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學術界

在中國文學史上，《儒林外史》占有特殊的地位，因為它是中國第一部以諷刺知識分子(士)為主要題材的作品。在吳敬梓的筆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猥瑣、扭曲的人格特性栩栩如生。誰不知道那個因為中了舉人而發瘋的范進呢？所以，可以把《儒林外史》看成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部輓歌。
　　
　　二十世紀初，中國出現了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就是具有西方文化知識和價值觀念，其代表人物就是蔡元培和胡適。不過，正象錢鍾書在《圍城》中所說，“中國的利害，天下沒敵手，外國東西來一件，毀一件。”所以，中國除了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有點兒新氣象之外，從此一代不如一代。我們對第二代知識分子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錢鍾書《圍城》的影響。那個對同事妻子垂涎三尺的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那個趁國難之機倒騰藥品的訓導長李梅亭，那個一張口就是“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的教育部特派員，那個克萊登大學的博士方鴻漸，以及那個敢把克萊登吹成美國“很認真嚴格的學校，雖然知道的人很少--普通學生不容易進”的歷史系主任韓學愈，使人們對這些中西合璧的學者有了很深的認識。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知識分子雖然在很長的時間內處於挨整的位置，但學識淵博和清高自守卻一直是社會對他們認定的形象。再加上中國的傳統對“讀書人”有本能的尊重和敬畏，“老九”在最臭的時候其實也還是滿吃香的。看過電視劇《渴望》的人都一定會對女主人公撇下深愛自己的那個工人而愛上知識分子王滬生留有印象吧。而在“科學的春天”，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更把知識分子塑造成了不食人間煙火、一心為着科學事業的聖人。
　　
　　那麼，到了世紀之交，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呢？1999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劼的《麗娃河》。在這部以華東師範大學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中，作者全方位地描寫了大學校園內的學者群體。由於該書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描寫有很強的現實背景，所以華東師大當局曾出面阻止學生購買此書。
　　
　　在《麗娃河》中，中文系首席博士生導師袁逸儒是個全國聞名的學者，但實際上他一生的學術本錢就是在五、六十年代寫的兩篇文章。這個大儒，控制着中文系的學術大權，但卻把自己的學生當成生存的飯票，不僅在政治運動中出賣學生，還在職稱評定中拼命壓制有學術造詣的學生龍在田，使他在講師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幾年，而那些不學無術的人在他的手中都先後成了教授和博導。用小說中的話說就是，“他用手中的職稱跟他們把持的權力作了交易，從而在高校里穩坐釣魚臺，一面扮演德高望重的清流人物，一面從權力之河裡釣取種種實惠和好處。至於學生在他眼裡，也不過是一根根的籌碼而已，他的名聲有一半是因為你們這些在外面奮鬥出了學術影響的學生才水漲船高的。”從年齡上來判斷，袁逸儒應該是三閭大學時代畢業的學者。
　　
　　有袁逸儒當靠山，那個掛着博導頭銜的吳天雲才能夠在中文系當了十幾年的系主任。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吳胖子先讓自己垂涎的學生薑麗人留校並且變成了自己的兒媳婦，在姜麗人出走之後，扒灰未遂的他又和自己的研究生江瑛姘居。儘管自己一肚子男盜女娼，但這個吳胖子卻千方百計地要利用男女關係問題把龍在田置於死地。在很大程度上，吳胖子是發跡於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學者的代表。他們無學有術，專門以整人為業，而他們整治的對象就是那些學業比他們好的人。這是因為，學業上的不足，使他們對真正的學者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和憎恨。
　　
