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教育因素
　　
　　實際上，說一個國家的學者素質低，就象是說一個英雄膽子小一樣，是有些矛盾的。這些學者不是博士嗎？不是教授嗎？不是院士嗎？他們不是中國受到了最充分的教育的人嗎？他們不是中國社會最有知識的人嗎？他們怎麼會素質低呢？是的，這些博士、教授、院士確實是受到了最充分的教育。他們也確實是中國社會最有知識的人。但所有這些，又恰恰是造成他們素質低下的最主要原因。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是中國的愚昧教育造就了這些畸形的學者。
　　
　　一般來說，教育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是實用目的，也就是教育能夠使受教育者滿足自己的本能需求，如經濟需求(就業、創業等)，社交需求，消遣休閒需求，等等。教育的第二個目的是理論教育，它使受教育者產生與未知世界相處的能力。除此之外，各個不同的民族、國家，在不同的時期也有各自獨特的教育目的。比如古希臘斯巴達人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養身強體健的武士，古羅馬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培養參與國家事務的公民，等等。而中國的古代教育的目的更為明確，就是要保留過去，維持現狀，製造單一。這個目的通過科舉考試得以實現。其結果就是，這種教育保持了社會的穩定，使受教育者的記憶力和模仿力得到了極好的訓練，但卻使他們喪失了主動性(originality)、創造性(creativity)、適應性(adaptability)、和發明能力（inventiveness）。
　　
　　(1) 愚昧的知識教育
　　
　　根據心理學研究，一個人的創造力首先來自好奇心，也就是發現問題，然後是對所發現問題進行思考，尋找解答。有些問題能夠通過純思辯得到答案，而有些問題則要通過觀察和試驗。沒有發現問題的能力，不會獨立思考，不懂得應用正確的研究方法，一個人就不會有創造力。關於創造力的原理其實就這麼簡單。因此，教育的最高境界是開啟一個人的智慧之門，使受教育者獲得創造能力。
　　
　　可是，中國的教育恰恰相反。從小學，甚至從學齡前兒童開始，一直到大學和研究生院，中國的教育都在一個地點內進行，那就是課堂；都學習一樣的內容，也就是知識；都用一個方式來教授，那就是老師照本宣科，學生死記硬背；都用一根棍棒來驅使學生學習，那就是考試。在棍棒的壓力下，老師機械地教，學生被動地學。學習本身成了負擔，分數成了學習的目的。在生存的壓力下，學習又成了生存的手段。在這樣的教育體制和教育環境下，中國的學生很難對自然現象產生好奇心，而教育本身使他們幾乎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樣的教育制度、教育體系是殘忍黑暗的，是愚昧落後的，更是喪失天良、摧殘人性的，
　　
　　以灌輸知識，而不是以開啟學生的心智為主要教學內容，是中國教育愚昧落後的最顯著標誌。而這個教育體系最信奉的是這樣一個口號：“知識就是力量！”這個口號是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提出的，那時的歐洲剛剛從中世紀的蒙昧狀態甦醒，知識，包括人文知識和科學知識，極度貧乏，所以這個觀點在當時是正確的。即使是現在，基礎知識的重要性也無可否認。但過份強調知識、甚至把傳授知識當成大學教育的主要目的，卻是大謬不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逐漸進入信息時代，知識爆炸，信息量以幾何級數增長，窮一個人的一生，也不可能學得某一領域知識之萬一。“知識就是力量”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再適用。對高級科技人才來講，他們的“力量”在於如何尋找並且利用已有的知識來解決面臨的問題，創造新的知識，創造更多的財富。換句話說就是，利用知識的能力比掌握知識本身更為重要。
　　
　　過度灌輸知識的弊端很多，但最可怕的後果是使學生的好奇心喪失，能力衰退。這裡所說的能力包括自學能力，交往能力，動手能力，寫作能力，思維能力，與人合作的能力，發現問題的能力，分析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判斷能力，組織能力，甚至想象能力！試想一下，一個有着裝滿了知識的大腦的人，卻沒有上述能力，他的用處何在？
　　
　　(2) 淺薄的技能教育
　　
