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到西北當教師的美國人丁大衛(zt)

18年前《實話實說》的節目中，崔永元曝光了一個美國人，他就是被人稱呼為中國最樸實的“外教”、“美國的活雷鋒”的丁大衛。

很多人還記得那次的感動：重要的不是他是哪國人，而是在這個物慾社會安於清貧、堅守自己做人的良心、堅守自己理想的精神。

01.

丁大衛出生在美國克里夫蘭市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全美最大一家輪胎廠的高級行政人員，媽媽做過中學老師，後來專門在家照顧他們弟兄四人，每年一家人總要去佛羅里達或大峽谷度假。

升大學時，丁大衛選擇了弗吉尼亞的威廉馬莉大學(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這是全美國第二古老的大學，有300多年歷史，經濟學專業非常有名。

大學三年級時，大衛到北京大學做了一年留學生。和所有留學生一樣，他在中國旅行，品嘗各種美食。回國後，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學院拿到了古典文學碩士學位，這期間，他發現自己更喜歡做老師。畢業後，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1994年，他來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學恩溢國際學校任英語教師。

為這所學校招聘英語教師時，丁大衛發現，招聘的5個人中有4個來自西北地區。他覺得，西北的人才都出來了，有誰去呢？

於是，他把自己的簡歷寄到西北的一些學校，最後他在蘭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等學校的邀請中，選擇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簡單：“這裡的學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區當老師，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回到2000年《實話實說》的現場，丁大衛不是一個能侃的人，機智的崔永元是這樣“套”丁大衛的。

“丁大衛，你去大學應聘的時候，是不是這樣說的：'我曾是一名小學教師，積累了一些教學經驗，所以來你校應聘大學教師？’”沒想到丁大衛這樣回答:“大概就是這樣的。”很多觀眾會心地笑了。

更有意思的還在後頭。學校給大衛定的工資是每月1200元。大衛去問別人，1200元在蘭州是不是很高了？別人說，是算高了。於是，大衛主動找到學校，讓人把工資降到900元。學校一再堅持，大衛不讓，說：怎麼也不能超過1000元。最後，學校給他每月950元。

崔永元問：“大衛，你每月工資夠用嗎？”大衛說：“夠了，我每月的錢除了買些飯票，就用來買些郵票，給家裡打打電話，三四百元就夠了！”

觀眾中有不少人“哇”地一聲發出驚嘆。有人靈魂受到觸動了，而這種觸動是我們的教科書和父母的教化所達不到的。而真正讓人感動的還是以下一幕：

別出心裁的編導在做這一期節目時，讓丁大衛帶來了他所有的家當：一隻我們平常出門旅遊背的那種大而“內容”豐富的帆布袋。這便是一個美國青年在中國生存5年積累下的財富。崔永元讓丁大衛向大家展示一下他的家當，大衛的臉紅了一下，打開了他的帆布袋，裡面的東西是這樣的：

1、一頂大衛家鄉足球隊的隊帽。他戴着向人展示時，可以看見他眼裡的驕傲。

2、一本相冊。裡面是他親人、朋友，還有他教過的學生的照片。

3、一個用精緻相框鑲好的一家人溫馨親昵的合影(大衛從包里掏出時，相框面上的玻璃被壓碎了，大衛心痛地連呼了幾聲可惜。（節目尾聲時，節目組的人把一個趕着去買來的相框送給了大衛。）

4、兩套換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軍裝上裝。那是大衛爸爸年輕時當兵穿過的，整整40年了。大衛向觀眾展示時，很有些驕傲地說：因為它漂亮啊！

5、一雙未洗的普通的運動鞋。那甚至不是一雙品牌球鞋，大衛將它拿出來的時候，說什麼也不讓崔永元碰一下，他說：“這鞋很臭的！”

