不講，看一看十七世紀以來三個大國的情況吧。1640年英國革命，這個是一個國家。就在那個時候，1644年滿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國。它的版圖是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歷史上除掉元代以外的最大的。還有一個是俄羅斯，十七世紀八十年代，彼得大帝開始執政，勵精圖治，一直到十八世紀初，結果將一個國際上影響不大，版圖也不是特別大的一個國家，建成一個俄羅斯帝國。這三個國家的興衰，蘊藏着歷史的秘密。

先講沒有真正成為大國的兩個國家的歷史經驗。

首先講俄羅斯。彼得大帝勵精圖治，為什麼後來沒有成為真正的世界一流國家呢？關鍵的原因是什麼？彼得大帝建立的是開明專制，他要把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俄羅斯十世紀的時候引進東正教，本來教會可以成為一種牽制專制的力量，但是彼得大帝將東正教的權力剝奪了。他把任命牧首??東正教的頭的權力拿到自己手上，把東正教變成皇權的侍從，為維護皇權服務的一個機構。於是，在俄羅斯，沒有什麼力量牽制朝廷，沙皇可以為所欲為。在這樣的狀況下，國家沒有民主，人民沒有自由，它興盛不起來。雖然它的某一些方面很發達，十八世紀就創建了俄羅斯科學院，創建了莫斯科大學，給世界貢獻了元素周期表等重大的學術成果，但是沒有真正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因為它是一個專制的國家，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無法充分發揮。

再回過頭來看大清帝國。17、18世紀中國有一個機會，吸收全人類的思想文化。利瑪竇1882年到澳門，然後進入內地。1601年到達北京，在北京工作十年，1610年逝世。他在這個階段帶領西方的傳教士，在中國傳播了很多先進經驗，先進的學術文化，包括《幾何原本》都翻譯了相當大的一個部分。將中國的天文、歷算、日曆都改革了。但是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方學術、文化的傳播一再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堅決抵制，掀起一次又一次風浪。說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不懷好心，是想顛覆我們中國的，製造了幾次大事件。到了康熙皇帝執政年代，他做出一個決定，所有來到中國的外國人，除掉留下少數所謂技藝人，即有技術的人可以留下來為我皇帝服務以外，其他人統統送出去。而且留在中國的那些人，可以信教，但是不准傳教，也不准回國。這樣就將中國和世界文化聯繫的渠道截斷了。那個時候，西方的傳教士有過一個計劃，將六千本西方的著作翻譯過來。那些書已經運到北京，但是這個計劃中斷了。以後康熙的後人信守祖宗立下來的規矩，一直不肯打開國門，就把國家的生機給掐斷了。

他們以為這樣就能保持中國優良傳統。其實那個傳統就是皇權的專制。

中國傳統文化應該分作兩個部分：一個是非制度性的，物質的和非物質的，裡面有很多瑰寶。另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基本架構是以三綱為骨幹的。整個中華法系就是建立在這個架構基礎上。在這樣的制度下，個人的自由是受到壓制的。壓制到怎麼個程度呢？一個家庭裡面，只要父母、祖父母在，是不准分家的，分家是犯法的，要坐牢的。十九世紀輸入中國最大宗的商品，除了鴉片就是紡織品。那些民間的資本要發展，看準這是賺錢的好機會，就要辦紡織廠，但是不行。八十年代李鴻章提出來要辦紡織廠，就在上海籌辦。他就申請朝廷批准，他說我辦這個廠要求專利。所謂專利，不是他發明了什麼東西，而是說我辦了以後，誰也不准再辦，卡死了。官僚壟斷，經濟當然發展不起來。中國為什麼窮，為什麼經濟不發達，不能成為大國，首先由於沒有經濟自由。

那英國呢，它從1215年頒布《大憲章》開始，一直下來就探索實行議會制度，實行法治制度那樣一個道路。最初很不完善，但是經過幾百年的探索，它慢慢慢慢完善了。同時它有封建制度，那些封建主對國王的權力是牽制的，再加上教會的牽制，所以有什麼事，它不能不開會討論，民主制度就從貴族民主慢慢發展下來，經過幾百年的努力，終於到二十世紀變成大眾民主。法治制度也是不斷地探索，不斷完善，後來慢慢上升為一個世界一流國家。

不同文化傳統帶來不同的結果。所以這一條是不能含糊的：大國興衰關鍵就在自由不自由。

再來看蘇聯的歷史經驗。蘇聯七十一年，表面上很發達，但是最後垮下來了，真相大白於天下，不過是紙老虎！原因很簡單，就是它剝奪了老百姓的自由。自由的基礎是財產權，在蘇聯這個財產權是剝奪了的；同時公民的各種自由是需要有政權保證的，需要有法治的保證。蘇聯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制度。

