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一個不值得讚許的人物 書中的吹捧令人肉麻 作者： 林治波

讀余秋雨《中秋》有感

　　這些年來，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風靡海內外，尤其是《文化苦旅》一書，堪稱精美之作。但最近讀過《霜冷長河》的《中秋》一文後，有點與余先生不同的感想。雖然是已經過去了的事情，但還是願意寫出來供大家討論。

　　文章談的是張愛玲，余先生是這麼寫的：

　　“我握着話筒慢悠悠地讀着（一位女詩人的自擬訃告），突然串進來一個國際長途。外國一家著名的華文報社打來的，編輯小姐劈頭就說：‘余先生，您知道了嗎，張愛玲死了。一個人死在美國寓所，好幾天了，剛發現，發現在中秋節前夕。我們報紙準備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對您的採訪。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為根基的，因此請不要推託。發稿時間很緊，您現在就開始講吧。’我說：‘這事來得突然，請讓我想一想，半小時後再打來。’”

　　半小時後，電話鈴聲響了，余先生拿起話筒說了這樣一段話：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學並不拒絕寂寞，是她告訴歷史，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還存在着不帶多少火焦氣的一角。正是在這一角中，一顆敏感的靈魂，一種精緻的生態，風韻永存。我並不了解她，但敢於斷定，這些天她的靈魂漂浮太空的時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應該抬起頭來，迎送她。”

　　不難看出，這段文字表達了余先生對張愛玲的深切理解和讚許之情。對一個死去的人，即使並無好感，講幾句好話，寫幾句頌詞，乃人之常情，無可厚非，這就如同不能把墓志銘和悼詞裡的話完全當真一樣。事實上，海內外各種各樣的二十世紀文學經典排行榜早已把張愛玲的作品列在了極為顯著的地位，街頭地攤上的《張愛玲傳》和《天才奇女張愛玲》之類的書籍更是把這位“文學才女”抬上了天，書中的種種吹捧簡直到了美醜不分、令人肉麻的程度。對此，筆者是不屑於置評的。但是，如今余先生竟也加入了讚美張氏的行列，並且那番贊語絕非客套，而是字斟句酌，一往情深。這不免使筆者感到有話要說。

　　張愛玲是個什麼人？有人知道，也有人不太知道。

　　６０多年前，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被推到了滅亡的邊緣。成千上萬的中華優秀兒女挺身而出，奮起抗戰，用熱血和生命捍衛祖國獨立民族尊嚴。然而，也有一小撮寡廉鮮恥之人屈膝投敵，甘當傀儡，他們認賊作父，為虎作倀，天良喪盡，人格蕩然。這些人，就是“漢奸”。漢奸是中國人的恥辱，是中國文化的恥辱，是中國人中最醜惡、最卑鄙的混帳王八蛋。對這些民族敗類，凡是有肝腸有血性的中國人恨不能食肉寢皮，除之後快。然而，張愛玲卻不這麼看。日本人打過來，她不參加抗戰；上海淪陷了，她不去後方。這倒也罷了，最不該的是竟投入漢奸胡蘭成的懷抱，喜氣洋洋地做了漢奸之妻，還在上海的漢奸小報上喁喁情話，充當“順民文學”的主將，並藉此成名。

　　胡蘭成何許人？一個文化漢奸。汪精衛叛國投敵後，胡被汪網羅到帳下，開始時充當汪的侍從秘書，後來又升任汪偽宣傳部政務次長、汪偽中央執行委員，併兼漢奸報紙《中華日報》總主筆，成為汪的“文膽”。發表在《中華日報》上的賣國社論，多出自胡氏手筆。汪精衛臭名昭著的賣國“三演講”，以及後來的幾次對日獻媚宣言，也都有胡的參與。這些文章，竭力為日寇的“大東亞聖戰”歌功頌德，為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喝彩叫好，而對抗日軍民則極盡誣陷誹謗之能事。但張愛玲居然對胡氏的種種罪惡置若罔聞，毫不在意。直到抗戰勝利，胡蘭成以叛國罪遭國民政府通緝，張愛玲仍與胡氏藕斷絲連，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知情不舉，偷偷跑到胡蘭成隱匿的溫州，與胡幽會尋歡，並給胡以巨額資助。