6、幾件以飯盆、口杯、牙刷、剃鬚刀為陣容的生活必需品。

7、一面隨身帶着的鮮艷的五星紅旗。

當美國青年丁大衛將一面中國國旗打開，向現場的觀眾展示時，偌大的演播廳里鴉雀無聲，現場響起了《我的祖國》的旋律。

崔永元問大衛：你怎麼會時時將五星紅旗帶在身邊？丁大衛說：我時時帶着它，就是為了提醒自己，我現在是在中國，我要多說美麗的中文，有人到我房間裡來，看着牆上掛着的五星紅旗，也會縮小我們之間的差距。再說，看到這面國旗，我就會告誡自己：你現在是一位中國教師，你要多為中國教書育人。

當崔永元問丁大衛在中國感覺苦不苦時，丁大衛說：很好的，比如這次你們中央台就讓我這樣一個平凡的人來做嘉賓，而且還讓我坐飛機、吃很好的飯菜…。

這樣的回答讓人不得不驚嘆，教育，真是關乎靈魂的，他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分得清什麼是需要，什麼是私慾。這是一種品格，不僅體現在為人態度和小事上，更體現在人生的選擇上。

崔永元有些不好意思，他幽默地說：“我覺得你挺像我們中國的一個人？雷鋒！”丁大衛想了想，他說：雷鋒很普通，雷鋒只是憑着良心為人民服務，我有兩隻手，我有力量，我有間，我有能力，我就可以幫助別人了，不是雷鋒，也不是美國教育，憑良心做事就是最普通的道理，這個世上每一個人都應該懂得並做到。我父母也是那樣教育我的。

02.

在民院，丁大衛不肯住外籍專家樓，而是在學生宿舍樓里找了間小屋。“我帶課，絕對和一般老師不一樣。”

比如講英美文學。第一周，他會告訴學生，我們都要學習哪些作家的作品，每個同學自己選擇，無論是狄更斯還是彌爾頓。從第二周到期中考試，每個同學都要上講台當老師，用任何一種方法告訴大家，這個作家有什麼是我們需要知道的。丁大衛坐在學生中，評價他們的教學方法是否有效、內容是否充分。下半個學期，則純粹是看作品、研討。你喜歡哪部作品中的哪個人物？什麼地方沒有看懂？

口語課，被丁大衛變成了“演講與辯論”課。每個學生輪流上台用英語演講，或者結成小組，就一個話題展開辯論。

他覺得，當老師，必須有自己的思想。你應該知道，你所教的，值不值得學生學習。外語，是一種能力，可是現在的外語教學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考級，學生不會說、不會寫、不會思考。

丁大衛的課，在民院外語系是出了名的提問多，課後作業多。“我知道他們的生活狀態，其他老師的作業多不多，平時閒不閒。如果哪個星期學校有什麼活動，那就不要留太多作業了。”他不能想像，有的老師教寫作課，一個學年總共只寫過5次文章，還包括兩次期中考試和兩次期末考試。

而作為老師，他自己的“功課”則是要了解每個同學目前的水平，有什麼能力，還需要彌補什麼。在西北民院，有從西安最好的中學來的學生，英語說得相當好，也有鄉下高中畢業的根本張不開口。上課問問題，讓學生發言，就要針對不同的學生，提和他們水平相適應的問題，既不能太難，也不能太容易。“這個難度還是挺大的。”他也承認。

有一次，丁大衛想和另外一位教寫作的老師討論討論學生的情況。“那個×××，我覺得他表達能力還不錯，可是語法方面總是犯錯，你認為呢？”對方茫然，“誰？哪個班的？”“就是你帶的那個班嘛。”“哦，我不是班主任，不是很清楚。”

每學期第一節課，丁大衛都會和學生講明，這門課他將怎麼上。“他們很清楚我對他們的要求，同時，我也會明確他們對我的要求。”

丁大衛告訴學生，如果你們交上來的作業我沒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個對勾就還給你們，那你下次就不用寫作業了。因為我沒有盡到我的責任，就不能要求你們。