　　實際上，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每個民族，每個社會，在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在古代中國，教育的目的“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在古希臘的雅典，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具有健全的體魄、高尚的道德、發達的智力，和諧的美感的自由人。實際上，這兩種目的也是世界各國在其後兩千多年中依循的主要思路：或者強調教育為社會服務，或者強調教育為個人的發展服務。
　　
　　那麼，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呢？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國高教界就開展了高等教育教育目的的討論。是為了給學生以謀生的技能？還是讓學生全面發展，成長為一個身心健全、興趣多樣、有自己獨立人格的人？技能教育培養出的是工程師，農藝師，醫生，律師，而全人教育培養出來的則是具有向各個方向發展潛能的“領導者”。考慮到社會的多樣性和層次性，這兩條教育路線完全可以並行不悖。所以，在美國的劍橋市，既有世界上最好的培養領導者的搖籃，哈佛大學，也有世界上最好的技術專家訓練場所，麻省理工學院。實際上，在美國，職業教育(醫、法、商)基本上是研究生教育，也就是建立在本科教育之上的教育。這就綜合了全人教育和專業教育的優點，當然也增加了受教育者的負擔。哈佛大學在一個世紀前曾要把工科教育也變成研究生教育，但最後沒有成功。
　　
　　反觀中國的大學，他們基本不知道自己的教育目的到底是什麼，對此也根本就不關心。相反，對於成名、對於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他們倒無比熱衷。根據199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實際是在說，中國的高等教育以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為主。可實際上，中國的大學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比如，北京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就象是他們的母校一樣，在這個世界上，茫然若失，手足無措。用一位北大畢業生的話來形容，他自己和99%的同學都是“廢物”，“不僅丟掉了人文精神，而且生計也成問題。”(趙玥：北大精英自嘲“廢物”：名校不能承受之重)。
　　
　　(3) 虛偽的道德教育
　　
　　實際上，中國教育的失敗並不僅僅在於阻塞了青少年的心智和靈性，泯滅了他們的求知熱情，摧毀了他們的創造能力，並且沒有為他們提供維持生存的手段，而更在於它在學生的心靈中樹立了虛偽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也就是說，中國的教育體系不僅造就出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學者，而且培養出了為數不少的偽君子，並且扶植他們成了學術界的領袖。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建立道德價值觀念，使受教育者成為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的人。從西周開始，學校教育中德育(禮教)就居“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首。當時有“三德”、“三行”之說：“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這個傳統，被儒家總結成“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教育目的。孔子主張“教民以德”，“為政以德”，所以中華文化之本就是以德立國。中華民國建立後，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實質還是要以德育為主。新中國建立後，國主毛澤東親自製訂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
　　
　　當然，重視道德教育並不僅僅是中國的特色。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知識就是美德。而一個人只要知道什麼是善良的，什麼是正確的，就一定會去實踐它。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認為，人類道德是由五種永恆的觀念為基礎的，它們是：內在自由、完美、善意、法律、正義。而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能夠根據這些觀念來調節個人與社會的矛盾，也就是成為具有“完美德性”的人。顯然，赫爾巴特所謂的“完美德性”與儒家的“至善”是有區別的，而這個區別的關鍵就是把對法律的尊重、對正義的信仰納入了道德體系。