　　被袁逸儒親手選定的學術接班人是文革之後畢業的新人張超。這是一個靠老丈人起家，靠出賣龍在田的學問而成長起來的中國第四代學者。他可以在公開場合大談連自己也搞不懂的什麼“終極關懷”，也可以在私下裡利用女學生的抄襲行為而要挾對方與自己上床。看看他唱的高調：“不要以為現在全都自由了，可以為所欲為了；不要以為現在爭相下海了，可以不顧良心了；不要以為現在都在賺錢了，可以不要學問了；不要以為現在是後現代的時代了，可以不要規範了，不要道德紀律了，不要天倫王法了，從而可以無法無天了！不要以為不再有人會為了崇高的理想站出來說話。抬起你們的頭顱，看看吧，理想主義的旗幟依然在高高飄揚，那是人的精神，精神的人。”可以說，張超之流不僅綜合了第二代學者的偽善和第三代學者的狠毒，而且加上了自己的特色，那就是無恥。
　　
　　張超的最得意弟子就是博士生盧強。這位有“伍學者”之稱的“第五代學者的代表兼發言人”，可以說不論是學問還是道德都秉承了乃師的衣缽。他的特點就是“懂得對什麼人說不，對什麼人說是，最後對自己說不是。”所以，他敢於跳起來面對五十年代的學者大喊：“怎麼能解構崇高呢？怎麼能拋棄理想呢？當年的青春萬歲到哪裡去了？難道你們玩夠了崇高和理想就可以把她們扔在一邊了？你們可知道我們還沒玩過呢，至少大家玩玩對不對？哪有像你們這麼霸道的？”他也敢於“嚮導師抬起頭來，十分堅定地表示：張先生，你放心吧，我會接班的，我肯定要接班，這是一定的。我不接誰接？我不說誰說？共產主義是大家的事，也是我盧強一個人的事！”也就是憑着這套本事，盧強儘管在讀書期間因為猥褻女生被抓，畢業之後還是留了校，成了張超的當然繼承人，並且沒有幾年就要問鼎系主任的寶座。毫無疑問，盧強之流定將成為中國學術界的正統。
　　
　　與這些當權得勢的學者相比，在這所大學走背運的都是一些正直、有學問的知識分子。老一輩的施先生和章先生由於鬥不過袁逸儒之流(或不屑於與他們斗)，選擇了逃避、與世無爭這條道路，以此換來了相對安靜的晚年。儘管如此，在章先生去世的追悼會，吳胖子念悼詞時還是忍不住笑出了聲。由此可見，搞學問本身在中國的大學就是罪惡，不管你與他們是否有利害衝突。與老一輩相比，凱方、龍在田、陶樂天等人面臨的是袁逸儒、吳胖子、張超、盧強這四代邪惡勢力結成的神聖聯盟。最後，凱方跳樓自殺，龍在田離校出走，陶樂天下海經商。中國的學術界至此完成了逆向淘汰的一個大循環。
　　
　　值得指出的是，在《麗娃河》中，正反面形象大都是成對出現的：老一輩的施先生和章先生與袁逸儒相對照，中青年一代的凱方、龍在田與張超相對照，而陶樂天與盧強相對照。恰恰是吳胖子及其身後的一大批人，如校黨委書記賈利民、中文系黨委書記陳若蓮、輔導員毛善平（黑貓）、博導汪仁明、忻向蘇，等等，沒有與之相對應的正面形象。為什麼呢？用作者李劼的話說就是：“從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過來的老傢伙，沒有一個好的。”
　　
　　在《麗娃河》之後，中國的文藝市場上先後出現了《桃李》和《所謂教授》等正面批判中國學術界的長篇小說。《桃李》因為以北京大學為背景、並且得到北大教授孔慶東的青睞而名氣大噪。《桃李》描寫了一位身兼名教授名律師雙重身份的人，他亦學亦商，風光無限，但最後被情人殺死。據說書中很多故事都有真實的背影。《所謂教授》的背景是西北某農業大學，那裡的教授朝思暮想的就是女人、金錢、名望、地位。其中最著名的台詞就是：“聽說你們教授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獸，不知對不對？”。儘管對教授的辱罵已經到了極點，但據說這所農業大學的老師認為，“真實的大學校園某些方面比小說中描寫的更黑”。不過，雖然《桃李》和《所謂教授》的影響比《麗娃河》要大得多，但他們的深度和藝術水平比《麗娃河》要遜色得多。可以說，《麗娃河》是目前對二十世紀末中國大學最深刻、最全面的記錄。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它至今沒有被搬上銀幕和熒屏。
五 當代中國學者素質低下的原因

本文在上面要說明的問題有兩點：第一，學術腐敗的根源之一是中國學術界的整體學術水平低下；第二，中國整體學術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學者的素質低下。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的素質會如此低下呢？中國的媒體每每誇耀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為什麼在科學領域，中國人會如此不堪？下面，筆者從歷史與文化，政治與社會，及教育制度這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簡單地探討這個問題。
　　
　　1 歷史、文化因素
　　
　　1964年，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近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產生？”這就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為此，中山大學哲學系在八十年代還設立一個了“李約瑟專題研究基金”；上海《自然雜誌》在九十年代還曾專門開設了一個“‘李約瑟難題’徵答”專欄，鼓勵探討這個問題。時至今日，對這個“難題”的探討仍舊是中國學術界的熱門話題。(范岱年：關於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討論)。
