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20年前自費出國留學潮的興起

剛經過文革浩劫和左傾路線長期折磨的中國，科學技術、文化教育處 於百業凋敝的可悲境地。除對抗強權的"兩彈一星"激盪人心外，基礎科 學研究則一律乏善可陳，所能表彰的也只是，童第周的金魚雜交，陳景潤 的數論猜想，或楊樂、張廣厚的函數研究等，幾件試管中或紙面上的成果 而已。沒有出路的青年學子把攻讀"基本粒子理論"當作了用武之地；大 作家徐遲寫了篇泣頌閉門造車精神的"歌德巴赫猜想"， 竟誤導了億萬百 姓，將陳景潤的算術當做是"富國強兵"的畫餅。自外於世界的中國，久 違了科學的潮流。經過數十年的鎖國路線和弱智政策，已把中國誤得"人 財兩空"了。

　　一九七七年，是中國走向光明的一年。鄧小平在科學大會上，提出的 "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的"真知灼見"（或曰common sense）；晉升為 "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們，無數為之感激涕零。胡耀邦主持平 反冤假錯案，把歷次政治運動的"偉大成果"一筆勾銷，化解了無數消極 對抗力量。專制恐怖的時代已經結束，人類理智的春風吹向人間，"改革 開放"的苗頭正在萌發之中。在高等學校恢復招生後不久，教育部和科學 院就分別部署大規模地招收研究生。不拘一格尋找"伯樂"和"千里馬" 的開明風尚，取代了那個活似種姓制度的階級路線。仇視知識、崇尚愚昧 的中共，也終究悟出了："世間最大的浪費，莫過於對人才的摧殘"的不 惑真理。

　　母校"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就在這時被催生了。也有人管它叫" 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其實它與遷到合肥去了的"科大"沒有統屬關 系，西郊玉泉路的"科大"校舍，已經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地盤。 而"研究生院"，還是借北郊"林學院"的"遺址"開張的；那個"北京 林學院"也沒有死，它是在"四人幫"的時代，被活逼到出林木的雲南省 去了。一九七六年的"京津唐大地震"還叫人心有餘悸；可是那個說是要 "幾年搞一次"的"文化革命"，終於魂歸西天了。一九七八年秋天，在 那個布滿了被遺棄的地震蓬的，死寂般的林學院裡，突然湧進了一幫來自 全國各地的意氣風發的"研究生"。我們這屆入學的共有八百多個同學， 都是由科學院下屬各研究所的科學家們自己錄取的。其中有自學成才者， 亦有飽學不遇者；有池魚遭殃的幹部子弟，亦有不得翻身的地富餘孽；更 有年少無辜落水，中年始得平反者。年齡、成分和經歷的落差，非但沒有 助長尊卑、門戶之見，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清新氣息。而導師中又以理 論物理學家何祚庥教授最開明，他兼收並蓄、普度眾生，招了好多個非常 有才幹學生，分別掛在高能物理所、理論物理所和自然辯證法所的名下。 那時，不少省市地方，還思想禁錮、不識時務。陝西省公安廳曾來人追查 "有重大政治問題"的劉平宇同學，氣勢十分蠻橫；校方孫景才先生不畏 強暴，將他們拒之門外。

　　院長是由科學院副院長嚴濟慈先生領銜；實際管事的副院長彭平先生 ，是"一二·九"運動時清華學生領袖之一，他與錢偉長等十名志士騎自 行車去南京請願抗日，曾震動全國；解放後他做北京市共青團委的工作， 文革以前就因為路線問題倒了楣；教務長吳塘先生也是個儒士幹部，一個 面目堂皇、和顏悅色的正人君子。胡耀邦在文革後期曾經一度主持過科學 院的工作，很得民心；科學院裡也有一種的"團派"的開明空氣。因此， 我們這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生動活潑，就與"教育官僚"蔣南翔治下 的"清華"、"北大"的循規蹈矩，適成反照。