　　
　　其實，東西方道德觀的差異不止於此。儒家主張的道德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己德、私德、公德。己德是所謂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私德是所謂的忠君孝親，兄友弟恭，而公德則是有些空洞的“仁者愛人”。前面提到，儒家的道德觀具有其虛偽性。這表現在，第一，它不僅允許，而且鼓勵一個人因私廢公，徇情枉法。親人犯法，要隱瞞、包庇、寬恕；自己掌權，要提攜、照顧、偏向親人。其次，中國的傳統道德把誠信的價值放在孝悌之後，結果導致中國人具有這樣的信念：撒謊、欺騙是可以接受的，不說謊話幹不成大事。第三，中國的價值觀更注重形式，而輕視內容。所以，一個人可以說一套，做一套。五十年代，毛澤東先是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不久就把它改成“引蛇出洞”，並且公開承認這是在搞“陽謀”。一個國家的元首都公開搞這個言行不一的把戲，就更不要提其它的升斗小民了。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中，引用一位名叫基德教授的話說，“如果選擇這個美德作為一種民族特質，不僅是為了在實踐上蔑視它，而且也為了與現存的處世方式形成一種對比，那麼，就沒有比‘信’更合適的了。中國人在公開或私下場合的表現，與誠信如此背離，因而他們的敵人會抓住這一點，來諷刺他們的表里不一。虛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顏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點。”
　　
　　目前，中國學校中的道德教育完全是在繼承這個虛偽的傳統。在學校中，“學生的道德品質教育主要指學生守則教育，學校常規紀律訓練，遵守社會公德和文明行為習慣的培養，以及養成青少年謙虛、謹慎、誠實、正直、勇敢、勤勞、儉樸等優良品質。”但在實際中，學生們崇尚的價值觀無不與上述價值觀相對立。比如，人們一面口頭上尊重勤奮，但實際上對“聰明”更崇拜，對耍小聰明的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欽羨不已。現在的學生不僅不認為考試抄襲有什麼不對，反而認為它是時尚。學生幹部本應該是由那些“德智體”三好的學生來擔任，但實際上，中國大學的學生會幹部多數是一些以投機鑽營、升官發財、謀取個人私利為求學目的的人，但在口頭上，他們的調子唱得比誰都高。所以，在這個系統中培養出來的人，其道德素質的低下就是正常的了。而他們在成仙得道，當上院士之後，還要大張旗鼓、恬不知恥地到別的國家去學習“道德建設”，更是順理成章的──他們本來就沒有基本的道德觀。
　　
　　道德教育的失敗是中國學者素質低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虛偽盛行的環境下，追求真理幾乎成為不可能的。六 中國學術界的出路何在？

綜上所述，中國的學術界目前實際是面臨三大問題：全面深入的學術腐敗；不可思議的整體學術水平低下；駭人聽聞的學者個人素質低下。而本文的前半部分還證明，這三個問題是互相關聯的：學者個人素質低下導致學術界的整體學術水平低下，學術界整體水平低下導致學術腐敗。那麼，人們很自然地要問：中國的學術界還有救嗎？
　　
　　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目前的學術界是一個相對封閉的、自成體系的系統。它既不對政府負責，也不對社會和人民負責。更重要的是，它對自己也不負任何責任。因此，對它們的當權派來說，學術界的學術水平是高還是低，學術腐敗是深還是淺，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這些人關心的唯一問題就是，如何能夠從政府那裡連續不斷地搞到大錢。這就象是一個重病在身並且染有毒癮的人，他唯一關心的就是如何搞到毒品，能夠連續不斷地過癮。所以說，靠學術界自身，它根本就沒有救。
　　
　　不過，社會是一個整體，任何一個階層，任何一個團體，任何一個子系統，都應該受到這個社會其它階層、團體和系統的監督和制約。即使從法理上講，中國的整個學術界都是政府部門，因此都應該受到政府的管轄。目前政府對學術界的放任，特別是對自然科學界的放任，其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出於對文革前二十餘年干涉過多的懺悔和矯枉，但更多的可能是對它們的依賴和希望。一旦這個夢幻般的希望破滅，依賴感也就會消失。而中國學術界對整個中國社會的腐蝕、破壞，也定會激起天怒人怨。所以說，儘管中國學術界忌病諱醫，但最終，決定權不在他們手中，他們必須接受強迫治療。
　　