　　
　　其實，把李約瑟的這個問題吹捧為“李約瑟難題”，或是“震驚世界的難題”，實在是有些故弄玄虛。而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科技史學界還在圍繞這個“難題”打轉轉，恰好暴露了中國科技不發達的部分原因：沒有自己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只是滿足於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跑。實際上，這個問題早在1935年就由中國學者吳景超提出，比李約瑟早了將近三十年。(謝泳：“李約瑟問題”可能來源於吳景超)。可是中國的學者卻寧可把它叫作“李約瑟難題”，以顯自己研究的學問有多麼高深。這幫人，本來是在別人畫就的牢獄中轉圈子，卻還要擺出一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英勇姿態；本來是在仰人鼻息，拾人牙慧，卻還要裝做大義凜然的樣子，真是可悲、可憐、可笑！
　　
　　其實，“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誕生？”“中國人為什麼離現代科學越來越遠？”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東西方文化的比較中找到很明確、很簡單的答案。早在1920年，思想家梁啓超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曾說：“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致身心，西學應世事。”(梁啓超：《勸學篇》)。他還認為，中國自然科學不發達是因為中國人的“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觀念，它導致人們對自然現象缺乏興趣。(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什麼是“內學”呢？什麼是“德成而上”呢？不過就是中國文化注重個人的內心修煉，要“存天理，滅人慾”，忽視對外界、對自然的探索。除此之外，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注重實用，這對沒有直接用途的學術探討只能是起抑製作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這個價值觀對待西方學術的明確表態。所以，儘管中國自洋務運動起就引進西學，但結果是僅學得西方學術的皮毛末技，“惟其只知實用不知科學真義……只知讀他人之書，不知自己研究”(翁文灝語)，根本就沒有得到科學的真諦。這一現象，至今仍在繼續。
　　
　　實際上，不僅是李約瑟，也不僅是梁啓超，西方有很多人對中國文化都進行過深入細緻的觀察，並且從中總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比如，十九世紀德國傳教士花之安博士(E. Faber，1839-1899)就曾總結出儒家學說中的種種缺陷，其中很多與中國沒有能夠產生科學有關，如：儒學“沒有區分人的靈魂與肉體。無論從肉體上還是生理上，都沒有一個關於人的清楚的定義”；儒學“沒有解釋為什麼有的人生來就是聖人，有的人卻生來就是凡人”；“據稱，人人都有到達道德完美所必需的才情和力量，卻沒解釋與此斷言相對立的事實”；“儘管不斷強調誠信，但卻從未被鼓勵過說話誠實這一前提，事實也正相反”；“孔子體系的最終結論，如他自己所總結的那樣，即崇尚賢人，例如人的神化”，等等。(花之安：《自西徂東》)。這其中指出的，恰恰是中國人喜歡下論斷，但卻不屑於用事實和邏輯來證明。實際上就是說，中國的文化中，缺乏理性和理性思維。
　　
　　蘇格蘭傳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在1899年曾有這麼一段論述：“凡是對‘西方’科學已經有某些知識的中國學者士紳都愛說，‘歐洲’物理學的電、光、熱以及其他學科的全部真理都已包含在八卦之中了。可是當問到為什麼他們和他們的同胞對這些真理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一無所知時，他們就說，他們必須先從西方書籍里學到這些，然後再查對《易經》，這時他們發現在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已經懂得所有這些了。這樣表現出來的虛榮和傲慢是幼稚的。”(轉引自：席澤宗：李約瑟論《周易》對科學的影響)。
　　
　　確實，沒有理性的傲慢實際就是無知和愚蠢。前面提到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中，就總結出來中國人的二十多個特性，其中幾乎全部是負面的，如：面子要緊、漠視時間、漠視精確、天性誤解、拐彎抹角、柔順固執、心智混亂、麻木不仁、輕蔑外國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舊、漠視舒適方便、遇事忍耐、知足常樂、缺乏同情、互相猜疑、言而無信，等等。明恩溥先生只有學士學位，但他的文筆，他的洞察力，他的見識，他的總結歸納能力，即使是中國今天的院士，也沒有幾個人能夠望其項背。