“你能做到7年中每篇作業都逐字逐句地改？”我有點不相信。“嗯。”他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哦，有幾次……”有一年，丁大衛同時帶3個班的“西方文化背景”課，每個班大概有50人。如果趕上這星期3個班都有課，就有些顧不上。他會和一個班的學生說明，這次作業只看內容，用詞和語法就不改了。下次，再換另一個班。“只是偶爾，基本上我不願意這麼做。”

丁老師還有一項絕技，“我上課從不點名。我認識所有的學生。”丁大衛很驕傲地說，“上課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個學生沒來。”然後問一下和那個學生比較要好的同學，那個誰怎麼沒來？生病了嗎？

“這麼做一兩次，學生就有壓力了。”“教育，就是交流。”他認為，任何課程，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階段，有沒有電腦、多媒體都是次要的，關鍵在人。

“我在廣東時見過很多。一個小孩，父母離婚，誰也不來看他，他的學習不好了，老師只批評他不用功。其實這個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告訴他二加二等於幾，他需要有人關心，需要一個成年人的榜樣，怎麼面對人生。”

強調交流，就必須尊重。在學校里，最讓他不喜歡的，就是系裡有一點事，有什麼活動，就可以說學生不用上課了，他認為這是對學生的不尊重。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鍛煉外語能力的機會，丁大衛在民院組織起英語角，這個英語角的特殊之處在於“有人講的”。每周日下午3點，他自己開場，先就一個話題講40分鐘，然後自由討論。為了“引誘”其他高校的外教來英語角，丁大衛承諾，堅持到6點，他請晚飯。算下來，6年半時間，請了多少頓飯他也不記得了，這大概是丁大衛在蘭州生活中的最大一筆支出。

儘管如此，他依然覺得自己不算一個好的英語老師。

“我教他們我覺得最需要的東西，可是，英語角又不能幫他們過四六級。”說這話時，他的語調低了下來，垂着頭，藍灰色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因為缺少維生素，他的手指上滿是倒刺。

03.

央視的《實話實說》節目播出後反響熱烈，他成了人們崇拜的英雄，各種邀請鋪天蓋地襲來，可我們卻很難在電視上再看到他。

因為他沒有去星光熠熠的舞台撈金，更沒有去薪水更高，環境更好的學校。而是去了一個被評為地球上，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條件極端艱苦，令當地人絕望的甘肅省東鄉縣。

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東鄉族是全國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於是，他來到了這裡。他想為中國教育出力，雪中送炭，他一直堅信，當老師，就應該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自從他去了東鄉任教後，再也不領一分錢工資了。他用自己不多的積蓄，過着這樣的生活：家僅僅13平方米，沒有暖氣、電視、沒有洗衣機、抽水馬桶，平時吃飯以不餓死為標準，身高1米93的他，睡在小小的床上，大腳的他，買不到48碼的襪子和鞋子，到了冬天，海拔2600米的東鄉冷到滲人，被子蓋不住腳，他只能蓋兩條被子，他只能咬牙忍受，他笑着說這樣也好，腳臭鼻子聞不到了。

生活苦點倒沒什麼，最讓他苦惱的是，他那張外國人的臉，讓他總是遭受人們異樣的目光，也讓他遭遇了許多不公的事情。外出坐汽車時，經常會被司機，以高出票價一倍的價錢要價，他說自己是窮人，是鄉村教師，可怎麼解釋別人也不信。

儘管如此他卻始終沒有逃離東鄉，仍然穿着一雙破舊的爛鞋，為東鄉教育事業四處奔波：他會為學校不合理的電價，去和電力局理論；會為一個語言功能有障礙的孩子，聯繫聾啞學校和贊助人；會義務為雙語教學項目培訓老師翻譯資料。

有天下午，我和丁大衛從鄉里的學校搭長途車回縣城。一上車，售票的小伙子就說：“丁大衛，你說說，你不在蘭州待着，跑到東鄉來幹什麼？”