　　問題是，不論誰來治理目前的中國學術界，他們都面臨着舉世罕見的疑難病症。不僅疑難，而且它已經到了晚期，進入了垂死的階段。想要妙手回春，幾乎是不可能的。有鑑於此，筆者試着開出三個治療方案，分別為下策、中策、和上策。下策針對學術腐敗，它的目的就是要割除這個癌腫，使中國的學術界不至於腐爛到滅亡；中策針對學術水平低下，它的目的就是要中國的學術界能夠自食其力，甚至為社會做出一些貢獻；上策針對學者素質低下，它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的學術界達到與中華民族的世界地位相應的水平。
　　
　　(一) 斬草除根，擒賊檎王：剷除腐敗之源--院士制度
　　
　　在《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一文中，我曾把中國的學術腐敗定義為“學術界的系統腐敗”，它包括三個層面：個人的學術行為腐敗；團體的學術權力腐敗；整個系統的學術原則腐敗。按其發展方向來分析，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個人靠腐敗行為攫取了學術權力，然後利用這個權力來保護腐敗和擴大腐敗，最後腐敗現象蔓延到整個學術界。因此，學術權力的腐敗是學術腐敗的核心，如果想要消除學術腐敗，必須拿學術權力來開刀。
　　
　　什麼是學術權力呢？學術權力包括有形的行政權力和無形的影響力。目前，在中國學術界掌握學術權力的主要有兩種人，一種是擁有法定“最高學術權威”頭銜的院士們；一種是占據學術界各個部門領導職位的大學校長、科學院院長、研究所所長們。他們運用學術權力的實質就是實行對自己有利的資源再分配，也就是掠奪、瓜分學術和社會資源。(亦明：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
　　
　　如果在中國的學術界隨便找一個人問問：“在中國的學術界誰的權力最大？”絕大多數人都會回答說是院士。確實，說院士在控制中國的學術界一點兒也不過分。看一看中國科技部的正副部長們，看一看中國科學院的正副院長們，再看一看中國名牌大學的校長們，以及中國學術界的那幾個“泰斗”，沒有幾個人沒有院士頭銜。即使是那些沒有正式官銜的院士，在各自的工作單位都被尊崇得象太上皇似的。所以說，院士們實際上是集有形和無形權力於一身的。
　　
　　中國的院士制度開始於1948年，當時中央研究院仿效歐美各國先例，評選出了中國第一批81名院士。新中國建立後，院士制度經歷了兩次重大轉變。第一次就是中國科學院在1955建立學部，遴選出了233名學部委員。第二次就是在1993年學部委員改稱院士，並且建立了中國工程院，從此中國的院士人數開始大幅度竄升，而院士評選也日趨激烈，被媒體喻為“選戰”。目前，中國有兩院院士一千四百餘人。
　　
　　細心人可能已經注意到，院士人數的爆炸和學術腐敗的大規模爆發幾乎是前後腳發生的。它們之間有沒有什麼聯繫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的院士制度是學術腐敗之源。我這麼說的理由如下。
　　
　　1 中國目前的院士是腐敗制度的產物
　　
　　在《中國院士制度的演變》一文中，我曾指出，從中華民國的院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學部委員的轉變過程中，發生了四個明顯的變化，它們為目前的學術腐敗種下了禍根。這四個變化中的第一個就是，“學部委員” 不是經過選舉產生的，而是經過內部提名、內部評定、最後報請中共中央批准這麼幾道程序。因此它既不是民主選舉，也不是學術評選，而是政治加學術的遴選。學部委員的遴選制度拋棄了中國第一屆院士評選時建立的規矩，也不同於西方各國院士選舉通例，倒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察舉”制度極為相似。
　　
　　“察舉”是漢代設立的挑選官員的制度，一般是由地方官員或士紳向中央政府舉薦有道德和才能的人，充當官吏。當時被推薦的人才有孝廉、秀才、賢良、文學、方正等名目。應該說，“察舉”制度在建立之初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較好的作用，同時為出身貧寒的士人開闢了一條進入高層社會的門路。但是，慢慢地，“察舉”制度趨於腐敗，到東漢時，由於宦官、外戚專權，士人的這條晉升門路幾乎被完全堵死，當時民謠雲，“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察舉”的腐敗釀成“黨錮之禍”，並且間接導致東漢滅亡。
　　
　　到了魏晉時期，“察舉”制度演變成了所謂的“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官員擔任的“中正”根據家世、道德和才能這三條標準來臧否眾人，將他們分成九種不等的“品”。由於在三條標準中，“家世”的份量越來越重，到西晉時，“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當時詩人左思寫到：“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可見當時“察舉”的腐敗和黑暗。到了隋唐時期，“察舉”制度被科舉制度取代。
