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秋光晴到水，山色淨於天”，一個部屬重點大學的新生開學典禮在該校的大
禮堂隆重舉行。來自五湖四海的數千名高考勝將魚貫而入，齊把目光投向主席台上那密密
麻麻的一片。經大會主持人一一介紹，方知第一排坐的都是校級領導，從書記、校長到各
位副書記、副校長，還有紀檢書記，以校長、書記為中心，從左右兩邊依次排開，一個也
不漏。第二排是各學院的院長，也都如數到齊，最後一排是各學院的教授代表，據說他們
還是由校辦點將的資深教授。當年的禮堂設計者顯然沒有預計到如今的校級領導規模，也
不知道還沒人能把他們分成兩行或多行去組合，才使這樣的雁字型排列顯得頗為擁擠，而
且天氣還有點熱，好在校領導個個都是乘興而來，都不怕熱，還西裝革履，打扮嚴實。
不消說，給初來乍到的新生以盛大的節日，該校已夠重視的了，特別是那些日理萬機
的校級領導，平時幾乎個個都說很忙或特忙，還讓人難找，此時此刻都能步履歡快地團聚
在校徽與校訓之下，連越洋出訪的任務都已一律順延，校園為之肅穆。典禮組織者的安排
也很周到，每個座位前都有姓名標示，每排兩側還標有“校領導”、“院長席”和“教授
席”，秩序井然。不過，讓我始終不解的是：我們的教授從什麼時候開始被當作大學的“
第三等級”了？他們只應充當校園中的“第三等級”嗎？
我絲毫也不懷疑，典禮的組織者並無貶低教授之意，說不定其中很多教授在組織者留
校任職之前，還是他們所敬重的師長，還直接給他們授過課，我也毫不懷疑這樣的排列在
茫茫神州肯定並非“獨此一家”，不必少見多怪。況且，如果改用別的方案去排，那很費
勁，也很為難。你把第三排與第一排對換吧，那既無法顯示校領導的重要性，也容易讓某
些校領導提出置疑：“我們也是教授”（這也是實話，他們個個都是有教授職稱的）；你
把第三排調到第二排吧，院長們也可以反駁說：“我們也是教授”，而且把教授們夾在校
長與院長之間，主席台的“層次感”就會遭到破壞，教授們也未必能感到自在。但問題在
於，我們不是經常說要“開放”、要“接軌”嗎？如果我們把目光稍稍投向那些教育發達
的國家，在那些國家的學府里，他們會製造那麼龐大的主席台，還把教授列入末座嗎？他
們敢嗎？
在美國，有一則與大學有關的故事廣為流傳着。1952年，美國的二戰英雄艾森豪威爾
在擔任總統之前，出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他在歡迎儀式上致辭，在對着教授們的開場白
里用了“雇員”（employees）一詞，稱他們為"the employe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這時，有位教授就站起來，打斷校長的話說：“艾森豪威爾先生：我們教
授並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雇員’，我們就是哥倫比亞大學。”（"Mr. Eisenhower,
we are not the employe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We are Columbia University."
）好在我們國家還沒有這樣斤斤計較的教授，不會提出：“我拒絕坐第三排！我必須坐第
一排！”倘若如此，旁人肯定會譏笑此人“不正常”，用杭州人的話說，就是“腦隙搭牢
”。如果歡迎艾森豪威爾校長的那個儀式把教授列在第三排，那就別指望他們出席了，這
就是差別。英國作家喬治? 奧威爾說：“正統論意味着不思考，也不需要思考。正統論是
無意識。”我想，豈止“正統論”，許多正統的或衙門化的行為也是不需要思考的無意識
，至少可以使你見怪不怪，因為我們的祖祖輩輩就遺傳了許多這樣的東西。
在美國，大學的校長們都知道，領導教授比看管一群貓還難，誰也別指望對教授們頤
指氣使。但在中國，誰會讓教授去扮演貓的角色呢？是教代會、教育工會？還是《教師法
》、《高等教育法》？看來都沒有，所以，中國的教授不是貓。雖然常聽師友樂談梅貽綺
時代的清華大學，那個梅校長自然不敢輕慢那些屬於第一等級的教授公民，是他承諾“教
授治校”的，問題是此一時而彼一時啊。今天的清華大學恐怕還得倒過來說，是教授不敢
對校長說“不”，惟有陳丹青那樣的出走者可以例外。
每當這種時候，都會有讀者或論者拿“國情”說事，強調國情的重要性或無奈心態，
慶幸“難得糊塗”。但我總覺得，合理的國情固然需要尊重，不合理的國情卻需要改造，
特別是在名叫“大學”的教育單元里，在一年一度的新生開學典禮上，我們該用什麼樣的
信息與方式去對那些一切都還感到新鮮的嗷嗷待哺者“先入為主”，怎樣啟迪他們去感受
一種既不同於官府，也有異於街道或村落的氛圍與境界，逐漸使他們“成其為人”，以便
讓他們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展示一點底氣，活出一點品位，書寫一點尊嚴。惟其如此，我
們自有理由擔心：藉助於開宗明義的入學典禮與三個等級的遞減式排列，把官本位的家底
毫無遮飾地裸露無遺，將會給那些興致勃勃走近學術殿堂的入門者帶來什麼潛意識的影響
？教授、學府與學術的尊嚴何在？
