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生了，卻不想生了zt

“過去是想生卻不能生、不敢生，現在是催着生也不生，時代還真是變了！”在多次催女兒生娃無果後，現年52歲的黃女士只好無奈作罷。
她想不通：如今，大女兒結婚都好幾年了，萬般勸說卻還不肯要一胎。
“結婚不是真正婚姻生活的開始，生孩子才是。”黃女士的女兒陳玲（化名）坦言，目前在北京有一套小房子，也有車，雖說具備了生孩子的基礎，但一旦有孩子，生活就再也不是二人世界那麼簡單了，“還是再等等吧”。
晚婚晚育的陳玲們，也讓很多地方政府開始着急了。6月3日，人口大省河南修改計劃生育條例，提倡一對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兩個子女；6月9日，寧夏也在修改的計生條例中刪除了公職人員“超生即開除”的規定；6月28日，《蘇州市婦女權益保障條例》規定男職工也可申請育嬰假……意在逐步放開、鼓勵生育。
00後比90後少4700多萬
陳玲出生於1992年，小時候她總怕上不了學，開學第一天就拉着爸媽早早去報名。在上中學之前，她所在的班級人數少說也有五六十人。
但等到2003年出生的妹妹去上學，陳玲突然發現，家門口的小學竟然沒人報名了。因生源過少，她曾就讀的小學最終被合併。
教育部數據顯示，我國普通小學數量從1990年的76.6萬所，下降到2019年的16.01萬所，相當於30年間全國八成小學都消失了。同期，小學在校生人數也縮減了1680萬。
在校人數收縮背後，是變化的人口形勢。21世紀經濟報道梳理歷年來出生人口數據發現，我國80後、90後、00後、10後人數分別為2.22億、2.11億、1.63億（16330萬）、1.63億（16306萬）。
也就是說，從90後這一代開始，人口規模下降的現象已經持續了三個年代。Wind數據顯示，我國90後比80後少1172萬，00後又比90後少4700多萬，10後比00後也少了24萬。
為扭轉這一趨勢，人口政策開始不斷調整。繼2013年11月我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後，出生人口數量卻不及預期。
首批單獨二孩兒童於2017年進入幼兒園，據教育部統計，2017年的入園兒童的確扭轉了此前的下降趨勢，較2016年增加了15.87萬人。但到了2018年，全國入園兒童人數就比上年減少了74萬人，2019年入園兒童人數再次比上年減少175萬人。
全面二孩政策也不例外。施行首年，我國出生人口反彈到1786萬，但從2017年開始三連降，2019年出生人口已降至1465萬。這是我國出生人口自1962以來首次跌破1500萬大關。
人口學者、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黃文政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如果按照現有生育水平的話，這一趨勢難以扭轉，而且會下降得更明顯。
“20後這一代人，甚至會比10後少30%-40%的水平。”黃文政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按照母親一代與兒女一代之間25年左右的周期，在2020年以後陸續步入生育階段的女性，恰好是這波處於出生人口下降起點的90末女性。而10後看起來僅僅比00後少了24萬，是因為有處於第三波嬰兒潮期間出生的80末-90初女性作支撐。
社會經濟因素占主導
生還是不生，的確是個問題，並且在各代人身上考慮都有所不同。
85後上海白領王艷（化名）本想去年要個二胎豬寶寶，但一番合計養娃成本最後還是被家人勸退了，“上有四老，下有一小，外加每天睜眼就要還的房貸，哪有閒、有錢生二胎。”
最後真正讓王艷痛下決心的，是“生”與“升”的兩難。儘管作為職場熟女，王艷已經是公司的中流砥柱，但生完孩子只休整了3個月就返崗的她，已有種“趕不上90後”的焦慮感，“如果再生二胎，那相當於職場發展基本中斷了”。
“單身它不香嗎？為啥要結婚生孩子。”面對父母的催婚，今年剛研究生畢業的90後尹昕（化名）不為所動。
在她看來，離婚冷靜期、單親撫養問題、職場就業性別歧視、喪偶式家庭教育……沒有結婚的人需要考慮的東西太多了，而且現在價值觀越來越多元化，“難道擁有後代才算成功嗎？”
對於影響生育率的因素，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任遠研究發現，在上世紀80年代表現為受政策因素影響為主，在上世紀90年代表現為一半受政策因素影響、一半受社會經濟因素影響，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
“生得起、養不起。”近日恆大研究院發布的報告如是總結，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養老負擔、機會成本高等因素，抑制了年輕人的生育意願。
“一是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有的家庭則要選擇費用較高的私立幼兒園，並且部分學校把‘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使得教育子女費心。二是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8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7倍，遠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漲幅。三是獨生子女夫婦‘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四是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恆大研究院報告稱。
目前，中國總和生育率（育齡期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現在的1.5左右。這一生育水平，不僅低於全球平均的2.47，也低於高收入經濟體的1.67。而要達到世代更替生育水平，需要達到每名婦女平均生育2.1個孩子的生育率。
與此同時，像王艷這樣的適齡生育女性規模也正在縮減。2016-2019年，我國15-49歲育齡婦女數量分別減少了491萬、398萬、715、502萬。
多地出台鼓勵生育政策
面對下降過快的出生人口形勢，多地執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在悄然轉變。
繼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刪除了“實行計劃生育”內容後，6月3日，《河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修改為：“提倡一對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兩個子女。”
6月9日，寧夏在修改的計生條例中刪除了公職人員“超生即開除”的規定。此前其還提出，鼓勵用人單位在子女0至3周歲期間，每年給予夫妻雙方各10天的共同育兒假。
此外，今年以來，多地還出台了系列鼓勵生育措施。比如，北京調整了生育醫療費用待遇、廣東要求全面落實產假、貴州提出不得因女職工懷孕生育等予以辭退等。
“這些政策，有些是對過往政策的糾偏，有些是對國家政策的響應，總體來說是朝着寬松的方向在發展。”但黃文政認為，相關政策對提高生育率的收效有待觀察。
目前各國通行的鼓勵生育政策，可以劃分為三類：即財政支持（即對有孩子的家庭發放現金、食品券，或減免稅收）、日托和教育支持（即教育補貼）、懷孕和生產期福利（比如有薪產假）。
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王輝等人發現，補貼的效果在經濟意義上不顯著。其在《新中國70年人口變遷與老齡化挑戰》一文中指出，平均消耗10%的GDP作為補貼，才能使每個家庭多生育一個孩子，成本很高。
“從根本上，需要從全國層面統籌生育政策。”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認為。
人口問題需提前謀劃
按照中國社科院2019年的預測，如果中國總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2027年出現。
“現在來看，如果生育政策不調整的話，人口負增長的拐點可能會早於2027年到來。”陸傑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因為當時的測算是基於1.6的總和生育率，而現在的生育水平已經降到1.5左右了。
“無論是東亞各地的經驗還是各種分析來看，低生育率越晚應對將越難解決。”黃文政強調，一個人從出生算起，要20年才能完全進入經濟循環，所以生育狀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20年左右的滯後，人口問題必須提前謀劃。
陸傑華同樣持此觀點。在他看來，應該繼續調整生育政策。同時生育政策也並非一放了之。“生育配套政策效果會更明顯。”黃文政建議，政策制定需要首先解決0-3歲嬰幼兒照護、3-6歲託管教育成本高昂的問題，如此才能有效地鼓勵並提高生育率。
同時，性別不平等問題也要引起重視。陸傑華強調，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很多企業都對招聘女職工態度消極，需要從制度層面強化婦女權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