　　
　　可以說，當年的學部委員遴選制度，實際就是中國一、兩千年前“察舉”和“九品中正制”在借屍還魂，是腐朽、腐敗的封建制度的翻版，只不過政治標準替代了古代的“道德”標準。時至今日，遴選雖然在表面上變成了選舉，院士選舉的政治標準日漸鬆弛，但這個標準卻有被“家世”標準取代的趨勢。誰能被選上，看的不是他的學術水平，而是看“單位實力、推薦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個學校畢業的、學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競爭者的實力強不強。”(時捷：兩院院士選舉爭論不斷 選舉為何退化成“選戰”)。實際上，目前的院士選舉是半公開的賄選，其腐敗程度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的“察舉”和“科舉”都要嚴重。
　　
　　2 中國的院士制度腐蝕了學術界本身，敗壞了學術界的風氣
　　
　　從1948年第一屆81名院士到1955年第一屆233名學部委員，中國的院士人數增加了近兩倍，但在第一屆學部委員中，僅有1948年的老院士46人。也就是說，第一屆學部委員中，80%以上在7年前沒有資格成為院士。這個數字本身就可以說明，學部委員的學術水平在大幅度地下降。院士人數的另一次大爆炸發生在世紀之交。從1990年到2001年短短的11年間，中國的院士總人數從400人猛增了兩倍多，達到1269人。這些院士的水平是那麼低，以至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都不敢在自己的網站上公布他們的學術論文清單，而只是羅列他們的自吹自擂。不能夠保持學術上的高標準，實際就是容忍低劣。這是中國院士制度對學術界的最大破壞。
　　
　　院士制度不僅降低了中國學術界的學術標準，而且降低了道德標準。目前，中國院士中靠掠奪手段、靠欺騙手段、靠其它不正當手段獲得院士稱號的大有人在，有案可稽、並且世人皆知的就有山東大學蔣民華院士，中國科學院洪國藩院士，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賀福初院士。而那些在得到院士稱號之後大搞學術腐敗的可以說比比皆是。但中國科學院從來就沒有因為這些“學術不端行為”懲罰處分任何人，反倒替自己的無恥行徑百般遮掩，數次派代表團到歐美國家學習“科學道德建設”。這實際上是在承認中國的院士沒有科學道德。
　　
　　中國院士制度在1955年發生的另一個顯著變化就是，學部委員的產生，必須要首先在政治上合乎標準。這就使當選的學部委員成為政治勢力的附庸。而在政治鬥爭異常激烈的從反右到文革這段時間，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頂戴花翎，就必須以賣身投靠、出賣良心為代價。
　　
　　早在半個世紀前的大躍進時代，學部委員錢學森就為了迎合“上意”，利用物理學方法證明畝產萬斤的可能性。當時，儘管這樣明目張胆地出賣科學良心的學部委員尚屬少數，但絕大多數，也可以說是全部學部委員，卻都昧着良心對這個違背科學的行為默不作聲。
　　
　　進入21世紀，中國的院士已經不再滿足於以這種幫閒的身份來撈取好處或者自保，他們要親自、主動地參與。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強伯勤為國外的騙子捧場，被聘為騙子所辦公司的首席科學顧問。還有的院士昧着良心，哄騙中國人民掏錢購買百無一用的核酸營養品。實際上，在學術界的所有角落，人們都可以發現腐敗院士的身影。抄襲剽竊，弄虛作假，招搖撞騙，不一而足。詳見筆者“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系列文章：(一)：喪失了社會良心的院士 ；(二)：欺世盜名的院士；(三)：矇騙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降低中國學術界的學術和道德標準，靠出賣學術良心來換取個人好處，並不是院士制度對中國學術界危害的全部。實際上，中國目前學術界官氣濃厚，霸氣囂張，匪氣十足，無不與院士有關。一些學術水平極低的人在當上院士之後，有了國家授予的“副部長”級別，有了國家認定的“中國最高”權威，於是不由自主地就成了學霸。學霸都幹些什麼呢？巧取豪奪他人研究成果，霸占鯨吞國家科技資源，拐騙斂取社會財富。這些學霸在掠奪科研基金時是這麼為自己辯護的：如果我不搶，這些錢也會被其他人搶走浪費掉，所以還不如給我。由於院士成了有權有勢的撈錢能手，所以目前在中國社會颳起了院士熱潮。如果自己單位沒有院士，就花高價請外面的。因此，現在幾乎每個院士都在好幾個單位掛名兼差，美其名曰“兼職”，實際就是拿干餉，分乾股，不勞而獲。
　　