看來，國內高校與學界在熱談“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時，還得先敲問一下比這更為
基礎性的問題——“什麼是大學”，或者“大學是什麼”？或者乾脆換一個雖然多少有點
令人難堪但最直接也最實際的問題：大學是衙門嗎？如果不把後者回答好和切實解決好，
所謂“創辦世界一流大學”就不過是“高等教育大躍進”的豪語，只會留在紙面，有關“
大師”與“大樓”誰最重要的爭執也將變得毫無意義。即便是今天好不容易造出或者扶出
一個“世界一流大學”來，明天還會把人嚇跑啊！
大學是衙門嗎？這在歐美國家恐怕是一個很弱智的問題，用時髦的話說就是“偽問題
”，因為他們的大學不可能是衙門，那是連身貴如國王，權重如總統都不便隨便插嘴和插
手的地方；在我們國家，這倒是一個很實際的真問題，實事求是的回答只能是“是”或者
“就是”。如果要像高考能手那樣回答得全面一點，那就不妨先從理論層面來闡釋一番，
先來一個借腹生子，接過國際高等教育的主流話語，強調大學乃求真的聖殿與職業練場，
憧憬大學的自治與學術的獨立，然後借一個“但是”，把話峰一轉，強調“初級階段”的
國情與現實，羅列一下它的作用與業績，再加幾句“美中不足”，還來幾句“前途是光明
的，道路是曲折的”之類予以提升，那不就顯得無懈可擊了嗎？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在我們國家，理論的層面往往來自他者，來自別人的實際與經
驗，與我們的實際關係不大。當我們的實際同他者的實際發生隔膜時，實際與理論的牴牾
也就開始了。其他一些問題也大致如此，誰也說不清究竟誰在西化和誰沒西化。至於要不
要西化，好像又成 “偽問題”了。
如果完全避開現實，單從理論的層面去回答“大學是什麼”的問題，其說服力肯定還
不夠，因為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大學就是一個享有固定行政級別的衙門，上有主管領導，
下有各級職能梯隊，還有許多平行機構在互相聯繫和互相牽制，差別就在於，它是新提升
的副部級大學，還是司局級大學（軍事院校的級別就更高了，另當別論）？是部屬還是省
、市地方政府領導？是重點還是一般？還有，是否列入“211工程”、“985工程”或別的
什麼“工程”。
不僅如此，不少高校的校領導還在改革的名義之下，奮力推行“處級”領導崗位的“
競聘”活動，把相當於“處級”的院、系領導崗位也拿出來，誘導教授們拋開“斯文”，
去爭那個被稱作“中層幹部”的“級別”，而且把正職與副職拿出來一起爭，好不熱鬧。
據說，每次報名的還挺踴躍。在個別地方，這樣的“競聘”活動已經開展十多年了。這些
校領導的初衷顯然不是為了培養自己的競爭對手，為競選校級領導崗位作鋪墊，但他們畢
竟秉持銳意進取的精神，希望打破清一色的任命制，讓某些既有學術研究能力與品位，又
不乏管理經驗，還富有服務意識和犧牲精神的教授站出來，提高幹部素質與管理效率，把
學校儘量辦好一點，我們應當理解和支持他們。但讓我感到困惑的是，那些稍有學術研究
能力與品位的教授一般都把學術時間視同生命，如果誘發他們去爭那個“級別”，究竟是
服務意識與犧牲精神的支撐在起作用，還是名與利的誘惑最重要呢？如果是前者少，後者
多，那麼，這個與其說是“官”還不如說是“吏”的處級崗位究竟有多少名、利可言？能
否像拍賣行一樣來得透明一點呢？此其一。其二，在我們國家，不是說教授也“相當於處
級”嗎？儘管很多教授至今還沒搞清楚這種“相當於”的實際含義與實際意義，也不論此
類攀比是否合理，那不也算一個“級別”嗎？其三，經過 “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歷
次“階級鬥爭”，還有職稱、待遇等某些不可避免的利益競爭，某些院系群體中的人際關
系早就夠緊張的了，你還鼓動他們去爭那種“領導崗位”，不是雪上加霜嗎？其四，就治
學為師而言，如今在崗的絕大多數教授都是從大革文化命的荒唐歲月中走出的，其中不少
還屬於“吃狼奶長大的一代”，他們不僅先天不足，而且在“全民皆商”的叫賣聲中又導
致後天營養不良，急需補課讀書，並非拿了文憑就完事，否則，就更容易誤人子弟，那又
何必再鼓動他們都去競爭那個無關宏旨的“中層幹部”，讓他們在爭贏之後，泡在那些不
得要領和沒完沒了的文山會海呢？其五，如果教授們都拋開書案去爭那些“領導”崗位，
還爭得面紅耳赤，能給眼睜睜看着師長的學生以什麼樣的“師表”和人生導向呢？如今的
學生幹部之間也爭得很厲害，而且等級森嚴，經常在院、系黑板上通知召開“中層幹部”
會議、“部長級幹部會議”，平時在老師、同學中還挺有優越感，儼然一副學生貴族的得
意模樣，這是否同某些師長們的價值取向直接有關呢？第六，大學也是學校，它首先需要
寧靜，切忌喧囂啊！既然可以經常鼓動教授們去爭那個“處級”領導崗位，那又何必嚴禁
送貨的卡車與拖拉機入內呢？
顯然，在我們國家，大學校園與其說像衙門，還不如說就是衙門，是一個需要改造的
衙門，關鍵在於從哪裡入手改造。國有制企業的改造可以拿國際流行的現代企業制度來取
代國情所派生的衙門制度，讓某些國有企業起死回生，那麼大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