　　
　　實際上，即使是對東方文化了解不那麼深的西方科學家也能夠“感覺”到這個“李約瑟難題”和它的答案。早在這個“難題”提出之前的1953年，愛因斯坦就曾評論道：“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以找出因果關係。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着驚奇的。要是這些發現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驚奇的事。”(轉引自：沈銘賢：李約瑟與愛因斯坦--“李約瑟難題”的兩種不同的回答)。
　　
　　縱觀西方歷史，現代科學的誕生由五大動力來促成。第一，古希臘人的“愛知”精神和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和思考是現代科學的種子。第二，基督教與哲學在中世紀的合流產生了經院哲學，而後者的精華就是理性思維和邏輯推理，它直接促成了近代數學的誕生。應該說，經院哲學對科學的發展具有及其重大的影響，而這一點卻很少被人認識到。實際上，奧地利的僧侶孟德爾能夠根據自己的豌豆雜交實驗結果推導出遺傳學三大定律，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經院哲學的思維訓練。第三，在中世紀末期，經院哲學家羅傑·培根（Roger Bacon）主張通過觀察和實驗的方法來研究自然科學。這實際上使科學的發展站在了理性和實驗的雙腿之上。第四，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古希臘文化對阿拉伯文化的影響，後者在中世紀反過來又影響歐洲文化，是現代科學誕生的最直接原因。現代科學發展的第五個動力就是，歐洲人對基督教的信仰促使他們追求精神世界的滿足，進而追求終極真理。這雖然聽起來有些矛盾，但對於沒有偏見的人來說，道理卻是顯而易見的。
　　
　　反觀中國歷史，中國人“愛知”的種子剛剛在春秋戰國時代萌發就被消滅了。而理性思維和邏輯推理在中國文化中幾乎很少出現。在中國歷史上，雖然也發生過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但中國從來就沒有認真地、虛心地學習、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而是把它們統統改造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帶有鹹菜大醬味道的文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佛教在中國與儒、道合流，最終“三教合一”。“三教合一”表明中國人在信仰方面極不認真，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極為罕見的。明恩溥先生就說，把各種不同信仰機械地結合在一起，有兩個非常顯著的結果。第一個結果就是違背了中國人天生有條有理的本能。第二個就是任何一種信仰都把人類的道德本質貶得極低。還有外國傳教士這麼形容中國人：“缺乏對不朽的渴望，缺乏對美好、偉大事物的由衷讚嘆，缺乏對偉大、善良的人物的持久、毫不動搖的熱愛，缺乏嚮往神聖、高尚事物的靈魂。”是的，一個民族沒有對真善美的熱愛和嚮往，即使有把人類社會的等級層次規定得盡善盡美的能力，但卻不會花什麼時間和精力去探索漫無邊際的自然。
　　
　　中國古代有所謂的四大科學，即天文、農學、中醫、數學，它們在最初都含有現代科學的基本成分，但它們最終都沒有發展成現代科學，或為現代科學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蹟。中國古代天文知識發達，但其主要成就領域限於天象觀測、曆法、及觀測儀器的製造，除了“天圓地方”這樣的猜測之外，很少有超出實際應用範圍之外的探討和研究。而與製造渾天地動儀的張衡幾乎同時的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則以數學為核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學知識體系。不僅如此。中國的農學停留在常識的水平上，而中國的數學也僅僅是精於計算，它們都在知識上升為理論這一關鍵時刻停步不前。中醫學本來具備一些科學的因素，並且是中國唯一系統化的知識，但它卻與具有玄學性質的陰陽五行、天人相應學說結合，最終成為目前這個土不土洋不洋、自己說不清楚，別人搞不明白的集經驗、知識、哲學為一體的渾沌知識系統。而與中醫有許多相似之處的阿拉伯醫學，卻通過與西方科學合流，成了現代醫學的基礎。同樣，中國的鍊金術與道家學說結合，發展成迷信神仙的道教，而阿拉伯人的鍊金術卻最終發展成了化學。
　　