　　對於院士兼職這個問題，中國科學院科學道德委員會主任許智宏院士告誡說，“一個院士一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是可能的，一天干兩份工作也是可能的，但更多就不好說了”。(李健、張東操：署名剽竊兼職過多 讓院士和學術以外的東西脫鈎)。許院士的話可以這麼理解：一個院士領兩份薪水還是可以的，再多，我們就有些不好交代了。請問許院士，中國的上千名院士，平均年齡在六十歲以上，他們之中有誰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呢？那些七老八十的院士中，又有幾個人每天能夠坐滿八小時呢？這不就是施蘊渝院士的“405天等於18個月”理論的翻版嗎？[亦明：流氓教授與騙子學生(三)]。
　　
　　3 中國的院士制度不同於西方的院士制度
　　
　　在《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一文中，我曾用這樣的話結尾：“中國有句古語：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對中國的學術界來說，也同樣：院士不廢，學術無望。”一位院士在媒體上反駁說，歐美也有院士制度，人家的學術不是好好的嗎？(張靜：科學界有七種不道德行為)。
　　
　　國家科學院院士制度是歐洲在十七世紀起開始逐漸形成的，其目的實際上有兩個：一個就是要通過專制政府的承認來提高科學家的地位，另一個就是要在學術界內部建立一個權威，以促進科學研究的規範化，提高學術研究的水平。在21世紀的今天，院士制度的這兩個功能基本上已經不復存在，歐美科學院已經完全轉變成了榮譽團體。這是因為，首先，由於科學技術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所能夠起到的作用及其巨大，科學家的社會地位在任何文明國家都是相當高的，不再需要通過政府的承認這樣一個落後的手段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其次，科學研究的規範已經基本形成，各個學科一般都有自己的本國的和國際學會，他們組織定期集會並且發行出版物。再其次，科學的發展，學科的分化，新的學術領域的不斷出現，使“學術權威”這個概念不僅是落後的，而且是愚昧的。實際上，現代西方學術界目前正處在一個你追我趕、新人輩出、新老交替時刻發生的時期，一個人可能領先一時，但決不會領先永遠。因此，在那裡，幾乎沒有人敢於並且樂於象中國院士那樣被樹立為學術權威。再說，學術權威即使有，那也是在學術界內部自發地產生的，而不是由外界任命的。所以，在西方，稱號和榮譽是對一名科學家過去貢獻的承認，而不是為他將來的學術地位的確定。有人說，中國院士與歐美院士的最大不同就是，當你與中國院士交談時，他們最想告訴你的就是他們是院士；而當你與歐美院士交談時，對方總是忘記自己是個院士。
　　
　　根據《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和《中國工程院章程》，“中國科學院院士是國家設立的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為終身榮譽”，“中國工程院院士是中國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這就不僅僅是承認他們以前的貢獻，而是在確定他們以後的終身學術地位：他們有官銜，有津貼，他們有特權，他們有地位。“在官本位的官場，院士是高官；在錢本位的社會，院士有厚祿；在以知識為本的學術界，院士是法定的權威；而在優勝劣汰的生物界，院士是永遠的勝利者。除此之外，許多院士還控制着國家科研經費的分配權力。”(亦明：中國院士制度的演變)。
　　
　　所以，即使中國的院士真的是一些能夠與歐美院士在學術水平上不分高低、在道德水準上不相上下的人，在這樣荒謬的制度下，他們也會被慣得成為無賴潑皮，更何況他們當中很多人本來就是靠無賴的手段當上院士的。實際上，中國院士學術水平之低劣，在世界大國和經濟強國之中，是絕無僅有的。把他們確定為“學術最高”，就如同把武大郎的炊餅鋪欽定為全國唯一的五星級飯店，這實際就是在告訴世人，你們再好也得比他們少一顆星！真不如乾脆明說：不允許你們比他們強。這樣的制度，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恥辱！
　　
　　4 中國的院士制度遏制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
　　
　　院士制度的建立，其本來目的是要促進科學技術的向前發展。但在中國，這個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卻恰恰相反，它實際上是在阻礙、遏制中國在這方面的進程。
　　