　　這，就是張愛玲，距漢奸僅一步之遙的張愛玲，只忠於漢奸不忠於祖國的張愛玲。

　　對於張愛玲的思想和歷史，想必余先生是知情的。問題是，用那麼高雅優美的詞彙來描述和評價這樣一個人，是否過於奢侈無度了？筆者以為，那段話里值得商榷、推敲之處不少。

　　先說說張愛玲的“寂寞”。

　　在同一篇文章里，余先生對此還有一番闡釋：“在中外文學史上，身前寂寞、身後熱鬧的故事很多，卻很少有張愛玲那樣，滿世界在為她而熱鬧，她卻躲着，躲得誰也找不到她，連隔壁鄰居也不認識她。這種自我放逐、自我埋沒式的寂寞，並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種深刻的故意。”“與她相比，真正可憐的倒是文壇上那種浮淺的得意、瑣碎的企盼、無聊的激憤、頹喪的失落”。可見，對張愛玲的“寂寞”余先生是讚許有加的，而且為了突出張氏的“寂寞”之美，余先生不惜打倒文壇一大片。但是，張愛玲的“寂寞”果真那麼值得讚美嗎？在我們這個社會裡，什麼事情都有個真與假，隱士也不例外。依筆者之見，假隱士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成名以前不做隱士，而是篳路藍縷，苦心經營，千方百計地向世人顯示甚至賣弄自己的那點才華（張愛玲自己就主張“成名要趁早”，可見其成名之心是多麼急切！），而待其聲名鵲起之時，則做起隱士來。這樣反而更引人注目，更招人尊敬，以致愈隱愈顯，如日中天。從這個意義上，假隱士的自我放逐、自我埋沒確是一種“深刻的故意”，只不過“故意”得太做作、太矯情、太虛偽，一點也不坦誠，一點也不自然。

　　值得欽佩的倒是那些真的儒者，他們以積極的人生態度傳道行善，入世濟眾，對弱者慈悲為懷，對寇讎橫眉冷對，以自己的學識和能力維護着社會的運轉，捍衛着國家的利益。值得欽佩的還有那些真的隱士，他們是真正的智者，看破紅塵，與世無爭，超凡脫俗，修養高深。令人厭惡的是那些假的隱士，這種人既想出大名，又故作清高狀，既脫不開塵世的誘惑，又刻意擺出一副脫俗的模樣，對這種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睬他們。如果像蒼蠅逐臭似地跟來追去，則正中假隱士的下懷，因為他們所刻意追求的正是這個效果。

　　再談談余先生所謂的“火焦氣”。

　　說到火焦氣，筆者首先想到的是抗戰文藝。自古以來，中國絕大多數的文人們是富於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的。詩聖杜甫身經安史之亂，飽嘗戰爭之苦，一生詛咒戰爭，渴盼和平。然而，即使這樣一位“非戰”詩人，對於異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仇敵愾之志，在民族氣節上毫不含糊。且看他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北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見，杜甫的詩作充滿了“火焦氣”，這種火焦氣所洋溢的不是逞強好戰的匹夫之勇，而是慷慨激昂的豪壯人格、氣沖霄漢的愛國情懷。抗戰期間的情形也大抵如此。面對兇惡殘暴的侵略者，老舍、田漢、冼星海、吳組緗、郭沫若、郁達夫等一大批有肝膽有血性、不願做亡國奴的文人們，以筆為槍，為抗戰奔走吶喊，造就了聲勢激越、熠熠生輝的抗戰文藝。抗戰文藝的本質決定了它必然帶着濃烈的“火焦氣”，簡直是火光沖天，豪情萬丈。這種濃烈的火焦氣使得抗戰文藝既不細膩，也不優雅，更不適合某些文人雅士的口味和情調，但祖國需要它，人民喜愛它，時代呼喚它。《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八百壯士》、《塞上風雲》、《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四世同堂》等等，這些閃爍着民族精神的鴻朗雄昂的偉大作品，激勵着中華兒女為保衛母親而同侵略者展開殊死戰鬥，為打敗日本軍國主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並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不朽的財富。比起那種無病呻吟、不知廉恥的“順民文學”來，帶着“火焦氣”的抗戰文學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關於“精緻的生態”。

　　這也是余先生所讚許的。張愛玲的生態的確精緻不凡：高級的化妝品、名貴的時裝、考究的食物、氣派的洋樓、優雅的舉止，還拍攝了數不清的美人照，如此 “精緻的生態”與黎民百姓的生活大相徑庭，同艱苦卓絕的抗日軍民相比，更有雲泥之隔。張愛玲出身豪門，家財萬貫，又充當“順民文學”的主將，自然稿費多多，財源茂盛，這是她能夠在平民百姓流離失所、食不果腹的歲月里維持“精緻生態”的物質基礎。在胡蘭成與她斷絕關係之時，張愛玲還一往情深地給胡寄去３０萬金元券。當時的３０萬金元券是什麼概念？相當於那時一個中學教師83年的工資！張愛玲的闊綽和慷慨由此可見一斑。只可惜，她的財富沒有一分一毫用之於抗日救國，也沒有一分一毫用之於扶危濟困。只有對自己、對漢奸的關愛，而沒有對祖國、對民眾的關愛，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緻的生態”？試想，在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歲月里，倘若中國人都不去抗擊日寇，不去保家衛國，而都在那個不帶“火焦氣”的角落裡追求張愛玲式的“精緻的生態”，那我們的國家會成為什麼樣子？在那個國難當頭、血火交織的特定環境裡，張愛玲的這種“精緻的生態”是不是太可恥了？！