大清帝國同樣沒有這樣的制度。大清帝國承認私有制，但是他沒有從法治方面去保證你這個財產是可以充分利用的，你這個自由可以充分發揮的，不行！不准你辦企業，那你這個自由就等於剝奪了一半。其他自由更不用說了，法律也不保障這些自由，就變為官僚說怎麼樣就怎麼樣；所以清代的貪污是非常突出的。這是第二個問題。

我想講的最後一個問題，究竟妨礙中國上升成為一流的大國，世界最發達的一個大國，障礙在哪裡？我想有三個障礙：

一個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清代為什麼會一再出錯呢？它不好好去學習西方，學點皮毛。它那個指導思想就是所謂中體西用。就是中國的道德文化是世界最好的，這個不能動。那我們只要學西方的科學技術，整個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什麼都不用變。結果呢，完了，不能興盛。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洋務運動”，都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步的。但是日本，它在制度方面學西方，邁出了比較大的步伐。學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從小學開始到大學全套搬過來，請外國教師，建立西方式的教育，一下子培養一大批人。中國不行，中國一直拖延到1905年才廢除科舉，捧着那幾本《四書》《五經》在那裡拼命念。我不知道現在這些人，要提倡讀經有沒有認真總結歷史經驗，那個《四書》《五經》將中國害慘了。那種鼓動民族主義情緒，動不動就說要跟外國對抗，不要學習外國的人，其實是對國家不負責任的。要麼就是無知、是愚蠢，要麼就是別有用心。這是第一個危險。

第二個危險是什麼呢？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是什麼東西？抽象地講勞苦大眾或平民的利益，空想的利益，常常是利用平民的偏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俄鼓吹無產階級應該掌握一切，工農兵應該掌握政權，一切應該公有。這些思想影響到中國，包括蔡元培在內都高呼勞工神聖。

應該關心工農，但是很多所謂關心工農，其實是民粹主義的想法。一些人提出來，我們應該建立一個平均的社會，很多人都願意接受。這個從道德的制高點上說得頭頭是道，但是按照經濟發展來看，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道路。我們要敢於面對現實，一方面要維護低層勞動者的基本福利；另外一方面，要扎紮實實按照市場的法則來發展經濟，將農業也變為產業，也變為商品，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夠根本擺脫貧困。北京大學一位著名經濟學教授周其仁先生，他有一個觀點，我認為很值得注意。他說，不要再在資本家和勞動者剝削與被剝削對立關係上去考慮問題，其實人人都有資本，有掌握資金的資本家，也有人力資本家。每個成年人都是人力資本家。你這個人力，究竟值多少錢，要通過市場來檢驗。提出這個概念，我認為是很值得注意。它鼓勵中國人應該提高自己的素質，敢於在自由的市場經濟裡面表現自己的才能。只有人人都能夠表現自己才能，整個經濟才有活力，國家才能夠發展起來。

第三個危險是極端思潮。要反對極端。現在我們所有歷史書一講起辛亥革命前的歷史，就有一場革命與改良的大辯論。裡面所說的內容，都說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是正確的，批判了以梁啓超他們為代表的改良派的錯誤觀點。現在回過頭來看，其實正確的是那些改良派。比如革命派提出來應該實行土地國有，行嗎？有人試過，蘇聯試過，土地國有，搞集體化，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呢？八百萬蘇聯農民餓死。中國比蘇聯更徹底，搞人民公社。好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下來，多少人餓死呢？各種估計從2000多萬到4000、5000萬，這個就很極端了。你說是誰正確？新文化運動講得很清楚，中國應該保障公民的自由，實行民主、憲政，提倡理性。但是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就不贊成這一套。打倒列強，打倒軍閥，是它的兩個口號。但軍閥打倒了，中國還是沒有自由。得到的是什麼呢？蔣介石國民黨的獨裁專制；教育方面是黨化教育，搞得一塌糊塗。

那麼一些極端的東西，我們不應該再重複了。光靠革命暴力的手段不解決問題，正確的道路是將目光緊緊盯住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將制度的建設，制度的改造放在首位；而且這個目標是逐步實現的。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能夠達到這些目標，但是，一步一步走過來，就能實現這個目標。年輕人要學會理性地看問題，不要走極端，這個是我的忠告。謝謝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謝袁偉時先生給我們帶來的精彩的演講。剛才聽您演講的時候，其實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記得在一年多以前的時候，有兩位學者曾經到中南海給政治局的常委講過課，題目呢好像叫做《十五世紀以來世界大國的歷史發展的思考》。我覺得這個題目所涉及的內容，其實和您應該是非常相似的，但我也記得他們得出來的結論和您好像不太一樣。好像一位學者曾經說過，他說他認為國家要想強盛，統一的民族國家是第一個前提，其次第二就是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推動重商主義，這是主要方式，第三還提出了現代化的道路有很多種模式，我感覺他所總結出來的這三點，其實就是在提倡一種中央的、大一統的集權的方式。那麼對於這種觀點，其實和您是完全相背道而馳的，我不知道您怎麼樣來評價。