　　另外，中國文化中還有一些曾經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美德的東西，但實際上它們是中國社會腐敗的精神源泉。(劉清平：美德還是腐敗？--析《孟子》中有關舜的兩個案例)。比如，儒家思想強調“首孝悌，次謹信”，這就把個人誠信這個品格放到了第二位。實際上，儒家的所謂“五常”，“仁義禮智信”，是分為兩個等級的：其中前四項是“主德”，它們的實質就是孝悌；而“信”是名符其實地敬陪末座。所以，外國人非常容易地就能夠發現“中國人不講信用”這個特點。實際上，儒家孝悌觀的實質就是強調血親私德高過公眾利益，這就造成了中國人極端的自私自利，缺乏公德。
　　
　　在《論語》中，有這麼一段對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也就是說，父親犯了法，兒子的義務不是檢舉揭發，不是出庭作證，而是要掩蓋父親的罪行。這就叫做“直”。
　　
　　在《孟子》中，有這麼一段對話：“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盡心上》）。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舜是儒家思想中的聖人，與堯號稱“二帝”。舜出身貧寒，父不慈，母不愛，弟不悌。這就是所謂的“父頑、母囂、象傲”。但舜在當上天子之後，他的父親如果殺了人，舜應該怎麼辦呢？孟子認為，舜不能懲罰他的父親，否則有違孝道，所以他就會放棄天下，背負老父逃到海濱，逃避法律的懲罰，“樂而忘天下”。這就是“竊負而逃”的典故。也就是說，因親枉法，因私害公，在儒家學說中是美德，而不是罪惡。
　　
　　在《孟子》中，還有個“封之有庳”的故事。舜的弟弟象一直要害死舜。舜得到天下後，並沒有處罰象，而是把有庳封給了他。萬章於是問孟子：“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意思是，舜懲罰共工、驩兜、三苗、鯀是因為他們不仁。可象的不仁已經到了極點，舜怎麼還封賞他？有庳的人民有什麼罪嗎？孟子則認為，舜的做法完全正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萬章上》)。也就是說，儒家文化認為，為了親親，可以坑害無辜；為了親親，可以假公濟私。一人當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僅沒有什麼不對，而且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在如此荒謬、虛偽的道德觀控制下，腐敗是名正言順的，而探討真理則有大逆不道的嫌疑。科學難道能夠在這種環境下誕生？當然是不可能的。
　　
　　胡適曾說，東方文明是人力車文明，西方文明是摩托車文明。什麼是人力車文明呢？那就是駕馭、奴役、坑害他人的文明，是把所有的聰明才智都花在與人鬥爭上的文明。而摩托車文明則是利用聰明才智來探索、開發自然界，使它為人類造福。胡適還認為，新文化運動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症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惟一道路。(胡適：口述自傳-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這個觀點，至今仍舊沒有過時。
　　
　　2 政治和社會因素
　　
　　自古以來，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當官從政，也就是“學而優則仕”。其實，按照朱熹的解釋，這個“優”並非優秀之優，而是優裕之優：在學習之餘，還有時間和精力，就可以去當官。這看上去，好象孔子認為學者應該以學為主，從政為次。但實際上，中國的正統觀點是，學習就是為了當官。所以說，在中國學者的血液中，一直流淌着對權力和名利的渴望，而對學問的探討和鑽研，倒是次要的。即使是一些官僚學者，他們研究的也多是“資治通鑑”之類的學問。
　　
　　中國有着兩千多年的專制傳統，而那些天子、皇帝沒有一個人是學者出身。所以，知識分子一直扮演着陪臣侍從的角色。即使在歷朝歷代的造反派中，知識分子也只能充當軍師和謀士，所以中國的學者總是需要依附於某種勢力。這也就是所謂的奴性。而奴才的特點就是只知道自己應該幹什麼來博得主子的歡心，但是從來就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這就決定了他們沒有創造能力。
　　
　　辛亥革命之後，儘管中國在形式上“共和”了，但實際上極權政治卻一直占據統治地位。極權政治的必然後果就是腐敗，因此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了政治的旋渦之中。就連曾經宣布要“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胡適，在五四運動之後也大談、並且大搞“好人政治”，這導致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出任駐美國大使，並且在後來差點兒成為中國歷史上首位學者出身的國家元首。所以，即使是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中國學者，也擺脫不了自身命運的束縛：他們與政治的淵源太深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同類的另一點顯著差異，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正常運轉，不需要知識分子在這方面分心。