　　如上所述，目前的國際學術界正處在一個你追我趕、人人力爭上游的時期。人為地確定“最高”，實際上就是在阻止新人的出現，阻擋人們對學術的追求，而把精力放在了對院士這個稱號的追逐之上。不僅如此。中國的院士還在利用手中的權力，霸占科研經費，搶奪他人的科技成果，並且一個人占據好幾個人的位置。(李健、張東操：署名剽竊兼職過多 讓院士和學術以外的東西脫鈎)。那個在去年非典期間暴得大名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病毒病預防控制所，在2002年的機構調整中，建立了這麼三個實驗室：朊病毒實驗室，腹瀉病毒實驗室，洪濤院士實驗室。而這三個實驗室的前身只有一個，就是病毒形態學與腹瀉病毒實驗室。(徐彬：“疾控中心問責事件”再追蹤)。也就是說，多出來一個院士，不僅多出了兩個實驗室，而且其中之一是連自己都不知道搞什麼的“院士”實驗室。難怪這些人不僅不能為國家分憂解難，反而為國家添亂。筆者就曾親眼看到，一個所謂的資深院士，控制着價值數百萬元的實驗室，而裡面卻空無一人。就因為他是院士，別人對他敢怒而不敢言。也是這位院士，手裡搖晃着幾張印着早就被存放到GenBank的基因序列的紙，宣稱那是什麼科技機密。可見他的那點兒知識還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水平。
　　
　　實際上，那些早就喪失了創造能力(其實他們之中很多人從來就沒有過什麼創造能力)的“權威”們，最忌怕的就是被別人瞧不起，怕被別人超過去，於是他們在學術界培植了一個個嫡系，一個個幫派，幫派之間競爭的目標不是誰有了新的學術成果，而是誰得了獎，誰撈到了大錢，誰的弟子當上了院士。那個今年又把非典病毒釋放出來的實驗室，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的腹瀉病毒實驗室，其主任就是洪濤院士的得意門生。真是“有其師必有其徒”！院士制度還給中國的學術新人樹立了這樣的榜樣：認真幹活搞研究的人是笨蛋，而能夠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的人才是具有領袖才能的“牛人”。
　　
　　面對社會上對中國院士制度的指責，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壽榮和中國工程院的研究員郗小林曾專門撰文反駁。(張壽榮、郗小林：院士制度不是誤區)。在這篇文章中，他們提出了三個論點：1，“院士制度在世界上普遍存在”；2，“院士制度不會‘必然’阻礙創新”；3，“院士制度促進我國工程科技創新”。對於任何了解中國學術界現狀並且思維正常的人來說，僅看看這個三個小標題就會啞然失笑。“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院士制度與中國的半封建、半官僚、半土豪惡霸幫會性質的院士制度是一回事嗎？“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院士與中國的院士是在一個水準之上嗎？至於說中國的“院士制度不會‘必然’阻礙創新”，中國的“院士制度促進我國工程科技創新”，更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遠的不說，就從2003年非典研究說起。當時如果沒有中國工程院的院士洪濤力主衣原體病原說，壓制其它不同觀點，中國軍事科學院的科學家怎麼會嚇得把自己發現的冠狀病毒證據藏起來，不敢公諸於世？如果他不是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還會圍繞着他的錯誤假說組織聯合攻關嗎？
　　
　　其實，類似洪濤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學術界多得數都數不清，只不過洪院士造成的危害太大了，所以才最終暴露了出來。實際上，就在不久前召開的“兩院”院士大會上，中國的院士們終於承認“在中國科技發展的進程中，缺乏‘自主創新的核心技術’”。(浦樹柔、戴廉：兩院院士：缺乏“自主創新核心技術”是中國軟肋)。可奇怪的是，這些院士雖然承認這個問題的存在及其嚴重性，但這個問題只是他們“最為關注的話題”，他們對這個問題“表現出深深的擔憂”。這看上去似乎是說，這個問題是別人造成的，中國的院士們是局外人，沒有任何責任。可事實卻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是院士制度。
　　
　　為了替中國的院士制度唱讚歌，張壽榮院士在文章中作為論據一再提及幾個老院士的貢獻，其中就有錢學森和張光斗。錢學森院士鼓吹“畝產萬斤”理論在先，提倡“特異功能”在後，時至日薄西山的今天，仍舊不肯向社會向人民賠禮道歉，不知還在等待什麼。而張光斗院士更是枉為學者。如果說錢學森的一生是功過相抵的話，終張光斗一生，是功不抵過。(亦明：超一流的夢想，不入流的作為：評清華大學計劃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把這兩個人拿出來為中國的院士制度辯護，可見這個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根據中國工程院網站介紹，張壽榮院士生於1928年，目前是武漢鋼鐵公司的總工程師。在一篇述懷性質的文章中，張院士是這麼結尾的：“社會主義強國必須是鋼鐵強國。