　　那時間，科學院裡的一切都是科學家說了算的。著名的"三元流理論 "的奠基者，已故吳仲華教授在文革中曾挨過耳光，這回輪到幾十年來第 一次加工資（一人幾塊錢而已），他手握大權，執意要當年的打人者向他 道歉；結果，"工人階級"不得不向他賠罪了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也算為自己討還公道。科學家們說話也很幽默機智，記得有一次錢偉長、 談鎬生二先生，陪林家翹先生來院裡座談，林先生不大明白中國的事情， 問他們二位：為什麼"數學研究所"里又分出了個"系統工程研究所"？ 錢偉長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解決人事矛盾嘛。"一語中肯，惹得鬨堂 大笑；而林家翹先生好象仍然摸不着頭腦，他大概還沒有弄清楚"矛盾" 一字的意思。

　　"林學院"主樓的一、二兩層做教室，三、四、五層做宿舍，房子不 夠用，還有一些就住在臨時搭建的木板房裡。各個研究所的幾百個同學聚 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個不大的食堂里，圍成一圈一圈的咬鹹菜，喝玉 米粥；有的切磋學問，有的針砭時弊（那時共產黨還無貪瀆之風）。林學 院裡學術氣氛十分高漲，而政治氣氛則更為開放。遼寧張志新女士被殘殺 的事件被揭發出來後，同學們個個義憤填膺。北大郭羅基先生在"光明日 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誰之罪？"的轟動文章，在閱覽室里的那張報紙 上，批滿了罵毛澤東的文字，院方也睜眼不管，讓它掛了許多個日子。中 國茫茫大地上，"言論自由"之風，"林學院"里早吹了十年。

　　那時，科學院裡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師，他們大多來自美國和澳大 利亞，有洋人也有華裔，都住在"友誼賓館"里，五百元人民幣上下一個 月。這些教習中，不少很有個性，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很好奇。其中有個叫 "白克文"的美籍華裔青年，剛從哈佛大學畢業，一句中國話不會說，又 喜歡穿中山裝，有時連"友誼商店"都混不進去，管門的說他的英文是" 假冒的"；然而，他沒事就往農村鑽，有一次在頤和園那邊與農民一起打 魚，被地方政府送了回來，弄得外事和保衛部門都緊張兮兮的。有同學問 他美國是否很自由，他說："美國也有挨餓的自由"。社會理念溢言於表 。

　　在同學們的心目中，"首席英文教習"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她 稍年長，三十五、六歲；學問和人心都很好，但脾氣卻很壞，容易與人沖 撞，曾經當眾與那個脾氣也很毛躁的白克文爭執；她說話很有見地，有憤 世忌俗之意氣；明明是個美國人，卻偏偏要說一口英國音；她後來做出了 一番驚人之舉。來自澳大利亞的Lyndall女士，那時還是一個真純、羞澀和 樂於助人的小姑娘，她與陸文禾同學墮入情網，兩人後來在佛羅里達共結 連里。

　　同學們學習英語的興趣特別旺盛，年輕的同學進步更快，口語琅琅上 口。那時似乎已沒有了"裡通外國"的擔心，不少同學與教習們打得火熱 ，有人還常去他們的公寓洗熱水澡；而他們也不嫌棄我們的苦日子，天天 擠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窩頭，在談笑風生中，留心者還都揀到了一口好 英文，他們也了解了中國的真情。

　　郭永懷夫人李佩女士，任"研究生院"外語教研組負責人。她是四十 年代的進步青年，受業於康乃爾大學時，結識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氣動力學 家郭永懷先生。五十年代初期，兩人胸懷激情和理念，回歸報效；郭永懷 與王淦昌、彭桓武三先生，乃中國"兩彈一星"之父。六十年代初，郭永 懷先生因飛機失事而不幸殉職，是國內盡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李先生承庭 家訓、學兼中西，是科學院裡很難得的一個美國通。她日日奔波於中關村 和林學院間；應接國外知名學者，安撫外籍英文教師，有尊嚴而無傲氣； 對同學們亦從無疾言厲色，那清癯的身影中有着一顆慈母般的心，是院裡 最有威望和人緣的人物之一。

　　來校開課的，都是當時國內的頂尖學者，如彭桓武先生講理論物理， 談鎬生先生開流體力學，黃昆先生授固體物理，鄒承魯先生上分子生物學 。彭桓武先生是一身老農打扮，談鎬生先生會與學生遞煙噴霧，都很和氣 。他們課上也只是點幾個問題說說，行雲流水，很是精彩動人。聽彭先生 課的同學很多，他上台時穿着厚厚的老棉襖，講到後來便滿身大汗了；記 得他說過，中國的學術著作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索引，用起來很不方便。黃 昆先生那時才五十多歲，還很健碩。一天正講"能帶論"，講台太窄小， 不小心從一頭失足跌下來，他正正色說："umklapp，我要是顆電子，就已 經到了那頭去了"。當然，不懂固體電子論，是聽不懂這句很風趣的笑話 的。還記得，那時候微生物所的吳方城同學的脾氣就很大，不知道為了點 什麼事情，帶頭給鄒承魯先生貼過大字報，結果弄得有點不愉快。