袁偉時：這些先生，好像都是研究世界史的，那他們的知識應該講比我強。他們講的在史料各個方面，能夠提供一些東西給大家思考，我認為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整個世界歷史他羅列下來了，關鍵在哪裡沒有回答。他沒有直截了當地說，蘇聯道路，從俄羅斯到蘇聯，那是一個極端痛苦的人類經驗記憶。這個很重要，很關鍵。特別對中國來講，這是必須面對的不能迴避的問題。為什麼俄羅斯看着強大，結果不行。為什麼蘇聯號稱超級大國之一，一下子就垮下去。關鍵在哪裡？他們的講課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不回答是不行的。就是說國家建立起來，作用在哪裡？胡適講過一句話，首先解救你自己。你想救國的話，先救你自己。救自己是什麼意思？你從奴隸狀態走出來，做一個現代公民，敢於獨立思考的，對任何問題都敢於獨立思考的那樣一個現代公民。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所謂自由思想、獨立人格，這樣一個公民。這個對國家的興盛非常重要。因為從俄羅斯來講也好，中國也好，都有一個這樣的問題，迷信領袖。他也是人，你也是人，為什麼不能獨立地思考一下他的成就，他的缺點在哪裡。政治家或者政客，不是神。我想那幾個人給中央政治局的講課就迴避了這個問題。迴避了一個國家興衰在於公民的自由度大小這個關鍵問題。公民自由度大小，還需要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各方面的保證，整個文化氣氛要改變，這個很重要。

主持人：我還是想再問一句，這個人的自由的制度，是不是國家興衰的唯一的關鍵？因為如果我們看英國的話，按您所說，它的自由和民主的制度其實是在逐漸完善的，但是它衰落了。而且如果我們看，在二戰之後，印巴獨立之後，其實他們傳承了英國的制度，按理來說實行的是民主的制度，但是幾十年過去了，我們沒有看到它們成為超級的大國。那麼今天美國可能是有着自由民主的制度，誰又能夠保證這種制度在未來會讓它繼續保持這種地位？特別是在亞洲，像韓國，台灣，包括新加坡，他們在經濟騰飛的過程中，應該說還是相對專制的。那麼這個專制在經濟騰飛的過程中，是不是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袁偉時：其實是兩個問題，一個就是自由是不是唯一關鍵。第二個就說專制的作用，專制在騰飛過程裡面的作用。我分別來說這個問題。

自由是不是唯一的關鍵？這裡面就說到英國的問題。英國為什麼後來衰落了呢？一方面，英國的殖民地獨立以後，它人口少地也少，那它本身發展起來就只能到那樣一個程度，這個是一個方面。剛才我講民粹主義的時候忘掉講一個問題：要敢於擺脫福利國家的包袱。英國病就是吃民粹主義的虧。它學蘇聯搞公有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工黨執政，一下子就將很多大工業國有化了，同時福利水平很高，結果就背上大包袱。全世界的國有工廠基本上都辦不好的，辦得好的是個別例子。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很重要的一個思想家鄭觀應就提出來了，凡是官辦的企業都辦不好的，私人企業他自己就會精益求精，因為利益決定了。

所以從民粹主義觀點來看，國有資產流失，罪名很大，最近郎咸平就大張旗鼓討伐。國有資產流失，首先要弄清是不是真正流失；其次，要從對整個社會發展是否有利的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我舉幾個例子。

19世紀日本“明治維新”，到七十年代跟中國的“洋務運動”一樣，碰到一個問題，官辦企業虧本，財政負擔不了。好，它就賣。當時很多人反對，但它就堅決賣。比如說三菱、三井，到現在還存在的大財團，政府將所有的國有輪船都賣給它，低價的賣給它，而且賣了以後還繼續給各種優惠條件，結果它財政沒有負擔了，而且反過來有稅收了。這是一個。