丁大衛和他逗：“東鄉好啊。”小伙子不明白了：“東鄉好什麼，當然是蘭州好了。”這樣的問題，丁大衛已經被問了不知多少次了。

大衛離開美國、離開家的一個原因，就是覺得自己留在那裡只能是錦上添花。離開蘭州，也出於同樣的原因。

“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國家也重視，西北民院現在已經有7名外教了。相對來說，基礎教育就差很多。”他一直記得在《經濟學家》雜誌上看過一篇文章，全球基礎教育的排名，中國倒數第二。“東鄉文盲率這麼高，說明基礎教育最差。如果因為蘭州條件好而留在蘭州，那我就乾脆回美國了。”

“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證最需要的。”他說，就好像牙齒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總要讓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醫療吧。

剛認識時，記者曾經問丁大衛：“你在東鄉究竟都幹些什麼？”當時他有點怪怪地苦笑了一下，說“good question”，沒有解釋。

來到東鄉，跟着他跑了幾天，記者也糊塗了，不知道該如何描述他所做的事情。有一天去郵政所取信、訂雜誌，然後去免古池鄉的馬場恩溢學校看望那裡的六位女老師。

馬場學校距縣城步行40分鐘，是2000年由珠海恩溢學校和新加坡一位女士捐助修建的，今年已經有四個年級240多名學生。每年“三八”節，丁大衛都要給女老師們買一份禮物。前年是床單，去年是鬧鐘，今年，他說實在想不出買什麼東西了，就到郵局給老師們訂了兩份雜誌。預算100元，花了109元。

有一天去東源鄉包嶺恩溢學校。這所學校離縣城最遠，要先坐半小時中巴車，再走5公里的山路。那天正趕上沙塵天氣。剛走進校門口，丁大衛就嘟囔了一句“國旗怎麼沒有掛？”後來問過校長，說是天氣不好，怕風把旗子吹壞了，所以摘了下來。

學校原來的房子是1956年蓋的，早已殘破不堪，一位老師帶着20多個學生只能在院子裡的一棵大樹下上課。2002年，用7位捐助人的4.5萬元經過改造後，現在已經有5個年級110多名學生了。丁大衛上周剛收到一筆捐款，他想把這筆錢用在返還學生部分學費上。這裡每學期的收費是25元，他計劃給男生返還5元，給女生返回10元。這次去，要把學生的人數和名單定下來，好寫信告訴捐款人。

還有一天去春台鄉祈牙小學，和校長商量給學生做校服的事。這是一個山區教學點，從縣城步行半小時。只有一個年級，剛入學的孩子一點漢語都不會講，是使用雙語教材的試驗點。

教書之餘，大衛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巡查”。他不是教育局官員，但他特別喜歡“巡查”。每次一走進學校，丁大衛就趴在教室的玻璃上數坐在裡面的學生人數。這是他到每所學校都要做的一件事。據校長、也是惟一的老師說，今年有32個學生，去年是43。人數降了。由於上學期縣上要完成“普初”的任務，動員了一些原本不上學的學生來學校，這學期，這些學生又都回家了。

於是他開始挨家挨戶走訪。這裡的家長不重視教育，女孩子幾乎不上學，所以做動員工作特別難，大衛經常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還無動於衷。一次說不動，就兩次，兩次說不動，就三次，很多家長抵不住大衛的軟磨硬泡，最後只好讓孩子上學了。

東鄉小學生們都喜歡他這個“巨人”，他也將學生們視為珍寶，就連口頭禪都是：“你們不知道，我們東鄉的孩子有多可愛。”

教育的根是苦的，但結果是甜的，衷腸不負，初心不改。

這樣雜七雜八的事不一而足。他還為了學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電價去和電力局理論；為一個語言功能有障礙的孩子聯繫聾啞學校和贊助人；為了春節期間帶東鄉的6位老師去廣東恩溢學校培訓的事向教育局匯報；還“義務”為雙語教學項目培訓老師翻譯資料……