國外知名學者來校講課的，也是川流不息。李政道先生假科學會堂講 "統計力學"和"量子色動力學"時，全國各地都有慕名而來聽課的，那 時他進出都是坐的"大紅旗"轎車，禮遇很高。我們這些人別說"紅旗" ，就是"伏爾加"也沒坐過；後來從美國回國，才嘗到了"伏爾加"顛頗 起來的味道，不知道李先生當年坐"紅旗"的感覺如何了。他每星期要請 幾位同學與他一起吃午飯，這本該是個"工作午餐"而已，可是國內那時 還不懂這一套，一桌子正餐大菜，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在飯席上李先生 很熱情地說話，李夫人則常常在一旁提醒他："政道，你太累了"。前輩 們對我們都充滿了殷切的期望。據說，最初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的學 者定下來的，他們自己是在二、三十年代出國留學，但對二戰後期到冷戰 時期的西方科技進步，特別是美國向研究生的提供大量資助的情況，是了 解不足的。自掏腰包派出"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的辦法，就 是周培源等先生與美國科學院約定成章的；當然，那時西方世界對竹幕後 中國的人才水準也不了解。七八年首次外派五十人，七九年增至五百人； 前五十人的內情無人知曉，但後五百人盡皆精銳。美國學府刮目相看，中 國政府也發覺自己當了"冤大頭"。

　　也可能當時政府手頭拮据，只想用不多的外匯派出象詹天佑、唐紹儀 這樣的一批幼童學子，博採各國之長，回國指導改革。科學院也從我們中 間?瘟艘話俁嗝�较年轻的同学，灾凂泉骡C熗艘桓?出國班"。因此"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屆同學，也就有了兩個門戶："林學院的"和 "玉泉路的"。兩撥子人雖然聯繫不多，但還是心心相通的，大家都希望 有出國的機會。"玉泉路"的同學在耐心等待"組織安排"，那時政府大 概正在美國、歐洲、日本為他們化錢買路子；而"林學院"里，除了少數 有海外關係，和李政道先生挑上的幾個同學外（這就是CUSPEA之始），則 都苦於無門。

　　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七九年十月，Mary Van de Water小姐，竟 大膽向幾個同學傳授了申請美國大學研究生入學的門道，結果一試果靈。 不出數月，近百名同學從各個美國大學獲得了助學金；何曉民同學於二十 一天內，辦妥入匹茲堡大學的一切手續，速度驚人。於是一個"自謀出路 "的群眾運動一轟而起；又不出一年，數百名同學飄洋過海。校方竟一律 不加阻攔，美國大使館更綠燈大開，從未聽說哪個同學簽證被拒絕了的； 倒是科學院外事局多事，還要找點麻煩，審查各人的"門路"，後來也知 道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於是也就網開一面了。

　　待到八二年，"北大"、"清華"諸校同學亦循此道時，"林學院" 里已經人去室空。此風傳到上海，已是幾年以後，我們有些同學已經在做 博士後了。這幾百個自謀出路的同學，不僅在人數上相當於政府一年派出 之總和，出國後在學業上也大展風采，資格考試輕車熟路，都有傲人的基 本功夫，美國各校倍生好感，從此對中國學生洞開大門。很可惜的是，我 們這些一文不名的先行者，大多未能入得已與中國政府掛鈎的一流名校， 這對未來進入門戶之見很深的美國學界，遺有若干不良之後果。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所開啟的留學潮，就此在全中國磅礴興起。二十 年多來，數十萬華夏學子走向世界，無數學成者留居各國，無懼優勝劣敗 ，立足科技，創業從商。如今世事逆轉，當年的"外流人材"，一舉領來 了國際資本、現代技術和民主思想，鄧小平先生的"走出去，引進來"的 理想，卻以一個未料的方式實現着。