　　
　　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最大一個轉折點就是GCD推翻了國民黨政權，而GCD克敵制勝的法寶就是所謂的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中，知識分子是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應該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性質的。但伴隨着政治鬥爭的發展，這些參政的知識分子也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在摧毀舊政權中的作用，他們在新政權中的居功自傲，很自然地使後者對他們產生了猜忌，這是導致後來反右運動的一條主要原因。而政治上的成功，使左翼知識分子品嘗到了依靠政治勢力的甜頭。他們於是開始利用政治手段排斥異己，並且把政治全面地引入了中國學術界。政治鬥爭進入中國學術界，就是由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兩個左翼學者開的先例。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大眾文藝叢刊》上發表了《斥反動文藝》一文。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給北大教授沈從文、朱光潛及著名作家蕭乾分別扣上“桃紅色作家”、“藍色文藝家”和“黑色作家”的帽子，並且說，“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黑色、桃紅色的作家。這批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着”。在文章的結尾，郭沫若振臂高呼：“凡是決心為人民服務，有正義感的朋友們，都請拿着你們的筆桿來參加這一陣線上的大反攻吧！”當時正是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GCD政權呼之欲出之際，而郭沫若早在1938年就被中共中央內定為文化界的領袖，其號召力自然非同一般。果然，1949年春北京解放之後不久，立即就有北大的學生把《斥反動文藝》全文抄錄，張貼在校內，並且寫出了“打倒沈從文”的標語。在此打擊下，沈從文被永遠地從高教界和文藝界開除了。
　　
　　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實際上是新中國文字獄的奠基石。在此之後，中國在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在1954年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在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在1955年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可以說是一脈相承。而郭沫若本人在中國科學院成立後出任第一任院長，可想而知，他曾經是多麼賣力地貫徹“政治領導學術”之一方針的。
　　
　　如果說郭沫若是利用“大批判”的手段把政治引入學術界的先驅的話，另一位左翼學者馬寅初則可以說是利用“運動”這個形式使政治全面覆蓋學術界的尖兵和嚮導。1951年，北大校長馬寅初在北大發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被改造的對象不再是某個特定的學者，而是所有的知識分子。也許是要與郭沫若曾當眾向毛澤東行九十度鞠躬大禮一爭高低，馬寅初曾代表北大“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五)：北大校史之豎刁自宮篇]。真是爭先恐後啊。
　　
　　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的學術界打擊學術權威、反對業務掛帥、講究又紅又專的運動一波緊接一波，一浪高過一浪。這些運動的實質就是把一名學者的價值首先用政治的尺度來加以衡量，然後根據他的政治價值確定他的學術價值及使用價值。而實際上，那些達到政治標準的人，極少具備一個真正學者所應該具備的素質。其結果就是：越是專心搞學術的人，越在學術界呆不下去；越是對學術不上心、而只想着升官發財的人，越是在學術界飛黃騰達。有人說：“‘反右’在大學裡造成的最後結局是這樣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後，那個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終占據大學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業務上也還說得過去的人。”(謝泳：最好的出局)。用我的話說就是，在反右運動中，“德才兼備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無才無德的人了嗎？這麼一來，中國學術界目前的學術水平低、腐敗程度高的現象不就是順理成章的結局了嗎？”[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六)：北大校史之易牙烹子篇]。