如今窮困的東鄉縣經過他的努力，終於慢慢通水通電，還相繼新建了11所學校。

他還出版了東鄉語和普通話雙語字典，讓越來越多的孩子能說普通話

東鄉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衛，是那個“經常走來走去的高個子外國人”。至於他究竟在這裡幹什麼，很多人都說不清。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這裡都幹了什麼。”說起這些，他顯得很是疲憊和落落寡歡。沒有人要求他做什麼，也沒有人告訴他需要做什麼。“你覺得我做的事是不是還有一點意義和價值？”他問記者。

“我不想做專家、指導者，我只是一個打工的，我願意為這裡服務。”他總是認為，當地的人比他這個外來者更了解這裡需要什麼，不要一說就是“錢”。除了錢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嗎？

“那怎麼行，人家把錢交到你的手裡，總要有交待”，丁大衛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帶着一個磨掉顏色的舊文件夾。裡面是各種各樣的資料：丁大衛的身份證明，護照複印件，關於使用捐款修建幾所學校的報告，教育局的批覆，捐款人的名單，一本存摺，幾個賬本，學校的照片，感謝信，一堆要寄給捐款人的票據……“This is my life here”他說。

幾年以來，寄給“甘肅東鄉丁大衛”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斷，總數已經超過了10萬元。很多人不相信他還在東鄉，都在信中說試試看你還在不在這裡。

“我大概是東鄉收信寄信最多的人。”丁大衛說。因為文盲率高，寫信的人不多，縣郵政所的主要業務是郵政匯款，而不是信件投遞。

怎麼使用這些錢，就是丁大衛的責任。“我不想要這些錢。”他一再說，建學校、配老師，讓該上學的孩子不失學，那是政府要做的事。

但是，既然這些錢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除了給學生退學費、給學校添置相關物品、教師節、兒童節給老師學生買禮物之類，3年來，每年寒假，他都會帶着東鄉的老師們去廣東恩溢學校培訓、交流，看大海。

馬曉紅是馬場學校的老師，今年春節期間，她和其他5位東鄉的老師一起，在丁大衛的帶領下，坐了兩天兩夜的硬座火車，去到潮陽恩溢學校，和那裡的學生老師交流。而此前，馬曉紅沒有到過蘭州，沒有坐過火車。“一見到大海，哎呀，什麼煩惱都忘記了。”說起來她現在還激動不已。

讓丁大衛特別自豪的是，在春運期間，他帶着6位沒出過遠門的老師，倒了兩次火車，從蘭州到廣州，能保證每個人都有座位，每人的車票只花了143元。

“你怎麼做到的？”記者覺得不可思議。他非常熟悉中國的列車時刻表，拿出一本邊角都已經翻卷了的列車時刻表，給我解釋“通票”的概念，有空調和沒空調的火車差價多少，以及如何在換車的時候提前到站台找車長和列車員公關，如何憑藉他的大個子擠座位。

“對老師們來說，這一路上都是學習。”丁大衛認為。回來以後，他還要把所有車票收集起來，耐心寫信給捐款的人解釋，為什麼要這麼花，為什麼要帶那群老師到大城市去，收穫了哪些成果，一共花了多少，把票據都粘好，隨信寄去。

不僅這一項，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會這樣寫信告訴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賬也一式三份，給教育局一份，學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

“又沒有人要求你這樣，不用這麼麻煩吧。”記者翻看他的賬本，從幾萬元的修學校費用，到幾元錢的電話費都登記着。

“那怎麼行，人家把錢交到你的手裡，總要有交待。”他提高了嗓門，好像有點生氣了。

也許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覆捐助，最多的，已經達到9次。

丁大衛的精打細算還表現在很多方面。

在祈牙小學，他得意地向記者展示他在蘭州舊貨市場淘到的擴音器。“和新的一樣，1973年的產品，一直在庫房裡放着，質量相當好，才80元。”還有從舊家具市場買的書架，從蘭州一家網吧買的折舊的電腦桌椅。