作為長期從事鋼鐵冶金的工程技術人員，我必須奮發圖強，為建設鋼鐵強國努力奮頭。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張壽榮：我的人生) 。從這些與政治口號沒有什麼差別的語言中，我看不出它含有一點一滴的學術氣息和科學精神。請問張壽榮院士：在您擔任總工程師的武漢鋼鐵公司，其先進生產技術、先進生產設備中，有多大比例是自主研製的？在全世界，有哪家象武鋼這麼大的企業用一個年逾古稀、正規教育在半個世紀前完成的老人擔任總工程師？曹操在寫“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詩句的時候，只有52歲。對於政治家，那正是黃金年齡。而您呢？不僅學術生涯的黃金時代早已杳如黃鶴，事實上您的生理年齡也已接近尾聲，您的戀棧不退，到底是為了什麼？您聲嘶力竭地為中國的院士制度吶喊，又為的是什麼？您“生命不息，戰鬥不止”，是在為誰而戰鬥？
　　
　　總之，中國的院士制度對中國的學術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在半個世紀前建立院士制度確實有其可取之處。但這個制度演變到今天，已經完全成了另外一種東西：它是學術腐敗的搖籃和溫床。“院士不廢，學術無望”，不是“個別極端人士”的妄語，而是具有學術良知人們的共識。(顧海兵：院士制度－－中國科技創新的障礙；顧海兵：人才問題上的六大誤區)。一位“長期在第一線的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在讀了我的《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一文後寫到：“院士們應該捂心自問：國家給你們那麼多待遇，不給國家作貢獻已經很羞愧了，若再在有生之年破壞、阻撓中國的學術發展則實在太可恥了，千古罪人啊！”(肖斌：現行的院士制度不廢，中國學術無望)。
　　
　　廢除院士制度最徹底的途徑就是通過人大立法來解散中國科學院學部和中國工程院，而他們的一些職能，如充當政府的科技顧問，完全可以由各個專業學會或中國科協來承擔。但在實際中，廢除現有院士制度的最有效途徑就是要釜底抽薪，要取消他們的副部長級別，取消他們的特殊物質待遇，取消他們在分配科研基金、評定科研成果等方面的特權，限制他們的兼職，並且要堅決處理那些欺騙政府和社會、剽竊掠奪他人成果、以及在科學研究中明顯不稱職的院士。沒有了特權，沒有了物質利益，沒有了這樣那樣的好處，那些名利之徒就不會對院士頭銜趨之若鶩，如蠅逐臭。廢除現有院士制度的另一個有效途徑就是要揚湯止沸：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公布所有院士及院士候選人的科研成果清單及相關資料，也就是他們的論文和在國際學術界獲得的獎勵，並且附上發表論文雜誌的影響因子、論文的引用次數，等等。互聯網這麼發達，做到這一點極為容易，而不這麼做卻一點兒理由也沒有，反倒說明院士們心虛。就象當年齊湣王要樂師單獨吹笙一樣，公布院士的學術成就會使那些南郭先生們自動地逃之夭夭，根本就不用誰去攆他們。
　　
　　如果這兩條計策真的被採納了，中國的院士制度實際上也就與目前歐美各國的院士制度相同了：院士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榮譽稱號，僅此而已。如果真的是那樣，這個制度廢不廢除，還有什麼關係呢？
　　
　　也許有人會問，廢除了院士制度，學術腐敗問題就解決了嗎？回答是一個大大的YES！這是因為，院士制度這顆毒瘤如果能夠被摘除，本身就說明中國政府和社會有決心、有能力解決中國的學術腐敗問題，因此其它問題都會勢如破竹般地迎刃而解。反之，不摘除或消滅這顆毒瘤，學術腐敗就會象患有癌症的病人一樣，病症永遠都不會減輕和消失，而只會越來越嚴重。

(二) 歸真返璞、順天應理、量力而行：讓學術界對社會有用

前面說過，目前中國的學術界就象是一個靠服用人參湯來維持其縱慾能力的病人一樣，他不僅不承認自己身體虛弱，反而以

為自己上炎的虛火是精力旺盛的象徵，於是一會兒吵吵要創辦世界一流大學，一會兒又嚷嚷進入世界科技強國前十名。用老

百姓的話說，這是在“作死”。學術界“作死”不僅耗費了大量國家資源，而且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因此，它不僅成

了這個社會的廢物，而且成了有害物質。如何讓這個無用有害的東西能夠自食其力，並且對社會做出它本來應有的貢獻呢？
　　
　　古人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意思是說，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發展過

程及因果關係。知道了這個過程和關係，也就觸摸到了事物的發展規律。那麼，就讓我們來探索一下學術界的發展過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