東德又是一個例子。東德垮台以後，怎麼樣處理那些國有工廠呢？有些工廠一馬克賣掉，條件就是你繼續經營。那這個有什麼不好呢？維持很多人就業，可以繼續給國家提供稅收。所以這個所謂公有、私有、國有財產的爭議，不能忘掉一個前提：一個人的財富超過一定限度以後，超過部分對他和他的家族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這個部分實際是社會資金。這個社會資金究竟是交給官僚去管理呢，還是交給聰明的職業經紀人去管理，哪一個對整個社會發展更有利？問題的實質就是這樣。英國為什麼衰落？一個是辦國有企業，另外一個就是民粹觀點，福利制度太高了。結果呢，這一類國家，國內生產總值一半左右歸政府支配，人的積極性就不知到哪裡去了。但是英國它自己覺醒了，保守黨逐步將公有的企業私有化，削減福利，特別到了撒切爾夫人這一代，大刀闊斧改革，英國的經濟重新恢復活力。

英國有個兒子美國。它的整個制度搬到那邊去了，而且有所發展。美國繼承了英國制度的優秀方面，又避免了過多的民粹的東西，福利相對說來比較少。到現在為止，它的國內生產總值30％左右是由政府支配的，美國的經濟就非常有活力。所以我認為不能講英國那條路不對，一個關鍵，還是在自由不自由，保障自由的法治制度。因為法治、憲政都是圍繞個人自由來轉的。

你的第二個問題，是不是一個國家需要一個專制階段才能夠把經濟發展起來。其實這個問題應該還原為怎麼樣保持社會穩定。有兩種保持社會穩定的辦法：一個是用民主與法治的辦法，這樣的社會穩定最可靠，可以長治久安。另一個是有些國家實行的專制的辦法，對恢復國家的秩序，作為一個臨時措施，會有它的作用，會有利於經濟發展。但是，在高壓態勢下，各種矛盾在積累和激化，終有一天要爆發。所以不能一般地肯定它，要看到它的負面的東西。比如南朝鮮，因為官員權利權力太大，官商勾結，後來就經不起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重新要付出很大代價。所有歌頌開明專制，什麼專制必要論，那些論點都是錯誤的。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如果你不是政客的話，就要為整個國家的前途，世界的前途考慮，及時地擴大公民的自由權利，要及時地改進民主制度。說擴大自由、實行民主是會帶來社會混亂，是沒有根據的。好多國家都是這樣，它實施民主制度，它沒有造成混亂嘛。

主持人：謝謝！

提問：袁教授好，主持人好。前一段時間我看了柏揚先生的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他在書中指出，中國的儒家文化就是一個醬缸，所有投身的中國人，都不可避免地受這種文化的影響。然後我想請問一下，中國從近代一直學習西方，然後學馬列主義，所有的路好像都學得不太像，所有的路好像都走得不太順。您覺得這是不是受到中國這種民族特性的影響，有這個因素，您對此有什麼評價？謝謝。

袁偉時：任何國家的傳統文化都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弱點。我對儒家文化是這樣看，一方面來講，它有它的好的地方，今天不講它的好的地方，但另外一方面，中國的傳統制度確確實實是儒家文化的制度化，所以中華法制就是禮法體系，不是一個法治的傳統。而是將中國儒家的所謂禮制，就是以“三綱”為基礎的那個制度貫徹到法律裡面去。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人確實一貫是做慣臣民，就是皇帝的奴僕，權威的奴僕，沒有真正地轉化為現代公民。他這本書和他演講裡面講的反思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他揭露我們的一些弱點，我們應該敢於面對。這不等於中國人沒有他的優點。在我看來，世界上沒有劣等民族，只有劣等的制度。中國人所以會走得那麼不順，是我們過去的制度選擇上有問題。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麼制度選擇上會有問題？那就跟中國傳統上都強調大一統，沒有多元的聲音，沒有產生出多元的力量來牽制那些專制的統治者有關係。假如有多元的力量充分抗衡、牽制，而且有充分的自由討論，我相信中國的路會走得比較順。

主持人：謝謝袁先生。最後呢想請您用一句話來結束您今天的演講。

袁偉時：每一個人中國人都要為自由、民主、法治貢獻自己的力量。

主持人：謝謝袁偉時先生今天帶給我們非常精彩的演講。我想從世界各個大國的歷史興衰的經驗當中，我們的確應該發現自由，民主，法治，憲政，已經成為了今天全人類的普世價值。我想如果我們心中真的認同這一點，那麼總會有一天，像羅斯福他曾經說過的，四大自由會在中國的土地上深深地紮根，而且我想它也一定會伴隨着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面越走越遠。再次感謝袁先生，也感謝我們在座的中國傳媒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下周同一時間，《世紀大講堂》我們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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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范海辛

老袁所說的言之有理.德/日兩國以專制崛起,快則快亦,只是後遺症多;英/美以自由崛起,慢是慢了些,但每一步都紮實.有時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追求速度 的中國對此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