2002年，上海一家保險公司打算捐幾台他們淘汰的電腦給東鄉。這是好事啊，丁大衛也覺得義不容辭。

7月，6台電腦運到蘭州。麻煩也就開始了。首先，提貨單送到東鄉丁大衛手裡時，已經過了免費保管的期限，還得先付一筆保管費給車站。當時東鄉的學校已經放暑假了，學校里沒人看管，什麼東西都丟過。沒辦法，丁大衛只得先把裝在兩個小集裝箱裡的6台電腦寄存在蘭州的朋友家裡。

他要乘每次去蘭州的機會，找網吧打聽人家有沒有要淘汰的舊桌椅。當時祈牙小學剛建好不久，連電都還沒有通。其他兩所學校，電壓不足，經常停電，必須得配穩壓器，插座也要新買。這裡經常颳風，灰塵很大，還要記得去買布料把電腦罩起來。

10月份，對方公司來電話，問丁大衛能不能拍幾張學生們用電腦的照片寄去。丁大衛很不好意思，說電腦還沒用上呢。對方很不滿意，對他說：“你能不能花一點時間做一下這個事。”

又過了一段時間，終於，租了車，把電腦和配齊的桌椅都運到了東鄉。3台放在馬場學校，兩台放在包嶺，1台放在祈牙。

電腦桌椅運來的時候都拆散了，要丁大衛一個一個地重新裝起來。老師們從來沒用過電腦，連開機都不會，要丁大衛一個一個地去教。

這幾所學校都沒有電話，上網是根本不可能的。丁大衛想，找一些小的學習軟件，讓老師學生們練練打字也好。

問題是，6台電腦里有兩台沒有Windows，還是Dos系統。1996年的機型，只有軟驅沒有光驅。他找別人要來的一堆光盤什麼用也沒有。

後來，丁大衛算了算，為了這幾台電腦，前前後後一共用去了2500元，他自己費的功夫就沒法算了。

還有一次，有個地方捐了1000元，丁大衛告訴對方，這筆錢他打算用來給包嶺學校買水管，把自來水引到學校。對方要求出據打印的發票證明，鄉政府和縣政府加蓋公章。

“我們這裡是鄉下，很多事，不是他們想的那樣。”可是，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怎麼辦呢，麻煩就只好他自己受了。

那天去包嶺的路上，經過一所叫牙胡家的小學，遠遠地離着幾百米以外，就有孩子扯着嗓子喊“丁—大—衛”。學校和我們走的山路隔着一道很寬的溝。丁大衛高聲告訴他們下午回來看他們，可校長和一群孩子還是下了溝跑到路邊來，和他說了半天話。

學校的孩子都喜歡他。那些小孩見了他就興奮，他們喜歡讓這個“巨人”把他們抓起來，在空中倒立，喜歡一群人圍着他搶那個可以在他指尖上轉動的籃球。

而丁大衛，也只有在和孩子們玩鬧的時候，才顯得最開心、最輕鬆。

老師們也喜歡他。女老師們經常開他的玩笑：這麼大年紀還找不到老婆，一定是因為你的腳太臭了。

丁大衛形容自己“大概是那種比較慢熱的人”；而他有時問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像“你是不是北京戶口”，也讓我驚訝不已。他不以為然，“如果你在一個國家待10年也一樣。”

走在路上，他會不經意地哼一些曲子。有一次，居然是《學習雷鋒好榜樣》。記者問：“你還會這首歌？”

“我會的多了。”他說，“如果去卡拉OK，我能唱一天不重複。”他知道田震、孫楠，聊起孫燕姿、周杰倫也頭頭是道。以前，在廣東和蘭州聽得多，現在，他的生活中幾乎沒有娛樂，偶爾在班車上要一份人家看完的《蘭州晚報》，自己看過了，還要拿給學校的老師看。酷愛籃球的他，看不到NBA比賽，爸爸從美國寄給他的籃球雜誌就成了他的寶貝。