　　
　　經過反右和文革，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實際上成了徒具虛名的空殼，這是一群擁有些許專業知識，但是完全沒有靈魂的生物，他們的價值就在於他們的空架子和那點兒知識。靈魂，不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別人，根本就一錢不值。
　　
　　實際上，在文革結束之後，雖然“左”的一套逐漸式微，但“右”的一套卻日益猖獗，逆向淘汰的現象不僅沒有中斷，反而變本加厲。所不同的是，淘汰的標準變了：政治標準變得越來越有彈性，而人際關係、個人利益、集團利益倒成了衡量一個學者的主要價值尺度。目前，中國學術界選聘人材的首要標準是這樣的：你必須甘當決策者的附庸，甘心為他們個人服務，你還不能爭取自己的獨立人格。否則，你就別想進入學術界。這是因為，歷史因素已經決定那些掌權者們搞不了學術，所以他們選聘人材的首要目的就是要給自己裝湟門面，搞“政績”，至於中國的科技是否真的發展，並不在他們的關心範圍之內。本來，從八十年代起，大批青年學者到西方求學，到科教興國戰略實施之時，正是他們學成回國之際。而根據科學發展的歷史經驗，文化的交流是促進學術發展的強大動力之一。可中國的學術界卻偏偏千方百計地阻止這些學者的回歸。為什麼呢？當然是怕手中的利益被搶走。(亦明：中國學術界的海龜與土鱉之爭)。
　　
　　所以說，中國學術界的領袖們的自身素質決定了中國學術界的總體素質。用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在2003年校友工作研討會上的話說就是：在選聘人材時，他們是“武大郎開店--能人進不來”；在培養人材時，他們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在干工作時，他們是“武大郎放風箏--出手不高”；在搞學術時，他們是“武大郎賣豆腐--人松貨軟”；在吹噓自己時，他們是“武大郎踩高蹺--假充水平高”；在搶奪學術資源時，他們是“武大郎扛煙袋--冒充外國洋槍隊”。(閔維方：在2003年校友工作研討會上的講話)。說得真是太形象了！不過，我還要再續續貂：這些人在對待下屬的時候，是“武大郎揚臉抽煙袋鍋--硬充老太爺”；在面對公眾時，是“武大郎領潘金蓮逛街--自鳴得意”；在外國同行面前，是“武大郎與西門慶對壘--相形見絀”。
　　
　　這些武大郎搞學術的素質差，但在搞花樣、搞腐敗這方面卻象是天才。在大躍進年代，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師生僅用了35天就寫出一部78萬字的《中國文學史》，生物系的師生僅用40天就編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清華大學也不甘示弱，在幾個月內，編出近百部教材和專著，其中“學術泰斗”張光斗所在的水利系僅用了10天就完成了《水工概論》、《農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測量》、《工程水文學》、《水工量測及模型試驗》等“學術著作”。而武漢大學物理系則成立了一個攻關小組，要在幾周內“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獨特風格的新物理體系”。(張鳴：曾經有過的高教大躍進)。可想而知，目前中國學術界的領袖就是當年那些反右、大躍進的骨幹。幾十年之後，他們的政治本能和天才又在世紀末派上了用場。
　　
　　所以說，學術腐敗在九十年之後開始盛行的原因是這樣的：九十年代之前，儘管學術界是由二、三流的學者控制，但政治標準控制了他們的私慾，而國家對學術水平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要求，再加上學術界是清水衙門，即使是想腐敗，也沒有門路。進入九十年代，學術界改由三、四流學者(也就是那些沒有水平留學，沒有勇氣下海，又沒有能力從政的學者)控制，但此時卻什麼標準都沒有了，而“科教興國”的金錢如同洪水般湧入學術界。此時學術界的當權派，又喜又懼，於是他們一手遮天，隨心所欲，通過建立了那些科研經費分配“制度”，那些科研成果評估審核“制度”，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學位職稱等級“制度”，把中國的學術界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欺騙人民和政府的醜劇。而那些所謂的“制度”，也正是吳瑞先生在那篇《自然-中國之聲》文章中總結出的中國科技落後的部分原因。(吳瑞：提高中國科學研究的產出率面臨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