　　關於“敏感的靈魂”。

　　這是余先生用來描繪和評價張愛玲的另一個詞彙。可以肯定，作為小說家的張愛玲是敏感細膩的，但她所敏感的決不是祖國的安危、民族的命運和人民的苦難，不僅不敏感，反而遲鈍得無以復加，簡直到了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程度。那麼張愛玲對什麼敏感呢？在那個時代背景下，除開祖國的安危、民族的命運和人民的苦難，張愛玲所敏感的只能是自己的那點雞毛蒜皮。運筆至此，不禁想到了郁達夫先生。郁達夫也有一顆敏感的靈魂，對情感的敏感、對命運的敏感、對人與社會的敏感，都體現在他的作品和日記當中。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郁達夫曾封閉於“小我”的圈子、沉湎於情感的泥潭而幾乎不能自拔，男歡女愛、悲情愁緒一直充斥和紛擾着他的生活。然而，當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中國開始了全國抗戰，郁達夫陡然之間就像變了一個人，完全擺脫了情感的糾葛，超越了小我的局限，成為一名奮起捍衛祖國母親的仁人志士，祖國的命運、民族的尊嚴、同胞的安危成了他生活和作品中至高無上的主題。張、郁相較，對比何其鮮明，反差何等強烈！余先生奢談什麼張愛玲“風韻永存”，請問那是一種什麼“風韻”，它憑什麼永存？

　　余先生說：“我並不了解她，但敢於斷定，這些天她的靈魂漂浮太空的時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應該抬起頭來，迎送她。”並不了解卻又敢於斷定，顯然不合乎邏輯。一個對祖國、對民族冷若冰霜的人，對家鄉上海又能好到哪裡去？不錯，張愛玲生長於上海，成名於上海，她的小說文情並茂，細膩精巧，在語言表達和寫作技法上確有過人之處，但僅憑此就能把張愛玲視為上海的驕傲嗎？如果揭穿其“畫皮”，把此人的真面目暴露於上海人面前，那麼上海人還能以這種人為驕傲嗎？如果余先生自己願意“抬起頭來，迎送她”，那是個人的權利，但就不必要求上海人民都跟着“抬頭迎送”了吧？

　　有位朋友曾對筆者說：“時過境遷，人家都死了，就不必那麼斤斤計較了。”筆者以為，這個道理講不通。如果大家把這個人忘記倒也罷了，問題是成千上萬的海內外讀者對此人敬若神明，迷戀至深，已然形成了一個名為“張迷”的群落。在這些人的眼中，張愛玲是一好百好，儼然成了美的化身，成了文學的化身，而其對待祖國和民族的態度可以忽略不計，這實在是本末倒置。一個對祖國如此冷漠的人物，竟會贏得如此之迷戀與崇拜，這種現象既令人迷惑，又發人深思。

　　立身既敗，萬事瓦裂。無論評價一部作品還是一個人物，均應着眼立身之大節而不能只看細枝末節。什麼是大節？對待祖國民族的立場和態度就是大節。大節之大，莫此為甚。以這個觀點衡量，張愛玲大節有虧，不是一個值得稱許的人物，更不配博取後人如此之厚愛。海內外輿論之所以對張愛玲及其作品讚頌有加、好評如潮，原因恐怕就在於只看重個人才氣和寫作技巧，而完全撇開了大是大非的評價標準。在筆者看來，一個不甘屈辱、為國奮鬥、好幫樂助的人，即使衣衫襤褸、污垢滿身、目不識丁，也是高尚可敬的；而像張愛玲之流只顧一己之私，沒有任何民族觀念和愛國情感的所謂“文學才女”，儘管出身名門、衣着考究、才華了得，卻也是醜陋不堪的，愈看愈丑，且散發着腐臭的氣息。

　　“熱愛自己的祖國是理所當然的事。”這是海涅的詩句。“誰不屬於自己的祖國，那麼他也就不屬於人類。”這是別林斯基的名言。從道德角度看，愛國是對公民的第一位和最起碼的道德要求。不愛國，是最大的不道德；背叛祖國，是最大的罪惡。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上，中國要徹底擺脫鴉片戰爭以來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就必須使自己強大起來，這是每一個中華兒女至高無上的責任。對於那些在國難當頭之秋，對民族安危視若無睹、對祖國命運不肯承擔任何責任的人，如張愛玲之流，我們是應當棄之如敝屣，還是敬之若神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