大衛是個很細心的人，兩人走路他一定走在靠車道的那邊，在長途車上主動幫帶孩子的婦女拿東西。說起自己的家人他更是充滿深情。在民院的英語角，話題每星期都不一樣，只有每年母親節那天，他會重複地談自己的媽媽、奶奶、曾祖母。

有時候，去到一個地方，碰見對他這個“老外”很好奇的人，人家會問：“你在那兒幹什麼？收入多少？”他就會據實回答：“幫着辦學。沒收入。”

對方的反應一般是：“沒收入？！你不想說那就算了。”縣裡也常常有人和丁大衛說，讓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宣傳，擴大影響，也好有更多贊助。

“我不想這麼做。”他說，“我只是在做我覺得應該做的事，我不想被稱作雷鋒或是白求恩。”他並不想成為什麼榜樣，也不想去影響別人。

現在他最想有更多的時間來提高自己的東鄉語水平；想遇到一位心愛的姑娘一起去青島、泰山；還想看到什麼時候，東鄉不再排這個文盲率最高的“第一”。

記者問“你覺得自己還會在這裡待多久？”他說得很肯定，“只要這裡願意繼續聘任我，我就會留下來。”

大衛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不過，他也知道，現在這個世界，最有力量的“宗教”叫做American dream(美國夢)：掙更多的錢，開更好的車，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認真地說，每個人都應該問問自己的內心，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實嗎？滿足嗎？平靜嗎？

“夜深人靜，睡不着的時候，你的靈魂，你的內心，是會和你說話的，會問你，你究竟為什麼而活？不要忽視這個，不要隨便吃一片安眠藥把這些念頭壓下去。”說這話時，他的藍眼睛純淨平和，坐在那張小床上的他，好像擁有整個世界。

丁大衛在東鄉的住所

經過他的努力，東鄉縣終於通水通電，還相繼新建了11所學校，當地教師在他的組織下，還能每年都到北京、廣東接受培訓。

他還出版了東鄉語和普通話雙語字典，讓越來越多的孩子能說普通話。

學生們都喜歡他這個“巨人”，他也將學生們視為珍寶，就連口頭禪都是：“你們不知道，我們東鄉的孩子有多可愛。”

他對另一半的要求是：願意過他這樣的生活就夠了。可這要求對許多女孩來說太難接受了，他也為此做好了單身一輩子的準備。

而令他沒想到的是，36歲時的他在中國遇到了真愛，來自美國的女孩中文名叫韓詩蝶，是青海民族學院的外教。他們在教堂做禮拜認識，有相同虔誠的信仰和價值觀，她願意為他放棄事業到東鄉生活，於是2005年他們舉行中式婚禮，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上天總是會眷顧有趣的靈魂，可貴的靈魂吸引同樣可貴的靈魂。

韓詩蝶沒有工作，就是每天跟着丁大衛為東鄉奔走，兩個人領一份工資，起初500元，後來漲到了700多，韓詩蝶還說：多了200多，都不知道該怎麼花了。

魯豫採訪時問到他們生孩子的計劃，丁大衛說：我們現在快40了，不太好生，只能禱告主，讓我們一次生一對雙胞胎男孩，因為聽說中國女孩比較好領養，我們希望養育四個孩子，領養兩個中國女孩。

如今，50歲的他，已經在中國整整待了24年，生活卻始終清貧，猶如“苦行僧”，他還奔跑在為人民服務的路上，努力期待着東鄉教育事業真正發展起來，然後他會在中國，再選擇一個更貧困的地方去當老師，因為他的信念就是：教育要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他說：他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中國的教育事業。

或許大部分人都有一個美國夢，而美國人丁大衛卻放棄在美國優越的生活，選擇來中國貧困偏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做了我們很多中國人應該做卻沒有勇氣做的事。或許他比我們更早思考了什麼是人生，什麼是值得追尋的事，人要有使命地活着才不會在花花世界中迷失，人要真知道自己是誰才不會努力向世人證明自己是誰，靈魂足夠豐盈的人才不用追求生活外在的體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