　　事隔二十年後，一群在北京聚合的研究生院的同學，從各地趕到美國 首都，追尋他們幸運的回憶，渡過了感覺極為良好的一天一夜。在他們學 有所成的身影和歲月造就的霜鬢中，還依稀可辨當年百廢待舉的林學院中 的風發意氣。

　　良師益友Mary van de Water小姐也專程從英國趕來，與我們共度良宵 ，她的瘦削身影和鮮明性格，和那口愈見深重的英國口音，依然傳送着具 有強烈責任感的奔放熱情；她說我們這群中國人，是她畢生真正的和永恆 的朋友。有個同學的回憶，一九八零年夏天，他在廣州火車站送Mary去深 圳，Mary小姐隨身攜帶的，竟只是一個裝滿了求學申請的小箱子。這一夜 她留宿在唐一華同學家中，無意中說到，老唐家的客廳比她在英國的居所 至少要大三倍。我們這些原來連郵票都買不起的"窮光蛋"，如今的美國 "專業人士"們，可不能忘卻一個國際社會工作者，曾經伸給過我們的援 手。

　　大家認為科學院研究生院所開啟的留學潮，是中國思想解放歷史上的 一件不可磨滅大事，特別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的貢獻，是值得為之樹 碑立傳的；沒有她的努力，這個潮流的到來，可能要推遲數年之久。在熱 烈的氣氛中，這次聚會的組織者陳祥昆、毛進同、楊曉青、唐一華代表全 體與會同學，向Lyndall和Mary女士贈送了紀念狀和禮品。

　　然而，Mary Van de Water小姐卻揭出了一個"秘密"：當時，她注意 到了中國政府在派遣留學生方面的包辦無效傾向，因此她向李佩女士提出 ，可否向同學們介紹美國大學招收研究生的辦法，並且鼓勵大家自行辦理 申請手續，爭取美國大學研究院的獎學金；但她又擔心這些同學，可能會 受到校方的不當處分。深諳國情的李佩先生，亦知其"法"之可行，及其 "罪"之難當。於是由李先生出面向彭平先生建議。幾天后，思想開明的 彭平先生竟同意李佩先生和Mary小姐的建議。於是，在院方領導的默許下 ，破敗的林學院裡湧起了不可阻擋留學潮。與會同學都為這個故事深深地 感動了。

　　經過三十年的歷次政治運動，國內各大專院校位實權、居要津者，多 系"外行領導"或"又紅又專"者。尸位素餐猶可原，而紅專雙全者最為 可惡，他們中僅個別人學有所長，大部分人則是搞業務的"廢料"；平日 只會見風使舵說假話，運動中更能狠心整人當先鋒；文革中，他們中亦有 不少被"衝擊"，這也就成了文革後重新上台的"本錢"。他們有的只是 膜拜威權的奴性，惟獨沒有一點悲天憫人的良心；彭平先生則不然：一個抗日救國的熱血青年，國民黨牢獄中的囚徒，屢經路線鬥爭的共產黨人，竟心無餘悸，睿智猶存；居權位而褒掖後進，利國利民不顧得失；開風氣之先， 則毅然決然。正如孟子所曰："大人者，未失赤子之心者也。"

　　無論是破壞傳統或重建文明的真實歷史，都不可能完全是由個別偉人 作就的。振興中華的事業就凝聚了無數有良知的人，如中國科學院研究生 院彭平、李佩、Mary等人的見識和心血，以及它的全體學生勇氣和畢住?這個"自費留學潮"的重大意義還在於：一個企圖包辦一切的"大政府" ，終於發見了自己的"低效"和"無能"；而無權無勢的千萬"小人物" ，卻從中找到了"自我"和"自信"。近百年來的中國，僅少數"精英" 、"領袖"高舉民族主義大旗，而十億人眾卻不許有自強精神。意氣高昂 的"研究生院"的八百弟子，竟破國門而出，創一代新風，在改革開放中 推波助瀾，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華民族大業，有不沒之功。

　　我們的祖國已經從一場噩夢中甦醒；然而，是否善於珍惜和樂於表達 對苦難和善惡的記憶，無疑也是檢驗這個民族真將成為一頭醒獅的一方試 劑。我們留戀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貧賤而奮發的生活，緬懷那些曾經啟迪 過我們的一代無異於民族英雄的學術大師，更感激那些作了無數善舉而不 事聲張的光榮的先輩們。